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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文本阅读，是高考试题中最具有“语文味”的试题，且选文领域宽泛，试题命制灵活多变，答案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使许多师生感到难以把握。《读写月报》（高中版）从去年第9期开始，已全文刊发了全国I、II、III卷及江苏、浙江卷2019年语文高考试题，本期又选发了北京、上海两卷的文学类文本阅读题。本文试图以2019年高考全国及各省市卷的文学类文本阅读题为主要例子，来说一说对文学类文本阅读试题特点，以及复习应试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文本
不少老师和同学以为，解答文学类文本阅读题，只要认真审题，而后依题答问就可以了。所以，老师花大量时间讲解与各类作品相关的文学知识、分析考题的类型、指明答题技巧、设计“答题模板”，学生则在老师的引领下孜孜不倦地刷题。这样的做法不能说完全错了，但至少有些片面，甚至有点本末倒置。因为，解答一道文学类文本阅读试题，首先应该关注选文文本。有命题经验的老师都知道，选择文本是至关重要而困难的一步。与散文的阅读材料不同，考查小说阅读时如能选到两千字以下的符合命题要求的文本，比如李锐的《锄》（2016年全国I卷）、阿城的《溜索》（2010年江苏卷），真是一种幸运，命题人基本可以省去删削、改写文本的艰苦工作。而绝大多数短篇小说，比如鲁迅的《理水》（2019年全国I卷）、莫泊桑的《小步舞》（2019年全国II卷）、何士光的《到梨花屯去》（2019年全国III卷）和林斤澜的《表妹》（2019年江苏卷），在选作阅读材料时都对原文本做了不少删节连缀的工作；至于从中长篇小说里选文本，就更只能是截取、节选了，2019年试题中的这类小说文本，有萧红的《呼兰河传》（2019年浙江卷）。
这里，应该重点说一说全国I卷的选文《理水》。以前，虽然从初中到高中，同学们已经学过不少鲁迅的小说，从《一件小事》《故乡》《社戏》《孔乙己》到《药》《祝福》等。但在高考命题材料的选择上，大家都习惯于将“艰涩”的鲁迅作品排除在外。而2019年全国I卷选了出自《故事新编》的《理水》，可谓开创之举，体现了命题人的勇气与担当。鲁迅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它并非都是“艰涩”，而是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有其独具的风格。选用鲁迅小说作品为高考命题材料，就拆除了日常教学与高考之间的藩篱，使常规教学与阅读测评相互贯通，使鲁迅作品教学在高考中有了更为直接的意义。虽然我们不能将是否在高考中直接呈现作为衡量作家作品的价值及其在教学中的作用的标准；但是，让鲁迅小说这样的经典作品出现在高考题中，不仅能引发中学师生对鲁迅和鲁迅作品，以及他曾经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关注，也更加有利于落实《考试说明》中关于“阅读鉴赏文学作品，应注重价值判断和审美体验”，“分析艺术表现力，理解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探索作品蕴涵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的要求。因为，相较于一般的、普通的作品，高水平的经典作品必定更具有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入选2019年高考阅读材料的小说作品及其作家，为什么是上面那样一份名单了。除了鲁迅、莫泊桑、萧红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林斤澜也是出生于江南水乡、后长期居留于北京的著名现代作家，其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与韵味。至于何士光，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的描写改革开放后农村变化的《乡场上》等代表作，也曾以其独特的视角、清新的风格而引人注目。而且，2018年是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此时，将描写改革开放初期时代面貌的《到梨花屯去》和《表妹》选为阅读材料，无疑也具有纪念意义。
2019年的北京卷、上海卷和天津卷，选考的文学类文本均为散文。其中，北京卷的选文为赵园的《北京的“大”与“深”》，上海卷的选文为《流沙中的弱水河》，天津卷的选文为艾平的《萨丽娃姐姐的春天》。天津卷的选文取自2016年4月1日的《文汇报》，讲述的是草原一代新牧民的创业故事，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北京卷及上海卷的选文本期杂志已刊载；对北京卷试题，张海岩、陈金华老师还有精到的分析，大家可自行阅读赏析。
二、审题
