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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书籍装帧,人们自然会想到陶元庆1925年创作的,被鲁迅选定并称之为“大红袍”的《故乡》封面。许多涉及现代书籍装帧的书籍和文章,无不提及它,这一封面画已经成为中国书籍装帧史上的一个经典之作。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陶堰镇人,美术家、装帧艺术家。 他一生究竟创作多少作品已无人知晓。身后作品,据许钦文1929年8月10日写的《整理陶元庆氏遗作告一段落以后》一文得知:“正式作品三十六幅,参考品五十三幅。计自然画三十八幅,书面三十六,国画八幅,未成品七幅。” 陶元庆去世后,它们被保存在杭州元庆纪念堂,也即许钦文的住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些作品遭遇不幸,被洗劫一空。《大红袍》也未能幸免于难。
“陶元庆和许钦文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还在同一寝室生活学习过。1924年,许钦文把陶元庆介绍给了鲁迅,从此,陶元庆和鲁迅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合作,二人成为了设计中国书籍封面画的拓荒者。我国印制新文艺书籍以图案做封面,是由陶元庆为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封面设计开始的,这以后,他还为鲁迅的《出了象牙之塔》、《仿徨》、《坟》、《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译著和著作设计了封面,同时还给许钦文的小说集《赵先生的烦恼》、《毛线袜及其他》、《回家》、《鼻涕阿二》、《仿佛如此》、《若有其事》、《胡蝶》、《幻想的残象》、《一坛酒》,李霁野翻译的《往星中》、《黑假面人》,董秋芳翻译的俄国小说《争自由的波浪》等书作封面画,这些书鲁迅都很好地珍藏着,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曾在《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中称赞陶元庆:“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又不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大红袍”的出品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许钦文在《鲁迅与陶元庆》一文中作了生动的描述。一天晚上,许钦文和陶元庆到北京天桥去看戏,“演的是古装戏,剧中人多半穿着单色的青衣、绿衫或者大红袍。看完戏,已是半夜,元庆躺在床上,一夜没有睡熟,摇动着两脚咿咿唔唔地吟诗”。 许钦文知道他来了灵感,并为之构思,不敢去打扰他。第二天一早,陶元庆“起身就作画,没有盥洗,也没有吃点心。直到傍晚,《大红袍》就画好了”。他又把这件作品装入画框,并双手捧着画框“侧着脸,这样看,那样看,擎远点看,逼近点看,也倒竖着看”,自己满意后,又拿给许钦文征求意见,许钦文看后,惊喜地称赞: “很好!”陶元庆听后,更是高兴不已。之后,许钦文在和鲁迅的一次闲聊中,将陶元庆创作《大红袍》的经历讲给鲁迅,鲁迅听后说:“这样一气呵成,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早就累积了素材,甚至已经有了初步的腹稿;那天晚上看的戏,只是最后的促成。写文章总要多看看,不能看到一点就写,才会写得深刻,生动,绘画也要这样,有功夫的艺术家大概都是这样的。”且他画的《大红袍》,那半仰着脸的姿态就得自于早先绍兴戏中的女吊。设计基本上保持原有的神情:悲苦、愤怒、坚强。藏蓝衫、红袍和高底靴是古装戏中常见的。握剑的姿势采自京戏的武生,加以变化。怪不得鲁迅那么喜欢《大红袍》:这里有“恐怖美”,有“女吊”的魂,还有与文学相通的艺术规律。
1925年3月19日,陶元庆的绘画展在北京西四帝王庙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共展出水彩、油画等作品23幅。这一展览的成功举办,得到了鲁迅的鼎立帮助,就在19日这一天,鲁迅先后两次亲临展览会观看,每次都在《大红袍》和《农女》前长久伫立。不久鲁迅就嘱许钦文:“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这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钦文,我打算把你写的小说结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定名《故乡》,就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也就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保存起来了。”“而且要赶快做!” 鲁迅不仅亲自选编,亲自校对,还用《呐喊》的版税用作《故乡》的印刷费。这样,《大红袍》也就被做成印刷品,保存了起来。可见,藉《故乡》以保存《大红袍》,也正是鲁迅花大力气推出《故乡》的目的之一。因了鲁迅,这幅书籍装帧史上的经典之作“大红袍”才能流传至今。
1927年12月,陶元庆的绘画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美术馆再次展出,鲁迅又前往观看并为《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第二届绘画展览会——陶元庆的出品》写序《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此书共收入了陶元庆的八幅画,其中就有《大红袍》,和这本书一起出版的还有以陶元庆的画为内容的八张美术明信片,分别是大红袍、一瞥、落红、车窗外、烧剩的应天塔、墓地、新妇。1928年5月7日和6月1日,陶元庆亲自上门把书和美术明信片赠予鲁迅。一年后,陶元庆因患伤寒症病逝于杭州,年仅36岁。鲁迅闻其噩耗痛惜不已,他非常想把陶元庆的画拿到国外印刷出版,但终未能实现,为了寄托哀思纪念这位封面设计家,鲁迅捐款三百元,托许钦文在西湖畔购地三分,为陶元庆筑坟园——元庆园墓,算是在西湖边上留了对故友的思念。
