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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在20世纪中国文坛以戏剧创作驰名。知道他写旧体诗词的人并不多。其实，早在1981年，他就出过一本旧体诗集，名曰《枕下诗》。书中收录了他在“文革”期间写的大部分旧体诗词，还有小部分写于“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写诗“只能是一种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写完只能藏在枕头底下”，① 这便是《枕下诗》的由来。《枕下诗》是吴祖光在历史浩劫期间真实的精神记录和心灵证词。有了《枕下诗》，吴祖光的“文革”生涯厚重了许多。读吴祖光的《枕下诗》，委实感受到了他的真性情，不矫饰。吴祖光的《枕下诗》绝大部分是旧体诗，只有少量的词作。唐人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种类型：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如果借用白居易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吴祖光的旧体诗词大致分为两类：讽喻诗和感伤诗。它们都是吴祖光的真性情的诗化结晶。
一
白居易所谓讽喻诗，是指“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②。早年的白居易传承并发扬了自《诗经》以降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风雅比兴”，尤重“美刺”精神。他反对诗歌嘲风月，弄花草，提倡作诗关涉时政，不尚空言。从这一点来看，吴祖光的讽喻诗也具备了同样的艺术品格。虽然置身于乱世，但吴祖光并没有逃避现实，而是直面现实中的不平事，不平则鸣，感时讽世，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把满腔的忧愤化作笔底的波澜。概而言之，吴祖光的讽喻诗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创作倾向：
其一，借自嘲讥刺时政。这方面比较有名的例子，是七律《“二流堂”》。据吴祖光回忆，40年代在重庆期间，唐瑜、黄苗子、郁风、盛家伦、凤子、丁聪、吴祖光等演艺界知名人士经常在一起聚会，地点就在唐瑜的“碧庐”。有一次，他们看了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剧中的妹妹骂哥哥是“二流子”，是光吃不干活的懒汉。这新鲜有趣的名词一下子就传开了，因为碧庐中人大都生活极不规律，夜里不睡，早晨睡懒觉，吃饭不定时是常事。碰巧有一天郭沫若来到碧庐，听见大家互称“二流子”，诙谐的郭老灵机一动，就把“碧庐”改成了“二流堂”。建国后，老朋友聚首，基本上是当年的碧庐旧人，于是“二流堂”落户北京。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二流堂”作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受到审查，当时吴祖光得以幸免。直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祖光因“右派”言论受批判，“二流堂”也成了他的罪名之一。“文革”爆发，吴祖光再次因为“二流堂”受到审查和批斗。1972年12月7日至13日，中央专案组甚至专门派人到吴祖光所在的河北五七干校，调查和审问“二流堂”的政治问题。据说，当时在北京的新凤霞也被当成“二流堂”的“堂嫂”受到同步审问。③ 吴祖光的七律《“二流堂”》就是在那次审问结束之后写的。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这首七律格律谨严，属对工稳。诗中充满了自嘲和自叹，也流露了诗人内心的愤怒。诗人实在无法理解，原本是朋友间交往的一些日常琐事，闲谈戏语，竟然被那些别有用心、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政治运动家们大肆渲染，无限上纲，终于成了他一生中摆不脱的梦魇。让诗人可恨、可笑、可气又可悲的是，“二流堂”这个莫须有的罪案，年查岁审，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结果却是一场瞎胡闹。只是人生苦短，光阴飞逝，一生中最好的壮年时光被荒废了，这怎能不让诗人自嘲自叹，悲愤交加呢？又如《接风霞信》(1973年)：
解放由来未易期，三年干校日迟迟；喂猪何异哺婴妇，耪地直如理发师。
为有勤劳应快乐，待从马列觅真知；夫人命似将军令，不许作诗不作诗。
这首诗亦庄亦谐，机智风趣。诗中的律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右派、黑帮、喂猪、耪地这些干校生活中常见的语词，一经诗人的点拨，顿时点石成金，诗意盎然。七律的题目下还有一行小序：一月收到凤霞来信，责备我不该写诗：“胡说八道，当心闯祸。”在那个“戏语闲谈尽上纲”的年月里，新凤霞担心吴祖光写诗闯祸，没曾想这封信激发了吴祖光的灵感，又信口胡诌了这样一首“歪诗”，其实是一首快诗，特别是结句“夫人命似将军令，不许作诗不作诗”，以口语出之，但谐趣横生。当然，谐趣是表面的，诗的内核其实是痛苦和愤怒，自伤和自嘲。吴祖光以自嘲来讥刺时政的诗还有不少，如《自嘲》（1970年）、《感怀三首》（1972年）、《偶感》（1973年）、《有劝》（1977年）等等。这些诗作充满了自嘲、调侃、感伤、愤激的情绪，表达了一个置身于乱世的知识分子对时世的不满和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像“运动势如失驭马，流光疾似下坡车”这样的律句，也是不可多得的警句，其中饱含了诗人对艰难时世和沧桑人生的深刻体验。至于《偶感》中的愤世嫉俗，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其二，以写实讥讽时政。有别于重主观、重抒情的自嘲式讽喻诗，吴祖光的《枕下诗》中还有一种重客观、重白描的写实性讽喻诗。这类诗作，表现了吴祖光作为一个戏剧家长于叙述和描写的艺术功力。吴祖光虽是性情中人，但他的诗作并非总是直抒胸臆，有时他也尝试着聚敛心中的诗情，以朴实、冷静的语言，把自己在干校生活中亲眼所见或者亲历的奇闻轶事、生活片断、人生聚散描叙出来，显得含蓄、老练。请看作于1972年的《干校风光二首》。
