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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世界光怪陆离、趣味横生。4亿年来，这些“小怪兽”影响、推动、操纵着我们的世界，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世界的角角落落，有很多人在与昆虫为伍。他们是日本的甲壳虫达人、释放抗寨卡蚊子的巴西怪咖、希腊小岛上的养蜂人，以及用昆虫作为法庭证据的鉴定专家……
昆虫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类也在它们的繁衍和进化中留下了烙印。我们的历史如何与它们紧密相关，我们应如何与它们相处？
我向来不喜欢昆虫，直到有一次，我把一只虫子的内脏扯了出来……
更准确地说，是用镊子夹了出来。2011年，我在生物学家尼克·古铁雷斯的实验室里上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节昆虫标本制作课，实验对象是一只粉红色的蝗虫，又名土蝗（西笨蝗）。这只红粉佳虫得自朋友的一次亚利桑那州昆虫之旅。按要求我得先把虫子填充好，才能将它放在玻璃箱里展示出来。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实验室里，尼克准备好制作标本的刀具和标本针，打算在聚苯乙烯泡沫板上对蝗虫的六只足进行处理。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嘱咐我切开这只粉色小虫的腹部，取出内脏。
这次作业整垮了我，却也催生出一个更好的我。
我切开了这只蝗虫。它的身体好比一个有机盒子，像魔术师的帽子一般组织有序，从里面涌出了黑暗、腐烂的物质。这可不是平时撞到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那种虫子尸体。这只蝗虫是一枚微型奇物，身体里包含各种器官和零件，构造复杂。我的皮包在它那光滑多节的肢体面前相形见绌。在昆虫身上插针制作成标本已有几百年的传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尤其钟爱这种操作，而且它竟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昆虫的喜爱之情。我的脑子里充满着对昆虫的好奇，不禁想到：人类和虫子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踏上了探索昆虫世界的全球之旅：在纽约，我用自己的血喂养了一罐臭虫;在巴西的贫民窟，我从行驶的货车上放飞了一只抗寨卡病毒的蚊子;我去了东京的一家甲虫宠物店;我在爱琴海的一个海岛上度过了数个闷热的夜晚，当地人将他们越来越长寿的原因归结于一种稀有的蜂蜜……另一个促使我踏上这一系列旅途的动因是，我想搞清楚21世纪的人们对昆虫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近年来的科技进步揭露了更多关于昆虫的秘密，三维扫描技术加上越发精良的微型无人机，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昆虫的飞行原理;灰尘大小的微型电脑可用来跟踪查明蜜蜂的灭绝原因;机器可以通过切割昆虫分子帮助我们研究抗生素。甚至，就连西方人也对他们曾觉得反胃的事情——吃虫子——燃起了兴趣。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似乎有一股神秘的无形力量将地球的生态系统糅合成一个整体。
人们往往认为一个远在高处的神灵主宰着地球上的生命进程，但他们错了。真正的答案藏在你的鞋子里，或苍蝇拍上，或你的皮肤上。你总是把它们视为屋内常见的害虫，然而，总的来说，昆虫在微观层面操纵、推动和塑造着我们的世界，而且，这个过程长达4亿年之久。
动物王国的75%的“臣民”都是昆虫。用甜点来打个比方，人类和狗、袋鼠、树懒、水母、土拨鼠、葵花鹦鹉，以及世界上其他生物只构成了一块蓝莓馅饼的1/4。和昆虫相比，人类不过是蓝莓馅饼的饼渣儿。我们的周围是一个数量级可达10 的昆虫世界。用具体数字来表示，看上去就是这样：
人类： 7 400 000 000
