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寄生”到“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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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著《明代民歌研究》第十二章《明代民歌文献辑要》,开头是这样表述的:
  除了冯梦龙的《山歌》《挂枝儿》(《夹竹桃》是拟民歌作品)外,集中收录民歌作品的专门的集子,在明代少有见到。明代民歌更多地是以“寄生”于各种戏曲选集的形式,被无意识地保存下来。所谓“寄生”,是指在戏曲选集刻本中,刊刻者将版面分成上、下两栏或上、中、下三栏,其中一栏(多是中栏或上栏)辑录时调小曲或其他体裁的作品如灯谜、歇后语等,用作人们案头阅读时的消遣,众多的民歌,即因此而流传下来。
  《明代民歌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出版于2005年,写作则始于2002年甚至更早。今年,我指导研究生做明清小说与时调小曲研究的学位论文,有一篇送交的论文初稿,其中也提到了“寄生”一词。小说中羼杂诗词曲(散曲)一类韵语,本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惯常做法,对其历史的溯源、现象的描述、内容的整理、功能的归纳等等研究可谓多矣。我是希望学生能在诗词曲之外,额外关注时调小曲即民歌继诗词曲之后以自然而然的状态进入小说,与小说由浅表层次的接触直至全面深度融合这一情形,并试图从这一情形中寻找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换言之,论文是在互动关系、文学嬗变与文化意义的爬梳上用力,而非简单地介绍分析明清小说中民歌的内容。学生在行文中借鉴了近年来其他学者著作中“寄生词曲”的概念。我示其多年前的旧作,就“寄生”一词说了几点看法,并且由“寄生”延伸说到了“共生”。
  何谓“寄生”?《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种生物生活在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从中取得养分,维持生活”。明代万历年间刻印的《大明春》《乐府玉树英》一类戏曲选集,收录的主体是各种戏曲,刊刻者选择以另栏附录的形式,汇集当时流行的《挂枝儿》《劈破玉》等民歌,主要还是用作读者阅读过程中的消遣,除了这些民歌,书前、书中还会配以若干图画,其用意亦大致如此。此类民歌,与整本戏曲选集在内容上并无直接的关系,民歌只是借戏曲选集得以流传,也即词典所说的“维持生活”(生命)。这种“寄生”,是一种单向的形式上的相对消极的依附。
  明清小说中诗词曲的“寄生”情况则较为复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一首《临江仙》,放在《三国演义》的开头,与小说内容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没有它,整部小说的叙事仍然成立,因此两者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同样的例子还见于其他小说,如《西游记》第十三回《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的开头是这样的:
  诗曰:大有唐王降敕封,钦差玄奘问禅宗。坚心磨琢寻龙穴,着意修持上鹫峰。边界远游多少国,云山前度万千重。自今别驾投西去,秉教迦持悟大空。
  却说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一二日马不停蹄,早至法门寺。本寺住持上房长老,带领众僧有五百馀人,两边罗列,接至里面,相见献茶。茶罢进斋,斋后不觉天晚,正是那:
  影动星河近,月明无点尘。雁声鸣远汉,砧韵响西邻。归鸟栖枯树,禅僧讲梵音。蒲团一榻上,坐到夜将分。
  ……早又是竹敲残月落,鸡唱晓云生。那众僧起来,收拾茶水早斋。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礼拜,道:“弟子陈玄奘,前往西天取经,但肉眼愚迷,不识活佛真形。今愿立誓:路中逢庙烧香,遇佛拜佛,遇塔扫塔。但愿我佛慈悲,早现丈六金身,赐真经,留传东土。”祝罢,回方丈进斋。斋毕,那二从者整顿了鞍马,促趱行程。三藏出了山门,辞别众僧。众僧不忍分别,直送有十里之遥,噙泪而返,三藏遂直西前进。正是那季秋天气。但见:
