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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克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上演的一幕幕,可被视为中国民营企业“二代接班”故事的缩影。
下午两点五十分,匹克董事长许景南的秘书终于送来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交谈,专心致志地埋头吃面。
过了一会儿,我对面“出溜”的吃面声停止了,许景南抬起头,指着依然热气袅袅的面条,说,我们第一代能够创富,可是不太会享受财富带来的东西,因为我们过过苦日子,而二代的日子一般都很好过,他们知道如何享受,不过,志华是个例外。
临危受命
侯立东握住的是一双冻得红肿冰凉的手。
那是2002年底北京的冬天。当时身为记者的侯立东,去洋桥外的盐业仓库看望匹克“少东家”许志华。
仓库里的景象让侯立东感到吃惊:“楼下是白花花的食盐,有一股刺鼻的海腥味。楼上装满了匹克的鞋子衣服,志华的办公室就在货品的包围之中。那年冬天很冷,可是他的办公室没有暖气,他只好硬挺着,手被冻得通红发肿。”
这显然与侯立东头脑中的“富二代”相去甚远,要知道当时匹克的年销售额早已超过3亿元。
许志华从侯立东的脸上读出了吃惊。他指着楼下院子里的金杯面包车告诉侯立东,这个冬天,他就是靠着它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中送货接货,一点一点地建立起匹克北京分公司。
彼时的匹克,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冬天”之中。
“我们一下子被淹没了!”许志华如此评价父亲许景南一手创立的匹克在2000年左右的表现。
匹克淹没在如春笋般涌出的晋江品牌中,与匹克毗邻的安踏、特步等已经开始一轮大张旗鼓的造牌运动,多达40多个晋江品牌在电视上大打广告,更要命的是,他们在全国铺建销售网络,大建专卖店,迅速抢夺着市场份额,而匹克还没有从传统的商场模式中解放出来。
“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我们就像是坐在上升的电梯里面,就是站着不动,也会一直往上走。”许志华回忆。可是这番景象对于匹克来说,已经是明日黄花。
许景南也不止一次地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没有及时适应体育用品行业从商场批发到专卖零售的渠道转型,公司管理层不齐心,部分高管阳奉阴违,公司缺少创新,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许景南毫不讳言自己的极度渴求:“我需要帮手。”他所指的帮手是指远在成都读书的大儿子许志华。
子承父业——对于在晋江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许志华来说,这是一道熟悉的命题。
2001年的夏天,当许志华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曾经想过给出不同的答案:他已经拿到了华为公司的录取通知,可以去深圳做一名月薪过万的工程师;他还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推荐到了国家行政学院,成为仅有的两个候选者之一,走上仕途之路。
许景南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给儿子讲了自己考大学的故事——高中时候的许景南数理化的成绩一直在班级里的前三名,当时上大学需要村里推荐,两年推荐了两个人,都是村干部的孩子。
许景南单刀直入:“我们没有什么背景,什么时候轮到你?”彼时,与许志华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入学名额的是一个省长的孙子。
更重要的是,许志华深切意识到父亲的企业已经落入下降的通道。许志华决意子承父业,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富二代”,而是“创二代”。
“大家都不羡慕他”
事实上,起初许志华连一个“创二代”都不愿意做:他对家族生意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从不喜欢被人称为“许景南的儿子”,他到成都读大学,为的是“离家越远越好”。
