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克林，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曾连续四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结识了很多中国外交官。有人说：“皮克林大使是美国最出色的大使之一。”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
　　
　　在我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中，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从中东到俄罗斯，从中美洲到联合国……但我必须承认，我既不是“中国通”，也不是“亚洲通”。
　　在来外交学院的路上，我还回忆起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第一次来中国的情景。那次是陪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那年１０月，美国刚刚结束了在中东进行的一场灾难性战争，基辛格刚刚上任不久，便到北京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面。我第一次到中国，第一次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心中充满好奇，沉浸在倾听基辛格与周恩来谈话的喜悦中。一晃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个时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美外交关系至此初步成形。
　　中美关系就像物理学中的光波周期一样，波谷和波峰交替出现，时而困难重重、时而硕果累累，而质的飞跃就发生在那一刻。作为一名外交官，我为有幸亲历这伟大的时刻而自豪。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前，我有幸作为国务院主管科技的助理国务卿，参加了美中就达成第一次教育交流项目的有关事宜进行的广泛磋商。１９９９年，由于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我“幸运地”再次来到北京，为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这一严重错误做出解释。
　　我曾与许多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同事通力合作，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分别促成朝鲜、韩国成功加入联合国。１９８９年３月和１９９２年５月，我两次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此间联合国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进行了多轮谈判，中美也进行了多次交流。美国与中国及其他常任理事国建立了特殊而有益的合作关系，并取得了卓越成绩。这一时期的经历愉快而令人难忘。
　　在我看来，在联合国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我认为，安理会内部建立类似海湾战争期间的那种合作关系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得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１９９０年８月中东将出现严重危机。６月底，我作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访问沙特和科威特。坦率地讲，两国首相及其他政府官员与我会谈时故意淡化了战争爆发的可能，丝毫没有谈及伊拉克已严肃考虑武力解决石油价格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当时萨达姆只关心如何通过抬高石油销售价获得更大的利益，而科威特和沙特反对提高油价的立场则非常坚定。
　　１９９０年８月１日，我正在与朋友进餐，忽然接到国务院紧急电话，副国务卿告诉我，伊拉克几小时前侵占了科威特，并命令我立即召集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尽管时间紧迫，我们还是在午夜前把大部分人召集到安理会议事厅，讨论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军的第一项决议案，以及如果伊拒绝执行该决议案，则采取包括强迫执行在内的后续决议案。至次日凌晨四点半，会议表决通过了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决议草案，包括为伊拉克撤退设定最后期限。这些决议分阶段实施，并计划对伊拉克实施日益严厉的法律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将据《联合国宪章》首先采取和平方式中止侵略，如若不成则施加法律制裁，直至最终诉诸武力。
　　很明显，安理会难以容忍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暴行；同样明显的是，美国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有着重要利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如果它继而向沙特进攻，将不仅危及美国，对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会构成威胁。因此，美国愿以和平或制裁的方式解决问题，万不得已才会动用武力。
　　安理会通过多边磋商终于决定，若使用武力，则仅限于轰炸，不以消灭伊政权或占领伊领土为目的。在此决议实施前的几个月，安理会的意见有些摇摆不定。美国迅速推出了一套维护联合国团结的策略：首先，以制裁为核心，以安理会支持伊组成联合政府为基础；其次，以维护联合国安理会团结为前提，把工作做到各国首都。为支持美国的政策，我们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安理会的措施，力求在安理会向伊施压的同时促成伊联合政府的建立。
