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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30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同时在客观上加剧了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在当下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这一失衡状态越发凸显。主要表现为城乡经济、文化发展的失衡、人地关系急剧变化等一系列社会矛盾。以此为背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探索一条能整合社会资源、发掘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潜力，促进城乡互动的创新发展模式十分必要。本研究以乡村社区营造为研究内容，以台中埔里镇桃米社区为典型案例，探讨设计介入乡村社区营造的先天优势及策略路径。
关键词：乡村社区 创新设计 可持续发展
一、城乡失衡及乡村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城乡关系可以被喻为阴和阳两种元素互相平衡、依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城乡所代表的兩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也担当了不同的社会责任。城乡基本处于互补和平衡状态，但19世纪末随着乡绅阶层破产这种平衡关系被严重打破。乡村从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逐日滑落到全面弱势的位置。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曾指出一旦城乡经济与文化上的传统连带发生断裂，乡土性的地方自治单位便遭遇到了全面破坏，洪流冲洗下的中国乡村自然逃脱不掉溃败的命运。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乡建运动，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场乡建运动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四大部分，民国精英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改良实验探索农村发展道路，但这场以乡村基础建设和平民教育为主的改良运动始终自上而不能下，未能改变乡村凋敝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进一步割裂，中国乡村的危机陷入到空壳化、原始化的险境之中。落后的农业和低收入动摇了农业根基，就业机会的匮乏和农村经济发展无力
导致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不均衡的城乡社会结构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深层次变动。村落空心化、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乡村经济社会结构走向全面凋敝。
当下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面对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基础资源不足、城市区域建设受限和治安管理等社会矛盾亟待解决，乡村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通道。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全国两会中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路径又明确提出了_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和推动乡村组织振兴。这一重要指示使乡村建设以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再次进入国人视野。在此背景下探索中国乡村振兴，需要在新型城乡发展关系中提出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独特身份与价值并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并能整合社会资源发掘乡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潜力，促进城乡互动的创新发展模式十分必要。
二、乡村社区营造的核心价值
社区也称社群是连接人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实现生活保障、文化认同、民主参与等权利的场所。社区营造这一概念源自日本，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处于城市化飞速发展阶段，应对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没落的处境，日本村民自觉发起“造町运动”，通过唤醒居民对家乡的感情，激发大家的建设激情，大家作为邻里共同体，自下而上去努力营造一个可永续发展的社区生活共同体日本早稻田大学佐藤滋教授提出“社区营造”是以地域社会现有资源为基础，进行多样合作，使居住环境逐渐改善，进而提高社区活力，为实现“提高生活品质”所做的一连串持续的活动。日本乡村社区营造通过从“产、景、人、文、地”五个方面深入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使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转变了城乡角色认知。