1997年,许志华成为四川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一名学生。他与其他同学并无二致,与舍友一样,他每个月拿出5块钱放入宿舍的生活基金,与大家共用纸巾、牙膏。他与同学们一起去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睡14个人的大通铺。他与每一个新生一样,积极表现,乐于参加社团活动,最终还成为了学生会主席。
唯一的不同是许志华表现出了对于商业新闻的关注和敏感。许志华的大学舍友宾寿成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他对于一些宏观经济的概念很感兴趣,爱看报纸,还经常把看到的新鲜的财经新闻、商业人物的故事读给我们听。”
许志华“匹克公子”的身份因为宿舍的集体卖鞋而被大家熟知。他从匹克成都代理商那里把鞋子拿过来,摆满了宿舍的墙板,招呼宿舍的人都参与,赚来的钱都成为宿舍的生活基金,可是“生意一般”。
“即使同学们知道了许志华的特殊身份,可是大家都不羡慕他。”宾寿成强调说。
许志华在四川大学的四年,许景南和妻子只去过两次,其中包括第一次送儿子上学。他希望儿子能够真正拥有“独立的能力”。他对儿子仅有的嘱咐是要主动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许志华替一位同学还上了3000块钱的助学贷款,帮助其顺利拿到了毕业证。
“我们这边轰轰烈烈地干事业,志华那边静悄悄地读书。”许景南对于这种状态甚为满意。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许志华说过自己心里的计划:“从送志华读大学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心让他做接班人。”
这与许景南之前所有关于接班人培养人的表态不同——之前,他从未正式承认对于儿子的培养是刻意为之。
“我不希望让志华本人知道”,接着,许景南说出了他的忧虑,“我不相信只靠学校的教育就能够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生活。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作为晋江鞋王里面学历最高的第一代创业者,高中毕业的许景南说出了这句颇具哲理意味的话——这来源于他自己的经历。
家族基因
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给予许景南的深刻记忆是贫穷、贫穷伴生的饥饿的滋味,以及无依无靠的孤独感。
解放前,许景南的父亲在水果店里面做学徒,解放之后实行“公私合营”,读过几年私塾的许父算是有文化的人,就做了一名会计。可是许父微薄的工资并不能养活一家七口人,唯一的好处是许父有一点口粮,许母就把口粮换成地瓜渣,一斤口粮可以换十斤地瓜渣,换来的地瓜渣已经被榨得连淀粉都没有了,难以下咽,许景南五个兄弟经常饿得哭。
面对饥饿,许景南印象深刻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开口向别人借过钱”,即使是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
后来,许景南从父亲为他写的《成长日记》中读到了父亲倔强的缘由:许景南的爷爷年轻时到印尼谋生,中间只回来过一趟,后来死在了印尼。许景南的父亲九岁时被伯伯从印尼送回家乡,可是已经没有一位至亲,没有根了,无依无靠,幸亏善良的堂伯母收留了他,才得以活下来。
“父亲的生存法则就是独立,他教给我的生存法则也是独立。”许景南说。
1988年,许景南在饭桌上听到了耐克正在泉州寻找代工工厂的消息,这条从朋友口中随意说出的信息却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此时,距离改革开放已经过去整整十年,许景南在办过包装厂、板车队、木箱厂等十多家企业之后,已经积累了资金和经验。他从政府那里获知了“迎接第二次产业转移”的政策,正为寻找与政策精神相符合的项目发愁。
许景南决定与耐克合作,为其做配套加工,尽管他对于耐克的了解仅限于“一双鞋要卖100多块,比双星和回力要贵许多”。