审题是解答任何试题时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解答文学类文本阅读题时同样如此。因为，只有先弄清楚题目要求回答的是什么，才能明确方向，依题答问。但在说明应该如何审题之前，我们最好先来看看命题人是如何依据特定文本拟制具有较高水准的阅读鉴赏试题的。一般说来，同一体裁、同一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存在一定的共同特点；我们的阅读鉴赏课，也常常把这些特点归纳总结出来，作为解读作品的基础知识与入门方法。比如，阅读小说一定要抓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刻画人物有几种基本的技法，等等；而阅读散文，则要分析其写景、叙事与抒情、议理的关系，看正反如何对比、虚实如何照应；在阅读古代诗歌时，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套基本的解读方法：这些，大体都是不错的。
但是，这些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古今中外的杰出作家，他们进行创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写出符合某种艺术规范的、中规中矩的例文（有时，老师写“下水作文”给学生做示范是另一种情形，而且那些下水文章多半不太可能成為杰出的作品），他们苦心孤诣，追求的是写出具有独创性的、不与他人雷同的佳作。而当命题人一旦选定某一篇诸如此类的佳作来命制试题时，一定也不会满足于“作品表现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刻画了怎样的人物形象”等泛泛的发问，而是要贴近文本，把文本最深刻的思想、最突出的特色、最精妙的句段发掘出来。如此，命题人所拟制的题目，也同样不会考虑如何遵守某种发问的模式，而是要求问得贴切、精准、巧妙，这样的提问，许多是为特定文本“量身定做”的，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我们不妨来看看2019年全国I卷为节选的《理水》设置的第二个简答题（全卷第9题）：
《理水》是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请从“故事”与“新编”的角度简析文本的基本特征。 命题人为试题拟制的参考答案是：
①大禹治水的“故事”本身于史有据，作品查考典籍博采文献，富有历史韵味；②“新编”表现为新的历史讲述方式，如细节虚构、现代语词掺入、杂文笔法使用，作品充满想象力及创造性；③对“故事”进行“新编”，着眼于对历史与现实均作出观照，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这道题的题面是质朴而明晰的。小说选自《故事新编》，将“故事”加以“新编”，就是它最为鲜明的特征。题目要求“从‘故事’与‘新编’的角度简析本文的基本特征”，其实就是要求考生回答节选的文本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故（旧）事”，作者对老故事做了怎样的“新编”，以及这样的文本写作具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小说中何为“故事”，何为“新编”，这样写有什么好处。题目的口子开得很小，答问的难度也不是很大，但因为所问的是历史小说的题材选择与处理的问题，这样的设问角度对于考生来说是全新的，肯定也不在考前准备的“答题模板”及“套路化应试技巧”之内——因为以前没有这样考过，而“模板”与“套路”多半是“事后诸葛亮”，也来不及将其纳入。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为特定文本‘量身定做’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试题，是命制高质量考题的常见做法。而在历年的高考真题中，达到这样水准的考题并不是个例。我们不妨再举几个例子：
2019年全国Ⅲ卷（《到梨花屯去》）第9题：
“两个乘客为什么沉默？小说为什么首尾均有这一细节？”
2019年江苏卷（《表妹》）第14题：
“小说刻画了两个人物，作者以‘表妹’为题，表达了哪些思想感情？”（文中另一个人物是“表姐”——作者附注）
2018年全国I卷（《赵一曼女士》）第5题：
“小说中说赵一曼‘身上弥漫着拔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还有接下来的第6题：
“小说中历史与现实交织穿插，这种叙述方式有哪些好处？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诸如此类的好题，因为都是“贴着文本”量身定做的，所以一般都不可能在“答题模板”“应试技巧”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不用细读文本就能用“答题模板”回答的题目都不是好题目；而面对“贴着文本”量身定做的好题目，你却从“答题模板”中找到了现成的答案，那答案也一定不是好答案。因此，这里的结论是：读题之前，一定要认真阅读文本；即便是“审题”这一环节，也应是在考场上仔细阅读、揣摩题目本身的含义与指向最为重要，而不是把老“模板”当瞄准器，把新题目往老“模板”上靠。
三、答题