十日轮休假，分工派喂鸡；当年俏凤姐，无奈小骡驹。（《赠凤子》）
自道张某老，风情一肚皮；看花迷望眼，失脚满身泥。（《赠张某》）
凤子是“二流堂”成员之一。她是三四十年代海派影剧界的知名演员，曹禺的话剧《原野》的主角金子，就是由凤子第一个扮演的。凤子又是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文笔好，擅写散文。就是这样一位“当年的俏凤姐”，被遣往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连休假时也不得空闲，组织上安排她喂鸡。喂鸡还好办，要对付小骡驹就不容易了。可怜的俏凤姐，在吴祖光的诗笔下，跃然纸上。
张某是指张庚，这是一位曾任延安鲁艺戏剧系主任的知名戏剧理论家，当时也在河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赠张某》只是捕捉了张庚“看花迷望眼，失脚满身泥”的一个特写镜头，但寥寥数语，这位老学究的“风情”毕现，活脱脱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代里苦中作乐的无奈和困窘。
像这种摄取干校生活片断场景的即景诗还有不少，如《静海干校新景》（1974年）中的诗句：“专心捉鸟华秘长，顺手牵羊吕主席”④。还有《环顾》（1972年）中的句子：“何期蚁聚团泊洼，环顾于今尽白头。”这些诗句都以白描和写实见长，同时也寄寓了诗人对那个荒谬年代的讽刺和批判。
谈到写实，作于1972年的《蛛网》不能不提。这首诗巧妙地把写实与隐喻结合了起来。诗前有小序：团泊洼中秋，室内蜘蛛到处结网；茶杯放在案头，转顾之间亦有蜘蛛牵丝。因作小诗，盖纪实也。
秋月三圆照减河，客心夜夜唱离歌；至今身在盘丝洞，处处蜘蛛结网罗。
诗中“减河”是地名，流经河北静海五七干校。末句“处处蜘蛛结网罗”，既是写实，又是隐喻，同时还使用了《西游记》中盘丝洞的典故，笔锋暗指那个文网罗织、妖蜮盛行的黑暗年代。全诗没有一字一语直接批判时政，却蕴含着极其强大的批判力量，确实不失为一首五绝佳作。
其三，托感事讥评时政。在吴祖光的《枕下诗》中，也有一些诗托感事抒怀抱，无论家事、国事、天下事，直接表达了诗人对时事和时政的批判性思考。这些诗作从而更直接地表现了吴祖光作为一个入世型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先看一首借“家事”来控诉极左政治的诗。
七夕夜色明如玉，一带银河泪似泉；法海于今胜金母，年年牛女不团圆。（《七夕》，1972年）
这是一首很精妙的七言绝句。月明如玉，清泪如泉。想到爱妻新凤霞近在北京，却不能相见，诗人喊出了“法海于今胜金母，年年牛女不团圆”的诗句，这是对极左政治的血泪控诉！再看写“国事”的诗：
彼苍何事苦吾民，魔手遮天八表昏；一片杀声喧午夜，天安门下有冤魂。（《四月纪事》）
狺狺警犬闹追查，要逮昨年七九八；何事惊惶如是怕？却将十亿作冤家。（《十月纪事》）
第一首诗涉及到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对北京民众自发组织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第二首诗中的“七九八”，是指1975年所谓“谣言四起”的七、八、九月，实际上是一段令民众欢欣鼓舞的特殊时期。“四人帮”在1976年覆灭前夕曾经大肆追查那三个月的所谓“谣言”，许多人被搜捕。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坚决斗争，对包括文艺在内的所有行业领域进行全面的治理整顿。与此同时，当时民间开始广泛流传各式各样关于“四人帮”的各种民间传说，尤其是有关江青的生平轶事和传闻。这使得“四人帮”集团惶恐不安，于是出现了“狺狺警犬闹追查，要逮昨年七九八”的政治闹剧。还是诗人说得好，一针见血：“何事惊惶如是怕？却将十亿作冤家。”实际上，这两首诗可视为当时广为流传的《天安门诗抄》的一部分。
二
白居易所谓感伤诗，是指“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这种说法并不很明确，倒是他对“杂律诗”的看法，更接近于感伤诗的内涵，即“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⑤。和前贤白居易更看重讽喻诗不同，今人吴祖光似乎更看重他的感伤诗。他说：“社会地位被剥夺，也失去了和家人亲友见面的权利。但是有个家还是被承认的，因此就该有权抒发思家的感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种题材的诗最多的原因。对家庭、亲人的怀念是永恒的主题；在那个可怕又可憎的环境里，应该说，这是一种最温柔敦厚的题材了。”⑥ 像吴祖光这样的性情中人，他的真性情不仅表现在对时政的讽喻上，更表现在对亲友的一片赤诚之中。在当时，写讽喻诗是容易招来祸端的，而“温柔敦厚”的感伤诗，由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写起来就“安全”多了。
吴祖光在流放期间，写了许多“寄内诗”，用今人的话说，可谓爱情诗了。吴祖光的“寄内诗”是《枕下诗》中最感人的部分，是他们夫妇患难与共，相知相恋相思的艺术见证。兹录几首如下：