中国台湾的社区营造与日本有着相似的经历，1994年中国台湾文建会结合日本“造町”、英国“社区建筑”与美国“社区设计”等施政计划与自身实际情况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理念。其社区总体营造以建立“社区共同体”为宗旨，将居住于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人群聚合成富有认同感和内聚力的群体。以社区空间改造、地方产业振兴和文化艺术活动等为基础，融入社区参与、社区学习和社区美学等价值观，形成一项整合地方政府资源、专业协助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公民学习与社会改造运动。1999年“九·二一”地震后，“社区营造”成为灾后重建中普遍强调的价值观。2002年“社区营造”由一项尝试计划转变为实际计划，社区营造在台湾乡村灾后重建中取得重大成果。
日本、中国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对我国大陆乡村社区转型发展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中国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背景与当下我国大陆乡村社区所面临的境况十分相似。从中国台湾社区总体营造历程来看，是社区资源、文化再生与应用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统筹地方资源为基础的创新与应用。正如营造先行者黄世辉博士所言，“台湾所进行的社区总体营造即是地方生活文化再生运动，地方文化的再生可以说是社区总体营造的原点，在社区总体营造的时间中难免会有挫折，我们必须随时回到上述的原点来重新思考”。当下我国乡村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劳动力外流、农业凋敝导致村落空心化严重，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妇女成为乡村社区主要人口，乡村文化的弱势、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对外联系的弱化加速了本土文化、传统手工艺技艺面临流失的威胁。当下我国的乡建运动除了重振乡村产业最为核心的是要进行起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再认同，建立乡村文化再生机制。以乡村文化为根基关联“产、地、人、景”营造内容才能实现乡村永续发展。
三、设计参与乡村社区营造的角色定位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使乡村社会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体现在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人居环境、价值观念上，概括起来就是“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均有根本变化。面对这类大型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实践求解的路径上也应有多元的实践模式。可喜的是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这类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新技术的方式去解决。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创新形式为这类问题提供解决思路。近年来，“设计”在解决大型复杂的社会问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得益于“设计”先天的开放性与民主性优势。在新时代下设计也出现了重大转变，设计开始关注社会需求，出现了从产品设计到服务、转化设计、从商业设计到社会性设计、从消费主义到可持续设计这些转变使“设计”作为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所关注的问题越来越有社会意义，解决问题的效力也越来越大。例如在城乡互动实践层面上娄永琪通过“设计丰收”设计介入实践项目提出“针灸式”设计策略。该项目实践在“设计思维”指导下旨在通过社会创新设计挖掘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和潜力，提升乡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进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在该项目实践中设计从物质设计转为战略设计，设计实践转向了设计思维，设计从源头开始介入各个环节，提供服务，如当地体验经济的开发、乡村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可持续思想的推广等，设计在面对复杂问题的解答方式上已然上升到更高的层面——策略，设计不再仅仅是实物也可以是一个计划或者一种行为，甚至是一种互动的体验。因此在这样的设计转型背景下在乡村社区营造中，“设计”大有可为。设计所具有的跨学科整合能力和实践性能赋予乡村社区新的生产、生活、生态模式，激活乡村社区价值。 四、设计介入台中埔里镇桃米社区营造策略模式
（一）桃米社区营造背景
中国台湾社区营造背景与我国大陆乡村发展现状相似，在面临地方文化衰落、居住环境严重破坏，城乡发展不均衡背景下，1994年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理念。通过政府引导、社区民众参与、组织协助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一场社会改造运动。该运动以振兴地方产业为基础，以凝聚社区居民共同愿景为前提，通过整合社区资源、环境治理、社区空间改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来达到社区永续发展。1999年“9.21”地震后“社区营造”成为灾后重建中普遍强调的价值观。在乡村重建成效尤为明显，“桃米社区营造”便是震后社区营造的典范。