在读文与审题之后，答题便是无可回避的任务，是“临门一脚”，大家自然十分重视。就连笔者本人，以往也曾帮助学生总结过“概念术语准确说，内容形式联系说，作用效果兼顾说，复杂问题分点说，概述之后有解说，文字表达简练说”的答题要求与技巧。而且，自己觉得这些话既有丰富的实践做基础，总结得也还算全面、贴切，应该是具有可行性的。
但是，这些仍然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存在另一个方面。行文至此，我联想到了我国乒乓球运动一代巨星庄则栋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庄则栋是世界乒乓球运动灿烂星空中那颗最亮的星，曾夺得过连续三届世锦赛的冠军。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了，时势要求庄则栋重新披挂上阵打比赛，他自己也信心满满，觉得还能打好。但是，到了日本，上了赛场，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连早先最拿手的“前三板”，也常常“打不上”了。为什么“打不上”？除了自身年龄偏大（其实也才三十多岁）、训练不够系统等原因，最主要的是乒乓球运动在不断发展，技术也往前走了。“打不上”，不是不想打，而是能力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联系到我们的考场答题，就是我们不是不想答好，也不是不懂答题的要求，就是素养不够、能力不足，无法“够”上似乎高高在上的正确答案。
正确答题，包括“答什么”和“怎么答”两方面的要求。首先，答題内容是最重要的，你得明白依据文本和题意应该说些什么，而且这“什么”也恰好在你知晓的范围之内；其次，才是如何梳理答案、组织语句的问题。
我们来看两个答题的实例：
【例一】
试题：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请谈谈本文是如何具体塑造这样的“中国的脊梁”的。（2019年全国I卷第8题）
命题人拟定的参考答案：
①形象描写。将禹及其随员描写为“乞丐似的大汉”，写出了艰苦卓绝的实干家形象。②言行描写。文中的禹坚毅寡言，一旦说话，则刚直有力。③对比手法。始终在同众大员的对比中塑造禹及其随员，从而凸显其“中国的脊梁”形象。
某考生的答卷：
①有舍身求法的人，一个勇敢的青年和白须发的大员勇敢激愤着，置生死于度外。
②有为民请命的人。禹察出了山泽的情形，征求了百姓的意见，已看透实情，才打定主意为人民造福。
③有拼命硬干的人，白须发的老官，不管结果如何，愤激上奏禹治理，禹则看透事情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干。
这位考生的答卷是失败的。他犯了两方面的错误：第一是对文本的理解有重大失误；第二是忽视考题的关键信息，偏离了答题的规定指向。考题所节选的《理水》文本，其中可称为“中国的脊梁”的只能是禹和他的随员，而其他的“众大员”，则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该考生的答卷，却把“白须发的大员”和“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视为“舍身求法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而在审题方面，这位考生又全不顾及考题“如何具体塑造”的提问，只答了塑造了哪些人，完全未涉及塑造人物的方法。这样，就导致在回答这道原本比较传统、难度也不是很大的题目时一分未得。
【例二】
2019年全国I卷第9题（试题及参考答案见前文）
某位考生的答卷：
①两篇内容并不相同，原版注重写禹治水经历与三过家门而不入；新版并不写这两点，而写禹排除旧势力的抵抗，治理河水。
②人物上不同，新版的主要人物是禹和官员们之间的正反对比。
③主题上，原版反映的是禹舍小家为大家和排除万难的精神。新版是作者赞扬劳动者坚强的精神和训斥封建守旧势力的迂腐。
这位考生的答题，同样一分未得。从答卷看，他是知道关于“大禹治水”的典故传说（即答卷中的“旧版”）的，而且读出了鲁迅的“新编”（即答卷中的“新版”）有怎样的不同。但是，他的答卷只有具体内容的比较，却未能准确地说明“故事”和“新编”的含义，以及“故事新编”的作用，未能概括出选文“文本的基本特征”。这位考生明显是接受过“答题模式”训练的，所以能很熟练地将自己既定的答案从内容、人物、主题三个方面加以分解；但是，因为没有“依题答问”而导致答非所问，这种“模式”并未对他的答题产生任何正向的效益。
长期以来强调“应试”的积弊，致使中学生的课内外阅读严重匮乏，不少人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素养都难以达到迅速、准确理解一份高考语文试题的各类文本（包括古诗文及各种类型的现代文）的要求；但是，无论师生，又都有在语文这样一个看似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学科拿高分的欲望。此时，人们不能正本清源，正视痼疾的病因，反而更加渴望有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问世，于是，对“模板”、方法、技巧的追索更为孜孜不倦。这种倾向的产生即便情有可原，也是与欲达成的目标南辕北辙的。试想：如果真的有不必提升素养、锻造能力就能得高分的“捷径”可走，谁还会扎扎实实地学语文、用语文？可是，这种捷径的确是不存在的，那些举着“万灵药方”游走四方招摇过市的人，都不过是借高考以沽名牟利的大“忽悠”而已。所以，我们还是应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潜心于阅读，在阅读实践中实现自我提升，方为提高阅读文学类文本及各类古今文字能力的正途。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一、文本
