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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任为“社会关系”系统的良性运行提供背景支持。当前，我国社会信任范围不断延伸，信任种类不断增多，但存在着普遍的信任危机。我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法治社会的不完善，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新的信任模式尚未建立起来。本文从社群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可以从确立社群的优先地位、重视社会美德价值、倡导国家积极有为、建设多元性社群四个方面着力重建我国的社会信任。
关键词：社会信任；人格信任模式；系统信任模式；社群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8-0022-05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人的“社会关系”的维持是个复杂的系统，信任为此一系统的顺利运转提供着背景支持。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
一、我国社会信任现状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我国正在经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传统的生产方式正不断转变为现代的生产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制度的断裂、关系的重构、观念的改变，而社会信任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过渡时期特有的样态，这构成了我国社会信任的现状。
1.信任范围的延伸与信任种类的增多。信任范围与信任种类是一体两面的问题，信任范围的延伸必然带来信任种类的增多。当前，信任范围的延伸和信任种类的增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熟人信任”逐渐延伸至“陌生人信任”。在我国传统社会，“家”及家的延伸“宗族”、“亲族”是信任的基本范围，其最鲜明的表现是“关系”在我国信任中的重要性。信任的产生必然在亲人之间，对陌生人的信任必须经过一个“拟亲化”的过程，即把陌生人转变为名义上的亲族一部分。而现代工业社会则逐渐打破了家族的界限，人与人的交往更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日益具有重要性。其次，由“本国人信任”逐渐延伸至“他国人信任”。传统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之内，在此区域内日渐融合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部虽然包含着众多民族，但因为同属一个国家，因而，相比于“他国”而有着更强的相互信任关系。而现代社会背景下，地球日益变为一个村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联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本国人与他国人的交往也呈上升趋势，对“他国人”的信任也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再次，由“人格信任”逐渐延伸至“系统信任”。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闲言碎语”就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因而，信誉是做人最根本的，人与人的信任也是依靠无形的人格做担保的。现代社会的快速流动性、交往的广泛性使得个人很难去把握一个人的信誉后再去交往，因而，需要制度规则起担保的作用，制度规则所构建起来的社会交往体系日渐代替人格信任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信任范围的延伸和种类的增多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生产关系变革的反映。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某些特点却值得关注：
第一，信任模式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渐变式的过程。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将反映于生产关系中，但其间必经一系列的环节，并经过人的有意识的不断加工，因而，当前中国的信任关系只是整个漫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尚没有模式化、固态化。第二，信任模式的变革是传统信任模式与新的信任模式逐渐融合的过程。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与之相伴的文化、精神方面的东西一部分会以民族“传统”的形式存在下去，因而，传统信任模式不会最终消亡，而是逐渐失掉主角位置，作为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补充存在。第三，必须重视“关系”在型构中国信任模式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质是“关系型社会”，彭泗清提出了一个“关系——信任模型”，概括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三种关系：既有关系、工具性交往关系、情感性交往关系。关系与信任密切度成正比例，关系越密切，信任度也就越高。[2]
2.社会中存在着信任危机。彭泗清认为中国社会信任危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的泛滥”；“二是不信任心态的普遍化。”[3]292根据信任主体的不同可把信任分类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三种类型，本文以此考察我国社会信任现状。
首先，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信任。个人与个人之间可分为熟人间与陌生人间两种类型。我国熟人之间的信任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比如亲子鉴定、婚前协议等等。我国传统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就不高，当前形势更是不容乐观，各地翻版的“彭宇案”就是其鲜明反映。其次，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匮乏。本文重点考察个人与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我国政府公信力明显不足，民众对政府组织的言论、发布的数据、通报的消息总要打个问号。“紫金矿业”、“山西溃坝”、矿难瞒报等事件都严重损害了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在个人与营利组织之间，“三鹿奶粉”、“健美猪”、“注水肉”事件等等使得老百姓对购买的东西都要打个问号。再次，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度不高。本文主要考察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我国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度很低，厂家之间相互拆台、散播有害对方的虚假消息等等。我国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度也很低。我国政商之间的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等无不凸显了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缺乏、以权钱作为交易的筹码的心理。
