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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大学生比例大幅下降,这必将会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为此,必须采取确立公平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进一步改革高考制度等有效措施 ,保证农村孩子上得起学,实现教育公平。
关键词:“穷人教育学”;农村大学生;下降;教育“短板”;破解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9-0098-04
温家宝总理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座谈时提出了“穷人教育学”的理念,总理说:“我以前讲过穷人的经济学, 今天讲讲穷人的教育学。我们的国家太大, 尽管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 但发展很不平衡, 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 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1] 温总理的“穷人教育学”,其实并不深奥:“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 事实上,“穷人教育学”最本质的含义,是指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都把教育最根本的关怀转向弱势群体,让贫穷家庭孩子也能平等地进学校读书作为教育不渝的追求。温总理所以特别强调“穷人教育学”,更因为教育关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正是弱势群体教育这块“短板”。本文以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为例,对如何用“穷人教育学”破解教育“短板”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 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原因分析
温总理何以特别强调“穷人教育学”?因为我们社会客观存在着教育不均衡。对此,温总理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2]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3]另外,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4]
教育不均衡,是教育的一块“短板”。农村大学生比例逐年降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
首先,政府对教育投入太少。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被社会诟病的影响教育公平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根据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可测算出在人均GDP1000 美元时,对教育的财政性投资占GDP的比重应该是4.39%左右。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未达到国家法定要求。资料显示,2003-2007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6%,远低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更有很大差距。据统计,国际平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中国1996年这一比重达到17.84%,2006年下降为11.82%,也低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的15%的目标,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属于较低水平。而在这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中,对于农村的投入尤其可怜。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共计5800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 ,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5]
其次,是由目前我国城乡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所致。数据显示,2007年,虽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而这还是仅就现金收入而言,如果将医疗、养老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实际高达6倍。[6]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投资无疑需要本钱,在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和大学学费高昂的大背景下,农民显然缺乏进行这种投资的能力。
第三,是由大学产业化所致。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其特征是过分强调受教育者应承担的教育成本, 强调学校教育的经济收益和眼前利益, 而忽视教育的公共属性, 忽视教育的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 各级各类学校兴奋点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上市、产权、市场化等问题, 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 而缺乏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关注, 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话语。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这样强烈反差的困局: 一方面, 教育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另一方面, 教育越来越昂贵, 越来越“豪华”, 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 出现教育价值失衡, 教育行为失范, 教育品质恶化, 教育行为扭曲, 教育腐败丛生, 导致学校的功能、面貌变异, 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近年来教育与医疗、住房一起,三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尤其是教育领域上学难、上学贵则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曾有研究显示,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准确一点说,应当是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于是在农村就有了“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说法。现在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 [7]成本意味着对于产出的期许,高成本必然带来高期许,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由于孩子读大学成本太高,当全家人受穷之后,读了大学还难以改变命运,不能回报家庭,这就会让家庭所有辛苦打拼的人感到失望,也会让周围的人产生读书不能改变命运的想法,而不重视孩子的教育,让孩子去打工,赚钱养家。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却是非常可怕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8]
