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起，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沪浙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它带来了什么？为了应对新高考的要求，学校面临了哪些挑战，做出了哪些改变？这都是我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为此，本刊特邀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组成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王本中先生，谈谈他对高考改革的思考与理解，以飨读者。
　　201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也是新高考元年。2014年，上海市和浙江省首先进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今年送走了第一批高中毕业生，开启我国高考改革的序幕。2018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进入高考综合改革的行列，2019年又将有19个省市进入，争取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高考综合改革，达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完成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
　　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高考作为一项选拔性考试，影响深远，“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需要设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而运用高考总分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引领培养人才，是绝对完成不好这个任务的。”王校长如是说。高考改革是为了更好履行高考选拔人才的基本功能，即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人，选拔合适的人才进入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进行深造。它更加重视学生的选择权，扩大了高校招生录取的自主权，逐渐“倒逼”引导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转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
　　如果将此次高考改革从更远一点的时间算起的话，早在2004年它就开始了。2004年，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的是我国优质高中或示范高中的名校长和相关教育部门负责人，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应试教育、唯分数论的倾向愈演愈烈，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教师尤其是高三教师的职业倦怠情绪曲线越来越上升，可以说是在“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方面出现了问题。
　　为此，中办、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开始进行综合系统的调研活动，认为要改革的内容之一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特别是高考的改革，应实现考招分离、分类考试、多元录取。
　　我们可以看到，从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招生工作组的设立，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提出，到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出台，再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工作组的成立，更多的是在回答考试招生制度、人才选择培养模式的改革问题，即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怎么办、怎么选、怎么考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考试大纲指挥教学现象严重的情况下，能否用课程标准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现课程体系结构化、教学方式多元化，达成人人成才的目标？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实际的问题。
　　在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王校长指出，我们必须重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和招生制度改革，这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来的。教育的本源应是“人为本”，教师面对的应是活生生的个体，要打破“一考定终身”的观念，从学生出发，改变以纲为纲、以本为本的思路，践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理念。
　　学生之间考试分数的差距，不应被当作个体个性或人格的差距，不能让唯分数论影响学生一生的发展。在王校长所创办的中加学校中，他们刚开始招收的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但这并不影响学生以后的成长、成才，关键是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内心，激发每个生命的潜能，发现人心向善的闪光点。
　　高考改革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教育改革，涉及各个领域，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如何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经验与教训，用好他山之石，考验着每个教育人的智慧。
　　搭建四通八达的“教育培养立交桥”
　　仅仅用分数来衡量学生，并把他们当作“差生”，是不对的。这不仅会打击学生的学阶提升，还会压抑他们内心的兴趣、爱好，甚至磨灭学生发展的潜能。王校长指出，之前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课程中只有必修课，没有选修课，全国用一套标准、一个大纲、一套教材，培养出来的人整齐划一，衡量的唯一标准就是分数，所谓“分分是命根”，这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现在，新的高考改革试点采取“必考 选考”的形式，如浙江是7选3，学生有35种选择方法；上海是6选3，学生有20种选法。最初的设计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等选科选课，激发学习潜能，减轻学业负担，赋予学生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因为这个选择权是学生自己的，不是教师，也不是家长的。例如，在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方面，上海实施大、中、小的选课走班制，浙江采取必修分层、选修分类、体艺分项的方式，让学生“每人有一张课表”，实现文理交叉学习，构建新的学生成长服务机制，如专职辅导员、全员导师制。
　　这看起来是相对比较理想的，但操作起来却有些困难。由于考试科目的可选择性、考试时间和考试内容不一，一些学生会进行“田忌赛马”，开始博弈。例如，物理学科内容相对较难，选择的人数不多，导致物理教师可能会被闲置。再如，地理学科由于在高二时就能考完，很多学生并非为了兴趣仅仅是为了避开高考平行考试科目多而选择了地理，一段时间导致学习地理的人数增多……
　　“我们现在是存在一些功利化的倾向，但绝对不能有功利主义。这要转化为人的培养过程中的细微末节，需要教师的科学把握。他的一个眼神、批语、言谈，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因此，在學生如何选课选科选考时，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指导他们科学进行学习生涯规划，并通过制度和体制相结合的方式给予实现，即从问题导向出发，按照国家顶层设计的方向和基本路径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对于沪浙两地的试点实践，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声音：是否真的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是否真的打破了应试教育的“魔咒”、如何实现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力量的匹配……在学生选课选科选考的背后，隐藏的是学校师资结构和能力素质的问题。相比一些师资条件较好的学校，薄弱学校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如教师限于学科知识的传授、无法充分满足学生选课和分层走班教学的需求。为此，王校长建议，可以由区域限制选择科目或学校限制提供套餐的办法，即区域提供套餐。例如，可以将某个学校办成科技高中，根据学校情况提供理、化、生、历四门课程，再加上高中可以选考，学生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高中，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为了应试而应试。不过，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一刀切”。 　　课程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一個重要载体，事关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对于人才的需求更为多元，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就迫使国家、学校必须对课程进行改革，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性，搭建四通八达的“教育培养立交桥”，让人人皆能成才。
　　高考改革其实是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
　　高考一直是我国教育的指挥棒，引导着教育要考什么、怎么考的关键问题。此次高考改革在考试时间、考试内容、考试方式等方面都做出了改变，旨在推动学生更好、健康地成长、成才。为了增强学生的选择性，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局面，此次高考改革充分体现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改革精神，以高考统一招生为主，考试科目不分文理，语数外为必考科目，在选考科目中选择三门。其中，语文和数学考试时间和全国高考同步，考生有一次考试机会；外语在每年6月和10月安排两次考试；选考科目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安排两次进行。这体现了选择性教育的思想。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有考试就会有应试，我们应该将应试和应试教育区别开来，王校长如是说。任何考试都会有一定的复习时间，这符合教育规律，是对阶段性知识学习的提升和总结，也是能力的转化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将其“倒逼”变成应试教育的工具，这关系到方向、路径、体制的问题。
　　2012年，我国在调研了各地的教育改革实践，并参考了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优秀教育经验，形成了一份多达80万字的报告，总体倾向是“考试小改，招生录取制度大改”。虽然它落实到基层时往往演变为考试改革，但实际上是招生制度改革。我们应该坚持考招分离，不能以考代招、唯分数论。到了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开启了新一轮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也不断强调，要“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为方向明、见效快的改革加快推进”。
　　王校长指出，高考改革其实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招生录取选拔机制。这不仅涉及国家制度方面，如上海实施的一二本批次合并改革、有效推进春季高考、改革投档录取办法，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培养和人的成长。他认为应该将人与才区分开，人都可能成才，这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的，但如果教育制度不好，选拔制度不好，就有可能将人变成鬼而不是才了。所以人成人的过程中，成长、成人要比成功、成才更为重要，关键期就是幼儿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阶段。
　　高考是一个慢工程，高考改革其实已经远远超出教育本身，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高中教育比较复杂，我们要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在国家体制机制方面做出调整，科学把握教育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地促进高中教育的健康发展，实现高考改革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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