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e than 60 000 cultural relics are recovered from the shipwreck of “Batu Hitam”， including ceramics， porcelains， gold and silverwares， glasswares， bronze wares， lacquerwares， timber， ivory， coral，other gems and jewels， lead blocks and other types of ores. Although the porcelains has been asleep at the bottom of vast seaover a millennium， they still maintainthe intact status.
　　唐代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高光时刻。阳关西去连绵的石窟寺、考古遗物中多姿多彩的骆驼和胡人俑、诗人笔底壮阔雄浑的边塞风光，都展现出一千多年前丝绸之路这个亚欧大通道空前繁荣的景象。而在帝国疆域的另一侧，漫长的海岸线上无数航船驶向波涛深处，从浩瀚的太平洋到广阔的印度洋，编织出大航海时代前最大的国际贸易网络。
　　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几位渔民在苏门答腊以东的勿里洞岛海域进行海参采集操作时，意外在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器和一些木船构件，经专业人员勘测，确认这是一艘古代沉船的遗骸。德国“海底探索”公司对沉船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商业打捞和考古工作，出水大量唐代风格的遗物，明确了这是一艘唐代商船，其沉没的原因是在南纬2°41’、东经107°35’海域触礁。导致沉船的是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船名“黑石号”即由此得来。
　　“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来的文物超过60 000件，包括陶瓷器、金银器、玻璃器、铜器、漆器、木材、象牙和珊瑚等宝石及铅块和其他矿石等，其中的瓷器虽经千年海底沉睡，仍保持了较完整的状态。沉船采用非洲木材以缝合技术制造，当属于居于今阿曼、也门、伊朗等地的阿拉伯人所造，而船上所载的货物也反映出当时阿拉伯商人往来中国和阿拉伯两大帝国进行贸易的情景——从西亚地区装載大量初级产品如香料、木材、钴矿石等经印度、斯里兰卡、东南亚诸岛屿到达中国沿海，交易诸如瓷器、铜器、金银器等“高科技”产品，再由原路返回或到达更远的非洲沿海。
　　船上的货物中有一些指示了沉船的大致时间：一组乾元重宝货币和一件自铭铸造于乾元元年的铜镜；另有一件长沙窑的青釉褐绿彩花草纹碗下腹部刻着“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字样。乾元是安史之乱后即位平叛的唐肃宗的年号，元年为758年，而宝历二年是唐敬宗的年号，时为公元826年，已进入了唐代的中晚期。据此可以推断，黑石号沉没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九世纪的前期，当时正值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唐帝国虽然已由盛转衰，但国力依然强大，海外贸易发达，只是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丝绸之路安全难以保障，盛况不再，而通过海路进行商贸则因为南方地区的相对稳定较以前更加兴旺。另外，海船更大的装载量也使得海上路线成为当时贸易的更优选择。
　　沉船中的货物以中国陶瓷器为绝大多数，占所有货物的九成以上，可见船的航行方向是由大唐满载返回阿拉伯的。从瓷器的品种来看，主要包括长沙窑彩瓷、广东青瓷、越窑青瓷和北方白瓷，这是当时瓷器外销的最流行组合，在非洲东部、北部沿海、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东南亚诸岛和中国各沿海贸易港口的遗迹中都有发现。而在各种瓷器中又以长沙窑瓷器占据绝对多数，竟有55 000余件，比数量居于第二的广东青瓷多了几十倍，足证当时长沙窑器物的受欢迎程度和商品化程度之高。这些器物的类型却很单一，主要是碗和壶，而壶的数量仅约700件，远远不能与碗相提并论，说明使用中国瓷器作为日常的饮食器皿在阿拉伯地区已十分流行。长沙窑的瓷碗装载在船尾和中央，一部分被稻草扎成圆筒堆在船舱，高度几乎接近船板，另一部分被螺旋状码放在青釉大罐中，一罐可容百余，由于大罐的保护，釉面多数完好如新，很好展示了唐代长沙窑瓷碗的成型、装饰特色。