信任是一种“简化复杂”的机制，“信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强化与复杂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态。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4]102信任是社会秩序良好的表现，与此同时，“信任通过对人们行为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为社会秩序的建立做出了贡献。”[4]113因而，当社会中出现信任危机时将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成本。信任作为一种简化机制减少了社会交往的成本，社会中出现信任危机后，为了维持社会交往的持续进行，社会必须构建其它的机制来填补信任缺失留下的空白，这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成本。其次，阻碍了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实现，信任危机使得人人尽量减少交往机会和交往的深度，人人都把真实的自我封闭起来，社会交往即使看似仍在进行，而其背后却是一个个封闭的自我。再次，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社会的良性运行是以存在一个公正的权威、社会成员都遵守既定的规则为条件的，而政府就是公正权威的化身与规则的制定者，信任危机使得政府公信力下降，不但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而且社会成员对权威与规则的公正性存在怀疑，其导致的后果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法令阳奉阴违或者迫于惩罚压力的遵守。最后，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是一种无形的社会规范，是对社会成员的软性约束。重信守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强大凝聚力的心理机制。信任危机之下的人人都从自我利益出发，不顾及他人、社会的利益，并把他人、社会作为个人攫取权益的工具，这是一种竭泽而渔，不可持续的发展。因而，必须改变我国当前信任度低下的状况，提高我国的社会信任度。
二、我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原因分析
中国当前的社会信任危机是其所处历史方位的必然反映，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不断遭受冲击乃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新的信任模式尚处于建立及完善过程中，从而面临着一个无所适从的境况。
1.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经济是平等性的、竞争性的、法制性的、开放性的经济形态，与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和改革开放前实施的计划经济有着质的不同。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政府是经济正常运行的维护者。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外部负效应、产生垄断、失业、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等市场失灵。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现象。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众会产生一种相对贫困与不公平的情感，其后果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拒斥与不信任。
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货币在市场关系中充当着等价物的测量标准和交换工具的功能。但“一个极端自由放任的经济就像极权主义政权一样，侵犯其他每一个领域，支配其他每一个分配过程。它将把每一种社会物品都转变成商品，这就是市场帝国主义”。[5]154货币成为衡量其它一切有无价值的标准，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货币化”了，崇高、诚信、公平等美德在货币的冲击下似乎一文不值了，货币建立起了一个“货币帝国”。在“货币帝国”中，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商品货币关系成为支配社会的主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都可以拿来被货币所衡量，人与人之间只有货币的来来往往，基于情感的信任也显得一文不值了，人在不自觉中成为了利己主义者，人除了相信自己手中的货币不再相信其它。
2.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是指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无法发挥规范作用，而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却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传统中国的社会信任是“内在制度型”，人际信任模式是“因亲情而信”，以追求价值理性为目的。[6]而普遍性的社会信任则是企图以道德楷模的榜样示范作用建立起来，这种机制对道德精英要求太高，一旦道德精英出现问题，则整个信任体系都将崩塌。[3]298-299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熟悉的圈子之中，以“闲言碎语”表达的伦理道德规范就可以发挥无形的制约作用；现代商业社会则是一个“匿名社会”（anonymous society)，流动、开放、低频度的接触都使得“闲言碎语”无法发挥制约作用。[7]257-258
