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要以“辨义利”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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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来先生导读《孟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第一段就是辨义利。孟子的开篇《梁惠王》,开门见山正是辨义利。“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陈来先生立足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今天我们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且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要以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源泉”,但我们现在的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不能说“就已经很完整的把古代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已经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基础”和“源泉”的作用,还只是“应然”而非“实然”之态。
  二是“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分为三个层次,可这三个层次不相贯通”。那么应该如何贯通?陈来先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定要确定一个主流的价值观,而这个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就是辨明义利、要对义和利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古代的价值观,我们发现它有它一个特点,它的核心很清楚,强调义利问题;而这个义利观作为价值观,它既是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又是社会关系的价值观,也是人生道德选择的价值观。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文化对价值观的处理,它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的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不能只重“体系”和“价值”,却模糊了“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开放的“体系”,更在于它应具有“核心”,有主心骨,有精气神。不能讲得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讲不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不能强调是兴国之魂,但“魂”飘逸不定;强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但“髓”模糊不清;强调是融入全过程、贯穿各领域、体现到各方面的红线,但“线”杂而不精。核心是什么?精髓是什么?贯通靠什么?主线是什么?的确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十分赞成陈来先生提出的,应该以“辨义利”为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为贯通三个层面的“主线”。但我认为,其理由当然是,但不仅限于体现“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源泉”的作用。因为你强调立足中国、强调重视历史、强调挖掘传统文化,人家可以更强调立足世界、强调面向未来、强调向现代化转型,就难免见仁见智、各持一端。而且,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并不排斥,而要更高举起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人权的旗帜。“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如果我们截然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些虽被资本主义广泛使用,但也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有进步意义的观念相对立,就会陷于不利、不义之地,甚至有倒退到与封建主义同流合污之嫌。我们只能在肯定资本主义进步、彻底超越封建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资本主义。这可能是我们强调传统文化的基础、源泉作用时,也需要注意的另一面问题。
  其理由,当然是,但不仅限于对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贯通”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由个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把个人的追求与整体的核心价值统一起来,是有效、自然“贯通”的。而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说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是立足国家层面提出的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上的规定,是立足社会层面提出的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要求。从三个层面提出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说,还是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修齐治平”的“贯通”功能的。
  将“辨义利”立为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其更重要、更深刻的意义在于:
  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扣住全社会的利益关切,简而言之就是要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的矛盾。如果对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沦丧、信任缺失的现象,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
  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演出了一部部激烈竞争的活剧,优胜劣汰,效率大增。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必须面对在资本营利和个人谋利这两个“起点”被启动、激活后,人们如何提高自我约束力和道德水平的实际问题。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誠信、道德统统抛弃。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中,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为此,必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在这个方面对症下药。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扣住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邓小平198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纲领性讲话中,有明确的结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利益矛盾,义利之辨,具体到公私之间就是: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善人,公私兼顾是常人;私字当头是小人,假公济私是痞人,以公肥私是坏人,徇私枉法是罪人。我们要提升常人,提倡善人,学习贤人,向往圣人;也要教育小人,揭露痞人,改造坏人,惩治罪人。鉴于日常的、多数的是常人,要做的“常事”,就是修身律己,平实做人;要说的“常事”——让大家奉行的价值观,就只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把崇高的信仰和每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把集体主义和个人追求对接起来,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
  富起来,就必须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好市场经济。但如何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是把支配资本的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我们“富起来”过程中需要探索和解决的大课题。如果听任一个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如果放任腐败不能制止,如果整个社会都重利轻义,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风险。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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