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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域记》作为重要的佛教典籍，在传入日本之后，对平安时代的日本佛教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日本的说话文学提供了大量的故事传说和创作题材。成书于平安时代的《今昔物语集》援引了《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并根据需要对其中一些故事进行改写和增删。本文通过考察《今昔物语集》中援引的《大唐西域記》故事，探究这些被援引的故事的特点和意义。
一、《大唐西域记》与《今昔物语集》简介
《大唐西域记》是由唐朝法师玄奘本人口述，其弟子辩机执笔编撰，记录了玄奘于贞观三年（629，一说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九年（645）西行取经历经的110国和未到的28国的地理概貌、风俗人情、佛教史迹、交通等，给当时的唐王朝提供了大量进一步了解西域实际情况的信息，也为后世研究当时印度与我国西域一带的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提供了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今昔物语集》成书于12世纪初的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是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中最庞大的佛教故事集，也是日本说话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以佛教故事为中心，分为天竺部、震旦部和本朝部三个部分。
《大唐西域记》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学界、佛教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路途遥远，平安时代未有日本僧人去往印度求法，而精通梵语、能够直接翻译佛经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日本的佛教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故事是以中国文献为参考和出处，《今昔物语集》亦然。《今昔物语集》引用了《大唐西域记》中的诸多故事，并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和本土化，为玄奘的事迹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故事的引用与改写
《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故事的引用和改写主要集中在天竺部。根据李一平在《〈今昔物语集〉玄奘法师故事比较研究》一文中的统计，天竺部共收入有关玄奘的故事187篇，出自《大唐西域记》的就有21篇。这些故事囊括了《大唐西域记》故事当中的精华部分，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不仅推动了《大唐西域记》在日本的传播，也反映出《大唐西域记》对于日本民众的独特吸引力。
除去直接出典于《大唐西域记》的故事，《今昔物语集》间接参考《大唐西域记》的故事数量众多。这些故事的情节虽然与《大唐西域记》中的不尽相同，但具有相似之处。
作为通俗文学，《今昔物语集》是以传说、故事为主体的大型短篇故事集录，多使用直白、易懂的口语化语言，具有引导大众、揭示道理的作用。因此，对于游记文学《大唐西域记》，《今昔物语集》在翻译和引用时进行了改写，使之更符合说话文学通俗易懂的特点，更容易被广大受众所理解和传承。
从叙述方式来看，《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的故事结构进行了大幅的调整。《大唐西域记》的记叙方式多以地点开头，《今昔物语集》的编撰者将叙事方式改为了人物中心式，即“今昔，某地某国的某人经历了某事，采取了某种行为，导致了某种结果”。除此之外，《今昔物语集》还给一些故事加上劝诫性的结尾，以此达成以小见大、警戒世人的目的。这一改写使故事结构更加贴合寓言故事和传说故事的模式，易于故事的传播。
从表现手法看，《今昔物语集》在故事创作中加入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动作描写、侧面描写，使得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更加鲜明。例如，《大唐西域记》卷三的《八国·迦湿弥罗国》中讲述了一位沙门在归国途中被象群掳去为一头病象治疗足疾，拔除病象足中之刺后，得到象群佛牙回报的故事。而《今昔物语集》对这一故事进行了扩写，首先描述沙门被大象粗暴带走，接着描写沙门认为自己将成为大象食物而命不久矣的心理活动，将沙门惊慌失措、惴惴不安的状态刻画得活灵活现，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人物性格更为鲜明。
从情节创作上看，《今昔物语集》为了使《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更能为日本民众接受和理解，对原来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再创作，删减了各类与日本国情不符的段落，增强了日本民众对故事的接受程度。例如，《大唐西域记》的第十一卷《二十三国·僧伽罗国》中，国王不听僧伽罗的谏言，执意要纳罗刹女为妃，最终导致阖宫遭戮，无人生还。事后，大臣认为僧伽罗有大智慧，能够“梦察祸机，感应天马，忠以谏主，智足谋身”，于是推举僧伽罗为王。僧伽罗即位后，“沿革前弊，表式贤良”，国内一时大治。这些内容体现了浓厚的中国儒家思想，但并未在《今昔物语集》当中得到体现。