城火殃鱼莫认真，五年禁闭见情深；感君珍护高堂健，况有明珠掌上亲。（《寄内》）
又是春来绿柳丝，花开陌上雁归时；栖遑满眼思亲泪，一见家书便似痴。（《家书》）
渤海风来白日昏，独流三月不成春；棉衣不尽缠绵意，既暖还寒又上身。（《棉衣》）
长夜思亲梦不成，愁听一室尽鼾声；狂风窗上移枝影，又送晨鸡噪五更。（《失眠》）
心逐杨花柳絮飘，京津唇齿比星遥；春阑不见猩红色，渤海风来似剪刀。
今古谁能断藕丝，万家惆怅怨别离；烟波去去江天阔，岂独乡思只自知。（《“五一”有感二首》）
乐水乐山乐不穷，清时亦有妒花风；不辞三载鏖冰雪，但冀苦乐与君同。（《忆昔寄内》）
这几首七绝均作于1972年，诗风朴实清新，诗情浓烈诚挚，诗语明白晓畅，颇有乐府民歌风味。看来，那一年，诗人曾饱受相思之苦。他在流放地伤春悲秋怨别离，或孤枕难眠，或睹物思人，思绪翻飞，只有把一腔愁怨和满怀相思，诉诸笔墨，化为一行行深情缱绻的别离诗、赠妇诗。诗中景语即情语，诗情内敛，如《家书》、《失眠》等，皆含蓄蕴藉，情深意长，感人肺腑。
除“寄内诗”外，吴祖光还作有一些“寄内词”，如《菩萨蛮》（1966年）、《百廿字令·见到你》（1968年） 、《浣溪沙》（约1971年）、《清平乐·良宵》（1972年），以及《自度曲》（1968年）一首。这些词曲竭力摹写相思恋家、愁肠百结的孤苦况味，在离合之情中寄寓身世之悲。词风深情绵邈，哀怨动人，婉而成章。
除了写给妻子的诗词之外，吴祖光在干校还作有给女儿吴霜的诗。吴霜是吴祖光唯一的女儿，排行也最小，甚得他的宠爱。1972年，吴祖光在干校作有七绝《女儿》二首，就是写给他的宝贝女儿吴霜的。
明珠照夜玉生光，诞日重阳降小霜；岂止聪明胜冰雪，清歌一曲绕屋梁。
早慧由来世所希，六岁双双作画师；别家累岁思何事？想煞吾家好女儿。
晋人左思曾作《娇女诗》，千百年来，左家娇女的天真烂漫、聪明伶俐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吴祖光的“娇女诗”，虽不像左思那样写得粗朴古野，充满生活实感和情趣，但他宠爱娇女的心情却是与古人息息相通的。一句“想煞吾家好女儿”，更是把吴祖光的性情本色敞露无遗。
常言说，爱情、亲情和友情，这三种人间至情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吴祖光的《枕下诗》中，也可以见到大量写给友人的诗。他们有的是几十年的老友故旧，有的是在干校中结交的难友工友，由于人生坎坷，时代剧变，吴祖光时常想念他们，把心中的深情化作绵绵不绝的诗行。
1972年，在天津静海干校劳动的吴祖光，偶然听见有工友说最喜欢的电影演员是秦怡，说她长得真是太美了。这让吴祖光不禁怅然有感，因为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目前的处境感到深深的担忧。实际上，就在下放干校之前，上海那边的造反派就来人找过吴祖光，要“外调”秦怡的“反动历史”。对于造反派的骂骂咧咧，虚张声势，吴祖光已是见得多了，随便应付一下也就过去了。但对秦怡的遭遇从此不能释怀。⑦ 于是，197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吴祖光在干校写下了怀念秦怡的《“秦娘美”——忆往》（五首）：
云散风流火化尘，翩翩影落杳难寻；无端说道秦娘美，惆怅中宵忆海伦。
前尘回首事荒唐，剑簇刀丛也敢当。六月长江翻浊浪，轻舟一水送秦娘。
江头细雨趁新凉，碧透青衣浴月光。敢唤萧翁非对手，情书一束九回肠。
云雨无心信所之，盈盈沫水误佳期。春风夜到江苏路，侵晓花开带露垂。
焚琴煮鹤事可悲，黄钟毁弃瓦鸣雷；此心常系春申畔，扬子江头孔雀哀。
这组怀念秦怡的诗，诗语鲜丽华美，诗情柔婉动人，记述了诗人与秦怡的一段深情交往，流露了诗人在逆境中对好友的殷殷关切之情。从三四首的意象意境来看，诗人当年与秦怡的交情似非同一般。第五首用典甚多，诗情沉郁顿挫，表现了诗人对绰号为“孔雀”的秦怡的命运的深重忧虑。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焚琴煮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人与事可谓多矣。此时的诗人肯定想起了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愤激之辞：“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楚辞·卜居》）如今，在春申江畔，扬子江头，古老的申城上海正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飘摇，诗人的故友秦怡也正在那座城市的炼狱之中苦熬。因此，吴祖光的这组诗，既是对故人的思念和关爱，也是对时势惟危的幽愤。
吴祖光写友情的诗还有很多，如《怀方荧》（1972年）、《贺张庚三首》（1972年）、《大雪夜忆绀弩》（1973年）、《送别丁聪》（1974年）、《贺夏公还家》（1975年）、《赠曹辛之兄》（1975年）、《赠姚雪垠》（1977年）、《颂长者叶圣陶》（1979年）、《题叶浅予作老舍〈茶馆〉速写》（1979年）等。这些诗，有的是悼亡诗，有的是赠答诗，有的是题画诗，有的是怀人诗，但都表达了诗人对友人师长的深挚友情。
在吴祖光的“感伤诗”中，除却怀念亲友的诗作之外，还有少量诗是属于抒发个人的人生心境的。这些诗，大都充满了世事沧桑、岁月蹉跎、人生悲凉之感。正如作于1972年的《儿子欢欢来书索诗》所云：“欢子来书索我诗，我诗多是想家词；五年几许凄凉夜，一夕悲风两鬓丝。”又如《示儿诗》（1975年）：“填海精禽志不磨，留光恨少鲁阳戈；生活道路如征战，休待头白叹逝波。”这既是教子，也是自励。再如《骑车》（1977年）：“萧萧双鬓雪千条，旧梦迷离不可招；行遍天涯人未老，犹堪铁马过长桥。”诗情昂然，颇有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的豪情。
三
