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徐志摩全集》（十卷本）是目前收录徐志摩作品最全的一种版本。其所收文类众多，除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日记、书信、译作外，还有电报、演讲记录稿、翻译记录稿等。按照这一体例，以下三篇文字也应收入全集之中。

一、致《晨报》社

　　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12日抵上海，14日到杭州。15日，徐志摩给时在上海的张君劢发了一封电报。次日，这封电报刊载上海《申报》第十四版，题为《泰戈尔到杭之电讯》;又载上海《民国日报》第三张第十版和上海《时报》第三张第五版。《徐志摩全集》所收电报，仅此一封（见第七卷第一百页）。
　　4月18日，泰戈尔一行由杭州返上海。20日，徐志摩随泰戈尔到南京，22日到济南，23日经天津到北京。5月21日，泰戈尔与徐志摩、恩厚之、鲍斯、沈诺格等到太原。22日，北京《晨报》第六版刊登消息《泰戈尔行踪》，称“本社昨晚接到徐志摩君由太原发来一电”，电文如下：
　　《晨报》：
　　竺震旦安抵太原，星期五（二十三日）赴汉。
　　摩
　　这封电报是泰戈尔（竺震旦）到达太原的当晚，由徐志摩发给《晨报》社的。23日晚，泰戈尔一行离开太原，25日晨抵汉口。

二、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之演讲

　　泰戈尔甫一抵达汉口，即受熊佛西之邀请，于上午在辅德中学演讲。辅德中学是熊佛西的母校，当时他正在母校任教。从北京到汉口的这一段，徐志摩约他同行，故他“与泰翁朝夕相亲”。
　　泰戈尔在辅德中学的演讲，由王鸿文记录，发表在北京《晨报·文学旬刊》1924年6月21日第39号，题为《泰戈尔在汉口辅德中学校之讲演》。泰戈尔所讲的主要是教育问题。他主张“自由启发”、“接近自然”的教育，反对死板、无味的“机械式之教育”。在他看来，“现在西洋教育太物质化了！无论什么教育，什么文化，在西洋都是偏重物质之记载。故欧洲已成一完全物质化之世界”。他极力赞成科学之发展，但又认为“科学非万能，安能以之统造人生幸福，而除尽罪恶？故人生一方面以科学维持物质之生活，一方面尚须精神文明补助之，使人生达于至善至美之境”。因此，他希望有志青年“不可以为西洋文化如何，我东方文化亦当如何”。
　　是日下午，泰戈尔又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作了一场露天演讲。关于这次演讲的具体情形，仲雯在《太戈尔在武昌之讲演》一文中略有记载：“昨日（廿五）下午三时在公共体育场露天讲演，于场中以松柱搭一讲台，四周围以本地出产之红棉布，观众均于场中青草上席地而坐。至二时半，听众已近千人。迟至三时半，太氏始偕徐志摩乘马车莅会，在体育场大门下车，缓步而行，眉眼表情上显出一种十分懊丧失意之神气。是时赤日炎炽，热度极高，听众受上晒下蒸之痛苦，已历一小时之久。太氏登台后鹄立甚久，而招待演讲之主席，尚迟迟未到。太氏睹此情形，颇觉不安，遂先由徐志摩略为报告数语。次太氏起立，用英语演说约三十分钟之久。太氏讲毕，徐志摩起立口译其演说之大意……”
　　徐志摩“口译”泰戈尔“演说之大意”是：
　　太戈尔先生这次到中国来，很不幸的有一部分人，对于他表示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觉得十分遗憾的事。太戈尔先生刚才说过，在去年接着邀请他来中国讲学的电讯的时候，他曾十分踌躇过。他想，此时中国若需要物质的进步，我们尽可到西洋去请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等。请他们的帮助，不必去请他。后来，他想着，中国此时并不需要物质的进步，中国此时有一种更急的需要，便是精神的复兴。这却是他可以予以助力的，所以他毅然答应了邀请，今年如约而来了。
　　本来我们对于太戈尔先生，最重要的是瞻仰他的伟大的丰采，谨聆他的雷响的声音，至若讲演的内容，倒是不关重要的，所以我此时只花去三五分钟的工夫，把他讲演的大意，概括地说一下，详稿则将来是要出专书的。有人说太戈尔先生反对科学，这是极大的错误。太先生是深信科学的人。有人说太先生反对物质，这也是极谬妄的。因为世界上的一切物体，都是物质，无物质，便无物体了，所以反对物质文明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疯子。不过，太先生的意见，以为我们人类不仅是一个物质的动物，亦且是一个有灵性的精神的动物。人类历史的初期，是洪水猛兽的野蛮时代，那时人类全靠体力来与洪水猛兽争生存。到了历史的第二期，人类的智力发达了，得着一种新的战斗力，遂运用智力以助体力而征服了一切。本来运用智力以助体力是有益于人类的，不过后来少数人为贪心所驱使，利用此种活动以图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这样便有害了。欧人所谓个人主义、资本主义都是由这种贪心而起的。我们应该知道人类是有道德的价值的动物，人类应本相互的道德义务以谋全体的幸福。我们东方文明，便是以此种道德为基础的。这与西方游牧民族所有的文明不同，我们东方人不可为西方物质文明外表的美观所诱惑。这种外表的美觀，好像一团炎炎的大火一样，趋之只是自毙而已。太先生是印度的人，印度是被征服的国。被征服的国民自是有无限的痛苦与耻辱，但是人类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这耻辱便是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灵性生活的价值。现在的世界，完全是外交的商业的毫不道德的世界，这是人类最大的危机……
　　不难看出，上述文字固然含有对泰戈尔演讲大意的翻译，但更多的则是徐志摩申说自己的观点。所以如此，是因为徐志摩认为“我们对于太戈尔先生，最重要的是瞻仰他的伟大的丰采，谨聆他的雷响的声音，至若讲演的内容，倒是不关重要的”。此前，即5月10日，泰戈尔在真光影戏场为北京青年作第二次演讲时，徐志摩曾声明他不愿意翻译的理由：“吾人于泰氏之讲演，如吃甘蔗，吾之翻译，及报纸之记载，将皆成为蔗粕。蔗粕无浓味，固不必画蛇添足，举蔗粕以饷人。”因此，与其说仲雯是对徐志摩“口译”的记录，倒不如说是他对徐志摩演讲的记录。
　　5月25日晚，泰戈尔一行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了。