第四,与就业市场不公有关。必须认识到,虽然市场化改革已有多年,但现有的市场化程度仍然谈不上充分。如在现实的就业市场中,“关系”是决定就业尤其是体制内就业(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成败的重要因素。所谓“父亲就业时代”(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这项调查显示,家庭背景愈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愈高。父亲为农民比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少400元。北大的调查还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9]显然,在这样一个就业环境中,再加上扩招带来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处境必然最为不利,其反过来挫伤他们上大学的热情和积极性的作用,当然也最为明显。当家长和学生看不到读大学的希望,却明显感觉到读大学的重重艰辛之时,放弃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当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趋向于同一个价值观,大学就会离农村孩子越来越远。
农村不上大学的孩子会去了哪里?最多的是加入到打工潮中,成为新一代农民工。这种看似自愿的弃学现象斩断了农村孩子继续学习深造的教育链,上大学的自然就少了。
二、 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危害性思考
教育本是消弭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均衡器、助推器,如果其本身反而被腐蚀,那么对社会公平正义所造成的伤害和挫伤无疑是双重的——一方面,将使教育这个维护社会公平、缓释社会差距的源头本身被污染,失去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势必令现实中固有的种种社会差距和不公,不断被放大、强化。所以,农村大学生比重逐年降低后果是严重的:
一是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教育本身是一种带有一定程度的公共产品性质的特殊资源,教育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选拔和分配社会成员的功能, 在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获得和实现个人社会流动中占据中心地位。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智力和努力, 通过教育选拔取得较高学历而获得较好职业, 从而改变社会地位, 实现升迁性社会流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往往把扭转这一局面的希望寄托在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或下一代的命运上。但教育也有可能受权力和金钱的影响,带来强势阶层垄断受教育机会和阶层结构固化的负面效应。当教育资源极度向上聚集,当受教育的门槛越发高时,就会稀释底层人群受教育的机会,穷人更有可能会因为选拔不公,永远失去向上层流动的机会。这就有可能形成教育中的“马太效应”:富者可以轻松享有优质教育资源,而穷者则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亦难如愿以偿。这就如孙立平先生所言,我们的社会就有进入“断裂社会”的风险。这时的景象,正如一些论者所预见的,教育公平不复存在,那些作为稳定社会具有的公平、正义、秩序等特征均成为幻象。既然权贵者可以任意突破底线规则实现自己的绝对利益,那么底层的平民亦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进行同样的冒险行为,那么它们之间的较量和彻底变革的时机就来临了。最终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尤其要看到,新一代农民工比起父辈,在知识和能力方面,会更高一些,但其局限性却更加明显,特别是在接触到城市的光鲜一面之后,心理的落差会更大,其潜伏的危险因子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由于一个“引子”而点燃。这对于农村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都极为不利。
二是导致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目前我国正处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资源满足不了每个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的要求,也满足不了都能上一流大学的愿望。高等教育机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稀缺资源。但高等教育是一种社会资源,是所有纳税者的投资。因此,惟一的办法只能是平等竞争,让竞争者的起点处于平等状态,让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教育的机会平等地对每一个高中毕业生开放,不分省份、地区。在我国,经济的高速但不均衡发展态势,带来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严重两极分化,同是读书的精英,却因为户籍所在地的天然差别,命运相去甚远,农村贫寒子女处于经济、政治权利的劣势地位往往被拦在大学门外,教育的不公,无疑从起点上使农村子弟处于“不能翻身”的境地, “先天不足”的农民必将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更谈不上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样的城乡裂痕扩大下去,将会造成累积性的阶级对立,阻碍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实现公平的步伐。如果这种景况持续下去,那农民和其子弟似乎永远是蹩居社会底层的草根,而城市人则更有机会成为社会精英。正如布迪厄所说, 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 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 还要调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共同作用助推个人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良好职位, 而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在这三项资本获得方面有着很大局限性, 进而影响到了他们向上层社会流动, 进一步扩大了与富有阶层子女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10]
三是导致农民话语权的丧失。在中国13亿人口中农民占9亿之多。农民这个群体虽然是中国最大的,但话语权却是最少最小的。农村大学生少,导致的是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少,进入专家领域的就更少。过去农民的儿子当官的不少,是专家的就更不少,他们由于父母在农村,常回家看看,显然了解农村就多了,再说父母,兄弟姐妹也是农民,他们就会代表农民说话。如果农民的儿子当官员、专家的越来越少,听取农民的声音就更少。懂得农民与不懂农民其决策是不一样的。而那些专家假如都是从小在城市长大,他们没有乡村情怀,尽管他们关注乡村,在写“三农”文章时,也像当今某些专家那样写到具体农事时,也只能用“ABCD”来代写,缺乏生动,讲不到实处。这样的建议很难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四是导致农村青年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村的孩子,莫不是广袤土地的最大希望,莫不是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家庭命运、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根本希望。而如今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是凤毛麟角。原因是读了高中的几乎都上大学去了,没有读高中的早就走上了打工之路。高中文化在我国农村悄然形成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凸显的是农民文化素质整体下降。这个“断层”的形成,势必影响新一代农民素质的提高,不仅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影响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进程,阻碍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青年文化素质的下降,除了影响新农村建设外,也造成了他们进城就业难。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真正受波及的却不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民工,而是那些缺乏知识,没有技术的农民工。如果他们回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可能成为盲流。