昆虫： 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昆虫在这场数字游戏中是获胜的一方。每一个人对应着14亿只昆虫。2013年，新闻网站Reddit上的一个用户公开发问：“如果地球上的所有昆虫突然决意铲除人类，会怎么样？”一位注册名为Unidan的用户发布了一篇标题为《昆虫版末日决战》的幽默文章。文中用两种昆虫来举例——毕竟，用不着很多昆虫参战。光是蚂蚁这一种昆虫就可在生物量上与人类等量齐观，它们能钻进我们的鼻孔，导致我们窒息而亡。
庆幸的是，昆虫不太可能与我们开战，至少不会以这种方式。它们短暂易逝、无休无眠的生命花费在繁忙的任务上，包括为80%的可食用植物授粉，循环利用腐朽的有机物和粪便。（否则，地球得有多么臭气熏天。）这些都是对人类有益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服务，也是地球上的生命欣欣向荣的原因。但事情的另一面则是罄竹难书的控诉：残害农作物，侵犯住房，重创森林，几千年来不断给人类和牲畜带来疾病，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等。
假设你是一只蚂蚁。更具体一点儿，你是一只切叶蚁，在一条崎岖的通道里爬行，路经坐在高高的真菌寶座上的蚁后和正在搬运鲨鱼鳍状树叶残片的工友们。
不，你不需要忍受厨房水槽下的异味就能目睹这一切。你只需操控多屏虚拟空间中的10厘米大小的蚁穴模型即可。你的操作工具是一台Wii（家用游戏机）遥控器，将景物拉远，缩小变焦镜头，你就可以看到蚁穴的外部构造，而这种情景过去只存在于想象中。
这份具有探索性的地下通道和洞穴地图是一群不拘一格的电脑科学家、艺术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的献礼，该团队由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教授卡萝尔·拉斐特领导。我站在她的合作者弗雷德·帕克旁边，帕克在滨河校区的一幢卡其色房屋内建造了一个微型剧院。这个项目被称为“切叶蚁计划”。2006年，团队使用能穿透地面的雷达技术（GPR）扫描了一个切叶蚁蚁穴，进而制作出关于地下蚁道和蚁室的地图，场景逼真且富有探索性。拉斐特说，利用GPR（一种“针对土壤的磁共振成像技术”）的数据，以及三维多边形算法，我们将一个真实而神秘的切叶蚁蚁穴转变为一种仿真、有质感的体验。
“昆虫学家感兴趣的是蚁穴的形成，”拉斐特说，“蚁穴里的蚁道、蚁穴的形状和分布有助于说明不同种类蚂蚁的行为。”
“我曾见过这种蚂蚁建造的蚁穴能容纳一座三层的房子。”拉斐特说。1960年挖出的一个切叶蚁蚁穴大概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像蚂蚁和白蚁这样的社会性昆虫，能齐心协力建造出让纽约城市设计师罗伯特·摩西都羡慕不已的城市，也能造出像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那样美观又实用的建筑。 这种臭名昭著的野餐入侵者，总数量约为10 只。威氏行军蚁，又名非洲牧蚁，其数量超过世界上已知最大的超个体数。每个蚁群都拥有2200萬左右只蚂蚁（跟一只巨大的感恩节火鸡一样重）。在过去的250多年里，蚂蚁通过松动表土层，使地表的厚度增加了一英寸。仅巴西的一个蚁群就移动了44吨重的土壤。（作为比较，非洲白蚁蚁群能给每英亩的心土层松土1000吨。）1979年，人们在日本北海道的石狩湾海岸发现了石狩红蚁这个超级蚁群，占地675英亩，有超过100万个蚁后。阿根廷蚁在异族的土壤里仍能紧密、热情地工作，形成统一的“合作群体”，这种模式甚至能扩张到整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昆虫学家倾向于将阿根廷蚁称作“蚂蚁世界的成吉思汗”。有些事实发人深思：岩蚁在选择新家时会丈量规模，确定此地是否合适;牧蚁会给食物运送通道建立围墙;红火蚁会组合成“救生筏”，在巴西的河流上漂流，还会不断繁殖，直到它们找到安全的港口定居下来;红褐林蚁一天能拖动10万只毛毛虫;蜜罐蚁有时会组织一支快乐的武装部队抢劫满腹花蜜的蚂蚁;织工蚁将幼蚁当作建筑工具，让它们吐出丝线，把筑巢用的叶子缝合在一起。