与耐克谈妥后,许景南开始全力筹资建厂,可等工厂建好,耐克的泉州工厂却搬到了莆田,与许景南的合作也随之结束。在外人看来,许景南被放了一个大鸽子。许景南默默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没有了耐克,我要自己独立创立一个品牌。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忙于从代工中获取利润,创立品牌的投入和风险显而易见。可是许景南隐约觉得,未来的市场很可能会是品牌的市场。许景南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去市场转了一圈后,发现年轻人买衣服开始注意衣领上挂着的铭牌了。
1989年,匹克正式成立。耐克撤离后留下的80%的技术人员和先进设备被许景南招至麾下。“我们一开始就是高起点,晋江的很多企业还是手工作坊时,我们就已经是流水线作业了。”回忆起当年,许景南言语间满是自豪。
吵而不僵
大学毕业后的许志华没有回家,就直接从成都坐火车到北京参加体育博览会,之后又到辽宁考察市场。两个月之后,许志华才回到泉州的匹克总部。
许志华从普通文员做起,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整理文件,接电话,可是这并不能阻止连名片都没有的他与父亲发生争吵。比如,许景南习惯找公司内部会摄影的人给新产品拍照,可是许志华却坚持要花大价钱请专业人士。
“父亲是苦过来的人,我见到过他创业的艰难,能自己做就自己做,能省几块钱就省几块钱,可是我恨不得一夜之间让匹克脱胎换骨。”许志华说。
争吵成为刚回匹克的许志华与父亲之间的常态。“三天两头大吵,拍桌子,吵得我连会都不参加,一个人跑出来了。”后来,许志华将这些争吵归因于“一代与二代的差异”。
差异背后有时则是两代人不同的思考方式。许志华把制定好的2006年的目标拿给许景南看,看完之后,许景南让许志华把增速从50%提高到80%。许志华拿出了市场分析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决定,并告诉父亲已经把50%的年度目标分解到各个部门了。他的意思显而易见——50%是科学的,没法改。
许景南却认为匹克一定要有一个突破,要把过去几年增长缓慢的损失拿回来。他要求许志华一定要改,理由是“这个是我的感觉”。
父子俩在办公室当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是许志华遵从了父亲的意思。后来的事实站在了许景南这一边。“如果没有这个交锋,哪有包括06、07、08年的80%?”不过,他也承认,“志华的数据分析也没有错。”
许景南将争吵的原因归咎于许志华的不成熟。“作为父辈,给你提意见,你接受,或者换一种方式接受,这就很顺了。如果找很多理由顶撞,当然就吵起来了。”不过,吵而不僵——许志华说,争吵的消极影响会在半个小时之内消弭,平静下来的他会重新信心满满地投入工作。“父亲不要多余跟我费什么话,也不需要安慰什么,父亲已经在我脑袋里根植了一种对于家族对于公司的责任感。”
进入公司的第二年,许志华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经销商的整顿工作。在他看来,那些批发时代培育出来的经销商不思进取,已经不能适应零售时代的产品销售工作,在拜访过上千家终端经销商后,许志华渐渐知道了经销商的想法、消费者的想法和如何判断经销商的好坏,他决定要砍掉这些不合格的经销商。
可是因为有着利益牵涉,许志华布置下去的任务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他只好亲自动手。“被砍掉的脸色都很难看,有时去拜访经销商,也被轰出门过。”许志华说。结果,公司内部对于许志华的质疑声渐起,一些元老认为少东家是在“异想天开”。
许景南此时表现出了足够的智慧,他将许志华派到北京来组建匹克北京分公司,将儿子从争议中解放出来。
多年以后,许志华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让我着手的都是新业务,原来没有人做的,都是没有元老的地方,做好了是我的成绩,做不好也不必承担过多的责难。”
确实,对于父子三人的分工,许景南有着自己的考虑:自己负责管理团队的关系协调,大儿子志华负责渠道建设与营销,小儿子志达负责服装的生产配送。
“加冕”之后
2007年,应许志华之邀,侯立东从北京来到泉州,出任匹克公关经理。他见到了一个自己印象中从未有过的许志华。
“他以前不爱说话,文质彬彬的样子,”侯立东说,“可是我刚到匹克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他和企划部的一个人在大声地说话,脸涨得通红,面部表情都不一样了,就像吵架。”感到异样的许志华主动问他:“我是不是很凶?”侯立东回答:“是。”许志华对他坦承:“我知道发火不对,可是压力真的好大。”
许志华说:“我的脾气暴,容易着急,可是我始终掌握一个原则,对事不对人。关系越近的人,骂得越厉害。”