《今昔物语集》首先扩写了国王对罗刹女心生爱欲而无法自拔，最终被其杀死的情节，并删掉了大臣对于僧伽罗的高度评价。由此可见，编撰者并不是要塑造一个供众人瞻仰的圣贤，而是告诫世人不禁爱欲将带来恶果。其次，将众臣拥戴僧伽罗为王的情节改为王太子即位，并且删减了治国理政的故事情节，由此可见，“天道无亲，归于有德”的儒家天命观不适用于日本。因此，《今昔物语集》的编撰者将行文的重点放在尊崇佛法、严守戒律的重要性以及讲述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上。通过本土化再创作，《今昔物语集》使《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在日本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今昔物语集》通过再创作，将语言风格颇为书面、官方的《大唐西域记》变得平易近人，使被引故事具有通俗化、生动化、本土化特点，更容易被日本人所接受和熟知。《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的二次创作，提高了《大唐西域记》的海外知名度，扩大了其影响范围，为《大唐西域记》的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大唐西域记》故事被引用与改写的原因及意义
《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在国内外经历了数次改编，但国内与国外的改编方向不尽相同，其所体现的不仅是编撰者的个人审美，更是不同民族的倾向差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兴起的文学接受理论就对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读者对文本的接受程度进行了研究。伊瑟尔用“文本的召唤结构”这一术语来探讨问题，即“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但唤起它是为了打破它，使读者获得新的视域”。
尧斯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指“读者接受文学作品时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根据文学接受理论，不同时代对特定文学文本的理解总是受该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和制约，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是依据自己的“期待视野”使作品意义现实化。《今昔物语集》的编撰者对《大唐西域记》中故事的援引和改编也是如此。 同一则故事在中日两国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得到了不同的呈现，体现出两国不尽相同的价值标准、审美趣味以及对于作品的不同理解。《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的改写不仅反映了两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状态，也反映了对于其中冲突与差异的处理和化解。
《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援引和改编的过程同样也是编撰者进行文学翻译批评的过程。王宏印教授指出：“文学翻译批评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导读功能，指向文本自身，其二是评价功能，指向翻译活动;其三是导引功能，指向翻译界。”《大唐西域记》带有玄奘个人及中国的思想观念，因而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对理想个人的衡量标准。
《今昔物语集》作为佛教说话集，是为宣扬教义而编写，因而其追求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问题。由于说经的需要和读者群体的变化，编撰者不仅在翻译中有创造性地改变，而且采用了重新构想情节、改变人物关系、突出细节描写等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加工，赋予了《大唐西域记》中的传说故事与记述结构新的审美角度。
就说话文学范畴而言，援引《大唐西域记》的说话集多为佛教说话集，被援引的故事本身即为佛法故事，可以帮助佛教说话文学起到宗教启蒙的作用。
一方面，《今昔物语集》中的部分篇目以《大唐西域记》为依据，将其中的一些故事进行改編和扩写。这是由于《大唐西域记》故事内容的丰富性、地理记载的详细性、历史记载的多样性等特点，为中日两国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参考。
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记》是以佛教高僧的角度，记述信仰、善恶之报、孝养等故事。从《大唐西域记》到《今昔物语集》，人们可以看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文化传播轨迹。佛教由古印度传入古代中国，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融入了中国儒学的社会观和价值观。这些佛经故事从印度途径中国，又传至日本，同时加入了许多当地传说、神话和文人创作，进而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学与
佛教文化。
四、结语
日本的平安时代能够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这与中国古代唐文化的东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京都、奈良等日本古都的建筑风格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此外，从日本皇室珍藏的宝库正仓院的藏品目录来看，不论是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还是琉璃玉碗、胡瓶，它们都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珍贵文物，因此，在学术界历来就有丝绸之路东方的终点在日本奈良的说法。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沿线各国。《大唐西域记》是中华文化与中亚各地区文化融合、交流的典范。日本古典文学名著《今昔物语集》对中国文学典籍的借鉴与吸收，从侧面证明了中日两国在古代的文化交流。
从《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的引用与改写来看，编撰者对原文的选择、改写别具匠心，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吸取和利用，巧妙地赋予作品新的活力。在援引与改编过程中，《今昔物语集》的编撰者由于传播与接受的需要，更关注《大唐西域记》中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并且调整了原作中的传统儒家思想，对佛教文化与佛教文学在国际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京大学）
