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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晓升有二十年了，本人退休也有六年余。但一直保持联系，并仍然关注的同行唯有晓升;同为文学期刊主编，始终惺惺相惜的唯有晓升;国内文学期刊数以百计，办刊理念近乎一致的唯有晓升。
说到晓升，还得先说说《北京文学》。与《北京文学》的渊源要上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不记得准确日子了。忽接电话说当时的主编浩然先生，带编辑部一干人马专程来津拜访。于是那次得见浩然先生真容，和《北京文学》的同行们也认识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启了《小说月报》和《北京文学》两刊之间的友谊序曲。
当时《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讲，从《中国青年》杂志调来一编辑，就是后来任执行主编的杨晓升。我当时挺纳闷，《中国青年》可是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发行量大，级别也高，影响力在当时国内青年人中首屈一指。而当时国内的文学期刊已经风光不再，逐渐萎缩并边缘化，各家主编们都在为发行量大降而叫苦不迭，为办刊经费无着而焦头爛额。记得当年连续开了几次文学期刊研讨会，专门研讨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更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十几位作家联名提案，呼吁政府部门关注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在那样的大环境大氛围下，从一个国字号鼎鼎大名的杂志，调到市文联下属的处级单位《北京文学》，还真引起了我的些许好奇。
在我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参加各类文学活动不下百余。单就《小说月报》而言，每年要举办特邀编审会，我刊原创版每年要举办作家采风笔会，还有两年一届的《小说月报》百花奖颁奖活动。《北京文学》每年至少也要举办一次作家联谊会。加上国内各种各类的文学活动，与晓升见面的机会渐渐多了，聊的话题范畴也渐宽渐广渐深，直到后来无话不谈。
晓升是广东人，广东人的特点却不明显。首先是个子不矮，至少1.75米以上，方圆脸阔鼻厚唇，不太爱笑，初次见面你可能对他会有不苟言笑的印象。他讲普通话基本不带广东腔，这可能跟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有关。说话男中音偏低带有磁性（说到这猛地想起，晓升唱歌极有天赋，各类型歌曲无不擅长，且字正腔圆，中气十足，每每被我刊副主编董兆林调侃为“麦霸”）。
多年的交往，我的感觉是，晓升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自己说过：“我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做事非常认真投入，不会敷衍了事，随便应付。”我感觉他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为人正，这个正不仅仅是具有正义感，在言谈举止，为人处事，都透着一股正气。他的这种气场，会使你与他对坐对谈时，也会不由自主地端正举止、正襟危坐起来。这么多年，晓升与我交流最多的就是如何办好刊，如何发掘好作品，对作家作品的看法，以及围绕办刊的其它话题。不记得是哪一次，他跟我谈了他的个人问题，一个国字号的文学刊物想调他去，好处是比他现在的行政职务高了。晓升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我慎重考虑后回复他：现任职务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你是一把手，说了算，你的一切办刊理念和想法都可以顺利执行，干起来心情舒畅，人和是一大优势;而到了那个国字号刊物，行政级别是高了，但“婆婆”也多了，人事情况也复杂了，上下左右要顾及的事自然也就多了，最关键的是，说了也不一定算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给他的建议是：不宜去。后来晓升是否听了我的意见不得而知，但直到现在还在原岗位上。这是我们之间仅有的一次谈个人问题。
做文学期刊，很多主编或编辑都有两把刷子，一把是职务行为——即做刊物主编或编辑，一把是业余搞文学创作。其实编刊与创作是两个行当，好的编辑不一定能写好文学作品，好的作家也不一定能当个好编辑。互相的促进提高极其有限。如硬要说有促进，那就是你这个刊物的主编或编辑，创作了文学作品给另一个相熟的刊物，水平过得去，发表是毫无问题的。过不久那个刊物的人又给你发来了一篇东西，双方心照不宣，照发就是了。
晓升也有他的两把刷子，这两把刷子可是硬棕毛的。一把是办刊，另一把就是创作。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这样描述：“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两副笔墨上下翻飞。”另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说：“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焦点，紧对着中国的社会问题，紧盯着人们流泪的眼睛和流血的伤口。”著名文学评论界前辈雷达更有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当年拜金潮的批判写起，一路写教育的、科技界的危机和问题，直写到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悲情，特色突出。”“他的小说，注重日常生活和民生疾苦。”“他的选材的人民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关注当下，有充分的现实感;一是严格遵循生活内在的逻辑，具有强烈的真实性。”