此时,许志华的压力早已不是来自于外界的质疑与批评。在回到父亲身边的六年时间里,在他的主导和影响之下,匹克在坚持原有的以篮球运动装备为核心的专业化道路的基础上,正式启动了“品牌国际化”战略,成功签约包括杰森•基德、肖恩•巴蒂尔等7位NBA球星为其代言,成为国际篮联的官方合作伙伴,并挤掉李宁,成为NBA的官方合作伙伴。
2009年9月29日,30岁的许志华等来了自己的加冕时刻:匹克在香港上市,从家族企业变身市值超过百亿的上市公司。对于从2001年起子承父业的许志华来说,这无疑是对自己最好的证明。
许志华说自己是一个“极度现实主义者”,他迫切地想要了解隐匿于纷乱表象后的商业规律,他说,“我特别热衷于寻找明确的原理,我不相信本能反应”。他拜访过超过80%的球员经纪人,他会去亲自游说NBA球星,亲自为他们测量鞋子的尺码。
许景南至今对于儿子的一句话记忆犹新。“有一次,我批评他,当时他反问我,‘是不是不让我当接班人?’我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选你,选对了人。”许景南说。
不过,许景南有时候会担心许志华旁边的人给儿子“敲边鼓”,特别是在“志华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
“志华学会了独立,可是他太想独立。”现在,许景南对于儿子最大的担心是“经验不够”:“有些事情理论上是对的,可是实际上很难操作。用人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可是如果走偏了,你就会越走越远,最后的结果是你对于自己的企业越来越不熟悉。”
不过,许景南和许志华父子都深知职业经理人是“解放”他们的唯一出路,他们对于“去家族化”在大方向上有着共同的认识,同时,他们也有着各自的烦恼。
许志华的痛苦是“看人不准”:“ 这一点,我父亲比我厉害,他跟人只谈几句话,这个人行不行,怎么样,他大概就知道了,有时候我跟一个人聊半天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许景南的担心则是“工人都不敢迟到早退,(迟到早退的)都是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对于制度的意识都很强,为什么自己反而这样?”
当然,除了烦恼,他们现在拥有共同的幸福感——再过七个月,许志华就要当父亲了,许景南就要当爷爷了,匹克家族就要四世同堂了。
下午两点五十分,匹克董事长许景南的秘书终于送来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们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的交谈,专心致志地埋头吃面。
过了一会儿,我对面“出溜”的吃面声停止了,许景南抬起头,指着依然热气袅袅的面条,说,我们第一代能够创富,可是不太会享受财富带来的东西,因为我们过过苦日子,而二代的日子一般都很好过,他们知道如何享受,不过,志华是个例外。
临危受命
侯立东握住的是一双冻得红肿冰凉的手。
那是2002年底北京的冬天。当时身为记者的侯立东,去洋桥外的盐业仓库看望匹克“少东家”许志华。
仓库里的景象让侯立东感到吃惊:“楼下是白花花的食盐,有一股刺鼻的海腥味。楼上装满了匹克的鞋子衣服,志华的办公室就在货品的包围之中。那年冬天很冷,可是他的办公室没有暖气,他只好硬挺着,手被冻得通红发肿。”
这显然与侯立东头脑中的“富二代”相去甚远,要知道当时匹克的年销售额早已超过3亿元。
许志华从侯立东的脸上读出了吃惊。他指着楼下院子里的金杯面包车告诉侯立东,这个冬天,他就是靠着它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中送货接货,一点一点地建立起匹克北京分公司。
彼时的匹克,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冬天”之中。
“我们一下子被淹没了!”许志华如此评价父亲许景南一手创立的匹克在2000年左右的表现。
匹克淹没在如春笋般涌出的晋江品牌中,与匹克毗邻的安踏、特步等已经开始一轮大张旗鼓的造牌运动,多达40多个晋江品牌在电视上大打广告,更要命的是,他们在全国铺建销售网络,大建专卖店,迅速抢夺着市场份额,而匹克还没有从传统的商场模式中解放出来。
“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我们就像是坐在上升的电梯里面,就是站着不动,也会一直往上走。”许志华回忆。可是这番景象对于匹克来说,已经是明日黄花。
