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这种恢复性增长使许多人以为，组织“新跃进”的时机到了。中央领导人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1978年6月下旬，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在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华国锋说：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可以赶上去。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阐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紧迫性及重要性，要求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他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在会上，华国锋提出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9月9日，李先念作总结报告，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会上大家议论热烈。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
　　1979年1月1日，李先念请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汪东兴审阅批准《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陈云在李先念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又将新华社的一份材料批转给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这份材料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陈云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这时，邓小平听进了陈云的意见，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金的想法，转而支持调整。由于有邓小平的支持，陈云的意见得以形成为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分管政法和纪检工作，并未进入财经决策机构。这时，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感到问题很多，分歧严重，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任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李先念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表示，给陈云当副手，任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3月21日至2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会议的第一天发言，着重批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阐述了为什么要进行调整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勒紧裤带搞建设的路子走不下去了，必须下决心解决长期以来的生活欠账，才能调动人们搞现代化的积极性。
　　首先是农业严重落后和农民普遍贫困的问题。1978年国内人均粮食占有量大体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的水平。1978年，进口粮、棉、油、糖花了21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5。农民1965年从集体分得收入52.3元，1976年为62.8元。全国至少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得温饱。其次是城市职工生活欠账累积的问题。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有所下降，住房紧张、就业形势严峻，许多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等等。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高积累、高投入、低消费的赶超型工业化可以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就难以为继了。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人们已不再愿意为未来的许诺而承受当前的牺牲，改善生活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这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第二方面，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无法支持一个大引进和高速度计划。解决结构性矛盾刻不容缓。
　　首先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差，浪费惊人。其次，由于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的矛盾，造成设备利用率低，产品库存多，资金效果差。有许多产品一方面大量进口，一方面库存不断增加。再次，大引进计划超出国内经济的承受力。
　　总而言之，尽管1977、1978两年出现了快速恢复性增长。但基础不稳，经济景气有虚假成分，潜在的矛盾甚至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调整是必要的。
　　3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支持陈云的意见。邓小平说：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了24天，足见统一认识难度之大。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详细地说明当前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和调整的必要性，批评和检讨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当时，有一位部长坚决反对李先念的讲话，指责说：你们起草文件的人谁去调查过？我做了大量的调查。李先念驳斥说，我们既广泛征求了意见，也听取了群众的意见。邓小平则肯定地说，这次会议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大家一致赞成这样的观点：“我们搞现代化，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这个发展思路与三中全会以前比较，发生重要改变：修正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追求高度现代化转向追求适度现代化目标。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概念。纠正了一味追求速度的思想，更加注重按比例发展，更加注重人民生活的改善。调整利用外资和引进政策。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决策完全正确，但必须控制引进规模，优化引进结构。修正了技术政策目标。考虑到中国劳动就业的巨大压力，不能一味追求新技术。确定以现有企业为现代化的基地和出发点。大规模引进，包含着这样一种的发展思路，即主要不是依靠现有企业的改造，而且通过引进成套设备建设新企业来加速现代化。
　　这些认识的形成，是对过去30年的发展思路的最初反思和检讨，也是对1978年形成的大引进思路的重大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