总之，晓升创作的两副笔墨都十分有建树，专业评论家都有全面精到的评论文章，这里不赘述。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一部中篇小说《介入》，晓升推荐给我，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读后很兴奋，遂打电话告诉他“这部小说写出了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且从未有人说出来的真相。即所谓人人心中有、他人笔下无的效果。”后来某次交谈又提到了这部小说，我说，你这部小说的细节都真实到无可挑剔。晓升说，小说里面的很多情节细节，来自他岳父住院的亲身经历。原来如此，晓升眼光敏锐而独到，他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的能力可见一斑。
晓升的另一把刷子就是办刊。他到任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两刊几乎一年一副新面貌，年年都有新气象，办得风生水起，令同行们羡慕不已。纸质印刷的文学期刊，在互联网多媒体的冲击下，近年来逐渐被边缘化，趋于小众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晓升的执着坚持、砥砺逆行，他的压力和担子，做过文学期刊主编的我尤其感同身受。
本文开头说到我与晓升办刊理念近乎一致，或也可以说高度相似。下面对比着摘录几段我们有关办刊理念的言论（在各发表过的报刊辑录）以佐证。
关于办刊理念——
杨晓升：“我认为，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变化与转型，此时期文学期刊自身普遍缺乏应有的觉醒和自我反思，普遍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甚至怨天尤人或抱怨读者。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唯有如此，文学杂志才有生命力。” 馬津海：“我认为，文学期刊的路越走越窄，其根本原因不在读者身上，而应当从创作者和文学期刊自身上找原因。”“在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研究了文学期刊的现状之后，《小说月报》及时调整了办刊思想和刊物定位，把原来的作家、期刊界、文学评论界、读者，几方面兼顾，转向为主要定位于读者，一切从最广大最基本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着眼。”
关于选择稿件——
杨晓升：“比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杜绝关系稿人情稿。”
马津海：“办好期刊，我们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刹住‘关系稿’‘人情稿’，这也是许多文学期刊存在的通病。你刊物定位准确，外包装吸引人，但是如果‘关系稿’‘人情稿’这个口子堵不住，那么其它的努力都得付之东流。”
关于编辑——
杨晓升：“在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改革初期），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编辑定力。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天两头变换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缺乏这种编辑定力。”
马津海：“作为文学期刊的编刊人，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姑息迁就。否则你就对不起读者，你就会失去读者对刊物的信任。”“不断通过信息反馈和市场调研揣摩大多数读者的欣赏口味，还要敢于对那些读者不喜欢的作品说‘不’。”
还有许多办刊体验就不一一赘述了。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与另一个文学期刊主编办刊理念高度相似，这恐怕在国内期刊界也算是佳话了。
还有一个值得说的话题。《小说月报》百花奖两年一届，在国内文学奖项中唯一坚持采用读者投票的方式产生获奖作品，并为众多作家所看重。在晓升就任主编后，《北京文学》从“百花奖”第十届开始，获奖篇目逐年增加。第十届3篇短篇获奖;第十一届3篇中篇、2篇短篇获奖，占全部20篇获奖作品中的四分之一;第十二届2篇中篇、1篇短篇获奖;第十三届竟创纪录的有7篇中短篇小说获奖！每次颁奖大会上都能见到《北京文学》的获奖责任编辑们，我经常调侃他们说：“你们简直成了获奖专业户，拿奖拿到手软！”
众所周知，《小说月报》百花奖由于不设评委，全凭读者投票产生获奖作品，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毋庸置疑。而《北京文学》连年高中，说明了什么？刊物与市场、与读者高度契合，或也可以说，这本刊物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晓升六十年代初生人，我五十年代初生人，彼此相差近十岁。同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他学的生物，我学的中文。结识之后，同道二十余年保持友谊，殊为不易，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我们常常讲能量，正能量负能量。而据权威科学家讲，能量无正负。但我仍认为，能量如果到了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它就有了正负，它就有了情感色彩。你觉不觉得，你跟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谈话以后，你的心情会变得很糟，沮丧、灰暗、不开心;而你跟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谈话以后，你会变得昂扬、舒畅、积极乐观。晓升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关于晓升，短短一篇小文是写不全的。而且他还在前行，以他的个人品质和能力，还能走多远，真的无法限量。我只预祝他走得更远，他的两把棕毛刷何时换成钢丝刷，上下飞舞得更漂亮？期待！