五是影响了个体的和谐发展。由于教育机会不平等, 有些人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如城镇中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没有钱上大学, 只好选择能够较快就业的中专中技, 高职高专等, 但他们的理想是上大学,也有这个能力, 由于经济原因、社会制度原因阻碍了他们的选择。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个体的和谐发展,使那些在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产生人格障碍。从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村少年儿童对于城市学生和“ 城里人”的情感认同程度差, 甚至产生仇视心理, 以及文盲半文盲人群的暴力犯罪中, 我们也能够解读到这一点。[11]
三、 倡导教育关怀,追逐未来梦想的路径探讨
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说得好:“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发展并不均衡的中国,太需要“穷人经济学”,同样也太需要“穷人教育学”了。惟懂得“穷人教育学”,才真正懂得了中国、中国教育,才有资格管理教育,从事教育。深切领会“穷人教育学”,努力实践“穷人教育学”,消除教育的不均衡,给尽可能多的农村孩子以实现其“大学梦”的机会,应当成为一种政府官员和教育机关自觉担当的责任。
1.确立公平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从20世纪90年后期开始,在各级各类教育的数量、规模、培养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出现的农村大学生比重不断减少的问题使教育的形象、品质和公信力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这一事实说明,仅有数量的增长是不够的,只有确立公平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才能保证教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要把维护教育公平确立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作为制定教育政策的基石。在义务教育阶段,牢牢树立公平优先效率的观念,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公平和效率并重的方针,以此为指导,发挥导向性功能,调整、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12]
2.教育政策要向困难群体倾斜。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 涉及到社会的整体价值以及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基本价值能否实现的问题, 涉及到社会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如何分配的问题, 更涉及到社会的公平问题。用倾斜政策人为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来办“重点学校”, 将制造豪华、昂贵的“优质教育”作为政绩工程和既得利益, 是一种典型的反教育行为。困难群众的教育是关系到教育公益性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 国家要特别关注他们, 扶持他们,只有当困难群众受到公平对待时, 教育的公益性才可能最大化实行。具体而言,一是要切实落实国家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各项政策。要认真做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政府采购工作,努力降低成本,确保按时发放,同一区域内应使用相同质量版本的教材。建立有效机制,切实落实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和提供必要寄宿生生活补助的经费。二是要以公办学校为主,认真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切实落实收费“一视同仁”的政策。要加强对以接受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及时解决进城务工农民托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三是社会还应为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困难大学生的成长,提供享受不匮乏的自由的条件。要帮助他们应付学费等方面经济生活的困难,保证让每个考上大学的寒家子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让他们不因先天的或非个人的因素,而失去与强势群体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3.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目前我国教育的不公平主要是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约翰· 罗尔斯认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而正义总意味着公平, 因而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 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13]假如一个教育制度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是存在着等级区别的, 那么在这种体制下的教育自然而然是不公平的。因此, 制度建设是最要紧的事情。其一, 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遵循“ 存量在地区内均衡, 增量向薄弱地区倾斜” 的政策,首先实现各自区域内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缩小教育资源的校际差异;其次是不同区域间的资源分配要向落后地区、薄弱学校、弱势教育单位倾斜。其二, 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认真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和《一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有关发展农村教育的战略决策,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的刚性差异,统筹城乡教育资源, 实现城市教育向农村教育的“反哺”。其三,统筹研究解决义务教育择校、规范教育收费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其四,在教育政策层面, 不仅要消除城乡差别的二元教育制度, 而且要采取措施, 在教育政策上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 促进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 逐步减少城乡教育差距。
