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很快随着我重返工作岗位而消散。我仍然用着去年的日历，无论撕掉哪页，以前标注的预产期都会赫然映入眼帘，痛失的孩子和腹部的伤疤如潮水般席卷我的回忆。只要一走进医院，我就感觉自己像是在参观一座纪念馆。正是这个我日夜工作的地方，见证了我不小心失去的一切。在自己曾居住的病房查房时，我总是惊异于这里从外面与从里面看起来如此不同。我在候诊室里与患者家属们沟通，当初我的家人也是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着我是否从紧急手术中生还的消息。正如那位见我第一次下床走路像见了鬼的手术医生一样，往事的阴魂总是在我的生活中出没。
　　我开始注意到之前身为医生时忽略的东西。例如，对于候诊室里稀松平常的静默，我却能体会到其背后的焦虑。还有那些不易察觉的小动作甚至微动作，无论是一条抖动的腿还是无意识地咬指甲，我都会注意到。轻轻翻动报纸杂志的大拇指让我发现，它的主人根本没看进任何东西。有时，坐立不安的患者家属下意识地走到自动贩卖机前，却在一番犹豫之后，终究还是承认自己没有一点儿胃口。一切担忧、懊悔和绝望的祷告，都在其他人看不见的内心深处默默交缠，其激烈程度却不亚于行星的撞击。这些场景，这些回忆过去并过早地开始为所爱之人哀恸的人们，汇聚成一种巨大的存在。未来的悲伤被提前宣泄，浓缩成一滴眼泪，或是一声叹息。
　　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会在ICU手术的候诊室里遇到那位HELLP综合征患者的家属。病房里的立体声音响循环播放着乡村音乐歌手约翰尼·卡什的歌。这位患者的脑水肿长期压迫神经元网络，进而损害着她对音乐旋律和舞蹈动作的记忆。她面色发黄，全身浮肿，身上插满管子。其间，她曾被暂时转出ICU，以接受清理腹部淤血的紧急手术，这就是我之前最畏惧的手术。她的父亲和丈夫不再抱有期待，索性接受了粗暴的现实，并被现实重塑为崭新、坚强的自我。他们并肩而坐，像极了两具石雕。他们知道自己心爱的女儿和妻子将永无康复之日，甚至可能熬不过今年的圣诞节。届时，家人将在她的讣告中悼念她，并帮她表达对产下的女儿和她生前酷爱的乡村音乐的留恋。
　　我总会抽空和这位患者的家人一起坐在候诊室里，明知这样无法力挽狂澜，却对此情此景倍感熟悉。我会向他们打听手术组那边有没有消息，他们总是摇头，仿佛这样能使手术医生的原话从他们的耳朵里掉出来似的。他们总是唉声叹气，还不时掏出手机，给我看小夏洛特的照片。然而，小夏洛特的母亲恐怕将永远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这些照片了。照片上的孩子背负着家人的希望，远在天国的母亲将看着她茁壮成长。我万分庆幸这个小女儿活了下来，她就是联系这家人与逝者的纽带，是未来的象征。
　　“她真漂亮。”我看著照片评论。
　　“对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很抱歉……”我的声音渐渐小到听不见。我为这个一生下来就失去母亲的女孩感到心碎，也为患者的家属感到痛心。
　　我找不到完整的表达，前一秒刚在脑中构思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下一秒就会推翻它。我觉得自己对这位患者即将面临的死亡也有责任。我想我会因为无力挽救她的生命而厌恶自己甚至医学事业好几年。更令人难堪的是，她的家属可以察觉到我对自身无能的失望，我的悲痛直指她的圆环内层。
　　“我们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他们如此安慰我，“我们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你可能不知道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让我尴尬的是，他们竟然比我更能清楚地描述我内心的痛苦。
　　我自觉不配得到他们的感恩。他们的话就像在我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由于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我只好默默在心中修建起一座纪念患者的塔。悲伤和自责是这座塔的基石，累加其上的是我的羞愧和无能。
　　在外人眼中，我仍是奇迹般康复的代表。单从我的外表来看，没人能猜到我经历了什么。我的头发又长了出来，人也重返工作岗位，随时准备着救治下一个危重病人。然而，每当呼叫器中传来约翰尼·卡什那首《火圈》的伴奏版时，我总会提前10层下电梯。一看到化验数据的某种组合或听闻患者的几个器官同时发生衰竭时，我就会感到恶心。晚上，我又开始被噩梦惊扰。
　　摘自《从白大褂到病号服：探索医疗中的人性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