中國台湾桃米村原称桃米里，位于台中市南投县埔里镇，人口数量约1200人是一个经济凋敝，空心化严重的传统乡村。“九·二一”地震让桃米长久以来传统农村产业没落、人口外流、垃圾填埋等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如何重建桃米村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社区营造”成为首选重建路径。
（二）设计介入桃米社区营造
1.资源普查与战略定位
在桃米社区营造过程中，营造战略定位与系统设计是整个营造活动的核心，具体路径为：社区资源普查——营造战略定位——概念生成——系统整合。
在社区营造初期通过组织村民参与的“清水溪护溪行动”及多个研究团队对桃米生态资源进行了彻底梳理，发现了独特的生态资源。据调查中国台湾原生29种青蛙，桃米村就拥有23种，蜻蜓、鸟类也分别占蜻蜓种类的31%和鸟类种类的16%，生态资源独特。基于独特的青蛙资源再结合当地传统农业桃米社区在政府、学界、社会组织及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确立了桃米“生态村”的营造战略。该战略定位以生态保育为基础加入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等多元业态以此促进桃米村的产业转型，并制定了“生态为本，产业为用”的营造原则。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淡江大学、中兴大学等非营利组织的支持下桃米社区围绕“人、文、地、产、景”进行了营造设计（如图1）。
2.服务设计与系统设计介入社区营造
经过前期广泛而深入的资源普查、梳理之后，营造团队提出了具体的服务概念：生态课堂、生态文化观光、有机生鲜售卖、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民宿体验、文创产品开发。这些具体的服务概念对应不同的场景和利益相关方，需要组织协同多方相关者在认同的共同愿景下对服务概念进行系统化整合设计。这一过程的实际操作模式是在服务设计指导下的协同创新的设计模式（如图2）营造设计团队通过组织协同桃米居民、基金会、社区组织、本地政府各利益方共同参与，以具体服务场景为设计对象进行了系统化的营造，在“桃米生态村”大框架项目下开展了系统的子项目营造，建立起了全生态网络，具体如下：
建立生态传播符号——“青蛙共和国”
桃米村在确定“生态村”的营造定位后，设计团队提炼出“青蛙”符号，“青蛙”成为桃米生态村名片随处可见的青蛙形象遍布村落醒目位置。不仅如此设计团队鼓励村民发挥创造力自主生产青蛙手工艺品，加强了村民自主营造意识，并带动了当地手工制品的发展（如图3）。
生态课堂——村民自主意识的觉醒激发社区内生力量
生态课堂是桃米生态村的子项目，是“生态”概念的保育、培训场景。生态课堂由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发起，面向桃米社区村民开设了系列生态课程，当地村民被培养成了生态讲解员为后续生态观光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服务支持。而且由生态课堂延伸出来诸多生态观光课程都服务于“桃米生态村”整体形象，有了当地村民的主动参与即便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结束课程培训后生态课堂仍能作为独立项目长期运行。另外营造设计团队还开发了网络信息平台，对外详尽介绍了社区的基本信息、课程信息和社区所能提供的服务（规划社区旅游路线、社区信息查找等）对外传播了桃米生态村概念对内加深了社区村民的故乡认同，这一策略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社区的内生力量是社区永续发展的保障，而内生力量则靠村民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与主动营造。生态课堂的实践令村民了解了当地生态资产与经济价值激活了村民自主意识的觉醒，自发参与到了社区营造过程中，为后续服务设计中协同创新的设计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生态民宿体验——建立社区就业体系
另一个子项目“民宿体验”是依托生态资源就地解决村民就业的设计策略，在桃米社区设计团队发掘了生态产业链中的体验经济与解决村民就地就业的可行性，通过服务设计的有意介入将民居、生态环境、手工作坊、有机农产品种植体验链接成为生态民宿体验产业，就地解决了村民的就业。据统计桃米社区共有不同主题生态民宿30家，通过民宿和外界的交流带动了当地就业、有机农产品、手工制品销售传播了桃米生态村品牌，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效益（如图4）。
纸教堂——社区精神凝聚场景
“纸教堂”是桃米社区在后期营造中的一个关键性项目。看似与生态村概念关联性不强，但实则是桃米社区营造精神的空间象征。在桃米生态社区营造过程中，所有项目的开展都围绕如何体现生态，提升体验服务、营造生态产业来展开，“纸教堂”是提升游客文化体验的精神空间，桃米社区除了营造生态资源环境更要营造桃米文化环境，桃米社区营造是震后重建项目这一特定历史必定要在社区营造中有所指。设计团队结合游客体验需求、当地居民、政府对震后重建的共同愿景，提出精神空间的营造内容，移植了同样属于震后重建的日本神阪鹰取社区教堂建筑，塑造出了桃米社区精神。围绕纸教堂，还设立了游客活动中心与生态课堂加深了游客对于桃米文化的深度体验（如图5）。