4.改革高考制度和内容。一是高考政策应向农村考生倾斜,尤其是要向贫困考生、少数民族考生倾斜。尽管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越来越多,但是就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来说,跟城里孩子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已经从显性转为隐性。现在农村孩子考大学、尤其是考好大学,比以前更难了。过去的高考试题比较死板一点,农村孩子只要肯吃苦,多花时间搞搞题海战术,还是有机会考赢城里孩子的。但现在高考方案特别强调素质教育,题型越来越活,对考生的知识面要求越来越宽,有些考试内容农村孩子可能根本就没接触过,比如电脑、网络、旅游等知识,更容易败下阵来。农村考生目前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的投入差异带来的。因此,从高考政策上说,应考虑给农村考生一定的倾斜,尤其是要向贫困考生、少数民族考生倾斜。这不是不公平,而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平,因为考同样的分数,农村孩子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二是要克服高校招生中的“城市视角”。所谓“城市视角”就是用城里人的眼光选拔人才。这些年,大学自主招生越来越多了,他们的考试内容和形式多从城市学生出发,比如,看重学生的文体特长,注重学生的知识面,有的只把报名资格和名额分给中学名校,这对农村学生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农村的教学条件特别是音、体、美等副科的教学条件,跟城市差距还很大。农村孩子也不像城里孩子那样见过什么大世面,参加自主招生也会“吃亏”。大学和社会多关注农村教育和农村学生,在招生中尽量做到公平公正。
5.改革和完善高校收费制度。弱势群体之“弱”,主要体现在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四种资源占有上的匮乏。虽然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无法简单地通过补偿来实现,但是可以通过公平的政策与制度设计来消除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的不当干预。目前, 我国高校的学费居高不下, 远远超出了居民的收入水平, 这与发达国家的高校收费状况是不相同的。因此, 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文件确立规范、合理的高等学校收费标准, 比如可以由国家根据国民平均收入制定收费标准, 可根据学生家庭收入的差距收取不同标准的学费,同时还应对农村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实行具有优惠性的收费政策,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
参考文献:
[1]邹声文. “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 ——温家宝总理与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座谈[N].人民日报,2007-0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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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国强.我国教育机会均等的历史回溯与现实分析[J].教育导刊,2007,(07).
[4]瞿方业.对农村大学生比例减半应多重反思[N].北京青年报,2009-01-24 .
[5]陈敏.农村大学生减半莫让教育出现城乡断裂[N].珠江晚报, 2009-01-24.
[6]楚一民.农村大学生下降一半背后的城乡不公[N].燕赵都市报,2009-01-24.
[7]孙立平.如果三个因素结合到一起社会观察[N]. 经济观察报,2005:21.
[8]陈敏.农村大学生减半莫让教育出现城乡断裂[N].珠江晚报,2009-01-24.
[9]李娟.五位农村大学生的求职故事[N]. 华商报,2007-04-05.
[10]陈晓宁,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 1998,( 6) .
[11]刘娜.消除教育不平等——实现民生的基石[J].社会工作,2008,(7).
[12]杨生新.我国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偏差与纠正[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9).
[1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03.[责任编辑:陈合营]
关键词:“穷人教育学”;农村大学生;下降;教育“短板”;破解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9-0098-04
温家宝总理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座谈时提出了“穷人教育学”的理念,总理说:“我以前讲过穷人的经济学, 今天讲讲穷人的教育学。我们的国家太大, 尽管这些年经济社会发展很快, 但发展很不平衡, 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 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 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梦。”[1] 温总理的“穷人教育学”,其实并不深奥:“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 事实上,“穷人教育学”最本质的含义,是指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都把教育最根本的关怀转向弱势群体,让贫穷家庭孩子也能平等地进学校读书作为教育不渝的追求。温总理所以特别强调“穷人教育学”,更因为教育关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正是弱势群体教育这块“短板”。本文以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为例,对如何用“穷人教育学”破解教育“短板”的问题作一探讨。
一、 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原因分析
温总理何以特别强调“穷人教育学”?因为我们社会客观存在着教育不均衡。对此,温总理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2]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3]另外,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4]
教育不均衡,是教育的一块“短板”。农村大学生比例逐年降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素所致。
首先,政府对教育投入太少。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被社会诟病的影响教育公平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根据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可测算出在人均GDP1000 美元时,对教育的财政性投资占GDP的比重应该是4.39%左右。而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未达到国家法定要求。资料显示,2003-2007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6%,远低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更有很大差距。据统计,国际平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为5.1%,其中,发达国家为5.3%,发展中国家为4%。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中国1996年这一比重达到17.84%,2006年下降为11.82%,也低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的15%的目标,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属于较低水平。而在这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中,对于农村的投入尤其可怜。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共计5800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 ,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5]
