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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浙江卫视推出《中国好舞蹈》，在腾讯视频上线三期总播放量已经破亿，七期破3亿。据凤凰网报道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好舞蹈》已经凭借6.4亿的点击量刷新2014年上半年的网络独播综艺纪录。面对中国电视选秀节目过度娱乐化的现状，探索《中国好舞蹈》的火爆原因或许能为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发展提供借鉴。笔者拟从厘清中国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历史发展和现状入手，分析《中国好舞蹈》传播模式的创新之处，探讨中国电视选秀节目之发展路径。
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分析
中国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相比音乐类选秀节目要年轻很多，开创舞蹈类选秀先河的当属2000年中央电视台主办的《CCTV电视舞蹈大赛》。2006年，东方卫视打造《舞林大会》掀起收视狂潮。2014年，浙江卫视推出《中国好舞蹈》再度让舞蹈类选秀节目吸引住大众眼球。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经历重重考验，选秀群体在明星与“草根”之间游走，节目定位也在专业与娱乐之间徘徊。
第一阶段：“选”为主，“秀”为辅。中央电视台利用其广阔的平台、丰富的资源，最早举办的舞蹈选秀节目是《CCTV电视舞蹈大赛》，其定位十分明确——“展示我国舞蹈成果，播出精品文艺节目，普及推广舞蹈文化，丰富群众精神生活”。《CCTV电视舞蹈大赛》的确为中国舞蹈事业的繁荣选拔了人才，但它在节目形态创新方面贡献并不明显。它的赛制与青歌赛异曲同工，比赛就像把一场“大考”搬到了电视荧幕上，顶级的选手把他们精湛的技艺展示给“考官”们，“考官”评分，然后“择优录取”，进入下一轮，在一轮轮较量后，获得“终极高分”的选手就是这场“大考”的赢家。电视媒体的应用只是让大众见证这场“大考”并吸引更多舞蹈人才来参加比赛。
这阶段的电视舞蹈选秀是“秀”服务于“选”。“选”是其首要目的，中央电视台因其强大的传播平台和影响力，舞蹈大赛即便没有很多花样，追捧的人依然不在少数，但这恰恰阻碍了其创新发展。《CCTV电视舞蹈大赛》是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的拓荒者，但不是该类节目形态创新的领路者。
第二阶段：“选”为辅，“秀”为主。电视舞蹈选秀在2006年勃发，东方卫视推出以明星舞蹈竞技为主题的《舞林大会》。《舞林大会》邀请主持人、明星作为选手参赛，颠覆了以往明星总是作为嘉宾和评委高高在上地审视“草根”的传统，明星成为了谦卑的选手，等待他人的评判，此种传播模式极大地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湖南卫视紧随其后也推出《舞动奇迹》。明星从零开始学习舞蹈，参与竞技，同时比拼过程也是奉献爱心的过程。为慈善而战，不仅给明星形象增色，也为节目增添了卖点。2013年，湖南卫视又推出《奇舞飞扬》，类型不是明星舞蹈竞技，它又回归了“草根”选秀，挖掘各种奇舞，它的原创性在于选手在比赛之前可以选择排除一位评委的分数，增加了选手与评委之间的博弈。在舞蹈类选秀井喷之时，中央电视台也不甘示弱，打造《舞出我人生》，融“草根”选手、明星选手、明星观察员、公益等几乎所有能够吸引眼球的元素为一体。
第三阶段：“选”“秀”相实。2014年，浙江卫视借鉴《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模式，推出《中国好舞蹈》，并将其定位为“大型励志专业舞蹈评论节目”，节目的确名副其实，“励志”——节目旨在“为所有热爱舞蹈的人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专业舞蹈”——专业的选手、导师、艺术总监，“评论”——特约评论员黄豆豆。《中国好舞蹈》回归了舞蹈艺术本身，让观众看到了纯净的对形体美的追求。这一阶段的电视舞蹈选秀已经做到“选”与“秀”的完美结合，凸显了大数据和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互利互惠的关系。
《中国好舞蹈》传播形态分析
节目基本形态。《中国好舞蹈》由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携手打造，在借鉴《中国好声音》的同时，根据舞蹈艺术特征进行相应改造，展现了大数据时代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的特质。《中国好舞蹈》的基本节目形态是三位导师收徒组队，学员展示舞蹈实力，表演结束后，导师若认可，亮出分别飞往北京、上海、香港训练营的机票，学员获得所有导师认可才能选择导师，若只有两位导师认可但艺术总监愿意纳入自己麾下，就可以进入复活营，若既没得到所有导师的橄榄枝，又没取得进入复活营的机会，则出局。其中，学员必须得到所有导师的认可，这一规则的设置有一定的独创性，三位导师专长各异、风格各异、审美各异，若能得到三位导师一致认可，基本可以说“功夫到家了”。如此严格与专业的评选，既以较大的不确定性吸引了观众，也有助于该节目提升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