不少老师和同学以为，解答文学类文本阅读题，只要认真审题，而后依题答问就可以了。所以，老师花大量时间讲解与各类作品相关的文学知识、分析考题的类型、指明答题技巧、设计“答题模板”，学生则在老师的引领下孜孜不倦地刷题。这样的做法不能说完全错了，但至少有些片面，甚至有点本末倒置。因为，解答一道文学类文本阅读试题，首先应该关注选文文本。有命题经验的老师都知道，选择文本是至关重要而困难的一步。与散文的阅读材料不同，考查小说阅读时如能选到两千字以下的符合命题要求的文本，比如李锐的《锄》（2016年全国I卷）、阿城的《溜索》（2010年江苏卷），真是一种幸运，命题人基本可以省去删削、改写文本的艰苦工作。而绝大多数短篇小说，比如鲁迅的《理水》（2019年全国I卷）、莫泊桑的《小步舞》（2019年全国II卷）、何士光的《到梨花屯去》（2019年全国III卷）和林斤澜的《表妹》（2019年江苏卷），在选作阅读材料时都对原文本做了不少删节连缀的工作；至于从中长篇小说里选文本，就更只能是截取、节选了，2019年试题中的这类小说文本，有萧红的《呼兰河传》（2019年浙江卷）。
这里，应该重点说一说全国I卷的选文《理水》。以前，虽然从初中到高中，同学们已经学过不少鲁迅的小说，从《一件小事》《故乡》《社戏》《孔乙己》到《药》《祝福》等。但在高考命题材料的选择上，大家都习惯于将“艰涩”的鲁迅作品排除在外。而2019年全国I卷选了出自《故事新编》的《理水》，可谓开创之举，体现了命题人的勇气与担当。鲁迅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它并非都是“艰涩”，而是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有其独具的风格。选用鲁迅小说作品为高考命题材料，就拆除了日常教学与高考之间的藩篱，使常规教学与阅读测评相互贯通，使鲁迅作品教学在高考中有了更为直接的意义。虽然我们不能将是否在高考中直接呈现作为衡量作家作品的价值及其在教学中的作用的标准；但是，让鲁迅小说这样的经典作品出现在高考题中，不仅能引发中学师生对鲁迅和鲁迅作品，以及他曾经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关注，也更加有利于落实《考试说明》中关于“阅读鉴赏文学作品，应注重价值判断和审美体验”，“分析艺术表现力，理解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探索作品蕴涵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的要求。因为，相较于一般的、普通的作品，高水平的经典作品必定更具有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入选2019年高考阅读材料的小说作品及其作家，为什么是上面那样一份名单了。除了鲁迅、莫泊桑、萧红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林斤澜也是出生于江南水乡、后长期居留于北京的著名现代作家，其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与韵味。至于何士光，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的描写改革开放后农村变化的《乡场上》等代表作，也曾以其独特的视角、清新的风格而引人注目。而且，2018年是迈入改革开放新时期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此时，将描写改革开放初期时代面貌的《到梨花屯去》和《表妹》选为阅读材料，无疑也具有纪念意义。
2019年的北京卷、上海卷和天津卷，选考的文学类文本均为散文。其中，北京卷的选文为赵园的《北京的“大”与“深”》，上海卷的选文为《流沙中的弱水河》，天津卷的选文为艾平的《萨丽娃姐姐的春天》。天津卷的选文取自2016年4月1日的《文汇报》，讲述的是草原一代新牧民的创业故事，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北京卷及上海卷的选文本期杂志已刊载；对北京卷试题，张海岩、陈金华老师还有精到的分析，大家可自行阅读赏析。
二、审题
审题是解答任何试题时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解答文学类文本阅读题时同样如此。因为，只有先弄清楚题目要求回答的是什么，才能明确方向，依题答问。但在说明应该如何审题之前，我们最好先来看看命题人是如何依据特定文本拟制具有较高水准的阅读鉴赏试题的。一般说来，同一体裁、同一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存在一定的共同特点；我们的阅读鉴赏课，也常常把这些特点归纳总结出来，作为解读作品的基础知识与入门方法。比如，阅读小说一定要抓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刻画人物有几种基本的技法，等等；而阅读散文，则要分析其写景、叙事与抒情、议理的关系，看正反如何对比、虚实如何照应；在阅读古代诗歌时，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套基本的解读方法：这些，大体都是不错的。