其次,是由目前我国城乡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所致。数据显示,2007年,虽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而这还是仅就现金收入而言,如果将医疗、养老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实际高达6倍。[6]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投资无疑需要本钱,在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和大学学费高昂的大背景下,农民显然缺乏进行这种投资的能力。
第三,是由大学产业化所致。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其特征是过分强调受教育者应承担的教育成本, 强调学校教育的经济收益和眼前利益, 而忽视教育的公共属性, 忽视教育的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 各级各类学校兴奋点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上市、产权、市场化等问题, 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 而缺乏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关注, 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话语。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这样强烈反差的困局: 一方面, 教育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另一方面, 教育越来越昂贵, 越来越“豪华”, 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 出现教育价值失衡, 教育行为失范, 教育品质恶化, 教育行为扭曲, 教育腐败丛生, 导致学校的功能、面貌变异, 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近年来教育与医疗、住房一起,三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尤其是教育领域上学难、上学贵则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曾有研究显示,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准确一点说,应当是一个西部地区大学生4年学费等于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于是在农村就有了“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的说法。现在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 [7]成本意味着对于产出的期许,高成本必然带来高期许,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由于孩子读大学成本太高,当全家人受穷之后,读了大学还难以改变命运,不能回报家庭,这就会让家庭所有辛苦打拼的人感到失望,也会让周围的人产生读书不能改变命运的想法,而不重视孩子的教育,让孩子去打工,赚钱养家。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却是非常可怕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8]
第四,与就业市场不公有关。必须认识到,虽然市场化改革已有多年,但现有的市场化程度仍然谈不上充分。如在现实的就业市场中,“关系”是决定就业尤其是体制内就业(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成败的重要因素。所谓“父亲就业时代”(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这项调查显示,家庭背景愈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愈高。父亲为农民比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少400元。北大的调查还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9]显然,在这样一个就业环境中,再加上扩招带来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处境必然最为不利,其反过来挫伤他们上大学的热情和积极性的作用,当然也最为明显。当家长和学生看不到读大学的希望,却明显感觉到读大学的重重艰辛之时,放弃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当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趋向于同一个价值观,大学就会离农村孩子越来越远。
农村不上大学的孩子会去了哪里?最多的是加入到打工潮中,成为新一代农民工。这种看似自愿的弃学现象斩断了农村孩子继续学习深造的教育链,上大学的自然就少了。
二、 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危害性思考
教育本是消弭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均衡器、助推器,如果其本身反而被腐蚀,那么对社会公平正义所造成的伤害和挫伤无疑是双重的——一方面,将使教育这个维护社会公平、缓释社会差距的源头本身被污染,失去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势必令现实中固有的种种社会差距和不公,不断被放大、强化。所以,农村大学生比重逐年降低后果是严重的:
一是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教育本身是一种带有一定程度的公共产品性质的特殊资源,教育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选拔和分配社会成员的功能, 在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获得和实现个人社会流动中占据中心地位。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智力和努力, 通过教育选拔取得较高学历而获得较好职业, 从而改变社会地位, 实现升迁性社会流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往往把扭转这一局面的希望寄托在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或下一代的命运上。但教育也有可能受权力和金钱的影响,带来强势阶层垄断受教育机会和阶层结构固化的负面效应。当教育资源极度向上聚集,当受教育的门槛越发高时,就会稀释底层人群受教育的机会,穷人更有可能会因为选拔不公,永远失去向上层流动的机会。这就有可能形成教育中的“马太效应”:富者可以轻松享有优质教育资源,而穷者则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亦难如愿以偿。这就如孙立平先生所言,我们的社会就有进入“断裂社会”的风险。这时的景象,正如一些论者所预见的,教育公平不复存在,那些作为稳定社会具有的公平、正义、秩序等特征均成为幻象。既然权贵者可以任意突破底线规则实现自己的绝对利益,那么底层的平民亦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进行同样的冒险行为,那么它们之间的较量和彻底变革的时机就来临了。最终的结果是不难想见的。尤其要看到,新一代农民工比起父辈,在知识和能力方面,会更高一些,但其局限性却更加明显,特别是在接触到城市的光鲜一面之后,心理的落差会更大,其潜伏的危险因子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由于一个“引子”而点燃。这对于农村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都极为不利。