经过十余年的社区营造，桃米社村从一个环境恶劣、经济凋敝发展无力的边缘社区转型为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生态田园综合体，成为乡土建设典范。桃米“生态村”在社区营造中找到了结合美学、感性、游憩与创意的第四级产业，通过服务设计指导下的创新协同设计对社区进行了全息化营造，乡村风貌焕然一新并且激发了社区的原生动力，实现了乡村产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在城乡互动的转型阶段，面对乡村建设中的复杂问题，需要有新的解题方式，在创新设计方指引下，通过服务设计、协同创新设计模式介入乡村社区营造能活化乡村资源，协同居民共同参与社区营造真正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乡村社区 创新设计 可持续发展
一、城乡失衡及乡村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城乡关系可以被喻为阴和阳两种元素互相平衡、依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城乡所代表的兩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也担当了不同的社会责任。城乡基本处于互补和平衡状态，但19世纪末随着乡绅阶层破产这种平衡关系被严重打破。乡村从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逐日滑落到全面弱势的位置。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曾指出一旦城乡经济与文化上的传统连带发生断裂，乡土性的地方自治单位便遭遇到了全面破坏，洪流冲洗下的中国乡村自然逃脱不掉溃败的命运。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乡建运动，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场乡建运动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四大部分，民国精英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改良实验探索农村发展道路，但这场以乡村基础建设和平民教育为主的改良运动始终自上而不能下，未能改变乡村凋敝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进一步割裂，中国乡村的危机陷入到空壳化、原始化的险境之中。落后的农业和低收入动摇了农业根基，就业机会的匮乏和农村经济发展无力
导致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不均衡的城乡社会结构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深层次变动。村落空心化、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乡村经济社会结构走向全面凋敝。
当下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面对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基础资源不足、城市区域建设受限和治安管理等社会矛盾亟待解决，乡村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通道。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全国两会中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路径又明确提出了_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和推动乡村组织振兴。这一重要指示使乡村建设以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再次进入国人视野。在此背景下探索中国乡村振兴，需要在新型城乡发展关系中提出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独特身份与价值并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并能整合社会资源发掘乡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潜力，促进城乡互动的创新发展模式十分必要。
二、乡村社区营造的核心价值
社区也称社群是连接人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实现生活保障、文化认同、民主参与等权利的场所。社区营造这一概念源自日本，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处于城市化飞速发展阶段，应对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没落的处境，日本村民自觉发起“造町运动”，通过唤醒居民对家乡的感情，激发大家的建设激情，大家作为邻里共同体，自下而上去努力营造一个可永续发展的社区生活共同体日本早稻田大学佐藤滋教授提出“社区营造”是以地域社会现有资源为基础，进行多样合作，使居住环境逐渐改善，进而提高社区活力，为实现“提高生活品质”所做的一连串持续的活动。日本乡村社区营造通过从“产、景、人、文、地”五个方面深入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使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转变了城乡角色认知。中国台湾的社区营造与日本有着相似的经历，1994年中国台湾文建会结合日本“造町”、英国“社区建筑”与美国“社区设计”等施政计划与自身实际情况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理念。其社区总体营造以建立“社区共同体”为宗旨，将居住于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人群聚合成富有认同感和内聚力的群体。以社区空间改造、地方产业振兴和文化艺术活动等为基础，融入社区参与、社区学习和社区美学等价值观，形成一项整合地方政府资源、专业协助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公民学习与社会改造运动。1999年“九·二一”地震后，“社区营造”成为灾后重建中普遍强调的价值观。2002年“社区营造”由一项尝试计划转变为实际计划，社区营造在台湾乡村灾后重建中取得重大成果。