这种高水准的合作组织被称为真社会性，在蚂蚁、白蚁、胡蜂和蜜蜂中都能见到。这样的社会性堪比人类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你去看看人类的城市，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比如，某天在休斯敦，我看见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将人行道凿开，更换下水管;巡警在街上保障着步履匆匆的商务人士的安全;就餐者在阳光充足的餐馆露台上吃着当地的时令菜肴;三个男人分别向酒吧里的一位女士靠近;一位首席执行官从高楼的窗户上俯瞰下面的员工无声而辛劳的脚步。
同样，在附近的杰西·H·琼斯公园的一个蚁丘下面，工蚁们挖开土壤，建造通风走廊，以扩大蚁穴的范围;巡逻的兵蚁们监控着蚁道，保卫工蚁免受害虫侵扰;在圆形的黑暗蚁室里，从当地收集来的腐叶上生长着真菌，蚂蚁们可以大快朵颐;三只长了翅膀的雄蚁在蚁丘外使花一般的蚁后受精，之后蚁后会繁殖出整个蚁群;至于那个俯瞰的首席执行官的角色，似乎非蚁后莫属。
然而，这里没有监管各级的中央大脑，没有从宇宙发来的指令去征服索尔·巴斯导演的电影《第四阶段》中的世界，也没有宙斯变出的征战特洛伊的忠诚的蚂蚁人。蚂蚁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具有系统性的群体生物。研究蚂蚁间交流的奥秘，也许可以缩短我们去土星的路程，也可能会揭示大脑内部突触的秘密。
蚂蚁无处不在，但世间鲜有人注意。
——爱德华·威尔逊
在全世界范围内，总有些男男女女四处行走，低头关注脚步间密密麻麻的掘地生物，威尔逊所谓的“生态巨头”就是说的它们。爱德华·威尔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蚁学家。人们目前已确定了超过1.6万个蚂蚁物种，其中一半被专门研究过。但从未有人像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一样研究得如此深入和彻底。关于蚂蚁有什么可说的呢？
数十年来，威尔逊的作品讲述了关于动物间的交流和保护栖息地的惊人发现。这位生物学家出生于亚拉巴马，他将自己童年的一段经历——那段时期他被人起了一个外号叫作“小虫子”——写在了小说《蚁丘》中。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影响了科学圈，发明了像“生物多样性”这样的词语，推动了早期备受争议的思想（如社会生物学）的传播。蚂蚁和其他昆虫的社会属性甚至挑战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观点。蜜蜂和白蚁哺育后代，与此同时为了整个种群的未来而不育的事实，“对于（达尔文的）整个理论”是一种致命的颠覆。但之后，达尔文认为这种家族性现象可能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育的昆虫为有繁殖力的昆虫养育后代，的确是有进化意义的。
蚂蚁的嗅觉世界对我们来说既陌生又复杂，就好像这些昆虫来自火星。
——爱德华·威尔逊
自1953年以来，威尔逊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发现了20多种蚂蚁用来做标记的化学物质。法国科学家盖伊·塞罗拉兹最近发现，在这些化学物质浸染的泥土上，蚂蚁将建立新的领地。蚁学家也观察到，正如威尔逊所说，蚂蚁会用10～20个“单词”或“短语”来互相交流。蚂蚁的上表皮有一层“蜡状膜”，能分泌信息素，蚂蚁间的识别就是靠感受这种不能挥发的碳氢化合物实现的。每个蚁群中的蚂蚁从出生起就带有这个蚁群的气味，成为一种独特的识别方式。
最具创新意识的蚂蚁应该是大头切叶蚁，1818年丹麦动物学家约翰·克里斯蒂安·法布里丘斯介绍过它们。这种蚂蚁的切叶工作如同流水线工人一样简洁麻利。流程从孵化室就开始了，在这里蚁后负责平均每天产3万枚卵。工蚁们在一旁悉心照料蚁后，在它的脚边反刍食物。蚂蚁世界根据体形大小划分等级，分为兵蚁（具有像拳王金波·斯莱西击败对手的巨型二头肌那样强大的下颚）和起媒介作用的工蚁（它们锯齿状的口器能切碎树叶作为培育真菌的基质）。最后一环是废物室，或者叫堆粪室，腐烂的死蚂蚁都被堆放在这里作为真菌生长的肥料。