许景南也不止一次地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没有及时适应体育用品行业从商场批发到专卖零售的渠道转型,公司管理层不齐心,部分高管阳奉阴违,公司缺少创新,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许景南毫不讳言自己的极度渴求:“我需要帮手。”他所指的帮手是指远在成都读书的大儿子许志华。
子承父业——对于在晋江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许志华来说,这是一道熟悉的命题。
2001年的夏天,当许志华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曾经想过给出不同的答案:他已经拿到了华为公司的录取通知,可以去深圳做一名月薪过万的工程师;他还作为优秀毕业生被推荐到了国家行政学院,成为仅有的两个候选者之一,走上仕途之路。
许景南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给儿子讲了自己考大学的故事——高中时候的许景南数理化的成绩一直在班级里的前三名,当时上大学需要村里推荐,两年推荐了两个人,都是村干部的孩子。
许景南单刀直入:“我们没有什么背景,什么时候轮到你?”彼时,与许志华竞争国家行政学院入学名额的是一个省长的孙子。
更重要的是,许志华深切意识到父亲的企业已经落入下降的通道。许志华决意子承父业,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富二代”,而是“创二代”。
“大家都不羡慕他”
事实上,起初许志华连一个“创二代”都不愿意做:他对家族生意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从不喜欢被人称为“许景南的儿子”,他到成都读大学,为的是“离家越远越好”。
1997年,许志华成为四川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一名学生。他与其他同学并无二致,与舍友一样,他每个月拿出5块钱放入宿舍的生活基金,与大家共用纸巾、牙膏。他与同学们一起去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睡14个人的大通铺。他与每一个新生一样,积极表现,乐于参加社团活动,最终还成为了学生会主席。
唯一的不同是许志华表现出了对于商业新闻的关注和敏感。许志华的大学舍友宾寿成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他对于一些宏观经济的概念很感兴趣,爱看报纸,还经常把看到的新鲜的财经新闻、商业人物的故事读给我们听。”
许志华“匹克公子”的身份因为宿舍的集体卖鞋而被大家熟知。他从匹克成都代理商那里把鞋子拿过来,摆满了宿舍的墙板,招呼宿舍的人都参与,赚来的钱都成为宿舍的生活基金,可是“生意一般”。
“即使同学们知道了许志华的特殊身份,可是大家都不羡慕他。”宾寿成强调说。
许志华在四川大学的四年,许景南和妻子只去过两次,其中包括第一次送儿子上学。他希望儿子能够真正拥有“独立的能力”。他对儿子仅有的嘱咐是要主动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许志华替一位同学还上了3000块钱的助学贷款,帮助其顺利拿到了毕业证。
“我们这边轰轰烈烈地干事业,志华那边静悄悄地读书。”许景南对于这种状态甚为满意。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许志华说过自己心里的计划:“从送志华读大学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心让他做接班人。”
这与许景南之前所有关于接班人培养人的表态不同——之前,他从未正式承认对于儿子的培养是刻意为之。
“我不希望让志华本人知道”,接着,许景南说出了他的忧虑,“我不相信只靠学校的教育就能够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生活。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作为晋江鞋王里面学历最高的第一代创业者,高中毕业的许景南说出了这句颇具哲理意味的话——这来源于他自己的经历。
家族基因
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给予许景南的深刻记忆是贫穷、贫穷伴生的饥饿的滋味,以及无依无靠的孤独感。
