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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三十年以来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分配不公，正是和国企逐步萎缩呈正相关的关系的确，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迟迟“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更是不应该的，但由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矛头指向国企，却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分配不公”并不是同企造成的。
不久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再次严辞指责国企。原话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周刊》问：您说过，垄断国企，以“长子”自居，不管家里穷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这样的话?张梅颖回答：在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还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说的那时候许多央企、国企不务“正业”，都去炒房地产，或靠垄断赚钱，你是人民的企業、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访谈全文见《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7期)
张梅颖此言差矣!这番指责，听起来振振有词，且充满了道德优越感，但实际上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只不过是一种情绪宣泄罢了，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的确，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迟迟“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更是不应该的，但由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矛头指向国企，却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分配不公”并不是国企造成的，而“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权力更不在国企手里，张梅颖女士在这里简直像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一样可爱了，
事实上，从近三十年以来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分配不公，正是和国企逐步萎缩呈正相关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很少私企和外企，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国企和集体企业的一统天下，但那时却是一个分配相当公平的社会，基尼系数只有0.24左右。1981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全面考察后得出结论说：“从1949年算起至中国经济转型之前的28年，中国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公平的社会。”这个结论应该说是客观之论。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国企逐步减少的历史进程，目前除了百家左右大型央企以外，地方有国资背景的企业也越来越少了。但与此同时，这一进程也是一个分配不公日趋恶化，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历史进程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调查，在城市，20％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66.4％，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高达0.51。迄今为止。国企员工的平均收入仍然远高于外企、私企的平均收入，也就是说，国企仍然在为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默默地做着贡献。
显然，张梅颖女士如果具有起码的逻辑学知识，她就应该明白把分配不公的责任归咎于谁。
至于张梅颖女士批评央企“不务正业”，炒房地产，在我看来，这就更是一种远离经济学常识的说法了。如果都“不务正业”，央企岂有今日之成就?我们知道，对央企炒房地产指责是从两年前央企在土地拍卖中摘得“地王”的称号开始的，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妖魔化央企的浪潮，舆论把大众对房价居高不下的怒火引向央企，并迫使国务院作出了央企退出房地产业的规定。但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认真的想一想，在房地产市场上，央企是作为供给方出现——供给方越多，市场竞争就越激烈，商品的价格就越容易降低，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央企的退出，只能使房地产业的垄断程度更高，中央调控房价的努力更难奏效，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张梅颖女士还义愤填膺地说：“你是人民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
这样的指责，可以说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从“一穷二白”的局面发展成为具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使中国“穷人”享受的福利大为增加，为改革开放奠定基本的物质基础，国企居功至伟。据统计，在国企主导中国经济的新中国前三十年，我国钢铁产量增加22倍，煤炭产量增加10倍，水泥产量增加22倍，发电量增加79倍，化肥产量增加223倍；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10400万吨，增加倍数可谓“无穷大”；铁路建设2.7万公里，公路建设72万公里，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这一时期，国企主导的工业的飞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的发展。1952-1982年，粮食总产量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1983-2004年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则比1949年增长3.9倍。
在科学技术方面，以原子弹、氢弹、洲际运载火箭、返回式卫星、核潜、远洋测控船、喷气战机、大飞机“运十”、激光器、数控机床、大规模集成电路、高速计算机、单晶硅等重大科技成果为代表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领先世界的、独立研发的科技成果数不胜数。中国建立起了从基层到中央、从生产实践第一线到科研院所、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从科技研发到推广应用的产学研科技网络体系所有这一切成就，当然也是在“国有制”的体制下取得的。
正因为有了国企这样的共和国“长子”的辛勤劳作，中国经济全面超越了起点相似很多条件优越于中国的印度——到1980年，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与印度相比较，钢产量，中国为印度的3.32倍，煤炭产量，为5.46倍，水泥产量为4.49倍，发电量为2.52倍，汽车产量为7.33，棉布产量为1.63倍，电视机产量为28.32倍。相应的，中国“穷人”也享受着比印度的穷人要高得多的生活水平。