吴祖光的旧体诗深受唐诗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风熏染。吴祖光的《枕下诗》主要是旧体诗，只有少量的词。其旧体诗，也是多古诗，少律诗，甚至还明显表现出了对乐府歌行的喜爱。其诗的语言风格也是平实晓畅，通俗易懂，少用典，多直语。这一切都与白居易的诗体诗风相暗合。
从前面所论的“讽喻诗”和“感伤诗”来看，吴祖光的旧体诗在思想内容上也与白居易诗有许多相通之处。不过，吴祖光的笔下没有白居易晚年长期沉迷的那种“闲适诗”。吴祖光是一个纯粹的性情中人，他的诗继承了白居易早年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或者讽喻时政世事，或者为亲朋好友和自身的命运而感伤，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即使是在政治受难的时期，他也很难做到像白居易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至多自叹自嘲一下罢了，而心中始终未曾忘怀人间苦痛。这里姑且举一例，是作于1972年的《团泊拾粪翁》。这是一首七言古体歌行，计52句367字（含“吁嗟乎”3字）。借用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的著名说法，这首《团泊拾粪翁》正属于那种在中唐以后大兴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诗人在开篇为即将出场的“拾粪翁”交待了一下自然环境，烘托出萧飒的氛围。
独流河畔减河下，方圆百里团泊洼；隆冬寒雾凛冰霜，道旁枯木莹树挂。
随后“拾粪翁”正式出场了：
雾里迷离来者谁？双轮铁车人轻驾。推车老汉年花甲，散光远视豁顶发。
老汉之色若古铜，老汉之称曰张庚；橘子洲头为故里，本姓姚氏雨玄名。
卅年沪渎始发轫，延安鲁艺为主任；建国之年当院长，戏曲专家搞评论。
往迹斑斑记档案，翘然脱群一高干；只说趁得顺风船，其奈年年跑“黑线”？
……
革命之道贵实践，思想改造金不换；四季农活都干遍，如今专职拾粪蛋。
原来“团泊拾粪翁”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而是现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这位曾经为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从1950年代后期就开始时乖命蹇，直到“文革”中被打成戏剧界的“走资派”，与吴祖光这个“老右派”关押在一起劳动改造。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结成了患难之交，经常在被关锁的小屋深院里，一灯相对，谈古论今，虽然并未订过什么“攻守同盟”，但谁也没有出现出卖过朋友。吴祖光偶尔也会把自己作的诗念给张庚听，张庚有时很开心，有时也会警告说“不可以作这种诗”⑧。
接下来，诗人不吝笔墨，对张庚的拾粪劳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摹写和铺排：
小车推起一身轻，三尺方锨掌上擎。何惧狂风吹头顶，但见前驱大道平。
往来车马畜成群，团团猪粪赤如焚；羊粪洒落如玄雨，最爱马粪似黄金；
半日拾得一车粪，不觉辛苦觉欢欣。拾粪归来掏人粪，人粪肥田更有劲；
粪杓挥处稳准狠，须臾粪坑都掏尽。掏粪三年粪也香，阳光映照色金黄；
劳动诚能改思想，惜粪汤如惜肉汤。
这简直是精妙的写实，把“团泊拾粪翁”张庚的劳改生涯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没有亲眼目睹和感同身受，诗人是断断写不出来的。不难看出，这首《团泊拾粪翁》受了白居易新乐府的启示。从中明显可见白居易脍炙人口的名篇《卖炭翁》和《新丰折臂翁》的艺术影响。诚如白居易所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深戒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并序》）当然，同样以写实和白描见长，同样是讽喻诗，但吴祖光的诗在讽喻方式上与白居易诗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可以说，白居易诗是直讽，而吴祖光诗是曲讽。白居易的讥刺时政是一目了然的，他的新乐府诗习惯于“卒章显其志”，把诗的主旨和盘托出。而吴祖光由于创作个性和时代环境的差异，他虽然也在诗末来一番“吁嗟乎”，大发感叹：“八亿神州处处红，大寨之路举国同；自来农以粪为宝，请看团泊拾粪翁”，但联系全诗来看，这种卒章之志隐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反讽，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吴祖光在诗中充分地发挥了这种矛盾的修辞格的艺术张力。也可以说，白诗是热讽，而吴诗是冷嘲。在很大程度上，吴诗的反讽或者冷嘲，介于白居易新乐府的直讽—热讽与杜甫乐府诗的曲讽—冷讽之间。杜子美的“三吏”“三别”比白居易的新乐府写得更冷静，情绪更内敛。在讽刺艺术上，吴祖光的这首《团泊拾粪翁》，正处于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的热烈与杜子美的《石壕吏》的冷峻之间。
当然，吴祖光的旧体诗还没有达到唐人那样的艺术高度。吴祖光的诗风有白居易的流风遗韵，他在诗艺上也没能避免白诗“浅”、“俗”、“太尽”的流弊。苏轼说“元轻白俗”，这是对元白诗风的讥评，用在吴祖光的旧体诗上，尤其是对于《团泊拾粪翁》而言，恐怕也是贴切的。
注释
①⑥吴祖光：《自序》，《枕下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第3页。
②⑤白居易：《与元九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第100-101页。