解放前,许景南的父亲在水果店里面做学徒,解放之后实行“公私合营”,读过几年私塾的许父算是有文化的人,就做了一名会计。可是许父微薄的工资并不能养活一家七口人,唯一的好处是许父有一点口粮,许母就把口粮换成地瓜渣,一斤口粮可以换十斤地瓜渣,换来的地瓜渣已经被榨得连淀粉都没有了,难以下咽,许景南五个兄弟经常饿得哭。
面对饥饿,许景南印象深刻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开口向别人借过钱”,即使是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
后来,许景南从父亲为他写的《成长日记》中读到了父亲倔强的缘由:许景南的爷爷年轻时到印尼谋生,中间只回来过一趟,后来死在了印尼。许景南的父亲九岁时被伯伯从印尼送回家乡,可是已经没有一位至亲,没有根了,无依无靠,幸亏善良的堂伯母收留了他,才得以活下来。
“父亲的生存法则就是独立,他教给我的生存法则也是独立。”许景南说。
1988年,许景南在饭桌上听到了耐克正在泉州寻找代工工厂的消息,这条从朋友口中随意说出的信息却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此时,距离改革开放已经过去整整十年,许景南在办过包装厂、板车队、木箱厂等十多家企业之后,已经积累了资金和经验。他从政府那里获知了“迎接第二次产业转移”的政策,正为寻找与政策精神相符合的项目发愁。
许景南决定与耐克合作,为其做配套加工,尽管他对于耐克的了解仅限于“一双鞋要卖100多块,比双星和回力要贵许多”。
与耐克谈妥后,许景南开始全力筹资建厂,可等工厂建好,耐克的泉州工厂却搬到了莆田,与许景南的合作也随之结束。在外人看来,许景南被放了一个大鸽子。许景南默默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没有了耐克,我要自己独立创立一个品牌。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忙于从代工中获取利润,创立品牌的投入和风险显而易见。可是许景南隐约觉得,未来的市场很可能会是品牌的市场。许景南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去市场转了一圈后,发现年轻人买衣服开始注意衣领上挂着的铭牌了。
1989年,匹克正式成立。耐克撤离后留下的80%的技术人员和先进设备被许景南招至麾下。“我们一开始就是高起点,晋江的很多企业还是手工作坊时,我们就已经是流水线作业了。”回忆起当年,许景南言语间满是自豪。
吵而不僵
大学毕业后的许志华没有回家,就直接从成都坐火车到北京参加体育博览会,之后又到辽宁考察市场。两个月之后,许志华才回到泉州的匹克总部。
许志华从普通文员做起,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整理文件,接电话,可是这并不能阻止连名片都没有的他与父亲发生争吵。比如,许景南习惯找公司内部会摄影的人给新产品拍照,可是许志华却坚持要花大价钱请专业人士。
“父亲是苦过来的人,我见到过他创业的艰难,能自己做就自己做,能省几块钱就省几块钱,可是我恨不得一夜之间让匹克脱胎换骨。”许志华说。
争吵成为刚回匹克的许志华与父亲之间的常态。“三天两头大吵,拍桌子,吵得我连会都不参加,一个人跑出来了。”后来,许志华将这些争吵归因于“一代与二代的差异”。
差异背后有时则是两代人不同的思考方式。许志华把制定好的2006年的目标拿给许景南看,看完之后,许景南让许志华把增速从50%提高到80%。许志华拿出了市场分析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决定,并告诉父亲已经把50%的年度目标分解到各个部门了。他的意思显而易见——50%是科学的,没法改。
许景南却认为匹克一定要有一个突破,要把过去几年增长缓慢的损失拿回来。他要求许志华一定要改,理由是“这个是我的感觉”。
父子俩在办公室当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是许志华遵从了父亲的意思。后来的事实站在了许景南这一边。“如果没有这个交锋,哪有包括06、07、08年的80%?”不过,他也承认,“志华的数据分析也没有错。”
许景南将争吵的原因归咎于许志华的不成熟。“作为父辈,给你提意见,你接受,或者换一种方式接受,这就很顺了。如果找很多理由顶撞,当然就吵起来了。”不过,吵而不僵——许志华说,争吵的消极影响会在半个小时之内消弭,平静下来的他会重新信心满满地投入工作。“父亲不要多余跟我费什么话,也不需要安慰什么,父亲已经在我脑袋里根植了一种对于家族对于公司的责任感。”