　　但是后来，萨达姆采取了扣押科威特人质、劫掠科威特人民财富等行为，我们只好步步紧逼。当时，这个问题成了安理会的焦点，也成了全世界的焦点。不谦虚地说，我们在安理会创造了一种气氛，每位美国外交官都担负着特殊使命，尽情展示他们的外交才能。事实证明，这是成功的。海湾危机期间，安理会有关伊拉克问题的１２项决议都得以通过。
　　
　　解决对伊动武问题的四大要素
　　
　　美国成功实施其策略，还得益于其他要素。
　　首先是安理会主席的任期。安理会主席由成员国代表按成员国名字的英文字母顺序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早在１９９０年８月，华盛顿就已精心推算出１１月的轮值主席由美国代表担任。因此，１１月便成为关键的一个月。１１月，我担任轮值主席，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１０月下旬，巴以在耶路撒冷发生冲突，这马上引起了安理会的关注。但作为轮值主席，我必须想办法推迟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以便全力解决对伊动武问题。
　　当时的情况千钧一发。我还记得在安理会私人会客厅，安理会的某成员国代表在会前告诉我，他们会公开发言并投票支持首先讨论巴以问题。如果安理会大多数人都赞同这样做，我也没有其他选择。出人意料的是，会议讨论刚开始，苏联代表就言简意赅地提出，没有想到安理会的重点议题会变化，他将支持轮值主席的提议，首先讨论伊拉克问题，其次讨论巴以问题。我担心的问题迎刃而解。有时，外交官常会从对手那里得到帮助。
　　其次是新闻界的极端重要性。作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我与媒体交谈的机会很多。每当我往来于安理会和纽约之间时，总会被闪光灯、镜头和前来提问的记者包围。我认为，一方面跟媒体打交道要谨慎而有策略，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媒体让世界了解美国希望安理会做什么，让联合国成员国了解美国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原因和目的。华盛顿对此也有误读，对我频繁接触媒体表示不解，我便不时提醒他们说，这是美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目标的实现。
　　第三是我无意中得到的，即科技的助力。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科技展示会。会上，我看到了美国最新生产的只有口袋大小的手机，于是，我说服美国政府购买首批这种产品，并拿到安理会向成员国展示。这对海湾危机的意义非常重大。当情况发生变化时，我可以用它随时与各方取得联系。
　　那天夜里，在安理会讨论一项决议时，美国获悉，伊拉克为打破石油禁运正拟向波斯湾调遣坦克。美国政府让我马上退出安理会讨论，并准备启动美军海上力量阻止伊方的行动。我拜托外交部的一位朋友劝说美国政府先不要轻举妄动，再过２４小时安理会就可以通过下一项重要决议了。这时，有人建议：伊军坦克正在也门某港口待运，何不先想办法促使也门政府出面阻止伊方行动。但也门大使一时无法与国内取得联系，于是我就把那款新手机借给他：“您用它跟国内联系，我们现在继续讨论决议。”就这样，我们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潜在的危机，一切都得以顺利进行。
　　第四是每通过一项决议时，联合国的常规和技术程序都要求安理会考虑每个成员国的外交需求和民族利益，这是各国代表都认同的。
　　最后，决议在１１月获得通过，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贝克在确保决议为各国理解和赞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了一种委婉的说法代替了“动用武力”：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伊拉克在指定日期内从科威特撤军。
　　
　　对联合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以上简述对当前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近日公布了联合国改革报告《大自由?押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并任命了联合国改革名人小组。在安理会的改革中，目前备受关注的是增加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按照名人小组提出的两种方案，安理会１５个常任理事国都将扩大到２４个。但在我看来，两种方案实质上是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尽可能照顾到各方要求，而不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认为，安理会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提高效率上。在整合各方意见解决卢旺达、科索沃和达尔富尔危机的过程中，安理会就曾陷入困境。而相比之下，海湾战争中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会议召开前事先交换意见、达成统一这样的做法，可以使效率得到充分提高。
　　我认为，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如何行使否决权。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国是不愿谈及否决权问题的，但现在我不再是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的代表了，我认为，从一系列案例中得到的经验是，“五常”应当尽早在危机前形成默契，凡遇“种族灭绝”的情况各国就必投否决票，即使这种否决会与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相抵触，如侵犯领土或危害公民安全等。因此，如果“五常”能够理性使用否决权，那将是联合国进步的标志，表明安理会有能力消除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因素，挽救深陷困苦或濒临灭绝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