节目的四大模块。《中国好舞蹈》四大节目模块设计思路十分清晰，有明确的传播功能和对应形式，形成完整合理的叙事结构。
由上表可见，各节目模块传播功能上是观点传播与情感传播并重，并辅以信息传播。如第三模块，导师发表极具个性化的点评，主持人适时地穿插组织，使得此模块更加生动有趣。节目不仅向观众表明了什么是好舞蹈，也传达出节目对好舞蹈的理解和认识。在学员的表现让三位导师一致亮出机票之后，导师与学员之间就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机会反转，导师成为被动方，给予学员更大的选择空间，实现导师与学员的平等，更重要的是明星与“草根”的平等。
《中国好舞蹈》传播模式的创新点分析
导师配置方面。《中国好舞蹈》的三位导师都是大众熟知且口碑较好的公众人物，没有像过去舞蹈类选秀一样，清一色都是专业的评委，或者冒出一个演艺圈内的外行。三位导师之一的郭富城被誉为“亚洲舞王”，金星被誉为“中国现代舞的拓荒者”，两位的舞蹈功力毋庸置疑。三位导师中关于海清的争议最多，其实她现在虽为电视演员，但她曾经也是专业舞蹈演员，有一定专业的眼光和水准，而且她也可以跳出专业的圈子以普通观众的眼光去评判，毕竟舞蹈不能只是阳春白雪，如果普通大众不能理解这一点，那舞蹈艺术很难得到长足发展。由此可见，节目中三位导师的设置合理且巧妙。
互动环节设置。互动包含在学员表演后的每一个环节里，互动包括导师与学员的互动、导师与导师的互动，总监与导师的互动、台上与台下的互动，而这些互动更容易成为节目价值传播的载体。在《中国好舞蹈》中，三位导师虽然风格不同，但对舞蹈的专业态度一致，在互动中表达了导师各自对“好舞蹈”的理解与体悟。每位导师都张扬着自己的个性，海清对舞蹈有自己的见解，金星依旧冷静，郭富城常常按捺不住和选手共舞的冲动，但他们都没有刻意“毒舌”、没有故意煽情，而是用一种真诚的表达方式给学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建议。《中国好舞蹈》不像《中国好声音》一样完全盲听，其独到之处在于导师看完表演后倾听学员的心声，不仅评判其舞蹈水平，而且也关注学员身为舞者的状态;健康的心态、成熟的心智也可以影响舞者的前途。三位导师都更认同发自内心热爱跳舞的学员，跳舞是为了把“痛”转化成欢乐，让舞者的心灵起舞而不是背上枷锁。
学员反选环节。一般舞蹈选秀中只是评委评选手，选手没有选择权。但选手需要的不仅是赞美或批评，同时也需要选择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主动权，这个模块的设置实现了信息传播和观点传播的平等性，也体现了选秀的合理性。“反选”是基于导师的肯定和自我的认知，有利于实现“老师造就学生，学生成就老师”的良性循环，这无疑提升了节目的品质。
作者系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副教授
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分析
中国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相比音乐类选秀节目要年轻很多，开创舞蹈类选秀先河的当属2000年中央电视台主办的《CCTV电视舞蹈大赛》。2006年，东方卫视打造《舞林大会》掀起收视狂潮。2014年，浙江卫视推出《中国好舞蹈》再度让舞蹈类选秀节目吸引住大众眼球。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经历重重考验，选秀群体在明星与“草根”之间游走，节目定位也在专业与娱乐之间徘徊。
第一阶段：“选”为主，“秀”为辅。中央电视台利用其广阔的平台、丰富的资源，最早举办的舞蹈选秀节目是《CCTV电视舞蹈大赛》，其定位十分明确——“展示我国舞蹈成果，播出精品文艺节目，普及推广舞蹈文化，丰富群众精神生活”。《CCTV电视舞蹈大赛》的确为中国舞蹈事业的繁荣选拔了人才，但它在节目形态创新方面贡献并不明显。它的赛制与青歌赛异曲同工，比赛就像把一场“大考”搬到了电视荧幕上，顶级的选手把他们精湛的技艺展示给“考官”们，“考官”评分，然后“择优录取”，进入下一轮，在一轮轮较量后，获得“终极高分”的选手就是这场“大考”的赢家。电视媒体的应用只是让大众见证这场“大考”并吸引更多舞蹈人才来参加比赛。
这阶段的电视舞蹈选秀是“秀”服务于“选”。“选”是其首要目的，中央电视台因其强大的传播平台和影响力，舞蹈大赛即便没有很多花样，追捧的人依然不在少数，但这恰恰阻碍了其创新发展。《CCTV电视舞蹈大赛》是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的拓荒者，但不是该类节目形态创新的领路者。
