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陶渊明；精神；感悟；思考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7）11（Ａ）—0023—01
　　
　　在魏晋文坛上，陶渊明一扫玄言佛理、缺乏感情和形象的文风，成就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便是：质直平淡、自然蕴藉而有思致。历代评论家都以此相推许。钟嵘评陶诗为：“文体省净，殆无长语”。苏轼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语。”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乍读陶渊明诗，颇似枯淡，久久有味。东坡晚年酷好之，谓李、杜不及也。”元好问评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苏轼又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后世多少见识高超者都反复强调了陶诗的这一美学本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政权频繁更迭，礼教和道德伦理受到严重质疑，社会经济政治被破坏，而夏商周三代和战国、秦汉以来流传下来的人生观和文化观也开始分崩离析。
　　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不少士大夫在从事礼教的活动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经受了血的洗礼，使他们觉悟到“达则兼济天下”的路已经中断。在这种动乱的气氛下，在日益严酷的现实面前，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社会、反思文化，于是，一种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个人主义精神蔚然兴起，无论在哲学、文学，还是在书法和绘画上，充满个体意识和人本主义的精神气质都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穷则独善其身”的文人士大夫追求个体的超越和自娱自乐，相信玄而又玄甚至不着边际的高深理论，平日里喜欢“清谈”，虽然不敢反对频繁更替的君主，但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标志着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自觉和独立，被称为“魏晋风度”。
　　到了东晋时代，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陶渊明，更是标榜和引领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时尚，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高唱“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向世人描绘了精美平和、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年代中，当文人士大夫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在心灵世界中寻找安慰，在艺术的世界之中表达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并且隐晦地表达对现实世界的不满。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自祭文》)这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年时期，他曾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吐露出建功立业的宏愿。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严酷，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陶渊明二十九岁时，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先做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三十六岁时，做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做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这时，又正逢郡派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同黑暗的官场彻底决裂，抛弃功名利禄，归隐田园。
　　陶渊明精神的可贵之处就是“质性自然”、“任真自得”。陶渊明无疑经历了一个由仕而隐、迷途知返、今是昨非的过程。正是这一真实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他如何探索自我与社会、人生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多重关系，从而获得了对自身生命存在的真理性感悟。陶渊明的这种自我意识的确立与深化，使历代知识分子常有的际遇感喟与政治忧伤在他的身上变得明显的淡渺舒缓了。他超越现实功利，追求精神与大自然的融合，显示了一种崭新的生命美学和主体形象。由于他强烈意识到自己是生存主体、审美主体和人生实践主体，这就使得自屈原以来被反复吟唱的“士不遇”主题发生了质变，陶渊明不再是被动的受难者形象，因为靠了主体意识、生命意识的帮助，陶渊明终于能够摆脱所谓“士不遇”给一代代士人带来的悲剧性痛苦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陶渊明的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是中国精神演化史上至为难得的一个转折。
　　无怪乎朱自清先生在序《陶渊明批评》一书时，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