1930年11月19日,鲁迅在给崔真吾的信中写到:“能教图案画的,中国现在恐怕没有一个,自陶元庆死后,杭州美术学院就只好请日本人了。” 1931年8月14日的深夜,鲁迅重又把陶元庆的书和美术明信片拿出来欣赏,并在其中的一册书和一套明信片的封套上分别写下了对死者的思念之情,书中扉页上写道:“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呜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夜,鲁迅记于上海。”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陶堰镇人,美术家、装帧艺术家。 他一生究竟创作多少作品已无人知晓。身后作品,据许钦文1929年8月10日写的《整理陶元庆氏遗作告一段落以后》一文得知:“正式作品三十六幅,参考品五十三幅。计自然画三十八幅,书面三十六,国画八幅,未成品七幅。” 陶元庆去世后,它们被保存在杭州元庆纪念堂,也即许钦文的住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些作品遭遇不幸,被洗劫一空。《大红袍》也未能幸免于难。
“陶元庆和许钦文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还在同一寝室生活学习过。1924年,许钦文把陶元庆介绍给了鲁迅,从此,陶元庆和鲁迅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合作,二人成为了设计中国书籍封面画的拓荒者。我国印制新文艺书籍以图案做封面,是由陶元庆为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封面设计开始的,这以后,他还为鲁迅的《出了象牙之塔》、《仿徨》、《坟》、《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译著和著作设计了封面,同时还给许钦文的小说集《赵先生的烦恼》、《毛线袜及其他》、《回家》、《鼻涕阿二》、《仿佛如此》、《若有其事》、《胡蝶》、《幻想的残象》、《一坛酒》,李霁野翻译的《往星中》、《黑假面人》,董秋芳翻译的俄国小说《争自由的波浪》等书作封面画,这些书鲁迅都很好地珍藏着,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曾在《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中称赞陶元庆:“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又不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大红袍”的出品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许钦文在《鲁迅与陶元庆》一文中作了生动的描述。一天晚上,许钦文和陶元庆到北京天桥去看戏,“演的是古装戏,剧中人多半穿着单色的青衣、绿衫或者大红袍。看完戏,已是半夜,元庆躺在床上,一夜没有睡熟,摇动着两脚咿咿唔唔地吟诗”。 许钦文知道他来了灵感,并为之构思,不敢去打扰他。第二天一早,陶元庆“起身就作画,没有盥洗,也没有吃点心。直到傍晚,《大红袍》就画好了”。他又把这件作品装入画框,并双手捧着画框“侧着脸,这样看,那样看,擎远点看,逼近点看,也倒竖着看”,自己满意后,又拿给许钦文征求意见,许钦文看后,惊喜地称赞: “很好!”陶元庆听后,更是高兴不已。之后,许钦文在和鲁迅的一次闲聊中,将陶元庆创作《大红袍》的经历讲给鲁迅,鲁迅听后说:“这样一气呵成,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早就累积了素材,甚至已经有了初步的腹稿;那天晚上看的戏,只是最后的促成。写文章总要多看看,不能看到一点就写,才会写得深刻,生动,绘画也要这样,有功夫的艺术家大概都是这样的。”且他画的《大红袍》,那半仰着脸的姿态就得自于早先绍兴戏中的女吊。设计基本上保持原有的神情:悲苦、愤怒、坚强。藏蓝衫、红袍和高底靴是古装戏中常见的。握剑的姿势采自京戏的武生,加以变化。怪不得鲁迅那么喜欢《大红袍》:这里有“恐怖美”,有“女吊”的魂,还有与文学相通的艺术规律。
1925年3月19日,陶元庆的绘画展在北京西四帝王庙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共展出水彩、油画等作品23幅。这一展览的成功举办,得到了鲁迅的鼎立帮助,就在19日这一天,鲁迅先后两次亲临展览会观看,每次都在《大红袍》和《农女》前长久伫立。不久鲁迅就嘱许钦文:“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这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钦文,我打算把你写的小说结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定名《故乡》,就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也就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保存起来了。”“而且要赶快做!” 鲁迅不仅亲自选编,亲自校对,还用《呐喊》的版税用作《故乡》的印刷费。这样,《大红袍》也就被做成印刷品,保存了起来。可见,藉《故乡》以保存《大红袍》,也正是鲁迅花大力气推出《故乡》的目的之一。因了鲁迅,这幅书籍装帧史上的经典之作“大红袍”才能流传至今。
1927年12月,陶元庆的绘画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美术馆再次展出,鲁迅又前往观看并为《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第二届绘画展览会——陶元庆的出品》写序《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此书共收入了陶元庆的八幅画,其中就有《大红袍》,和这本书一起出版的还有以陶元庆的画为内容的八张美术明信片,分别是大红袍、一瞥、落红、车窗外、烧剩的应天塔、墓地、新妇。1928年5月7日和6月1日,陶元庆亲自上门把书和美术明信片赠予鲁迅。一年后,陶元庆因患伤寒症病逝于杭州,年仅36岁。鲁迅闻其噩耗痛惜不已,他非常想把陶元庆的画拿到国外印刷出版,但终未能实现,为了寄托哀思纪念这位封面设计家,鲁迅捐款三百元,托许钦文在西湖畔购地三分,为陶元庆筑坟园——元庆园墓,算是在西湖边上留了对故友的思念。
1930年11月19日,鲁迅在给崔真吾的信中写到:“能教图案画的,中国现在恐怕没有一个,自陶元庆死后,杭州美术学院就只好请日本人了。” 1931年8月14日的深夜,鲁迅重又把陶元庆的书和美术明信片拿出来欣赏,并在其中的一册书和一套明信片的封套上分别写下了对死者的思念之情,书中扉页上写道:“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呜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夜,鲁迅记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