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曾经生活过的陶街，原来住过的那幢小洋楼，被改动拆卸得面目全非，除了地上的花街砖没有被挖掉，其他门窗和建筑构件都不翼而飞。这幢洋楼建于民国时期，颇具西洋建筑的风格。提起广府的建筑，大多想到的是西关大屋，如陈家祠，青色砖墙，飞檐斗拱，丰富多彩的浮雕灰塑，大门上的门神武将，非常抢眼。而在城郊外我也有座祖屋，是青砖瓦房，它的布局，除了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天井外，影墙上少不了镶嵌着一块“天官赐福”的匾额。通常的大户人家，都有比屋脊更高的巨耳般的山墙顶，我们都叫它镬耳房。炊烟在乌黑的瓦顶升起，炉灶跳动的火苗，堆在锅灶边的柴火，屋外的田塍和果林，回想起来都免不了带我走进童年的梦乡。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在陶街住过的这座小洋楼，若干年后写东西，心中浮现出一座挥之不去的洋楼的影子，包裹着自己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和幽深。
　　我认识好几位生活在这种老洋楼的主人和他们的后代，我把他们视为世家子弟，他们祖上家道都比较殷实，后来不同的命运遭际，又让他们身上带上不一样的气质，有了各自的待人处事的方式。
　　小时候的一位朋友，我们戏称他为“秋官”，大家聚在一起，总爱用一句典型的粤语“官仔骨骨”来形容他，不懂粤语的朋友念起来比较拗口，但用来形容我这位朋友，再贴切不过。他是那种从西关大宅出来，有比较良好教养的人。一家人都是老西关，听说他住过的那座老宅，亭台楼阁，曲径通幽。不过在“文革”期间，老宅被侵占，他们一家人只能龟缩在很狭窄的角落里起居生活。他不像街上的孩子那么野，时不时爆一两句脏话，他与任何人接触都显出教养和礼貌，对谁都很客气，穿戴不华贵，却整洁清爽。不过，不管是长期相处，还是萍水相逢，你都会察觉他有意无意地与人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很多时候是含蓄地隐藏在温文的笑意中的，说话的声调不高，而且话总是不多。后来环境有所改变，他家不再受到排挤，很快凭借海外关系举家移民。他身上有着家族所遗传的基因，那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只要有适合的土壤，他沉睡中的神经突触就能在一夜间苏醒，找到往上攀登的途径。他到美国读书，攻读建筑设计。现在满世界跑，观光、考察，研究各个国家不同的建筑风格。
　　当然，也不是所有世家子弟都能够在压抑中爆发，也有比较低迷的，或是持着另一种人生态度。我的另一位朋友苏哥，也是一位典型的西关少爷。他祖上留下一座非常漂亮的西洋老宅，这座老宅现在还耸立在恩宁路，成了网红打卡地。苏哥的父亲几兄弟分家后，苏哥依靠祖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最喜欢的就是吃，嘴吃得很刁。他父亲是霍元甲上海精武体操会的弟子，打得一手好螳螂拳，在西关设立武馆开班授徒，又教习欲出国留学的学生英语，兴致来时，英语先不教了，搂着女学生在宽敞的客厅跳上一支华尔兹。闲来抚琴、喝茶。有时回到乡下，专挑雨天，跑到田地里的茅坑，担着一把伞，随手砍下香蕉叶子，挡在头上，咬着一根烟管，蹲在茅坑上，美其名曰：“雨打芭蕉。”
　　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我去国怀乡的何老师。他是我的邻居，我有时会到他家里帮忙，他就教我写字，现在家里藏着的一大箱字帖，都是何老师买给我指导我临帖用的。他身上有一种悲情色彩。他与马思聪是好友，家中藏有一把价值不菲的小提琴名琴，我怀疑是斯特拉迪瓦里级别的，现在不知遗落何处。由于他曾供职于国民政府，1949年后只能在街道干砸石子的工作，他的要求进步的姊妹都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他很孤单地与女儿厮守，后移民随嫁到美国的女儿一起生活。有一年，他寄来一首《鹧鸪天》：“鹧鸪何事惹人愁，声声唤到望乡楼，旅居异国情何缱，一缕幽思梦广州。”词写在一张宣纸上，钤上印章让我存念，随信寄来的明信片上写着：“最忆是广州。”我仿佛看到何老师脸上的忧愁，不知他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他生前历时数年编选了一册《历代女词人诗钞》，用工整的小楷誊写，嘱托我帮他出版，很遗憾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力和机会实现他这个遗愿。
　　这次到陶街，我是去探望舅妈，隔着一扇破旧的蝴蝶门，透过趟栊望进去，里头是一道幽深的长廊，我与舅妈的眼神相遇，就像看无声的电影，舅妈脸面没有任何表情，两颗混浊的黑核子，似乎滞黏在灰色的眼白上。她动也不动地望着门外，目光中已经失却了交流的欲望和可能，我不忍心多看，想迅速逃离。身后的陶街静得让我错以为舅妈成了一尊木偶。我仿佛感到距离另外那个世界，仅一步之遥。周围是沉寂的，似乎听不到任何声响。