昆虫的世界光怪陆离、趣味横生。4亿年来，这些“小怪兽”影响、推动、操纵着我们的世界，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世界的角角落落，有很多人在与昆虫为伍。他们是日本的甲壳虫达人、释放抗寨卡蚊子的巴西怪咖、希腊小岛上的养蜂人，以及用昆虫作为法庭证据的鉴定专家……
昆虫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人类也在它们的繁衍和进化中留下了烙印。我们的历史如何与它们紧密相关，我们应如何与它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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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不喜欢昆虫，直到有一次，我把一只虫子的内脏扯了出来……
更准确地说，是用镊子夹了出来。2011年，我在生物学家尼克·古铁雷斯的实验室里上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节昆虫标本制作课，实验对象是一只粉红色的蝗虫，又名土蝗（西笨蝗）。这只红粉佳虫得自朋友的一次亚利桑那州昆虫之旅。按要求我得先把虫子填充好，才能将它放在玻璃箱里展示出来。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实验室里，尼克准备好制作标本的刀具和标本针，打算在聚苯乙烯泡沫板上对蝗虫的六只足进行处理。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嘱咐我切开这只粉色小虫的腹部，取出内脏。
这次作业整垮了我，却也催生出一个更好的我。
我切开了这只蝗虫。它的身体好比一个有机盒子，像魔术师的帽子一般组织有序，从里面涌出了黑暗、腐烂的物质。这可不是平时撞到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那种虫子尸体。这只蝗虫是一枚微型奇物，身体里包含各种器官和零件，构造复杂。我的皮包在它那光滑多节的肢体面前相形见绌。在昆虫身上插针制作成标本已有几百年的传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尤其钟爱这种操作，而且它竟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昆虫的喜爱之情。我的脑子里充满着对昆虫的好奇，不禁想到：人类和虫子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踏上了探索昆虫世界的全球之旅：在纽约，我用自己的血喂养了一罐臭虫;在巴西的贫民窟，我从行驶的货车上放飞了一只抗寨卡病毒的蚊子;我去了东京的一家甲虫宠物店;我在爱琴海的一个海岛上度过了数个闷热的夜晚，当地人将他们越来越长寿的原因归结于一种稀有的蜂蜜……另一个促使我踏上这一系列旅途的动因是，我想搞清楚21世纪的人们对昆虫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近年来的科技进步揭露了更多关于昆虫的秘密，三维扫描技术加上越发精良的微型无人机，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昆虫的飞行原理;灰尘大小的微型电脑可用来跟踪查明蜜蜂的灭绝原因;机器可以通过切割昆虫分子帮助我们研究抗生素。甚至，就连西方人也对他们曾觉得反胃的事情——吃虫子——燃起了兴趣。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似乎有一股神秘的无形力量将地球的生态系统糅合成一个整体。
人们往往认为一个远在高处的神灵主宰着地球上的生命进程，但他们错了。真正的答案藏在你的鞋子里，或苍蝇拍上，或你的皮肤上。你总是把它们视为屋内常见的害虫，然而，总的来说，昆虫在微观层面操纵、推动和塑造着我们的世界，而且，这个过程长达4亿年之久。
动物王国的75%的“臣民”都是昆虫。用甜点来打个比方，人类和狗、袋鼠、树懒、水母、土拨鼠、葵花鹦鹉，以及世界上其他生物只构成了一块蓝莓馅饼的1/4。和昆虫相比，人类不过是蓝莓馅饼的饼渣儿。我们的周围是一个数量级可达10 的昆虫世界。用具体数字来表示，看上去就是这样：