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失去了既有的活力，只能作为传统的一部分被继承与批判，而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适合现代化国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则始终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深入人心，成为人民群众在日常行为中自觉遵循的规范。但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使得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脱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得到了重新梳理，西方思想文化不断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重获人们的重视，由此生发出了一种多元价值共存的局面。价值的多元性一方面反映了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亟待确立起一种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3.法治体系不完善。法治是适合现代社会的管理模式，法律是一种底线道德，法律是一种硬约束，可以与道德规范等“软约束”起着协调配合的作用。在现代社会运行过程中，规则、制度往往以法的形态表现出来，它在型塑及制约人的行为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而，建立起以法律规则为基底的系统信任模式以代替传统的人格信任模式是必然选择。现代社会信任要求以完善的法律规则为前提，因为“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信任系统中实际上充当着保障机制的角色，是维持社会信任的基本保证”。[8] “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还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9]法治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法治体系尚有待完善。一方面，法律理念落后，许多现行法律与现实脱节，落后于时代发展；另一方面，执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严格的法律监督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识淡薄，尚没有成长为真正的“公民”等等。法治的不完善和伦理道德的缺位使得整个社会在运行中经常会面临着“软”、“硬”约束双双缺失的局面，其后果之一就是市场寻租的出现，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及整个社会日益弥漫的“腐败倾向”。腐败严重侵蚀了政府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摧毁了社会信任基石，是社会运行中的一颗毒瘤。
三、社群主义视角下的社会信任重建
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个思想流派，它以新自由主义为矛头阐发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方法论上，“社群主义的出发点则是社群，各种各样的群体而不是个人成为分析和解释的核心范式，社群主义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是集体主义，它把社会历史事件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原始动因最终归结为诸如家庭、社区、阶级、国家、民族、团体等社群。”价值观上，“社群主义则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的利益，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个人权利都离不开个人所在的社群。”[10]4社群主义者重视社群的价值，“就算不把对共同体的考虑置于自由与平等之前，也有必要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11]社群主义重视社群、公益、责任的特征使其与中国传统进步思想有相契合之处，因而，从社群主义的视角探讨我国社会的信任重建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确立社群的优先地位。社群主义指出社群优先于个人。“个人主义是一种通常认为个人的重要性高于任何社会群体和集体的价值观。”[12]个人主义把个人的目的、价值放在一切行为的出发点，认为个人的价值是“先在的”，个人的利益优先于公共的利益。社群主义者桑德尔提出了一种“构成性社群”，它界定成员的归属、提供了成员生存背景。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个人主义观念中“如此彻底独立的自我排除了任何与构成性意义上的占有紧密相连的善（或恶）观念”。[13]查尔斯·泰勒指出个人主义理念下的现代社会出现了“认同危机”，“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视界，在其中事物可获得稳定意义，在其中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被看作是好的或有意义的，而另一些则是坏的或浅薄的。”[14]泰勒认为自我的认同需要一个框架，而这个框架只有公共空间才能提供。沃尔泽指出不同的社群分配着成员的资格，成员的资格是成员在社群中享有权益及承担义务的凭证。麦金太尔心向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他认为社会成员唯有把个人的善统一于社群的善之中，才能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幸福。总之，社群主义者认为社群塑造着成员的人格、认同、归属感，社群赋予个人以存在的价值与目的。
我国社会信任出现危机的一个原因就是利己个人主义思潮的流行，重新提升社群在社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的社群建设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传统社会以“家”为本位，围绕着家的范围扩展而形成亲疏不等的关系，而“人”就是在这种关系中社会角色的总和。孙隆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知系统”把“人”分为“身”和“心”两个部分，其中，社会成员有着“身体化”的倾向。个人的“安身”与“安心”由别人来定义，也即别人的“心”来组织自己的“身”。个人只是作为一个“身”存在，也就成为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超越意向、幻想力的存在。[15]因而，我国古代并不存在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没有独立的品格、平等的精神、权利的意识。当前重建社群，必须抛弃那种泯灭成员个性的社群模式。其次，西方社群主义者心目中的合格社会成员是“公民”，公民传统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16]也即公民是有平等政治权利人。公民自觉把个人利益统一于城邦利益，因为城邦属于所有的公民，公民在城邦中实现了自己的善，城邦是公民的自治地方。因而，适合于我国现代社会的社群也应该是公民的联合体，而不是臣民的联合体，社群是公民的自治领域。再次，我国社会中的利己个人主义表现为物质欲望的扩张性，它不同于追求个性独立、权利意识的个人主义，它更多是我国传统文化下个人“身体化”的一种张扬，它以满足“身体”欲望为出发点。我国的社群建设一方面应该起“启蒙”功能，使“身体化”的人精神觉醒，使其成为合格的公民；另一方面应强调公共利益的优先性，使个人利益统一于整体利益之中。这正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因而，社群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在我国表现为集体的优先性。