二是导致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目前我国正处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资源满足不了每个高中毕业生都能上大学的要求,也满足不了都能上一流大学的愿望。高等教育机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稀缺资源。但高等教育是一种社会资源,是所有纳税者的投资。因此,惟一的办法只能是平等竞争,让竞争者的起点处于平等状态,让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教育的机会平等地对每一个高中毕业生开放,不分省份、地区。在我国,经济的高速但不均衡发展态势,带来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严重两极分化,同是读书的精英,却因为户籍所在地的天然差别,命运相去甚远,农村贫寒子女处于经济、政治权利的劣势地位往往被拦在大学门外,教育的不公,无疑从起点上使农村子弟处于“不能翻身”的境地, “先天不足”的农民必将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更谈不上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样的城乡裂痕扩大下去,将会造成累积性的阶级对立,阻碍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实现公平的步伐。如果这种景况持续下去,那农民和其子弟似乎永远是蹩居社会底层的草根,而城市人则更有机会成为社会精英。正如布迪厄所说, 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 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 还要调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共同作用助推个人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良好职位, 而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在这三项资本获得方面有着很大局限性, 进而影响到了他们向上层社会流动, 进一步扩大了与富有阶层子女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10]
三是导致农民话语权的丧失。在中国13亿人口中农民占9亿之多。农民这个群体虽然是中国最大的,但话语权却是最少最小的。农村大学生少,导致的是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少,进入专家领域的就更少。过去农民的儿子当官的不少,是专家的就更不少,他们由于父母在农村,常回家看看,显然了解农村就多了,再说父母,兄弟姐妹也是农民,他们就会代表农民说话。如果农民的儿子当官员、专家的越来越少,听取农民的声音就更少。懂得农民与不懂农民其决策是不一样的。而那些专家假如都是从小在城市长大,他们没有乡村情怀,尽管他们关注乡村,在写“三农”文章时,也像当今某些专家那样写到具体农事时,也只能用“ABCD”来代写,缺乏生动,讲不到实处。这样的建议很难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四是导致农村青年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村的孩子,莫不是广袤土地的最大希望,莫不是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家庭命运、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根本希望。而如今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是凤毛麟角。原因是读了高中的几乎都上大学去了,没有读高中的早就走上了打工之路。高中文化在我国农村悄然形成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凸显的是农民文化素质整体下降。这个“断层”的形成,势必影响新一代农民素质的提高,不仅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影响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进程,阻碍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青年文化素质的下降,除了影响新农村建设外,也造成了他们进城就业难。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真正受波及的却不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民工,而是那些缺乏知识,没有技术的农民工。如果他们回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可能成为盲流。
五是影响了个体的和谐发展。由于教育机会不平等, 有些人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如城镇中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没有钱上大学, 只好选择能够较快就业的中专中技, 高职高专等, 但他们的理想是上大学,也有这个能力, 由于经济原因、社会制度原因阻碍了他们的选择。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个体的和谐发展,使那些在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产生人格障碍。从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村少年儿童对于城市学生和“ 城里人”的情感认同程度差, 甚至产生仇视心理, 以及文盲半文盲人群的暴力犯罪中, 我们也能够解读到这一点。[11]
三、 倡导教育关怀,追逐未来梦想的路径探讨
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说得好:“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发展并不均衡的中国,太需要“穷人经济学”,同样也太需要“穷人教育学”了。惟懂得“穷人教育学”,才真正懂得了中国、中国教育,才有资格管理教育,从事教育。深切领会“穷人教育学”,努力实践“穷人教育学”,消除教育的不均衡,给尽可能多的农村孩子以实现其“大学梦”的机会,应当成为一种政府官员和教育机关自觉担当的责任。
1.确立公平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从20世纪90年后期开始,在各级各类教育的数量、规模、培养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出现的农村大学生比重不断减少的问题使教育的形象、品质和公信力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这一事实说明,仅有数量的增长是不够的,只有确立公平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才能保证教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要把维护教育公平确立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作为制定教育政策的基石。在义务教育阶段,牢牢树立公平优先效率的观念,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公平和效率并重的方针,以此为指导,发挥导向性功能,调整、改革我国的教育制度。[12]