人类： 7 400 000 000
昆虫： 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昆虫在这场数字游戏中是获胜的一方。每一个人对应着14亿只昆虫。2013年，新闻网站Reddit上的一个用户公开发问：“如果地球上的所有昆虫突然决意铲除人类，会怎么样？”一位注册名为Unidan的用户发布了一篇标题为《昆虫版末日决战》的幽默文章。文中用两种昆虫来举例——毕竟，用不着很多昆虫参战。光是蚂蚁这一种昆虫就可在生物量上与人类等量齐观，它们能钻进我们的鼻孔，导致我们窒息而亡。
庆幸的是，昆虫不太可能与我们开战，至少不会以这种方式。它们短暂易逝、无休无眠的生命花费在繁忙的任务上，包括为80%的可食用植物授粉，循环利用腐朽的有机物和粪便。（否则，地球得有多么臭气熏天。）这些都是对人类有益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服务，也是地球上的生命欣欣向荣的原因。但事情的另一面则是罄竹难书的控诉：残害农作物，侵犯住房，重创森林，几千年来不断给人类和牲畜带来疾病，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等。
②
假设你是一只蚂蚁。更具体一点儿，你是一只切叶蚁，在一条崎岖的通道里爬行，路经坐在高高的真菌寶座上的蚁后和正在搬运鲨鱼鳍状树叶残片的工友们。
不，你不需要忍受厨房水槽下的异味就能目睹这一切。你只需操控多屏虚拟空间中的10厘米大小的蚁穴模型即可。你的操作工具是一台Wii（家用游戏机）遥控器，将景物拉远，缩小变焦镜头，你就可以看到蚁穴的外部构造，而这种情景过去只存在于想象中。
这份具有探索性的地下通道和洞穴地图是一群不拘一格的电脑科学家、艺术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的献礼，该团队由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教授卡萝尔·拉斐特领导。我站在她的合作者弗雷德·帕克旁边，帕克在滨河校区的一幢卡其色房屋内建造了一个微型剧院。这个项目被称为“切叶蚁计划”。2006年，团队使用能穿透地面的雷达技术（GPR）扫描了一个切叶蚁蚁穴，进而制作出关于地下蚁道和蚁室的地图，场景逼真且富有探索性。拉斐特说，利用GPR（一种“针对土壤的磁共振成像技术”）的数据，以及三维多边形算法，我们将一个真实而神秘的切叶蚁蚁穴转变为一种仿真、有质感的体验。
“昆虫学家感兴趣的是蚁穴的形成，”拉斐特说，“蚁穴里的蚁道、蚁穴的形状和分布有助于说明不同种类蚂蚁的行为。”
“我曾见过这种蚂蚁建造的蚁穴能容纳一座三层的房子。”拉斐特说。1960年挖出的一个切叶蚁蚁穴大概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像蚂蚁和白蚁这样的社会性昆虫，能齐心协力建造出让纽约城市设计师罗伯特·摩西都羡慕不已的城市，也能造出像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那样美观又实用的建筑。 这种臭名昭著的野餐入侵者，总数量约为10 只。威氏行军蚁，又名非洲牧蚁，其数量超过世界上已知最大的超个体数。每个蚁群都拥有2200萬左右只蚂蚁（跟一只巨大的感恩节火鸡一样重）。在过去的250多年里，蚂蚁通过松动表土层，使地表的厚度增加了一英寸。仅巴西的一个蚁群就移动了44吨重的土壤。（作为比较，非洲白蚁蚁群能给每英亩的心土层松土1000吨。）1979年，人们在日本北海道的石狩湾海岸发现了石狩红蚁这个超级蚁群，占地675英亩，有超过100万个蚁后。阿根廷蚁在异族的土壤里仍能紧密、热情地工作，形成统一的“合作群体”，这种模式甚至能扩张到整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昆虫学家倾向于将阿根廷蚁称作“蚂蚁世界的成吉思汗”。有些事实发人深思：岩蚁在选择新家时会丈量规模，确定此地是否合适;牧蚁会给食物运送通道建立围墙;红火蚁会组合成“救生筏”，在巴西的河流上漂流，还会不断繁殖，直到它们找到安全的港口定居下来;红褐林蚁一天能拖动10万只毛毛虫;蜜罐蚁有时会组织一支快乐的武装部队抢劫满腹花蜜的蚂蚁;织工蚁将幼蚁当作建筑工具，让它们吐出丝线，把筑巢用的叶子缝合在一起。