③吴祖光：《“二流堂”真相》，《往事随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47页。
④此诗中的华秘长，是指中国美协秘书长华君武，吕主席指中国音协主席吕骥。
⑦此诗见1998年版《枕下诗》，第一首又见吴祖光的散文《“秦娘美”——记秦怡》，《往事随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⑧吴祖光：《三十年抒怀》，《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194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白居易所谓讽喻诗，是指“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②。早年的白居易传承并发扬了自《诗经》以降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风雅比兴”，尤重“美刺”精神。他反对诗歌嘲风月，弄花草，提倡作诗关涉时政，不尚空言。从这一点来看，吴祖光的讽喻诗也具备了同样的艺术品格。虽然置身于乱世，但吴祖光并没有逃避现实，而是直面现实中的不平事，不平则鸣，感时讽世，嬉笑怒骂，旁敲侧击，把满腔的忧愤化作笔底的波澜。概而言之，吴祖光的讽喻诗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创作倾向：
其一，借自嘲讥刺时政。这方面比较有名的例子，是七律《“二流堂”》。据吴祖光回忆，40年代在重庆期间，唐瑜、黄苗子、郁风、盛家伦、凤子、丁聪、吴祖光等演艺界知名人士经常在一起聚会，地点就在唐瑜的“碧庐”。有一次，他们看了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剧中的妹妹骂哥哥是“二流子”，是光吃不干活的懒汉。这新鲜有趣的名词一下子就传开了，因为碧庐中人大都生活极不规律，夜里不睡，早晨睡懒觉，吃饭不定时是常事。碰巧有一天郭沫若来到碧庐，听见大家互称“二流子”，诙谐的郭老灵机一动，就把“碧庐”改成了“二流堂”。建国后，老朋友聚首，基本上是当年的碧庐旧人，于是“二流堂”落户北京。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二流堂”作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受到审查，当时吴祖光得以幸免。直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祖光因“右派”言论受批判，“二流堂”也成了他的罪名之一。“文革”爆发，吴祖光再次因为“二流堂”受到审查和批斗。1972年12月7日至13日，中央专案组甚至专门派人到吴祖光所在的河北五七干校，调查和审问“二流堂”的政治问题。据说，当时在北京的新凤霞也被当成“二流堂”的“堂嫂”受到同步审问。③ 吴祖光的七律《“二流堂”》就是在那次审问结束之后写的。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
这首七律格律谨严，属对工稳。诗中充满了自嘲和自叹，也流露了诗人内心的愤怒。诗人实在无法理解，原本是朋友间交往的一些日常琐事，闲谈戏语，竟然被那些别有用心、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政治运动家们大肆渲染，无限上纲，终于成了他一生中摆不脱的梦魇。让诗人可恨、可笑、可气又可悲的是，“二流堂”这个莫须有的罪案，年查岁审，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结果却是一场瞎胡闹。只是人生苦短，光阴飞逝，一生中最好的壮年时光被荒废了，这怎能不让诗人自嘲自叹，悲愤交加呢？又如《接风霞信》(1973年)：
解放由来未易期，三年干校日迟迟；喂猪何异哺婴妇，耪地直如理发师。
为有勤劳应快乐，待从马列觅真知；夫人命似将军令，不许作诗不作诗。
这首诗亦庄亦谐，机智风趣。诗中的律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右派、黑帮、喂猪、耪地这些干校生活中常见的语词，一经诗人的点拨，顿时点石成金，诗意盎然。七律的题目下还有一行小序：一月收到凤霞来信，责备我不该写诗：“胡说八道，当心闯祸。”在那个“戏语闲谈尽上纲”的年月里，新凤霞担心吴祖光写诗闯祸，没曾想这封信激发了吴祖光的灵感，又信口胡诌了这样一首“歪诗”，其实是一首快诗，特别是结句“夫人命似将军令，不许作诗不作诗”，以口语出之，但谐趣横生。当然，谐趣是表面的，诗的内核其实是痛苦和愤怒，自伤和自嘲。吴祖光以自嘲来讥刺时政的诗还有不少，如《自嘲》（1970年）、《感怀三首》（1972年）、《偶感》（1973年）、《有劝》（1977年）等等。这些诗作充满了自嘲、调侃、感伤、愤激的情绪，表达了一个置身于乱世的知识分子对时世的不满和对自身命运的无奈。像“运动势如失驭马，流光疾似下坡车”这样的律句，也是不可多得的警句，其中饱含了诗人对艰难时世和沧桑人生的深刻体验。至于《偶感》中的愤世嫉俗，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其二，以写实讥讽时政。有别于重主观、重抒情的自嘲式讽喻诗，吴祖光的《枕下诗》中还有一种重客观、重白描的写实性讽喻诗。这类诗作，表现了吴祖光作为一个戏剧家长于叙述和描写的艺术功力。吴祖光虽是性情中人，但他的诗作并非总是直抒胸臆，有时他也尝试着聚敛心中的诗情，以朴实、冷静的语言，把自己在干校生活中亲眼所见或者亲历的奇闻轶事、生活片断、人生聚散描叙出来，显得含蓄、老练。请看作于1972年的《干校风光二首》。
十日轮休假，分工派喂鸡；当年俏凤姐，无奈小骡驹。（《赠凤子》）
自道张某老，风情一肚皮；看花迷望眼，失脚满身泥。（《赠张某》）