关键词：社会信任；人格信任模式；系统信任模式；社群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8-0022-05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人的“社会关系”的维持是个复杂的系统，信任为此一系统的顺利运转提供着背景支持。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
一、我国社会信任现状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我国正在经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传统的生产方式正不断转变为现代的生产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制度的断裂、关系的重构、观念的改变，而社会信任关系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过渡时期特有的样态，这构成了我国社会信任的现状。
1.信任范围的延伸与信任种类的增多。信任范围与信任种类是一体两面的问题，信任范围的延伸必然带来信任种类的增多。当前，信任范围的延伸和信任种类的增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熟人信任”逐渐延伸至“陌生人信任”。在我国传统社会，“家”及家的延伸“宗族”、“亲族”是信任的基本范围，其最鲜明的表现是“关系”在我国信任中的重要性。信任的产生必然在亲人之间，对陌生人的信任必须经过一个“拟亲化”的过程，即把陌生人转变为名义上的亲族一部分。而现代工业社会则逐渐打破了家族的界限，人与人的交往更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日益具有重要性。其次，由“本国人信任”逐渐延伸至“他国人信任”。传统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之内，在此区域内日渐融合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部虽然包含着众多民族，但因为同属一个国家，因而，相比于“他国”而有着更强的相互信任关系。而现代社会背景下，地球日益变为一个村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联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本国人与他国人的交往也呈上升趋势，对“他国人”的信任也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再次，由“人格信任”逐渐延伸至“系统信任”。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闲言碎语”就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因而，信誉是做人最根本的，人与人的信任也是依靠无形的人格做担保的。现代社会的快速流动性、交往的广泛性使得个人很难去把握一个人的信誉后再去交往，因而，需要制度规则起担保的作用，制度规则所构建起来的社会交往体系日渐代替人格信任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信任范围的延伸和种类的增多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生产关系变革的反映。生产方式的改变引起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某些特点却值得关注：
第一，信任模式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渐变式的过程。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将反映于生产关系中，但其间必经一系列的环节，并经过人的有意识的不断加工，因而，当前中国的信任关系只是整个漫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尚没有模式化、固态化。第二，信任模式的变革是传统信任模式与新的信任模式逐渐融合的过程。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与之相伴的文化、精神方面的东西一部分会以民族“传统”的形式存在下去，因而，传统信任模式不会最终消亡，而是逐渐失掉主角位置，作为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补充存在。第三，必须重视“关系”在型构中国信任模式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质是“关系型社会”，彭泗清提出了一个“关系——信任模型”，概括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三种关系：既有关系、工具性交往关系、情感性交往关系。关系与信任密切度成正比例，关系越密切，信任度也就越高。[2]
2.社会中存在着信任危机。彭泗清认为中国社会信任危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的泛滥”；“二是不信任心态的普遍化。”[3]292根据信任主体的不同可把信任分类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三种类型，本文以此考察我国社会信任现状。
首先，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信任。个人与个人之间可分为熟人间与陌生人间两种类型。我国熟人之间的信任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比如亲子鉴定、婚前协议等等。我国传统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就不高，当前形势更是不容乐观，各地翻版的“彭宇案”就是其鲜明反映。其次，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匮乏。本文重点考察个人与政府组织和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我国政府公信力明显不足，民众对政府组织的言论、发布的数据、通报的消息总要打个问号。“紫金矿业”、“山西溃坝”、矿难瞒报等事件都严重损害了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在个人与营利组织之间，“三鹿奶粉”、“健美猪”、“注水肉”事件等等使得老百姓对购买的东西都要打个问号。再次，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度不高。本文主要考察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我国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度很低，厂家之间相互拆台、散播有害对方的虚假消息等等。我国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度也很低。我国政商之间的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等无不凸显了政府组织与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缺乏、以权钱作为交易的筹码的心理。