基金项目：2021年度南京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域外汉籍《大唐西域记》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2020SJA0007）。
一、《大唐西域记》与《今昔物语集》简介
《大唐西域记》是由唐朝法师玄奘本人口述，其弟子辩机执笔编撰，记录了玄奘于贞观三年（629，一说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九年（645）西行取经历经的110国和未到的28国的地理概貌、风俗人情、佛教史迹、交通等，给当时的唐王朝提供了大量进一步了解西域实际情况的信息，也为后世研究当时印度与我国西域一带的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提供了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今昔物语集》成书于12世纪初的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是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中最庞大的佛教故事集，也是日本说话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以佛教故事为中心，分为天竺部、震旦部和本朝部三个部分。
《大唐西域记》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学界、佛教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路途遥远，平安时代未有日本僧人去往印度求法，而精通梵语、能够直接翻译佛经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日本的佛教文学作品中有大量故事是以中国文献为参考和出处，《今昔物语集》亦然。《今昔物语集》引用了《大唐西域记》中的诸多故事，并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和本土化，为玄奘的事迹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故事的引用与改写
《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故事的引用和改写主要集中在天竺部。根据李一平在《〈今昔物语集〉玄奘法师故事比较研究》一文中的统计，天竺部共收入有关玄奘的故事187篇，出自《大唐西域记》的就有21篇。这些故事囊括了《大唐西域记》故事当中的精华部分，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不仅推动了《大唐西域记》在日本的传播，也反映出《大唐西域记》对于日本民众的独特吸引力。
除去直接出典于《大唐西域记》的故事，《今昔物语集》间接参考《大唐西域记》的故事数量众多。这些故事的情节虽然与《大唐西域记》中的不尽相同，但具有相似之处。
作为通俗文学，《今昔物语集》是以传说、故事为主体的大型短篇故事集录，多使用直白、易懂的口语化语言，具有引导大众、揭示道理的作用。因此，对于游记文学《大唐西域记》，《今昔物语集》在翻译和引用时进行了改写，使之更符合说话文学通俗易懂的特点，更容易被广大受众所理解和传承。
从叙述方式来看，《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的故事结构进行了大幅的调整。《大唐西域记》的记叙方式多以地点开头，《今昔物语集》的编撰者将叙事方式改为了人物中心式，即“今昔，某地某国的某人经历了某事，采取了某种行为，导致了某种结果”。除此之外，《今昔物语集》还给一些故事加上劝诫性的结尾，以此达成以小见大、警戒世人的目的。这一改写使故事结构更加贴合寓言故事和传说故事的模式，易于故事的传播。
从表现手法看，《今昔物语集》在故事创作中加入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动作描写、侧面描写，使得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更加鲜明。例如，《大唐西域记》卷三的《八国·迦湿弥罗国》中讲述了一位沙门在归国途中被象群掳去为一头病象治疗足疾，拔除病象足中之刺后，得到象群佛牙回报的故事。而《今昔物语集》对这一故事进行了扩写，首先描述沙门被大象粗暴带走，接着描写沙门认为自己将成为大象食物而命不久矣的心理活动，将沙门惊慌失措、惴惴不安的状态刻画得活灵活现，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人物性格更为鲜明。
从情节创作上看，《今昔物语集》为了使《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更能为日本民众接受和理解，对原来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再创作，删减了各类与日本国情不符的段落，增强了日本民众对故事的接受程度。例如，《大唐西域记》的第十一卷《二十三国·僧伽罗国》中，国王不听僧伽罗的谏言，执意要纳罗刹女为妃，最终导致阖宫遭戮，无人生还。事后，大臣认为僧伽罗有大智慧，能够“梦察祸机，感应天马，忠以谏主，智足谋身”，于是推举僧伽罗为王。僧伽罗即位后，“沿革前弊，表式贤良”，国内一时大治。这些内容体现了浓厚的中国儒家思想，但并未在《今昔物语集》当中得到体现。
《今昔物语集》首先扩写了国王对罗刹女心生爱欲而无法自拔，最终被其杀死的情节，并删掉了大臣对于僧伽罗的高度评价。由此可见，编撰者并不是要塑造一个供众人瞻仰的圣贤，而是告诫世人不禁爱欲将带来恶果。其次，将众臣拥戴僧伽罗为王的情节改为王太子即位，并且删减了治国理政的故事情节，由此可见，“天道无亲，归于有德”的儒家天命观不适用于日本。因此，《今昔物语集》的编撰者将行文的重点放在尊崇佛法、严守戒律的重要性以及讲述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上。通过本土化再创作，《今昔物语集》使《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在日本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今昔物语集》通过再创作，将语言风格颇为书面、官方的《大唐西域记》变得平易近人，使被引故事具有通俗化、生动化、本土化特点，更容易被日本人所接受和熟知。《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的二次创作，提高了《大唐西域记》的海外知名度，扩大了其影响范围，为《大唐西域记》的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大唐西域记》故事被引用与改写的原因及意义