凤子是“二流堂”成员之一。她是三四十年代海派影剧界的知名演员，曹禺的话剧《原野》的主角金子，就是由凤子第一个扮演的。凤子又是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文笔好，擅写散文。就是这样一位“当年的俏凤姐”，被遣往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连休假时也不得空闲，组织上安排她喂鸡。喂鸡还好办，要对付小骡驹就不容易了。可怜的俏凤姐，在吴祖光的诗笔下，跃然纸上。
张某是指张庚，这是一位曾任延安鲁艺戏剧系主任的知名戏剧理论家，当时也在河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赠张某》只是捕捉了张庚“看花迷望眼，失脚满身泥”的一个特写镜头，但寥寥数语，这位老学究的“风情”毕现，活脱脱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代里苦中作乐的无奈和困窘。
像这种摄取干校生活片断场景的即景诗还有不少，如《静海干校新景》（1974年）中的诗句：“专心捉鸟华秘长，顺手牵羊吕主席”④。还有《环顾》（1972年）中的句子：“何期蚁聚团泊洼，环顾于今尽白头。”这些诗句都以白描和写实见长，同时也寄寓了诗人对那个荒谬年代的讽刺和批判。
谈到写实，作于1972年的《蛛网》不能不提。这首诗巧妙地把写实与隐喻结合了起来。诗前有小序：团泊洼中秋，室内蜘蛛到处结网；茶杯放在案头，转顾之间亦有蜘蛛牵丝。因作小诗，盖纪实也。
秋月三圆照减河，客心夜夜唱离歌；至今身在盘丝洞，处处蜘蛛结网罗。
诗中“减河”是地名，流经河北静海五七干校。末句“处处蜘蛛结网罗”，既是写实，又是隐喻，同时还使用了《西游记》中盘丝洞的典故，笔锋暗指那个文网罗织、妖蜮盛行的黑暗年代。全诗没有一字一语直接批判时政，却蕴含着极其强大的批判力量，确实不失为一首五绝佳作。
其三，托感事讥评时政。在吴祖光的《枕下诗》中，也有一些诗托感事抒怀抱，无论家事、国事、天下事，直接表达了诗人对时事和时政的批判性思考。这些诗作从而更直接地表现了吴祖光作为一个入世型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先看一首借“家事”来控诉极左政治的诗。
七夕夜色明如玉，一带银河泪似泉；法海于今胜金母，年年牛女不团圆。（《七夕》，1972年）
这是一首很精妙的七言绝句。月明如玉，清泪如泉。想到爱妻新凤霞近在北京，却不能相见，诗人喊出了“法海于今胜金母，年年牛女不团圆”的诗句，这是对极左政治的血泪控诉！再看写“国事”的诗：
彼苍何事苦吾民，魔手遮天八表昏；一片杀声喧午夜，天安门下有冤魂。（《四月纪事》）
狺狺警犬闹追查，要逮昨年七九八；何事惊惶如是怕？却将十亿作冤家。（《十月纪事》）
第一首诗涉及到1976年4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对北京民众自发组织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第二首诗中的“七九八”，是指1975年所谓“谣言四起”的七、八、九月，实际上是一段令民众欢欣鼓舞的特殊时期。“四人帮”在1976年覆灭前夕曾经大肆追查那三个月的所谓“谣言”，许多人被搜捕。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坚决斗争，对包括文艺在内的所有行业领域进行全面的治理整顿。与此同时，当时民间开始广泛流传各式各样关于“四人帮”的各种民间传说，尤其是有关江青的生平轶事和传闻。这使得“四人帮”集团惶恐不安，于是出现了“狺狺警犬闹追查，要逮昨年七九八”的政治闹剧。还是诗人说得好，一针见血：“何事惊惶如是怕？却将十亿作冤家。”实际上，这两首诗可视为当时广为流传的《天安门诗抄》的一部分。
二
白居易所谓感伤诗，是指“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这种说法并不很明确，倒是他对“杂律诗”的看法，更接近于感伤诗的内涵，即“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⑤。和前贤白居易更看重讽喻诗不同，今人吴祖光似乎更看重他的感伤诗。他说：“社会地位被剥夺，也失去了和家人亲友见面的权利。但是有个家还是被承认的，因此就该有权抒发思家的感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种题材的诗最多的原因。对家庭、亲人的怀念是永恒的主题；在那个可怕又可憎的环境里，应该说，这是一种最温柔敦厚的题材了。”⑥ 像吴祖光这样的性情中人，他的真性情不仅表现在对时政的讽喻上，更表现在对亲友的一片赤诚之中。在当时，写讽喻诗是容易招来祸端的，而“温柔敦厚”的感伤诗，由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写起来就“安全”多了。
吴祖光在流放期间，写了许多“寄内诗”，用今人的话说，可谓爱情诗了。吴祖光的“寄内诗”是《枕下诗》中最感人的部分，是他们夫妇患难与共，相知相恋相思的艺术见证。兹录几首如下：
城火殃鱼莫认真，五年禁闭见情深；感君珍护高堂健，况有明珠掌上亲。（《寄内》）
又是春来绿柳丝，花开陌上雁归时；栖遑满眼思亲泪，一见家书便似痴。（《家书》）
渤海风来白日昏，独流三月不成春；棉衣不尽缠绵意，既暖还寒又上身。（《棉衣》）
长夜思亲梦不成，愁听一室尽鼾声；狂风窗上移枝影，又送晨鸡噪五更。（《失眠》）
心逐杨花柳絮飘，京津唇齿比星遥；春阑不见猩红色，渤海风来似剪刀。
今古谁能断藕丝，万家惆怅怨别离；烟波去去江天阔，岂独乡思只自知。（《“五一”有感二首》）
乐水乐山乐不穷，清时亦有妒花风；不辞三载鏖冰雪，但冀苦乐与君同。（《忆昔寄内》）
这几首七绝均作于1972年，诗风朴实清新，诗情浓烈诚挚，诗语明白晓畅，颇有乐府民歌风味。看来，那一年，诗人曾饱受相思之苦。他在流放地伤春悲秋怨别离，或孤枕难眠，或睹物思人，思绪翻飞，只有把一腔愁怨和满怀相思，诉诸笔墨，化为一行行深情缱绻的别离诗、赠妇诗。诗中景语即情语，诗情内敛，如《家书》、《失眠》等，皆含蓄蕴藉，情深意长，感人肺腑。