说到晓升，还得先说说《北京文学》。与《北京文学》的渊源要上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不记得准确日子了。忽接电话说当时的主编浩然先生，带编辑部一干人马专程来津拜访。于是那次得见浩然先生真容，和《北京文学》的同行们也认识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启了《小说月报》和《北京文学》两刊之间的友谊序曲。
当时《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讲，从《中国青年》杂志调来一编辑，就是后来任执行主编的杨晓升。我当时挺纳闷，《中国青年》可是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发行量大，级别也高，影响力在当时国内青年人中首屈一指。而当时国内的文学期刊已经风光不再，逐渐萎缩并边缘化，各家主编们都在为发行量大降而叫苦不迭，为办刊经费无着而焦头爛额。记得当年连续开了几次文学期刊研讨会，专门研讨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更有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十几位作家联名提案，呼吁政府部门关注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在那样的大环境大氛围下，从一个国字号鼎鼎大名的杂志，调到市文联下属的处级单位《北京文学》，还真引起了我的些许好奇。
在我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参加各类文学活动不下百余。单就《小说月报》而言，每年要举办特邀编审会，我刊原创版每年要举办作家采风笔会，还有两年一届的《小说月报》百花奖颁奖活动。《北京文学》每年至少也要举办一次作家联谊会。加上国内各种各类的文学活动，与晓升见面的机会渐渐多了，聊的话题范畴也渐宽渐广渐深，直到后来无话不谈。
晓升是广东人，广东人的特点却不明显。首先是个子不矮，至少1.75米以上，方圆脸阔鼻厚唇，不太爱笑，初次见面你可能对他会有不苟言笑的印象。他讲普通话基本不带广东腔，这可能跟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有关。说话男中音偏低带有磁性（说到这猛地想起，晓升唱歌极有天赋，各类型歌曲无不擅长，且字正腔圆，中气十足，每每被我刊副主编董兆林调侃为“麦霸”）。
多年的交往，我的感觉是，晓升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自己说过：“我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做事非常认真投入，不会敷衍了事，随便应付。”我感觉他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为人正，这个正不仅仅是具有正义感，在言谈举止，为人处事，都透着一股正气。他的这种气场，会使你与他对坐对谈时，也会不由自主地端正举止、正襟危坐起来。这么多年，晓升与我交流最多的就是如何办好刊，如何发掘好作品，对作家作品的看法，以及围绕办刊的其它话题。不记得是哪一次，他跟我谈了他的个人问题，一个国字号的文学刊物想调他去，好处是比他现在的行政职务高了。晓升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我慎重考虑后回复他：现任职务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你是一把手，说了算，你的一切办刊理念和想法都可以顺利执行，干起来心情舒畅，人和是一大优势;而到了那个国字号刊物，行政级别是高了，但“婆婆”也多了，人事情况也复杂了，上下左右要顾及的事自然也就多了，最关键的是，说了也不一定算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给他的建议是：不宜去。后来晓升是否听了我的意见不得而知，但直到现在还在原岗位上。这是我们之间仅有的一次谈个人问题。
做文学期刊，很多主编或编辑都有两把刷子，一把是职务行为——即做刊物主编或编辑，一把是业余搞文学创作。其实编刊与创作是两个行当，好的编辑不一定能写好文学作品，好的作家也不一定能当个好编辑。互相的促进提高极其有限。如硬要说有促进，那就是你这个刊物的主编或编辑，创作了文学作品给另一个相熟的刊物，水平过得去，发表是毫无问题的。过不久那个刊物的人又给你发来了一篇东西，双方心照不宣，照发就是了。
晓升也有他的两把刷子，这两把刷子可是硬棕毛的。一把是办刊，另一把就是创作。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这样描述：“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两副笔墨上下翻飞。”另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说：“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焦点，紧对着中国的社会问题，紧盯着人们流泪的眼睛和流血的伤口。”著名文学评论界前辈雷达更有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当年拜金潮的批判写起，一路写教育的、科技界的危机和问题，直写到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悲情，特色突出。”“他的小说，注重日常生活和民生疾苦。”“他的选材的人民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关注当下，有充分的现实感;一是严格遵循生活内在的逻辑，具有强烈的真实性。”