信任是一种“简化复杂”的机制，“信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强化与复杂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态。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4]102信任是社会秩序良好的表现，与此同时，“信任通过对人们行为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为社会秩序的建立做出了贡献。”[4]113因而，当社会中出现信任危机时将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成本。信任作为一种简化机制减少了社会交往的成本，社会中出现信任危机后，为了维持社会交往的持续进行，社会必须构建其它的机制来填补信任缺失留下的空白，这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成本。其次，阻碍了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实现，信任危机使得人人尽量减少交往机会和交往的深度，人人都把真实的自我封闭起来，社会交往即使看似仍在进行，而其背后却是一个个封闭的自我。再次，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社会的良性运行是以存在一个公正的权威、社会成员都遵守既定的规则为条件的，而政府就是公正权威的化身与规则的制定者，信任危机使得政府公信力下降，不但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而且社会成员对权威与规则的公正性存在怀疑，其导致的后果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法令阳奉阴违或者迫于惩罚压力的遵守。最后，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伦理道德是一种无形的社会规范，是对社会成员的软性约束。重信守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强大凝聚力的心理机制。信任危机之下的人人都从自我利益出发，不顾及他人、社会的利益，并把他人、社会作为个人攫取权益的工具，这是一种竭泽而渔，不可持续的发展。因而，必须改变我国当前信任度低下的状况，提高我国的社会信任度。
二、我国社会信任危机的原因分析
中国当前的社会信任危机是其所处历史方位的必然反映，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不断遭受冲击乃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新的信任模式尚处于建立及完善过程中，从而面临着一个无所适从的境况。
1.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经济是平等性的、竞争性的、法制性的、开放性的经济形态，与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和改革开放前实施的计划经济有着质的不同。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政府是经济正常运行的维护者。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外部负效应、产生垄断、失业、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等市场失灵。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现象。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众会产生一种相对贫困与不公平的情感，其后果则是对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拒斥与不信任。
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货币在市场关系中充当着等价物的测量标准和交换工具的功能。但“一个极端自由放任的经济就像极权主义政权一样，侵犯其他每一个领域，支配其他每一个分配过程。它将把每一种社会物品都转变成商品，这就是市场帝国主义”。[5]154货币成为衡量其它一切有无价值的标准，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货币化”了，崇高、诚信、公平等美德在货币的冲击下似乎一文不值了，货币建立起了一个“货币帝国”。在“货币帝国”中，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商品货币关系成为支配社会的主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都可以拿来被货币所衡量，人与人之间只有货币的来来往往，基于情感的信任也显得一文不值了，人在不自觉中成为了利己主义者，人除了相信自己手中的货币不再相信其它。
2.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是指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无法发挥规范作用，而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却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传统中国的社会信任是“内在制度型”，人际信任模式是“因亲情而信”，以追求价值理性为目的。[6]而普遍性的社会信任则是企图以道德楷模的榜样示范作用建立起来，这种机制对道德精英要求太高，一旦道德精英出现问题，则整个信任体系都将崩塌。[3]298-299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熟悉的圈子之中，以“闲言碎语”表达的伦理道德规范就可以发挥无形的制约作用；现代商业社会则是一个“匿名社会”（anonymous society)，流动、开放、低频度的接触都使得“闲言碎语”无法发挥制约作用。[7]257-258