  数村木落芦花碎,几树枫杨红叶坠。路途烟雨故人稀,黄菊丽,山骨细,水寒荷破人憔悴。白红蓼霜天雪,落霞孤鹜长空坠。依稀黯淡野云飞,玄鸟去,宾鸿至,嘹嘹呖呖声宵碎。
  小说中“大有唐王降敕封”“影动星河近”“数村木落芦花碎”云云,与“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作用相差无几,或是作者为了炫才,或是为了传播的需要,便于当时熟悉传统韵文的普通读者能够更快更容易地接受小说这一文体,也即诗词曲在小说与读者之间,实际上可以起到过渡性的阅读桥梁的作用。但是总体上看,此类人为嵌入的诗词曲与小说的关联度较弱,是一种松耦合的关系。往细了说,《大明春》等戏曲选集中的民歌与文献主体之间,是形式上的“寄生”,小说中“有诗为证”“词曰”“赞曰”式的韵文,是内容上的“寄生”,两种“寄生”的共同点,是“松散”。“松散”是小说中“寄生”韵文的早期也是最主要的形态,其基本特征,是裁去这些韵文,小说的情节推进、人物塑造、故事架构与主题表达均不受影响。于小说而言,这些韵文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单向的依附的关系,是一种被动的可有可无的存在。
  至《红楼梦》,诗词曲“寄生”的情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书中各式人物所作的诗词,虽多出自作者之手,却各具特色,无不契合不同人物身份,此时小说中的诗词,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寄生”,而是与小说深度融合,成为小说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林黛玉所唱《葬花吟》,通识以为是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性的重要作品。“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这种软款哀怨、直抒性灵的做派,天然地非孤标傲世的潇湘妃子莫属。此时此处的诗词曲,已经与小说完美地融为一体了。我以“共生”一词来形容此种关系。与“寄生”的最大不同,在于“共生”是双向的,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也正因如此,有关《红楼梦》中诗词曲的研究,才能成为一个专题,其成果才能蔚为大观。
  同样地,小说中的时调小曲即民歌也存在这种现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之《时尚小令》云: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入心腑。其谱不如从何来,真可骇叹。刘永济《词论》云,文学之事,言派别不若言风会。有明一代,小说作者有意识地在小说创作中引入民歌,其时间节点亦与《野获编》的记载基本同步,此即“风会”使然。如早期《三国演义》中的韵文,是诗词唱主角,在随后的“三言”“二拍”中,开始逐渐出现沈氏所说《银纽丝》《挂枝儿》《打枣竿》等的身影,但那仍是一种“寄生”式的存在,是小说叙事的辅助手段,是锦上添花式的点缀——因为有了它们,结合《野获编》等关于时尚小令如何流行的记载,人们能够轻易地认同小说描写的現场感与真实性。   与“三言”“二拍”的短篇散制、重点仍在迎合一般民众口味、主要演绎市井故事不同,问世更早的《金瓶梅词话》属于真正意义上有美学意涵和启蒙色彩的文人长篇创作,作者对诗词曲包括时调小曲的规模化应用,有着相当清醒的指向,小说所着力营造的现场感与真实性,即借助小说中人物所唱的鲜活的《山坡羊》《十段锦》《锁南枝》《罗江怨》与《闹五更》,得到了明显的强化。尤其是郁六姐夜间所唱套曲《闹五更》,对于后来者联系“嘉隆间乃兴《闹五更》”云云的记载,推定小说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问世于清雍正年间的章回小说《姑妄言》,所写乃明万历至清初百馀年间发生在南京的世情故事,其一回“总评”云:此一部书内,忠臣孝子、友兄恭弟、义夫节妇、烈女贞姑、义士仁人、英雄豪杰、清官廉吏、文人墨士、商贾匠役、富翁显宦、剑侠术士、黄冠缁流、仙狐厉鬼、苗蛮獠猡、回回巫人、寡妇孤儿、谄父恶兄、逆子孝弟、良朋损友、帮闲梨园、赌贼闲汉,至于淫僧異道、比丘尼、马泊六、坏媒人、滥淫妇、娈童妓女、污官脏吏、凶徒暴客、淫婢恶奴、佣人乞丐、逆珰巨寇,不可屈指。世间所有之人,所有之事,无一不备。由是可知,此书所写历时既久,场面也大,人物复杂,堪称“全景”。而此一时间如前所说,正是明人辑《挂枝儿》《山歌》与清人辑《万花小曲》《丝弦小曲》所收民歌最为繁盛的段落。《姑妄言》是如何通过民歌凸显这个时代背景的?请看第五回《谄协小人承衣钵为衣食计 膏粱公子仗富势觅富贵交》的描写:
  那日,他走到丹芍二人处坐下。丹姨道:“今日姐姐满脸喜气,有什么好事,携带妹子也好。”腊姨笑道:“明日是妹妹华诞,我备了几色薄礼,明午请你到我那里去祝寿。有一个礼单在这里,你请看。”袖中取出一个红单来,笑嘻嘻的递过。丹姨忙接着一看,原来是一只《挂枝儿》,上写道:
  贤妹妹我是来与你上寿,礼匪薄全望你一并都收。有一匹卷心绸,还有两匹核桃核绉。青棍子鱼一双,眼大蒸卷儿裂破了头。送进了你的门儿也,外边厢还倒提着一瓶酒。
  另第十回《狂且乘狂兴忆高官 美妓具美心讥俗客》云:
  邬合被他们带着,只得说道:“晚生不会大套,只知道几句小曲。”宦萼道:“管他小呀大的,是个曲儿就罢了。”邬合要奉承他众位,说道:“晚生唱个《劈破玉》带‘三掉湾儿’罢。”以箸代拍,就唱起来,道:
  青山在绿水在我那冤家不在,风常来雨常来你的书信儿不来,灾不害病不害我的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开闷不开。小小的鱼儿粉红腮,上江游到下江来。头动尾巴摆,头动尾巴摆,小小的金钩挂着你腮。小乖乖,你清水不去浑水里来。纱窗外月影儿白。小乖乖,你换睡鞋,哎哟,你手拿睡鞋把相思相思害。相思病,实难捱,倒在牙床起不来。翻来覆去流清泪,好伤怀。眼珠泪珠儿汪汪也,冤家,滴湿滴湿了胸前的奶。
  前一例中,竟以“挂枝儿”曲的形式,罗列了诸种寿礼的名称;后一例中,《劈破玉》“青山在绿水在”云云,又见于冯梦龙辑《挂枝儿》,《三掉湾儿》“小小的鱼儿粉红腮”云云,在清末民初扬州鸿文堂所刻小曲本《新刻八段景》中,仍可见到(第十八回人物所唱《三调弯儿》中“一根竹子节节高,送与冤家做管箫”,亦见于《新刻八段景》)。联系《万历野获编》等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小说作者在时调小曲使用上的匠心——无论是日常礼单的《挂枝儿》,还是随口“唱个《劈破玉》”,都验证了其时确实有着“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喜习、人人喜听这些民歌的爱好,依着这些民歌的参与,小说写实、写真的功能,也得到了事实上的加强。与《姑妄言》创作时间相近、同样标称描摹明季各色人等生活场景的小说,尚有短篇《醉春风》《别有香》等,其中同样有数量不少的《劈破玉》《挂枝儿》等标志性的明代民歌。和《姑妄言》一样,这些民歌与小说的内容契合度较高,二者的关系,已经较《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又进了一步。
  考诸实际,明清、近代民歌之“民”,其主体是城市居民,因此在被韩南称为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的晚清作品《风月梦》中,时调小曲即民歌的功用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展示。如果说《姑妄言》中的民歌还未能完全脱却“寄生”的痕迹,那么到了《风月梦》,民歌与小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共生”。与《红楼梦》中诗词各具人物个性因而构成小说整体的情形稍有不同,晚清小说《风月梦》中的时调小曲即民歌,成为小说中所有韵文的主角,整部小说中,以往习见的诗词曲在小说史上第一次退居次要地位,民歌成为主打,数量多,质量高,它是以整体而非个体的阵势,与小说文本结成亲密无间的共同体,甚至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这些民歌,《风月梦》的地域色彩与时代风貌,即无从体现。谓予不信,请看书中第七回《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围寻事生风》的一段描写:
  话说贾铭们正在桂林房内闲谈,只听得房外笑语、脚步声响,门帘启处,步进一个男妆女妓。众人见是月香,忙道:“请坐,请坐。”月香请叫过众人,又与桂林、双林、文兰彼此问名招呼,就在陆书旁边坐下。房里老妈赶忙献茶、装烟。……桂林唱了一个《软平调》,其词曰:画梁对对翻新燕,桃红似火,柳绿如烟。对菱花,不觉瘦损如花面。盼归期,雁杳鱼沉书不见。满怀春恨,愁锁眉尖。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桂林唱毕,众人喝彩。吴珍道:“这些台面小曲,我们都听厌了,回来那个再唱,罚他一大杯酒。”众人道:“有理。”
  轮到贾铭说令,贾铭道:“圣手书生,威而不猛,笔尖儿横扫五千人。”大众赞好。凤林喊人递过琵琶,将弦和准,唱了一个《叠落》,其词曰:我为你把相思害,我为你把相思害。哎哟我为你懒傍妆台,伤怀,我为你梦魂常绕巫山、巫山外。我为你愁添眉黛,我为你愁添眉黛。哎哟我为你瘦损形骸,悲哀我为你何时了却相思、相思债。
  凤林唱毕,众人喝彩。有人将琵琶取过。吴珍道:“凤相公可算善灌米汤了,不晓得将为那个害的相思,今日在我们贾大哥跟前卖虚情。”凤林道:“吴大爷,你不必在这里瞎挑眼,有句话我若告诉桂姐姐,只怕同你就不得好开交了。”贾铭道:“不必说这些敲弓击弦的话了,袁兄弟快些说令。”袁猷道:“花和尚先修其身,不礼梁王忏。”众人赞好。双林唱了一个《满江红》,其词曰:   俏人儿,我爱你风流俊俏,丰雅是天生。我爱你人品好,作事聪明,说话又温存。我爱你非是假,千真万真,夙世良缘分。易求无价宝,真个少,难觅有情人,何日将心趁。我有句衷肠话,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
  双林唱毕,众人喝彩。吴珍道:“双林相公你不必烦,我们袁兄弟肯而又肯,包你今日趁心就是了。”
  《风月梦》又名《名妓爭风全传》《扬州风月记》《风月记》,从书名即可看出描摹的是晚清扬州士子与青楼女子交往的情景。以上《软平调》《满江红》之类,在清代笔记《扬州画舫录》及曲集《晓风残月》中,都有确切记载,如《扬州画舫录》卷十四《冈东录》云其时扬州有唱小调的风气:
  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钮丝》《四大景》《倒扳桨》《剪靛花》《吉祥草》《倒花篮》诸调,以《劈破玉》为最佳。有于苏州虎丘唱是调者,苏人奇之,听者数百人,明日来听者益多。唱者改唱大曲,群一噱而散。又有黎殿臣者,善为新声,至今效之,谓之“黎调”,亦名《跌落金钱》。二十年前尚哀泣之声,谓之《到春来》,又谓之《木兰花》,后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谓之“网调”。近来群尚《满江红》《湘江浪》,皆本调也。其《京舵子》《起字调》《马头调》《南京调》之类,传自四方,间亦效之。而鲁斤燕削,迁地不能为良矣。于小曲中加引子、尾声,如《王大娘》《乡里亲家母》诸曲,又有以传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类谱为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
  毫不夸张地说,张口即来的“我为你把相思害”“俏人儿,我爱你风流俊俏”,就是彼时扬州市面上贾铭、桂林、月香这些特定人群日常生活的“标配”,同时也很好地验证了李斗所记的唱曲世风。设想一下,假如缺失了这些活色生香的时调小曲,韩南有关《风月梦》是“城市小说”的定义,是不是就要落空了?答案是肯定的。“寄生”与“共生”根本性的不同,恰恰就体现在此处。
  综而言之,诗词曲到《红楼梦》,民歌到《风月梦》,明清小说中的韵文,实现了由“寄生”到“共生”的“转型”。而由诗词曲到民歌,由“寄生”到“共生”,既是小说与韵文这两种文体各自发展又相互融合的结果,也是民歌从逐渐贴近到广泛介入民众日常生活、文化生活的结果,更是小说这一“百科全书”式文体发展日臻成熟的显著标志。
  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当代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废都》,除了为引人注目而设计的一行行“□□”外,还充斥着相当数量的各种“段子”。这些摹写当下社会实景的“段子”,也可视作是诗、词、曲、民歌之后,与小说“共生”的又一个时新品种。从这个角度看,贾平凹的确算是一个有着清晰的文体意识的小说高手。
  (作者单位:江苏邮电报社,南京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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