　　这些瓷碗造型比较单一，除了少数几件花口外，都作圆口、弧腹、浅圈足的式样。碗内满釉，外壁挂半釉，圈足露胎，有些圈足上遗留着手抓痕，当是采用浸釉法的痕记。长沙窑的主要装饰方式是高温釉下彩，釉色青黄，彩绘则有褐、绿二色，是氧化铁和氧化铜为呈色剂的作用。这种以多种色彩综合运用来装饰瓷器的手法，不同于当时以单一釉色为瓷器装饰的主流，突破了中国瓷器长期以来的装饰传统，是具有革新意义的工艺创造。
　　长沙窑的彩绘装饰，纹样丰富，有植物、动物、人物、文字、几何图形等，也有一些以晕散的相间色彩构成的抽象图案，想象大胆，绝无约束，具有强烈的平民审美趣味。这些图案或文字都是出自工匠之手，随意挥洒，简逸灵动，充满生命力。如“黑石号”上出土的大量飞鸟纹碗，鸟的种类众多，姿态各异，动静不一，虽是同一题材，但并无固定图式，生动活泼，个性突出，艺术感极强。
　　“黑石号”上瓷器数量较多的，还有1 000余件广东瓷器，其中700多件青瓷。这些瓷器质量参差不齐，应当是出于当时广东各地不同的窑口，其中一些釉色匀润、质量较高的器物属于比较著名的梅县水车窑。这些器物主要是各种罐子，大量长沙窑的碗就是被装在其中的。由于广州是唐代贸易的重要港口，有人认为“黑石号”的中国出发地可能是在广州，长沙窑的瓷器是经内河航道到广东包装后转口海外的。但是从船上出土的北方白瓷和数量巨大的长沙窑器物来看，船的出发地更可能是当时最大的贸易转口中心扬州，在那里，会聚了由运河到达的北方白瓷，和经湘江-长江顺流而下的长沙窑瓷器。这一推测，由自铭“乾元元年十一月廿九日”造的扬子江江心镜也可以得到佐证。至于来自广东的青瓷，从它们多数是日用容器的情况推测，有可能是通过扬州转口的器物，也有可能是“黑石号”来航时停留广州补入的货物，随船一起到达扬州后装载上主要货物出发至目标地，最终沉没于苏门答腊海域的室利佛逝港附近。
　　数量众多的长沙窑和广东青瓷无疑是当时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面向普通市场，而代表唐代瓷器烧造最高水平的“南青北白”瓷器，包括越窑、邢窑、巩义窑的器物，则可能是针对海外高端市场的“尖货”。比如“黑石号”上出土的邢窑白瓷盒和几件巩义窑白地绿彩器底部刻有“盈”字或“进奉”款，过去一直认为它们应当是专供皇室大盈库的产品，而出现于海外沉船之上，说明这种高档的器物也流入了民间和市场。至于在船舱尾部发现的三件青花瓷盘，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器，证实了唐代已经使用钴料烧造釉下彩瓷器，是当时瓷器烧造最新和最高技术的产物。
　　“黑石号”上的各类瓷器，尤其是越窑的青瓷、邢窑和巩义窑的白瓷及绿彩器，有许多造型、装饰带有明显的外来风格，很可能是适应市场需求或应定制烧造的。如越窑的海棠式碗、邢窑的白釉把杯、巩义窑白釉绿彩吸杯，很显然是来自域外金银器的式样；青花盘上的花纹是伊斯兰风格棕榈树叶。大量的长沙窑的碗和壶上也出现了胡人、椰枣、伊斯兰文字等装饰元素，一些表现山峦的图案也用西域盛行的联珠纹表现。这些都表明，唐代的瓷器贸易不但有成熟的售卖和运输系统，而且已经形成了从定制、加工到销售、物流的完整市场体系。
　　“黑石号”沉船除了数量巨大的瓷器外，还出土了一些其他物品。其中的金银器比较引人注目，多是“胡风”浓郁的中国仿制品，可与同船的瓷器进行比较和对照，阿拉伯玻璃器则是当时输入产品中比较高水平的器物。而有些器物数量很少，可能是随船人员自己的用品，有些如香料、木材、银铤等可能也是船上的货物。
　　“黑石号”沉船是近年来东南亚海域发现的许多沉船之一，这些沉船共同反映了唐代亚洲地区繁荣的贸易图景：除了陆上丝路之外，海洋贸易欣欣向荣。唐帝国高度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使它成为当时国际贸易最发达的区域，扬州、明州、广州、泉州等沿海大小港口集中了内地各方涌入的商品，转而分销到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海上丝路串联起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海域最主要的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最具活力的经济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