日本、中国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对我国大陆乡村社区转型发展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中国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背景与当下我国大陆乡村社区所面临的境况十分相似。从中国台湾社区总体营造历程来看，是社区资源、文化再生与应用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统筹地方资源为基础的创新与应用。正如营造先行者黄世辉博士所言，“台湾所进行的社区总体营造即是地方生活文化再生运动，地方文化的再生可以说是社区总体营造的原点，在社区总体营造的时间中难免会有挫折，我们必须随时回到上述的原点来重新思考”。当下我国乡村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劳动力外流、农业凋敝导致村落空心化严重，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妇女成为乡村社区主要人口，乡村文化的弱势、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对外联系的弱化加速了本土文化、传统手工艺技艺面临流失的威胁。当下我国的乡建运动除了重振乡村产业最为核心的是要进行起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再认同，建立乡村文化再生机制。以乡村文化为根基关联“产、地、人、景”营造内容才能实现乡村永续发展。
三、设计参与乡村社区营造的角色定位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使乡村社会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体现在人地关系、社会结构、人居环境、价值观念上，概括起来就是“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均有根本变化。面对这类大型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实践求解的路径上也应有多元的实践模式。可喜的是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这类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新技术的方式去解决。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创新形式为这类问题提供解决思路。近年来，“设计”在解决大型复杂的社会问题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得益于“设计”先天的开放性与民主性优势。在新时代下设计也出现了重大转变，设计开始关注社会需求，出现了从产品设计到服务、转化设计、从商业设计到社会性设计、从消费主义到可持续设计这些转变使“设计”作为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所关注的问题越来越有社会意义，解决问题的效力也越来越大。例如在城乡互动实践层面上娄永琪通过“设计丰收”设计介入实践项目提出“针灸式”设计策略。该项目实践在“设计思维”指导下旨在通过社会创新设计挖掘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和潜力，提升乡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进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在该项目实践中设计从物质设计转为战略设计，设计实践转向了设计思维，设计从源头开始介入各个环节，提供服务，如当地体验经济的开发、乡村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可持续思想的推广等，设计在面对复杂问题的解答方式上已然上升到更高的层面——策略，设计不再仅仅是实物也可以是一个计划或者一种行为，甚至是一种互动的体验。因此在这样的设计转型背景下在乡村社区营造中，“设计”大有可为。设计所具有的跨学科整合能力和实践性能赋予乡村社区新的生产、生活、生态模式，激活乡村社区价值。 四、设计介入台中埔里镇桃米社区营造策略模式
（一）桃米社区营造背景
中国台湾社区营造背景与我国大陆乡村发展现状相似，在面临地方文化衰落、居住环境严重破坏，城乡发展不均衡背景下，1994年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理念。通过政府引导、社区民众参与、组织协助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一场社会改造运动。该运动以振兴地方产业为基础，以凝聚社区居民共同愿景为前提，通过整合社区资源、环境治理、社区空间改造、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来达到社区永续发展。1999年“9.21”地震后“社区营造”成为灾后重建中普遍强调的价值观。在乡村重建成效尤为明显，“桃米社区营造”便是震后社区营造的典范。
中國台湾桃米村原称桃米里，位于台中市南投县埔里镇，人口数量约1200人是一个经济凋敝，空心化严重的传统乡村。“九·二一”地震让桃米长久以来传统农村产业没落、人口外流、垃圾填埋等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如何重建桃米村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社区营造”成为首选重建路径。