《大唐西域记》中的故事在国内外经历了数次改编，但国内与国外的改编方向不尽相同，其所体现的不仅是编撰者的个人审美，更是不同民族的倾向差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兴起的文学接受理论就对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读者对文本的接受程度进行了研究。伊瑟尔用“文本的召唤结构”这一术语来探讨问题，即“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但唤起它是为了打破它，使读者获得新的视域”。
尧斯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指“读者接受文学作品时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根据文学接受理论，不同时代对特定文学文本的理解总是受该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和制约，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是依据自己的“期待视野”使作品意义现实化。《今昔物语集》的编撰者对《大唐西域记》中故事的援引和改编也是如此。 同一则故事在中日两国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得到了不同的呈现，体现出两国不尽相同的价值标准、审美趣味以及对于作品的不同理解。《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的改写不仅反映了两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状态，也反映了对于其中冲突与差异的处理和化解。
《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援引和改编的过程同样也是编撰者进行文学翻译批评的过程。王宏印教授指出：“文学翻译批评有三大功能：其一是导读功能，指向文本自身，其二是评价功能，指向翻译活动;其三是导引功能，指向翻译界。”《大唐西域记》带有玄奘个人及中国的思想观念，因而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对理想个人的衡量标准。
《今昔物语集》作为佛教说话集，是为宣扬教义而编写，因而其追求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信仰问题。由于说经的需要和读者群体的变化，编撰者不仅在翻译中有创造性地改变，而且采用了重新构想情节、改变人物关系、突出细节描写等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加工，赋予了《大唐西域记》中的传说故事与记述结构新的审美角度。
就说话文学范畴而言，援引《大唐西域记》的说话集多为佛教说话集，被援引的故事本身即为佛法故事，可以帮助佛教说话文学起到宗教启蒙的作用。
一方面，《今昔物语集》中的部分篇目以《大唐西域记》为依据，将其中的一些故事进行改編和扩写。这是由于《大唐西域记》故事内容的丰富性、地理记载的详细性、历史记载的多样性等特点，为中日两国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参考。
另一方面，《大唐西域记》是以佛教高僧的角度，记述信仰、善恶之报、孝养等故事。从《大唐西域记》到《今昔物语集》，人们可以看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文化传播轨迹。佛教由古印度传入古代中国，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融入了中国儒学的社会观和价值观。这些佛经故事从印度途径中国，又传至日本，同时加入了许多当地传说、神话和文人创作，进而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学与
佛教文化。
四、结语
日本的平安时代能够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这与中国古代唐文化的东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京都、奈良等日本古都的建筑风格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此外，从日本皇室珍藏的宝库正仓院的藏品目录来看，不论是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还是琉璃玉碗、胡瓶，它们都是由中国传到日本的珍贵文物，因此，在学术界历来就有丝绸之路东方的终点在日本奈良的说法。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沿线各国。《大唐西域记》是中华文化与中亚各地区文化融合、交流的典范。日本古典文学名著《今昔物语集》对中国文学典籍的借鉴与吸收，从侧面证明了中日两国在古代的文化交流。
从《今昔物语集》对《大唐西域记》的引用与改写来看，编撰者对原文的选择、改写别具匠心，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吸取和利用，巧妙地赋予作品新的活力。在援引与改编过程中，《今昔物语集》的编撰者由于传播与接受的需要，更关注《大唐西域记》中荒诞离奇的故事情节，并且调整了原作中的传统儒家思想，对佛教文化与佛教文学在国际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京大学）
基金项目：2021年度南京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域外汉籍《大唐西域记》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2020SJA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