但是，这些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古今中外的杰出作家，他们进行创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写出符合某种艺术规范的、中规中矩的例文（有时，老师写“下水作文”给学生做示范是另一种情形，而且那些下水文章多半不太可能成為杰出的作品），他们苦心孤诣，追求的是写出具有独创性的、不与他人雷同的佳作。而当命题人一旦选定某一篇诸如此类的佳作来命制试题时，一定也不会满足于“作品表现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刻画了怎样的人物形象”等泛泛的发问，而是要贴近文本，把文本最深刻的思想、最突出的特色、最精妙的句段发掘出来。如此，命题人所拟制的题目，也同样不会考虑如何遵守某种发问的模式，而是要求问得贴切、精准、巧妙，这样的提问，许多是为特定文本“量身定做”的，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我们不妨来看看2019年全国I卷为节选的《理水》设置的第二个简答题（全卷第9题）：
《理水》是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请从“故事”与“新编”的角度简析文本的基本特征。 命题人为试题拟制的参考答案是：
①大禹治水的“故事”本身于史有据，作品查考典籍博采文献，富有历史韵味；②“新编”表现为新的历史讲述方式，如细节虚构、现代语词掺入、杂文笔法使用，作品充满想象力及创造性；③对“故事”进行“新编”，着眼于对历史与现实均作出观照，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这道题的题面是质朴而明晰的。小说选自《故事新编》，将“故事”加以“新编”，就是它最为鲜明的特征。题目要求“从‘故事’与‘新编’的角度简析本文的基本特征”，其实就是要求考生回答节选的文本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故（旧）事”，作者对老故事做了怎样的“新编”，以及这样的文本写作具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小说中何为“故事”，何为“新编”，这样写有什么好处。题目的口子开得很小，答问的难度也不是很大，但因为所问的是历史小说的题材选择与处理的问题，这样的设问角度对于考生来说是全新的，肯定也不在考前准备的“答题模板”及“套路化应试技巧”之内——因为以前没有这样考过，而“模板”与“套路”多半是“事后诸葛亮”，也来不及将其纳入。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为特定文本‘量身定做’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试题，是命制高质量考题的常见做法。而在历年的高考真题中，达到这样水准的考题并不是个例。我们不妨再举几个例子：
2019年全国Ⅲ卷（《到梨花屯去》）第9题：
“两个乘客为什么沉默？小说为什么首尾均有这一细节？”
2019年江苏卷（《表妹》）第14题：
“小说刻画了两个人物，作者以‘表妹’为题，表达了哪些思想感情？”（文中另一个人物是“表姐”——作者附注）
2018年全国I卷（《赵一曼女士》）第5题：
“小说中说赵一曼‘身上弥漫着拔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还有接下来的第6题：
“小说中历史与现实交织穿插，这种叙述方式有哪些好处？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诸如此类的好题，因为都是“贴着文本”量身定做的，所以一般都不可能在“答题模板”“应试技巧”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不用细读文本就能用“答题模板”回答的题目都不是好题目；而面对“贴着文本”量身定做的好题目，你却从“答题模板”中找到了现成的答案，那答案也一定不是好答案。因此，这里的结论是：读题之前，一定要认真阅读文本；即便是“审题”这一环节，也应是在考场上仔细阅读、揣摩题目本身的含义与指向最为重要，而不是把老“模板”当瞄准器，把新题目往老“模板”上靠。
三、答题
在读文与审题之后，答题便是无可回避的任务，是“临门一脚”，大家自然十分重视。就连笔者本人，以往也曾帮助学生总结过“概念术语准确说，内容形式联系说，作用效果兼顾说，复杂问题分点说，概述之后有解说，文字表达简练说”的答题要求与技巧。而且，自己觉得这些话既有丰富的实践做基础，总结得也还算全面、贴切，应该是具有可行性的。