2.教育政策要向困难群体倾斜。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 涉及到社会的整体价值以及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基本价值能否实现的问题, 涉及到社会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如何分配的问题, 更涉及到社会的公平问题。用倾斜政策人为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来办“重点学校”, 将制造豪华、昂贵的“优质教育”作为政绩工程和既得利益, 是一种典型的反教育行为。困难群众的教育是关系到教育公益性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 国家要特别关注他们, 扶持他们,只有当困难群众受到公平对待时, 教育的公益性才可能最大化实行。具体而言,一是要切实落实国家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各项政策。要认真做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政府采购工作,努力降低成本,确保按时发放,同一区域内应使用相同质量版本的教材。建立有效机制,切实落实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和提供必要寄宿生生活补助的经费。二是要以公办学校为主,认真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切实落实收费“一视同仁”的政策。要加强对以接受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及时解决进城务工农民托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在思想、学习、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三是社会还应为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困难大学生的成长,提供享受不匮乏的自由的条件。要帮助他们应付学费等方面经济生活的困难,保证让每个考上大学的寒家子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让他们不因先天的或非个人的因素,而失去与强势群体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3.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目前我国教育的不公平主要是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约翰· 罗尔斯认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而正义总意味着公平, 因而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 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13]假如一个教育制度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是存在着等级区别的, 那么在这种体制下的教育自然而然是不公平的。因此, 制度建设是最要紧的事情。其一, 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遵循“ 存量在地区内均衡, 增量向薄弱地区倾斜” 的政策,首先实现各自区域内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缩小教育资源的校际差异;其次是不同区域间的资源分配要向落后地区、薄弱学校、弱势教育单位倾斜。其二, 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认真执行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和《一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有关发展农村教育的战略决策,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的刚性差异,统筹城乡教育资源, 实现城市教育向农村教育的“反哺”。其三,统筹研究解决义务教育择校、规范教育收费和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其四,在教育政策层面, 不仅要消除城乡差别的二元教育制度, 而且要采取措施, 在教育政策上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 促进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 逐步减少城乡教育差距。
4.改革高考制度和内容。一是高考政策应向农村考生倾斜,尤其是要向贫困考生、少数民族考生倾斜。尽管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越来越多,但是就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来说,跟城里孩子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已经从显性转为隐性。现在农村孩子考大学、尤其是考好大学,比以前更难了。过去的高考试题比较死板一点,农村孩子只要肯吃苦,多花时间搞搞题海战术,还是有机会考赢城里孩子的。但现在高考方案特别强调素质教育,题型越来越活,对考生的知识面要求越来越宽,有些考试内容农村孩子可能根本就没接触过,比如电脑、网络、旅游等知识,更容易败下阵来。农村考生目前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的投入差异带来的。因此,从高考政策上说,应考虑给农村考生一定的倾斜,尤其是要向贫困考生、少数民族考生倾斜。这不是不公平,而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平,因为考同样的分数,农村孩子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二是要克服高校招生中的“城市视角”。所谓“城市视角”就是用城里人的眼光选拔人才。这些年,大学自主招生越来越多了,他们的考试内容和形式多从城市学生出发,比如,看重学生的文体特长,注重学生的知识面,有的只把报名资格和名额分给中学名校,这对农村学生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农村的教学条件特别是音、体、美等副科的教学条件,跟城市差距还很大。农村孩子也不像城里孩子那样见过什么大世面,参加自主招生也会“吃亏”。大学和社会多关注农村教育和农村学生,在招生中尽量做到公平公正。
5.改革和完善高校收费制度。弱势群体之“弱”,主要体现在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四种资源占有上的匮乏。虽然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无法简单地通过补偿来实现,但是可以通过公平的政策与制度设计来消除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的不当干预。目前, 我国高校的学费居高不下, 远远超出了居民的收入水平, 这与发达国家的高校收费状况是不相同的。因此, 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文件确立规范、合理的高等学校收费标准, 比如可以由国家根据国民平均收入制定收费标准, 可根据学生家庭收入的差距收取不同标准的学费,同时还应对农村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实行具有优惠性的收费政策,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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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敏.农村大学生减半莫让教育出现城乡断裂[N].珠江晚报,200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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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晓宁,闵维方.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 1998,( 6) .
[11]刘娜.消除教育不平等——实现民生的基石[J].社会工作,2008,(7).
[12]杨生新.我国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偏差与纠正[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9).
[1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03.[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