总之，晓升创作的两副笔墨都十分有建树，专业评论家都有全面精到的评论文章，这里不赘述。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一部中篇小说《介入》，晓升推荐给我，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读后很兴奋，遂打电话告诉他“这部小说写出了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且从未有人说出来的真相。即所谓人人心中有、他人笔下无的效果。”后来某次交谈又提到了这部小说，我说，你这部小说的细节都真实到无可挑剔。晓升说，小说里面的很多情节细节，来自他岳父住院的亲身经历。原来如此，晓升眼光敏锐而独到，他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的能力可见一斑。
晓升的另一把刷子就是办刊。他到任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两刊几乎一年一副新面貌，年年都有新气象，办得风生水起，令同行们羡慕不已。纸质印刷的文学期刊，在互联网多媒体的冲击下，近年来逐渐被边缘化，趋于小众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晓升的执着坚持、砥砺逆行，他的压力和担子，做过文学期刊主编的我尤其感同身受。
本文开头说到我与晓升办刊理念近乎一致，或也可以说高度相似。下面对比着摘录几段我们有关办刊理念的言论（在各发表过的报刊辑录）以佐证。
关于办刊理念——
杨晓升：“我认为，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变化与转型，此时期文学期刊自身普遍缺乏应有的觉醒和自我反思，普遍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甚至怨天尤人或抱怨读者。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唯有如此，文学杂志才有生命力。” 馬津海：“我认为，文学期刊的路越走越窄，其根本原因不在读者身上，而应当从创作者和文学期刊自身上找原因。”“在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研究了文学期刊的现状之后，《小说月报》及时调整了办刊思想和刊物定位，把原来的作家、期刊界、文学评论界、读者，几方面兼顾，转向为主要定位于读者，一切从最广大最基本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着眼。”
关于选择稿件——
杨晓升：“比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杜绝关系稿人情稿。”
马津海：“办好期刊，我们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刹住‘关系稿’‘人情稿’，这也是许多文学期刊存在的通病。你刊物定位准确，外包装吸引人，但是如果‘关系稿’‘人情稿’这个口子堵不住，那么其它的努力都得付之东流。”
关于编辑——
杨晓升：“在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改革初期），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编辑定力。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天两头变换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缺乏这种编辑定力。”
马津海：“作为文学期刊的编刊人，既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姑息迁就。否则你就对不起读者，你就会失去读者对刊物的信任。”“不断通过信息反馈和市场调研揣摩大多数读者的欣赏口味，还要敢于对那些读者不喜欢的作品说‘不’。”
还有许多办刊体验就不一一赘述了。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与另一个文学期刊主编办刊理念高度相似，这恐怕在国内期刊界也算是佳话了。
还有一个值得说的话题。《小说月报》百花奖两年一届，在国内文学奖项中唯一坚持采用读者投票的方式产生获奖作品，并为众多作家所看重。在晓升就任主编后，《北京文学》从“百花奖”第十届开始，获奖篇目逐年增加。第十届3篇短篇获奖;第十一届3篇中篇、2篇短篇获奖，占全部20篇获奖作品中的四分之一;第十二届2篇中篇、1篇短篇获奖;第十三届竟创纪录的有7篇中短篇小说获奖！每次颁奖大会上都能见到《北京文学》的获奖责任编辑们，我经常调侃他们说：“你们简直成了获奖专业户，拿奖拿到手软！”
众所周知，《小说月报》百花奖由于不设评委，全凭读者投票产生获奖作品，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毋庸置疑。而《北京文学》连年高中，说明了什么？刊物与市场、与读者高度契合，或也可以说，这本刊物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晓升六十年代初生人，我五十年代初生人，彼此相差近十岁。同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他学的生物，我学的中文。结识之后，同道二十余年保持友谊，殊为不易，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我们常常讲能量，正能量负能量。而据权威科学家讲，能量无正负。但我仍认为，能量如果到了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它就有了正负，它就有了情感色彩。你觉不觉得，你跟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谈话以后，你的心情会变得很糟，沮丧、灰暗、不开心;而你跟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谈话以后，你会变得昂扬、舒畅、积极乐观。晓升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关于晓升，短短一篇小文是写不全的。而且他还在前行，以他的个人品质和能力，还能走多远，真的无法限量。我只预祝他走得更远，他的两把棕毛刷何时换成钢丝刷，上下飞舞得更漂亮？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