这种高水准的合作组织被称为真社会性，在蚂蚁、白蚁、胡蜂和蜜蜂中都能见到。这样的社会性堪比人类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你去看看人类的城市，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比如，某天在休斯敦，我看见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们将人行道凿开，更换下水管;巡警在街上保障着步履匆匆的商务人士的安全;就餐者在阳光充足的餐馆露台上吃着当地的时令菜肴;三个男人分别向酒吧里的一位女士靠近;一位首席执行官从高楼的窗户上俯瞰下面的员工无声而辛劳的脚步。
同样，在附近的杰西·H·琼斯公园的一个蚁丘下面，工蚁们挖开土壤，建造通风走廊，以扩大蚁穴的范围;巡逻的兵蚁们监控着蚁道，保卫工蚁免受害虫侵扰;在圆形的黑暗蚁室里，从当地收集来的腐叶上生长着真菌，蚂蚁们可以大快朵颐;三只长了翅膀的雄蚁在蚁丘外使花一般的蚁后受精，之后蚁后会繁殖出整个蚁群;至于那个俯瞰的首席执行官的角色，似乎非蚁后莫属。
然而，这里没有监管各级的中央大脑，没有从宇宙发来的指令去征服索尔·巴斯导演的电影《第四阶段》中的世界，也没有宙斯变出的征战特洛伊的忠诚的蚂蚁人。蚂蚁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具有系统性的群体生物。研究蚂蚁间交流的奥秘，也许可以缩短我们去土星的路程，也可能会揭示大脑内部突触的秘密。
蚂蚁无处不在，但世间鲜有人注意。
——爱德华·威尔逊
③
在全世界范围内，总有些男男女女四处行走，低头关注脚步间密密麻麻的掘地生物，威尔逊所谓的“生态巨头”就是说的它们。爱德华·威尔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蚁学家。人们目前已确定了超过1.6万个蚂蚁物种，其中一半被专门研究过。但从未有人像这位著名的科学家一样研究得如此深入和彻底。关于蚂蚁有什么可说的呢？
数十年来，威尔逊的作品讲述了关于动物间的交流和保护栖息地的惊人发现。这位生物学家出生于亚拉巴马，他将自己童年的一段经历——那段时期他被人起了一个外号叫作“小虫子”——写在了小说《蚁丘》中。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他影响了科学圈，发明了像“生物多样性”这样的词语，推动了早期备受争议的思想（如社会生物学）的传播。蚂蚁和其他昆虫的社会属性甚至挑战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观点。蜜蜂和白蚁哺育后代，与此同时为了整个种群的未来而不育的事实，“对于（达尔文的）整个理论”是一种致命的颠覆。但之后，达尔文认为这种家族性现象可能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育的昆虫为有繁殖力的昆虫养育后代，的确是有进化意义的。
蚂蚁的嗅觉世界对我们来说既陌生又复杂，就好像这些昆虫来自火星。
——爱德华·威尔逊
自1953年以来，威尔逊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发现了20多种蚂蚁用来做标记的化学物质。法国科学家盖伊·塞罗拉兹最近发现，在这些化学物质浸染的泥土上，蚂蚁将建立新的领地。蚁学家也观察到，正如威尔逊所说，蚂蚁会用10～20个“单词”或“短语”来互相交流。蚂蚁的上表皮有一层“蜡状膜”，能分泌信息素，蚂蚁间的识别就是靠感受这种不能挥发的碳氢化合物实现的。每个蚁群中的蚂蚁从出生起就带有这个蚁群的气味，成为一种独特的识别方式。
最具创新意识的蚂蚁应该是大头切叶蚁，1818年丹麦动物学家约翰·克里斯蒂安·法布里丘斯介绍过它们。这种蚂蚁的切叶工作如同流水线工人一样简洁麻利。流程从孵化室就开始了，在这里蚁后负责平均每天产3万枚卵。工蚁们在一旁悉心照料蚁后，在它的脚边反刍食物。蚂蚁世界根据体形大小划分等级，分为兵蚁（具有像拳王金波·斯莱西击败对手的巨型二头肌那样强大的下颚）和起媒介作用的工蚁（它们锯齿状的口器能切碎树叶作为培育真菌的基质）。最后一环是废物室，或者叫堆粪室，腐烂的死蚂蚁都被堆放在这里作为真菌生长的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