第二阶段：“选”为辅，“秀”为主。电视舞蹈选秀在2006年勃发，东方卫视推出以明星舞蹈竞技为主题的《舞林大会》。《舞林大会》邀请主持人、明星作为选手参赛，颠覆了以往明星总是作为嘉宾和评委高高在上地审视“草根”的传统，明星成为了谦卑的选手，等待他人的评判，此种传播模式极大地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湖南卫视紧随其后也推出《舞动奇迹》。明星从零开始学习舞蹈，参与竞技，同时比拼过程也是奉献爱心的过程。为慈善而战，不仅给明星形象增色，也为节目增添了卖点。2013年，湖南卫视又推出《奇舞飞扬》，类型不是明星舞蹈竞技，它又回归了“草根”选秀，挖掘各种奇舞，它的原创性在于选手在比赛之前可以选择排除一位评委的分数，增加了选手与评委之间的博弈。在舞蹈类选秀井喷之时，中央电视台也不甘示弱，打造《舞出我人生》，融“草根”选手、明星选手、明星观察员、公益等几乎所有能够吸引眼球的元素为一体。
第三阶段：“选”“秀”相实。2014年，浙江卫视借鉴《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模式，推出《中国好舞蹈》，并将其定位为“大型励志专业舞蹈评论节目”，节目的确名副其实，“励志”——节目旨在“为所有热爱舞蹈的人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专业舞蹈”——专业的选手、导师、艺术总监，“评论”——特约评论员黄豆豆。《中国好舞蹈》回归了舞蹈艺术本身，让观众看到了纯净的对形体美的追求。这一阶段的电视舞蹈选秀已经做到“选”与“秀”的完美结合，凸显了大数据和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互利互惠的关系。
《中国好舞蹈》传播形态分析
节目基本形态。《中国好舞蹈》由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携手打造，在借鉴《中国好声音》的同时，根据舞蹈艺术特征进行相应改造，展现了大数据时代电视舞蹈类选秀节目的特质。《中国好舞蹈》的基本节目形态是三位导师收徒组队，学员展示舞蹈实力，表演结束后，导师若认可，亮出分别飞往北京、上海、香港训练营的机票，学员获得所有导师认可才能选择导师，若只有两位导师认可但艺术总监愿意纳入自己麾下，就可以进入复活营，若既没得到所有导师的橄榄枝，又没取得进入复活营的机会，则出局。其中，学员必须得到所有导师的认可，这一规则的设置有一定的独创性，三位导师专长各异、风格各异、审美各异，若能得到三位导师一致认可，基本可以说“功夫到家了”。如此严格与专业的评选，既以较大的不确定性吸引了观众，也有助于该节目提升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
节目的四大模块。《中国好舞蹈》四大节目模块设计思路十分清晰，有明确的传播功能和对应形式，形成完整合理的叙事结构。
由上表可见，各节目模块传播功能上是观点传播与情感传播并重，并辅以信息传播。如第三模块，导师发表极具个性化的点评，主持人适时地穿插组织，使得此模块更加生动有趣。节目不仅向观众表明了什么是好舞蹈，也传达出节目对好舞蹈的理解和认识。在学员的表现让三位导师一致亮出机票之后，导师与学员之间就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机会反转，导师成为被动方，给予学员更大的选择空间，实现导师与学员的平等，更重要的是明星与“草根”的平等。
《中国好舞蹈》传播模式的创新点分析
导师配置方面。《中国好舞蹈》的三位导师都是大众熟知且口碑较好的公众人物，没有像过去舞蹈类选秀一样，清一色都是专业的评委，或者冒出一个演艺圈内的外行。三位导师之一的郭富城被誉为“亚洲舞王”，金星被誉为“中国现代舞的拓荒者”，两位的舞蹈功力毋庸置疑。三位导师中关于海清的争议最多，其实她现在虽为电视演员，但她曾经也是专业舞蹈演员，有一定专业的眼光和水准，而且她也可以跳出专业的圈子以普通观众的眼光去评判，毕竟舞蹈不能只是阳春白雪，如果普通大众不能理解这一点，那舞蹈艺术很难得到长足发展。由此可见，节目中三位导师的设置合理且巧妙。
互动环节设置。互动包含在学员表演后的每一个环节里，互动包括导师与学员的互动、导师与导师的互动，总监与导师的互动、台上与台下的互动，而这些互动更容易成为节目价值传播的载体。在《中国好舞蹈》中，三位导师虽然风格不同，但对舞蹈的专业态度一致，在互动中表达了导师各自对“好舞蹈”的理解与体悟。每位导师都张扬着自己的个性，海清对舞蹈有自己的见解，金星依旧冷静，郭富城常常按捺不住和选手共舞的冲动，但他们都没有刻意“毒舌”、没有故意煽情，而是用一种真诚的表达方式给学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建议。《中国好舞蹈》不像《中国好声音》一样完全盲听，其独到之处在于导师看完表演后倾听学员的心声，不仅评判其舞蹈水平，而且也关注学员身为舞者的状态;健康的心态、成熟的心智也可以影响舞者的前途。三位导师都更认同发自内心热爱跳舞的学员，跳舞是为了把“痛”转化成欢乐，让舞者的心灵起舞而不是背上枷锁。
学员反选环节。一般舞蹈选秀中只是评委评选手，选手没有选择权。但选手需要的不仅是赞美或批评，同时也需要选择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主动权，这个模块的设置实现了信息传播和观点传播的平等性，也体现了选秀的合理性。“反选”是基于导师的肯定和自我的认知，有利于实现“老师造就学生，学生成就老师”的良性循环，这无疑提升了节目的品质。
作者系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