进入公司的第二年,许志华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经销商的整顿工作。在他看来,那些批发时代培育出来的经销商不思进取,已经不能适应零售时代的产品销售工作,在拜访过上千家终端经销商后,许志华渐渐知道了经销商的想法、消费者的想法和如何判断经销商的好坏,他决定要砍掉这些不合格的经销商。
可是因为有着利益牵涉,许志华布置下去的任务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他只好亲自动手。“被砍掉的脸色都很难看,有时去拜访经销商,也被轰出门过。”许志华说。结果,公司内部对于许志华的质疑声渐起,一些元老认为少东家是在“异想天开”。
许景南此时表现出了足够的智慧,他将许志华派到北京来组建匹克北京分公司,将儿子从争议中解放出来。
多年以后,许志华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让我着手的都是新业务,原来没有人做的,都是没有元老的地方,做好了是我的成绩,做不好也不必承担过多的责难。”
确实,对于父子三人的分工,许景南有着自己的考虑:自己负责管理团队的关系协调,大儿子志华负责渠道建设与营销,小儿子志达负责服装的生产配送。
“加冕”之后
2007年,应许志华之邀,侯立东从北京来到泉州,出任匹克公关经理。他见到了一个自己印象中从未有过的许志华。
“他以前不爱说话,文质彬彬的样子,”侯立东说,“可是我刚到匹克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他和企划部的一个人在大声地说话,脸涨得通红,面部表情都不一样了,就像吵架。”感到异样的许志华主动问他:“我是不是很凶?”侯立东回答:“是。”许志华对他坦承:“我知道发火不对,可是压力真的好大。”
许志华说:“我的脾气暴,容易着急,可是我始终掌握一个原则,对事不对人。关系越近的人,骂得越厉害。”
此时,许志华的压力早已不是来自于外界的质疑与批评。在回到父亲身边的六年时间里,在他的主导和影响之下,匹克在坚持原有的以篮球运动装备为核心的专业化道路的基础上,正式启动了“品牌国际化”战略,成功签约包括杰森•基德、肖恩•巴蒂尔等7位NBA球星为其代言,成为国际篮联的官方合作伙伴,并挤掉李宁,成为NBA的官方合作伙伴。
2009年9月29日,30岁的许志华等来了自己的加冕时刻:匹克在香港上市,从家族企业变身市值超过百亿的上市公司。对于从2001年起子承父业的许志华来说,这无疑是对自己最好的证明。
许志华说自己是一个“极度现实主义者”,他迫切地想要了解隐匿于纷乱表象后的商业规律,他说,“我特别热衷于寻找明确的原理,我不相信本能反应”。他拜访过超过80%的球员经纪人,他会去亲自游说NBA球星,亲自为他们测量鞋子的尺码。
许景南至今对于儿子的一句话记忆犹新。“有一次,我批评他,当时他反问我,‘是不是不让我当接班人?’我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选你,选对了人。”许景南说。
不过,许景南有时候会担心许志华旁边的人给儿子“敲边鼓”,特别是在“志华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
“志华学会了独立,可是他太想独立。”现在,许景南对于儿子最大的担心是“经验不够”:“有些事情理论上是对的,可是实际上很难操作。用人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可是如果走偏了,你就会越走越远,最后的结果是你对于自己的企业越来越不熟悉。”
不过,许景南和许志华父子都深知职业经理人是“解放”他们的唯一出路,他们对于“去家族化”在大方向上有着共同的认识,同时,他们也有着各自的烦恼。
许志华的痛苦是“看人不准”:“ 这一点,我父亲比我厉害,他跟人只谈几句话,这个人行不行,怎么样,他大概就知道了,有时候我跟一个人聊半天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许景南的担心则是“工人都不敢迟到早退,(迟到早退的)都是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对于制度的意识都很强,为什么自己反而这样?”
当然,除了烦恼,他们现在拥有共同的幸福感——再过七个月,许志华就要当父亲了,许景南就要当爷爷了,匹克家族就要四世同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