除“寄内诗”外，吴祖光还作有一些“寄内词”，如《菩萨蛮》（1966年）、《百廿字令·见到你》（1968年） 、《浣溪沙》（约1971年）、《清平乐·良宵》（1972年），以及《自度曲》（1968年）一首。这些词曲竭力摹写相思恋家、愁肠百结的孤苦况味，在离合之情中寄寓身世之悲。词风深情绵邈，哀怨动人，婉而成章。
除了写给妻子的诗词之外，吴祖光在干校还作有给女儿吴霜的诗。吴霜是吴祖光唯一的女儿，排行也最小，甚得他的宠爱。1972年，吴祖光在干校作有七绝《女儿》二首，就是写给他的宝贝女儿吴霜的。
明珠照夜玉生光，诞日重阳降小霜；岂止聪明胜冰雪，清歌一曲绕屋梁。
早慧由来世所希，六岁双双作画师；别家累岁思何事？想煞吾家好女儿。
晋人左思曾作《娇女诗》，千百年来，左家娇女的天真烂漫、聪明伶俐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吴祖光的“娇女诗”，虽不像左思那样写得粗朴古野，充满生活实感和情趣，但他宠爱娇女的心情却是与古人息息相通的。一句“想煞吾家好女儿”，更是把吴祖光的性情本色敞露无遗。
常言说，爱情、亲情和友情，这三种人间至情往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吴祖光的《枕下诗》中，也可以见到大量写给友人的诗。他们有的是几十年的老友故旧，有的是在干校中结交的难友工友，由于人生坎坷，时代剧变，吴祖光时常想念他们，把心中的深情化作绵绵不绝的诗行。
1972年，在天津静海干校劳动的吴祖光，偶然听见有工友说最喜欢的电影演员是秦怡，说她长得真是太美了。这让吴祖光不禁怅然有感，因为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目前的处境感到深深的担忧。实际上，就在下放干校之前，上海那边的造反派就来人找过吴祖光，要“外调”秦怡的“反动历史”。对于造反派的骂骂咧咧，虚张声势，吴祖光已是见得多了，随便应付一下也就过去了。但对秦怡的遭遇从此不能释怀。⑦ 于是，197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吴祖光在干校写下了怀念秦怡的《“秦娘美”——忆往》（五首）：
云散风流火化尘，翩翩影落杳难寻；无端说道秦娘美，惆怅中宵忆海伦。
前尘回首事荒唐，剑簇刀丛也敢当。六月长江翻浊浪，轻舟一水送秦娘。
江头细雨趁新凉，碧透青衣浴月光。敢唤萧翁非对手，情书一束九回肠。
云雨无心信所之，盈盈沫水误佳期。春风夜到江苏路，侵晓花开带露垂。
焚琴煮鹤事可悲，黄钟毁弃瓦鸣雷；此心常系春申畔，扬子江头孔雀哀。
这组怀念秦怡的诗，诗语鲜丽华美，诗情柔婉动人，记述了诗人与秦怡的一段深情交往，流露了诗人在逆境中对好友的殷殷关切之情。从三四首的意象意境来看，诗人当年与秦怡的交情似非同一般。第五首用典甚多，诗情沉郁顿挫，表现了诗人对绰号为“孔雀”的秦怡的命运的深重忧虑。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焚琴煮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人与事可谓多矣。此时的诗人肯定想起了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愤激之辞：“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楚辞·卜居》）如今，在春申江畔，扬子江头，古老的申城上海正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飘摇，诗人的故友秦怡也正在那座城市的炼狱之中苦熬。因此，吴祖光的这组诗，既是对故人的思念和关爱，也是对时势惟危的幽愤。
吴祖光写友情的诗还有很多，如《怀方荧》（1972年）、《贺张庚三首》（1972年）、《大雪夜忆绀弩》（1973年）、《送别丁聪》（1974年）、《贺夏公还家》（1975年）、《赠曹辛之兄》（1975年）、《赠姚雪垠》（1977年）、《颂长者叶圣陶》（1979年）、《题叶浅予作老舍〈茶馆〉速写》（1979年）等。这些诗，有的是悼亡诗，有的是赠答诗，有的是题画诗，有的是怀人诗，但都表达了诗人对友人师长的深挚友情。
在吴祖光的“感伤诗”中，除却怀念亲友的诗作之外，还有少量诗是属于抒发个人的人生心境的。这些诗，大都充满了世事沧桑、岁月蹉跎、人生悲凉之感。正如作于1972年的《儿子欢欢来书索诗》所云：“欢子来书索我诗，我诗多是想家词；五年几许凄凉夜，一夕悲风两鬓丝。”又如《示儿诗》（1975年）：“填海精禽志不磨，留光恨少鲁阳戈；生活道路如征战，休待头白叹逝波。”这既是教子，也是自励。再如《骑车》（1977年）：“萧萧双鬓雪千条，旧梦迷离不可招；行遍天涯人未老，犹堪铁马过长桥。”诗情昂然，颇有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的豪情。
三
吴祖光的旧体诗深受唐诗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风熏染。吴祖光的《枕下诗》主要是旧体诗，只有少量的词。其旧体诗，也是多古诗，少律诗，甚至还明显表现出了对乐府歌行的喜爱。其诗的语言风格也是平实晓畅，通俗易懂，少用典，多直语。这一切都与白居易的诗体诗风相暗合。