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失去了既有的活力，只能作为传统的一部分被继承与批判，而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适合现代化国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则始终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深入人心，成为人民群众在日常行为中自觉遵循的规范。但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使得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脱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得到了重新梳理，西方思想文化不断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重获人们的重视，由此生发出了一种多元价值共存的局面。价值的多元性一方面反映了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亟待确立起一种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3.法治体系不完善。法治是适合现代社会的管理模式，法律是一种底线道德，法律是一种硬约束，可以与道德规范等“软约束”起着协调配合的作用。在现代社会运行过程中，规则、制度往往以法的形态表现出来，它在型塑及制约人的行为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而，建立起以法律规则为基底的系统信任模式以代替传统的人格信任模式是必然选择。现代社会信任要求以完善的法律规则为前提，因为“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信任系统中实际上充当着保障机制的角色，是维持社会信任的基本保证”。[8] “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还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9]法治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法治体系尚有待完善。一方面，法律理念落后，许多现行法律与现实脱节，落后于时代发展；另一方面，执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严格的法律监督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普通百姓的法律意识淡薄，尚没有成长为真正的“公民”等等。法治的不完善和伦理道德的缺位使得整个社会在运行中经常会面临着“软”、“硬”约束双双缺失的局面，其后果之一就是市场寻租的出现，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及整个社会日益弥漫的“腐败倾向”。腐败严重侵蚀了政府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摧毁了社会信任基石，是社会运行中的一颗毒瘤。
三、社群主义视角下的社会信任重建
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个思想流派，它以新自由主义为矛头阐发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方法论上，“社群主义的出发点则是社群，各种各样的群体而不是个人成为分析和解释的核心范式，社群主义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是集体主义，它把社会历史事件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原始动因最终归结为诸如家庭、社区、阶级、国家、民族、团体等社群。”价值观上，“社群主义则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的利益，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个人权利都离不开个人所在的社群。”[10]4社群主义者重视社群的价值，“就算不把对共同体的考虑置于自由与平等之前，也有必要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11]社群主义重视社群、公益、责任的特征使其与中国传统进步思想有相契合之处，因而，从社群主义的视角探讨我国社会的信任重建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确立社群的优先地位。社群主义指出社群优先于个人。“个人主义是一种通常认为个人的重要性高于任何社会群体和集体的价值观。”[12]个人主义把个人的目的、价值放在一切行为的出发点，认为个人的价值是“先在的”，个人的利益优先于公共的利益。社群主义者桑德尔提出了一种“构成性社群”，它界定成员的归属、提供了成员生存背景。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个人主义观念中“如此彻底独立的自我排除了任何与构成性意义上的占有紧密相连的善（或恶）观念”。[13]查尔斯·泰勒指出个人主义理念下的现代社会出现了“认同危机”，“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视界，在其中事物可获得稳定意义，在其中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被看作是好的或有意义的，而另一些则是坏的或浅薄的。”[14]泰勒认为自我的认同需要一个框架，而这个框架只有公共空间才能提供。沃尔泽指出不同的社群分配着成员的资格，成员的资格是成员在社群中享有权益及承担义务的凭证。麦金太尔心向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他认为社会成员唯有把个人的善统一于社群的善之中，才能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幸福。总之，社群主义者认为社群塑造着成员的人格、认同、归属感，社群赋予个人以存在的价值与目的。
我国社会信任出现危机的一个原因就是利己个人主义思潮的流行，重新提升社群在社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的社群建设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传统社会以“家”为本位，围绕着家的范围扩展而形成亲疏不等的关系，而“人”就是在这种关系中社会角色的总和。孙隆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知系统”把“人”分为“身”和“心”两个部分，其中，社会成员有着“身体化”的倾向。个人的“安身”与“安心”由别人来定义，也即别人的“心”来组织自己的“身”。个人只是作为一个“身”存在，也就成为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超越意向、幻想力的存在。[15]因而，我国古代并不存在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没有独立的品格、平等的精神、权利的意识。当前重建社群，必须抛弃那种泯灭成员个性的社群模式。其次，西方社群主义者心目中的合格社会成员是“公民”，公民传统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16]也即公民是有平等政治权利人。公民自觉把个人利益统一于城邦利益，因为城邦属于所有的公民，公民在城邦中实现了自己的善，城邦是公民的自治地方。因而，适合于我国现代社会的社群也应该是公民的联合体，而不是臣民的联合体，社群是公民的自治领域。再次，我国社会中的利己个人主义表现为物质欲望的扩张性，它不同于追求个性独立、权利意识的个人主义，它更多是我国传统文化下个人“身体化”的一种张扬，它以满足“身体”欲望为出发点。我国的社群建设一方面应该起“启蒙”功能，使“身体化”的人精神觉醒，使其成为合格的公民；另一方面应强调公共利益的优先性，使个人利益统一于整体利益之中。这正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精神，因而，社群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在我国表现为集体的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