（二）设计介入桃米社区营造
1.资源普查与战略定位
在桃米社区营造过程中，营造战略定位与系统设计是整个营造活动的核心，具体路径为：社区资源普查——营造战略定位——概念生成——系统整合。
在社区营造初期通过组织村民参与的“清水溪护溪行动”及多个研究团队对桃米生态资源进行了彻底梳理，发现了独特的生态资源。据调查中国台湾原生29种青蛙，桃米村就拥有23种，蜻蜓、鸟类也分别占蜻蜓种类的31%和鸟类种类的16%，生态资源独特。基于独特的青蛙资源再结合当地传统农业桃米社区在政府、学界、社会组织及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确立了桃米“生态村”的营造战略。该战略定位以生态保育为基础加入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等多元业态以此促进桃米村的产业转型，并制定了“生态为本，产业为用”的营造原则。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淡江大学、中兴大学等非营利组织的支持下桃米社区围绕“人、文、地、产、景”进行了营造设计（如图1）。
2.服务设计与系统设计介入社区营造
经过前期广泛而深入的资源普查、梳理之后，营造团队提出了具体的服务概念：生态课堂、生态文化观光、有机生鲜售卖、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民宿体验、文创产品开发。这些具体的服务概念对应不同的场景和利益相关方，需要组织协同多方相关者在认同的共同愿景下对服务概念进行系统化整合设计。这一过程的实际操作模式是在服务设计指导下的协同创新的设计模式（如图2）营造设计团队通过组织协同桃米居民、基金会、社区组织、本地政府各利益方共同参与，以具体服务场景为设计对象进行了系统化的营造，在“桃米生态村”大框架项目下开展了系统的子项目营造，建立起了全生态网络，具体如下：
建立生态传播符号——“青蛙共和国”
桃米村在确定“生态村”的营造定位后，设计团队提炼出“青蛙”符号，“青蛙”成为桃米生态村名片随处可见的青蛙形象遍布村落醒目位置。不仅如此设计团队鼓励村民发挥创造力自主生产青蛙手工艺品，加强了村民自主营造意识，并带动了当地手工制品的发展（如图3）。
生态课堂——村民自主意识的觉醒激发社区内生力量
生态课堂是桃米生态村的子项目，是“生态”概念的保育、培训场景。生态课堂由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发起，面向桃米社区村民开设了系列生态课程，当地村民被培养成了生态讲解员为后续生态观光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服务支持。而且由生态课堂延伸出来诸多生态观光课程都服务于“桃米生态村”整体形象，有了当地村民的主动参与即便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结束课程培训后生态课堂仍能作为独立项目长期运行。另外营造设计团队还开发了网络信息平台，对外详尽介绍了社区的基本信息、课程信息和社区所能提供的服务（规划社区旅游路线、社区信息查找等）对外传播了桃米生态村概念对内加深了社区村民的故乡认同，这一策略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社区的内生力量是社区永续发展的保障，而内生力量则靠村民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与主动营造。生态课堂的实践令村民了解了当地生态资产与经济价值激活了村民自主意识的觉醒，自发参与到了社区营造过程中，为后续服务设计中协同创新的设计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生态民宿体验——建立社区就业体系
另一个子项目“民宿体验”是依托生态资源就地解决村民就业的设计策略，在桃米社区设计团队发掘了生态产业链中的体验经济与解决村民就地就业的可行性，通过服务设计的有意介入将民居、生态环境、手工作坊、有机农产品种植体验链接成为生态民宿体验产业，就地解决了村民的就业。据统计桃米社区共有不同主题生态民宿30家，通过民宿和外界的交流带动了当地就业、有机农产品、手工制品销售传播了桃米生态村品牌，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效益（如图4）。
纸教堂——社区精神凝聚场景
“纸教堂”是桃米社区在后期营造中的一个关键性项目。看似与生态村概念关联性不强，但实则是桃米社区营造精神的空间象征。在桃米生态社区营造过程中，所有项目的开展都围绕如何体现生态，提升体验服务、营造生态产业来展开，“纸教堂”是提升游客文化体验的精神空间，桃米社区除了营造生态资源环境更要营造桃米文化环境，桃米社区营造是震后重建项目这一特定历史必定要在社区营造中有所指。设计团队结合游客体验需求、当地居民、政府对震后重建的共同愿景，提出精神空间的营造内容，移植了同样属于震后重建的日本神阪鹰取社区教堂建筑，塑造出了桃米社区精神。围绕纸教堂，还设立了游客活动中心与生态课堂加深了游客对于桃米文化的深度体验（如图5）。
经过十余年的社区营造，桃米社村从一个环境恶劣、经济凋敝发展无力的边缘社区转型为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生态田园综合体，成为乡土建设典范。桃米“生态村”在社区营造中找到了结合美学、感性、游憩与创意的第四级产业，通过服务设计指导下的创新协同设计对社区进行了全息化营造，乡村风貌焕然一新并且激发了社区的原生动力，实现了乡村产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
在城乡互动的转型阶段，面对乡村建设中的复杂问题，需要有新的解题方式，在创新设计方指引下，通过服务设计、协同创新设计模式介入乡村社区营造能活化乡村资源，协同居民共同参与社区营造真正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