但是，这些仍然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存在另一个方面。行文至此，我联想到了我国乒乓球运动一代巨星庄则栋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庄则栋是世界乒乓球运动灿烂星空中那颗最亮的星，曾夺得过连续三届世锦赛的冠军。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了，时势要求庄则栋重新披挂上阵打比赛，他自己也信心满满，觉得还能打好。但是，到了日本，上了赛场，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连早先最拿手的“前三板”，也常常“打不上”了。为什么“打不上”？除了自身年龄偏大（其实也才三十多岁）、训练不够系统等原因，最主要的是乒乓球运动在不断发展，技术也往前走了。“打不上”，不是不想打，而是能力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联系到我们的考场答题，就是我们不是不想答好，也不是不懂答题的要求，就是素养不够、能力不足，无法“够”上似乎高高在上的正确答案。
正确答题，包括“答什么”和“怎么答”两方面的要求。首先，答題内容是最重要的，你得明白依据文本和题意应该说些什么，而且这“什么”也恰好在你知晓的范围之内；其次，才是如何梳理答案、组织语句的问题。
我们来看两个答题的实例：
【例一】
试题：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请谈谈本文是如何具体塑造这样的“中国的脊梁”的。（2019年全国I卷第8题）
命题人拟定的参考答案：
①形象描写。将禹及其随员描写为“乞丐似的大汉”，写出了艰苦卓绝的实干家形象。②言行描写。文中的禹坚毅寡言，一旦说话，则刚直有力。③对比手法。始终在同众大员的对比中塑造禹及其随员，从而凸显其“中国的脊梁”形象。
某考生的答卷：
①有舍身求法的人，一个勇敢的青年和白须发的大员勇敢激愤着，置生死于度外。
②有为民请命的人。禹察出了山泽的情形，征求了百姓的意见，已看透实情，才打定主意为人民造福。
③有拼命硬干的人，白须发的老官，不管结果如何，愤激上奏禹治理，禹则看透事情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干。
这位考生的答卷是失败的。他犯了两方面的错误：第一是对文本的理解有重大失误；第二是忽视考题的关键信息，偏离了答题的规定指向。考题所节选的《理水》文本，其中可称为“中国的脊梁”的只能是禹和他的随员，而其他的“众大员”，则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该考生的答卷，却把“白须发的大员”和“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视为“舍身求法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而在审题方面，这位考生又全不顾及考题“如何具体塑造”的提问，只答了塑造了哪些人，完全未涉及塑造人物的方法。这样，就导致在回答这道原本比较传统、难度也不是很大的题目时一分未得。
【例二】
2019年全国I卷第9题（试题及参考答案见前文）
某位考生的答卷：
①两篇内容并不相同，原版注重写禹治水经历与三过家门而不入；新版并不写这两点，而写禹排除旧势力的抵抗，治理河水。
②人物上不同，新版的主要人物是禹和官员们之间的正反对比。
③主题上，原版反映的是禹舍小家为大家和排除万难的精神。新版是作者赞扬劳动者坚强的精神和训斥封建守旧势力的迂腐。
这位考生的答题，同样一分未得。从答卷看，他是知道关于“大禹治水”的典故传说（即答卷中的“旧版”）的，而且读出了鲁迅的“新编”（即答卷中的“新版”）有怎样的不同。但是，他的答卷只有具体内容的比较，却未能准确地说明“故事”和“新编”的含义，以及“故事新编”的作用，未能概括出选文“文本的基本特征”。这位考生明显是接受过“答题模式”训练的，所以能很熟练地将自己既定的答案从内容、人物、主题三个方面加以分解；但是，因为没有“依题答问”而导致答非所问，这种“模式”并未对他的答题产生任何正向的效益。
长期以来强调“应试”的积弊，致使中学生的课内外阅读严重匮乏，不少人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素养都难以达到迅速、准确理解一份高考语文试题的各类文本（包括古诗文及各种类型的现代文）的要求；但是，无论师生，又都有在语文这样一个看似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学科拿高分的欲望。此时，人们不能正本清源，正视痼疾的病因，反而更加渴望有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问世，于是，对“模板”、方法、技巧的追索更为孜孜不倦。这种倾向的产生即便情有可原，也是与欲达成的目标南辕北辙的。试想：如果真的有不必提升素养、锻造能力就能得高分的“捷径”可走，谁还会扎扎实实地学语文、用语文？可是，这种捷径的确是不存在的，那些举着“万灵药方”游走四方招摇过市的人，都不过是借高考以沽名牟利的大“忽悠”而已。所以，我们还是应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潜心于阅读，在阅读实践中实现自我提升，方为提高阅读文学类文本及各类古今文字能力的正途。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