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李四光入党了，这位已临近古稀之年的著名地质学家说，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刚刚开始”。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名正式党员的时间是1959年11月12日，他说这一天“我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
　　曾经以为踏遍千山万水，胸中不再坎坎沟壑；曾经以为有过苦楚酸痛，人生不再泪眼婆娑。多少草根，多少巨擘，一旦找到信仰的旗帜，怎能不生出归巢倦鸟再振翅的心念。
　　这就是价值观的力量，人力资源最大程度的开发需要这种力量。
　　中国共产党建党91年的光辉历程，特别是执政63年的伟大实践为世界管理界所瞩目。西方MBA教育提出“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研究者试图从中共如此长寿的“红色管理”案例中找到什么。战略管理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愿景、使命和价值观，而中共则一个也不少。信仰是播种领导力的种子，而与信仰相伴的价值观管理，必然注入组织的DNA并内化为执行力。想想，像李四光、钱学森这样的“大海归”都甘于依归的组织，能不基业长青吗？
　　当下网媒有不少颇具热度、锐度、深度的说辞，但少有令人醍醐灌顶的话语。所谓一流的人谈观念，二流的人说人物，三流的人辩是非。谁又不想做一流人才呢？于是，天下成了观念的竞技场。人们忙来忙去、宅来宅去为哪桩？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信仰是观念的形而上。鞍钢养路工郭明义被主流人群所尊崇，是他的价值观里有镰刀和锤头的图腾。他说：“没有信仰的人活得很飘。”这正是因为一个政党组织的先进理念内化成他个人一份高尚的追求，故其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快乐着自己”。他用实际行动填充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千万人心中的“价值观真空”。
　　一个企业，无论是“指令管理”，还是“目标管理”，最终都要升华到“价值观管理”的层面。领导和其下属的关系一定是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有研究表明，持有明确而崇高价值观的领导者，推己及人，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实践价值观领导的企业中，3年内企业利润率可提高15%～25%，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市场就是价值观管理的竞技场。
　　“中国人把干什么工作都习惯说是党的事业，这或许是领导力隐藏的价值吧？”这是西方管理学界力求探究的执政奥秘——领导力如何内化为执行力。看来，中国诸多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努力从西方“拿来”的时候，却忽略或抛弃了贴身可学的本土管理之道。
　　所有企业的核心人才和基层管理者，他们的执行力都源于与价值观的匹配效应。这就像铁锤敲打铁钉，一分分楔进木头；像一滴钻出石缝的水珠，自此落入溪流。只要你领导者心里的城池不失守，即使是一段钢筋、一块铁板、一颗螺钉，都将紧紧地嵌入你想打造的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