从前面所论的“讽喻诗”和“感伤诗”来看，吴祖光的旧体诗在思想内容上也与白居易诗有许多相通之处。不过，吴祖光的笔下没有白居易晚年长期沉迷的那种“闲适诗”。吴祖光是一个纯粹的性情中人，他的诗继承了白居易早年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或者讽喻时政世事，或者为亲朋好友和自身的命运而感伤，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即使是在政治受难的时期，他也很难做到像白居易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至多自叹自嘲一下罢了，而心中始终未曾忘怀人间苦痛。这里姑且举一例，是作于1972年的《团泊拾粪翁》。这是一首七言古体歌行，计52句367字（含“吁嗟乎”3字）。借用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的著名说法，这首《团泊拾粪翁》正属于那种在中唐以后大兴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诗人在开篇为即将出场的“拾粪翁”交待了一下自然环境，烘托出萧飒的氛围。
独流河畔减河下，方圆百里团泊洼；隆冬寒雾凛冰霜，道旁枯木莹树挂。
随后“拾粪翁”正式出场了：
雾里迷离来者谁？双轮铁车人轻驾。推车老汉年花甲，散光远视豁顶发。
老汉之色若古铜，老汉之称曰张庚；橘子洲头为故里，本姓姚氏雨玄名。
卅年沪渎始发轫，延安鲁艺为主任；建国之年当院长，戏曲专家搞评论。
往迹斑斑记档案，翘然脱群一高干；只说趁得顺风船，其奈年年跑“黑线”？
……
革命之道贵实践，思想改造金不换；四季农活都干遍，如今专职拾粪蛋。
原来“团泊拾粪翁”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而是现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庚先生，这位曾经为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从1950年代后期就开始时乖命蹇，直到“文革”中被打成戏剧界的“走资派”，与吴祖光这个“老右派”关押在一起劳动改造。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结成了患难之交，经常在被关锁的小屋深院里，一灯相对，谈古论今，虽然并未订过什么“攻守同盟”，但谁也没有出现出卖过朋友。吴祖光偶尔也会把自己作的诗念给张庚听，张庚有时很开心，有时也会警告说“不可以作这种诗”⑧。
接下来，诗人不吝笔墨，对张庚的拾粪劳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摹写和铺排：
小车推起一身轻，三尺方锨掌上擎。何惧狂风吹头顶，但见前驱大道平。
往来车马畜成群，团团猪粪赤如焚；羊粪洒落如玄雨，最爱马粪似黄金；
半日拾得一车粪，不觉辛苦觉欢欣。拾粪归来掏人粪，人粪肥田更有劲；
粪杓挥处稳准狠，须臾粪坑都掏尽。掏粪三年粪也香，阳光映照色金黄；
劳动诚能改思想，惜粪汤如惜肉汤。
这简直是精妙的写实，把“团泊拾粪翁”张庚的劳改生涯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没有亲眼目睹和感同身受，诗人是断断写不出来的。不难看出，这首《团泊拾粪翁》受了白居易新乐府的启示。从中明显可见白居易脍炙人口的名篇《卖炭翁》和《新丰折臂翁》的艺术影响。诚如白居易所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深戒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并序》）当然，同样以写实和白描见长，同样是讽喻诗，但吴祖光的诗在讽喻方式上与白居易诗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可以说，白居易诗是直讽，而吴祖光诗是曲讽。白居易的讥刺时政是一目了然的，他的新乐府诗习惯于“卒章显其志”，把诗的主旨和盘托出。而吴祖光由于创作个性和时代环境的差异，他虽然也在诗末来一番“吁嗟乎”，大发感叹：“八亿神州处处红，大寨之路举国同；自来农以粪为宝，请看团泊拾粪翁”，但联系全诗来看，这种卒章之志隐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反讽，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吴祖光在诗中充分地发挥了这种矛盾的修辞格的艺术张力。也可以说，白诗是热讽，而吴诗是冷嘲。在很大程度上，吴诗的反讽或者冷嘲，介于白居易新乐府的直讽—热讽与杜甫乐府诗的曲讽—冷讽之间。杜子美的“三吏”“三别”比白居易的新乐府写得更冷静，情绪更内敛。在讽刺艺术上，吴祖光的这首《团泊拾粪翁》，正处于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的热烈与杜子美的《石壕吏》的冷峻之间。
当然，吴祖光的旧体诗还没有达到唐人那样的艺术高度。吴祖光的诗风有白居易的流风遗韵，他在诗艺上也没能避免白诗“浅”、“俗”、“太尽”的流弊。苏轼说“元轻白俗”，这是对元白诗风的讥评，用在吴祖光的旧体诗上，尤其是对于《团泊拾粪翁》而言，恐怕也是贴切的。
注释
①⑥吴祖光：《自序》，《枕下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第3页。
②⑤白居易：《与元九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第100-101页。
③吴祖光：《“二流堂”真相》，《往事随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47页。
④此诗中的华秘长，是指中国美协秘书长华君武，吕主席指中国音协主席吕骥。
⑦此诗见1998年版《枕下诗》，第一首又见吴祖光的散文《“秦娘美”——记秦怡》，《往事随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⑧吴祖光：《三十年抒怀》，《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194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