三、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之演讲

　　1928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自2月开学以后，设课外自由讲座，每周延请名人来校演讲一次。3月30日晚，徐志摩受邀到该校演讲，讲题本来是《模特儿与哲学》，后临时改为《艺术学生》。据灵郎《美专听讲记》，“在教务主任汪亚尘先生替同学介绍以后，台下欢迎的掌声，似春雷暴发，徐氏架着眼镜，穿着蓝缎的长袍，很从容地跨到台上”;徐志摩所讲的话很多，“有时插入很滑稽的语调，以引人入胜”。灵郎将徐志摩的演讲大意记录如下：
　　今天我讲的题目，本来是“模特儿与哲学”，不过我临时变更，好像从前谭老板在北京，夜戏贴了《空城计》，到场却换了《乌盆记》，看戏的当然扫兴，但是我现在所要说的，对于诸位，更是重要，所以诸位要听模特儿，只请破工夫下回早些来罢。
　　现代的产物，有二种，“钱”和“机器”，这二者能够支配一切人生的活动。在上海一出门去看，永安先施，这样高大富丽，巴黎饭店跳舞场，这样繁华热闹，是美吗？都不是美。而且都是恶化丑化的，还是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和猴子做堂兄弟的时候好。我们为这个丑恶的环境所支配，一点也接触不到天然美。人生了一世，不过是几十年，还不及一个乌龟，倒有千年之寿，在这丑恶的环境里面，应当拿美的精神来改造社会。不过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哪里有一点可以安慰艺术家，艺术家所过的，多是讨饭的生活，学艺术干什么呢？至多像刘海粟、江小鹣一样，多少倒霉，但是诸位，不去学银行生意，学律师法政，去升官发财，而多诚心的来学这讨饭生活，这就是中国艺术前途的一线光明，希望诸位巩固自己的信仰心，努力的反抗一切恶魔，而向前进，而使将来的上海中国世界成了真美善化。
　　徐志摩认为，作为现代产物的“钱”和“机器”，“能够支配一切人生的活动”。人生在世，应当用“美的精神”去改造社会。他希望艺术学生“巩固自己的信仰心”，使将来的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真美善化”。
　　关于这次演讲，上海《民国日报》《时报》等报纸也有专门报道：“上海美专本学期设有课外自由讲座，每周请名人演讲一次。昨晚请新文学家徐志摩演讲，题为‘艺术学生’，全校出席听讲学生二百余人。”
　　需要说明的是，商务印书馆2019年9月版《徐志摩全集》将电报归入书信类，当然没有问题。但把演讲记录稿与徐志摩其他作品比量齐观并直接按分类编年方法排列，则值得商榷。演讲记录稿如未经徐志摩审阅，似不宜归入正编，可以作为附录收在散文卷或翻译卷里。本文所披露的两篇演讲记录稿，也应该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