　　没多久，舅妈就被送进精神康复中心，我到专门收治精神障碍病人的医院探望她。她住在三楼，医院的护工问明了要探望哪一位病者，“哗啦啦”几声，紧锁的铁门打开了马上又锁上。那情形就好像铁屑扎进眼中晶状的球体，仿佛被推上手术台，接受一场外科手术的洗礼，所要举行的仪式，是把你与外面的世界切割开来。每间病房里简单得除了天花板和四周刷白的墙壁，只有每天更换一到两次的输液吊瓶，此外再没有什么图景会刺激到患者的中枢神经，让他们产生不必要的亢奋。病床上有些病者剩下一副掏空了水分和脂肪的骨架，鼻子牵挂着氧气管。他们唯一的肢体运动，就是被护工有些粗鲁地搬弄和擦洗他们起皱的身体。
　　躺在病床上的舅妈瘦得无法支撑着坐起来。她一眼就认出了我，以至我产生怀疑，她是否还是那位逐渐丧失了时空概念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我告诉她，舅走了，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这位不断丢失记忆的病人，她眼中渗出了泪水，含混地说：“这么可怜，这么可怜！”
　　我买来的苹果，她大口地啃着。
　　我问护工：“她情况怎么样了？”
　　护工慵懒地坐在一邊，随意打发了我一句：“好多了。”
　　她好像很饿，大口地吃了好几口苹果。
　　我说：“舅妈，苹果有的是，慢慢吃，不用急，你饭吃了吗？”
　　“我还没吃。”
　　护工马上辩解说：“她刚吃了饭。她常这样，吃了又说没吃。”
　　苹果吃了一半，她咬着它，望着天花板。她的头顶悬空挂着一台电视，画面播放着活色生香的世界，护工眼眨都不眨地盯着电视。我真想冲进医生办公室质问，为什么要将舅妈安排到这种病房，安装电视是给谁看的呢？ 　　我要走了，握着舅妈枯柴般的手，说：“我会再来看你的。”
　　走出病房时，护工问她：“谁来探望你了？”
　　她两眼直盯着天花板，说：“没有人来看我。”
　　我下楼梯时，铁门“咣当”关上了，依然那么尖锐、冷漠，虽然听不到坠落的声音，但我感到那就像是往最深的深渊坠下的一种自由落体，坚硬，决绝，没有回旋的余地。
　　这种垂直的运动，直接将我的视线与另外一位亲人的目光对接了起来。
　　我到现在仍不敢回想姑父的眼神。那天，我表哥从荔湾医院接姑父出院，他不是第一次住院，我也不是第一次协助表哥带他回家休养，我明白，医院只能减缓他老年痴呆的速度而已。
　　从环市路拐向同德围，的士并不好打。那时滴滴打车还没有出现，我在马路对面跑来跑去拦截的士，几次眼巴巴地望着的士屁股冒烟开走。无意中，我望见坐在医院门口的姑父，他坐在轮椅上，侧着脑袋，也许这个角度看过去，他的目光更像是在睥睨着周围的行人，但这又是让人无法准确把握的目光。阳光灿烂，过往的行人是那么健康，而生活正常得能够无视任何人的任何异常。
　　我无法把诸如绝望、无奈、不解，甚至怨愤等臆测，随意地强加到姑父被时间处置过后的眼神上，毕竟，他心灵的这扇窗户损坏了。
　　不过，我相信，那是一种失去意志后，潜意识里出于防范而表现出的质疑的本能，他在燃烧生命的最后的烛火，求得一丝体面和尊严。
　　姑父原来住在西关的时候，风雨不改地去荔湾湖公园打拳练剑，但自从姑妈走后，他的家从老西关迁到鹅掌坦，他开始逐渐变得沉默。他是个承受力很强的人，有什么心事从不表露，为人宽厚，但当身边另一半走后，他彻底沉默了。谁都不知道他沉默后的世界，似乎也没人有耐心倾听他的故事。
　　当我们想重新进入他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和他之间已经无法交流了。他常常在睡梦中喊着自己的女儿，有时他在幻觉中，告诉身边的人，他正在抗战的列车上，逃离战火。虽然姑父一直处于这种近乎失重的状态，但我仍感到他是在以沉默的方式，抵御着时间的遗忘。
　　这既不是妥协，也不是绝望，无论仍在时间的序列，还是被时间遗弃，他们都在忍耐，都在承受。
　　走进这些老宅，重新想起这些故去的亲人，他们大多已消逝于风中，有的没有能够躲过时代变迁的碾压。亲友间曾津津乐道的位于光孝路的刘家大院，占地几百平方米，鱼池、鸟笼、假山、盆景、花园、满洲窗，现在都只能在记忆中回想它昔日的光景了。他们和它们就像一只从身边溜走的猫，再无法透过抚摸它的绒毛，感受它的体温和柔软的感觉，而我总想拥有那么一段时间，去细细回味那种颤动和暖意。小时候经常从抽屉里拿出旧照翻看，照片上那些耸立在田野和池塘边、像碉堡似的建筑，让我着迷并产生疑问，母亲告诉我，这是碉楼。当时的开平碉楼，还没有受到世人瞩目，但这种迥异于一般民居的建筑，仍深深地刻在了我脑海里。直到有一天，在一片初秋的稻田上，夕阳的余暉中，我仰望着一座高耸的欧洲古堡式的建筑，楼顶“六也居庐”四个字尤其让我迷醉。它出自曾外祖父之手，这座杂糅了西洋建筑风格的双子楼也由他出资兴建。这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一根神秘的绳索，已经把我与祖先的灵魂牵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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