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北京，长年生活在北京的我，一直认定自己是浙江人，尽管我只会说北京话。
　　以往每当有出差机会，总要设法到浙江走走，在杭州住上几天。回到北京之后，“杏花春雨江南”依然是挥之不去的记忆，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近两年常去杭州，是因为父亲的母校浙江工商大学(前身为浙江甲种商业学校)，用他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学院。漫步在钱塘江边美丽的校园内，怀想起历史浪潮中淘不尽的浙江人物，更加深了我对故乡的情愫。
　　父亲早年在母校读书，读到经济学课本绪论中“通商大埠，常在大江大河下游”一语，立时倾倒，认为“能够表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他由此开始与经济学结缘。
　　四大古代文明皆与河流有关。有水的地方物产富庶，人也会比较聪明，或许可以概括文化与经济的依存关系，“天下文章在浙江，浙江文章在余杭”，台湾学者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有一幅中国历史上的进士地图，浙江出身的进士为全国之冠。浙省人文荟萃，经济是其基础。
　　浙江人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陶朱遗范”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圭臬。东汉时期，浙江煮盐业、制瓷业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晋代的宁波商贾，已经北走河淮，南下岭南。隋唐时期浙江的茶业、丝绸业、瓷器业、造纸业极一时之盛，宁波、温州皆为著名的贸易口岸，浙商已东渡扶桑从事贸易。南宋定都临安，奠定了杭州作为江南政治、经济、文化之都的地位。直至明、清两代，浙江皆为天下财赋之薮。
　　明代实行海禁政策，扼杀了中国的航海贸易、清代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辟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出现了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商人特别是20世纪初叶江浙财团的崛起，其在金融、政治上的影响力，在30年代备极一时之盛。此后由于内外战争的原因，工商业屡遭重创，民生凋敝。
　　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国策的转向和政治运动的频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道德文化出现了断层，浙江从古代到近代的商业文化传统也中断了
　　80年代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浙江重新成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徜徉在美丽的西子湖头、钱塘江畔，你不但可以尽情欣赏如画美景和如云美女，也可以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冲撞与融合：层楼大道同古屋深巷，在都市斜阳中相映成趣：灯红酒绿与水韵茶香，于湖山月色中混俗和光。虽然城市化的进程带来的未必全是和谐，社会转型的阵痛仍在持续，但生活也在继续……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似曾相识又不尽相识，这就是我对江南不断更新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