在笔者看来，国企不是没有问题，更不是不能批评，但批评应该建立在对历史和逻辑基本尊重的基础之上，要靠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能靠扣帽子，打棍子，否则不仅不能服人，反而暴露了批评者自身的浅陋与偏见，那就贻笑大方了。
不久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再次严辞指责国企。原话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周刊》问：您说过，垄断国企，以“长子”自居，不管家里穷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这样的话?张梅颖回答：在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还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说的那时候许多央企、国企不务“正业”，都去炒房地产，或靠垄断赚钱，你是人民的企業、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访谈全文见《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7期)
张梅颖此言差矣!这番指责，听起来振振有词，且充满了道德优越感，但实际上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只不过是一种情绪宣泄罢了，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的确，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迟迟“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更是不应该的，但由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矛头指向国企，却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分配不公”并不是国企造成的，而“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权力更不在国企手里，张梅颖女士在这里简直像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一样可爱了，
事实上，从近三十年以来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分配不公，正是和国企逐步萎缩呈正相关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很少私企和外企，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国企和集体企业的一统天下，但那时却是一个分配相当公平的社会，基尼系数只有0.24左右。1981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全面考察后得出结论说：“从1949年算起至中国经济转型之前的28年，中国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公平的社会。”这个结论应该说是客观之论。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国企逐步减少的历史进程，目前除了百家左右大型央企以外，地方有国资背景的企业也越来越少了。但与此同时，这一进程也是一个分配不公日趋恶化，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历史进程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调查，在城市，20％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66.4％，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高达0.51。迄今为止。国企员工的平均收入仍然远高于外企、私企的平均收入，也就是说，国企仍然在为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默默地做着贡献。
显然，张梅颖女士如果具有起码的逻辑学知识，她就应该明白把分配不公的责任归咎于谁。
至于张梅颖女士批评央企“不务正业”，炒房地产，在我看来，这就更是一种远离经济学常识的说法了。如果都“不务正业”，央企岂有今日之成就?我们知道，对央企炒房地产指责是从两年前央企在土地拍卖中摘得“地王”的称号开始的，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妖魔化央企的浪潮，舆论把大众对房价居高不下的怒火引向央企，并迫使国务院作出了央企退出房地产业的规定。但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认真的想一想，在房地产市场上，央企是作为供给方出现——供给方越多，市场竞争就越激烈，商品的价格就越容易降低，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央企的退出，只能使房地产业的垄断程度更高，中央调控房价的努力更难奏效，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张梅颖女士还义愤填膺地说：“你是人民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
这样的指责，可以说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从“一穷二白”的局面发展成为具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使中国“穷人”享受的福利大为增加，为改革开放奠定基本的物质基础，国企居功至伟。据统计，在国企主导中国经济的新中国前三十年，我国钢铁产量增加22倍，煤炭产量增加10倍，水泥产量增加22倍，发电量增加79倍，化肥产量增加223倍；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10400万吨，增加倍数可谓“无穷大”；铁路建设2.7万公里，公路建设72万公里，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这一时期，国企主导的工业的飞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的发展。1952-1982年，粮食总产量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1983-2004年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则比1949年增长3.9倍。
在科学技术方面，以原子弹、氢弹、洲际运载火箭、返回式卫星、核潜、远洋测控船、喷气战机、大飞机“运十”、激光器、数控机床、大规模集成电路、高速计算机、单晶硅等重大科技成果为代表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领先世界的、独立研发的科技成果数不胜数。中国建立起了从基层到中央、从生产实践第一线到科研院所、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从科技研发到推广应用的产学研科技网络体系所有这一切成就，当然也是在“国有制”的体制下取得的。
正因为有了国企这样的共和国“长子”的辛勤劳作，中国经济全面超越了起点相似很多条件优越于中国的印度——到1980年，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与印度相比较，钢产量，中国为印度的3.32倍，煤炭产量，为5.46倍，水泥产量为4.49倍，发电量为2.52倍，汽车产量为7.33，棉布产量为1.63倍，电视机产量为28.32倍。相应的，中国“穷人”也享受着比印度的穷人要高得多的生活水平。
在笔者看来，国企不是没有问题，更不是不能批评，但批评应该建立在对历史和逻辑基本尊重的基础之上，要靠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能靠扣帽子，打棍子，否则不仅不能服人，反而暴露了批评者自身的浅陋与偏见，那就贻笑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