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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口，江青”(法庭审判——1980年末)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1997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其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检查官们走后，江青浏览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在1979年1981年，陈云接管了江青的案子，四十一年前，江青在延安设法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时，陈云与她谈过话，接下来是彭真在1980年夏负责对江青作审判前的讯问，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对手，江青现在是“被告江青在1974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这是11月26日，特别法庭终于开庭。三十五位法官及六百名特邀代表正襟危坐，地点是坐落在北京正义路的中国公安部礼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装，依然镇定自若，从笼子似的被告席围栏里可以看见她的手，指头在从容地活动着，一张一合，帮助她放松下来。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严和理智”；这第一条指控是容易推脱的——中国人民肯定能理解政治斗争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别。
一个证^出来作证。“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王洪文作证时，她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E读了，当检查官宣读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的证词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张玉风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对她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也发言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1980年12月3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椅子上。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麦克风。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六年。“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住口，江青!”六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公诉人拿出有利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中共中央1966年八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检察长黄火青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仰头靠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当公诉人提到她三十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像只熊一样蜷缩着，盯着椅子。过后她又跳起来，“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她对着法庭咆哮着。法官没有说话。当然，空气中的火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她作为“蓝苹”的私生活点燃的。江青想保持“冷静”和“尊严”的打算落空了。五次开庭把她拖垮了。在等待下次出庭时，江青决心把毛当作她的辩护的靠山。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4~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个信条：“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骚动的监狱生涯(1981——1990)
1981年1月25日，十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像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张春桥和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其他人的判刑则较轻。
一周以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她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邓小平和华国锋。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会考虑的。他并告诉江青，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而江青则希望逃避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不反对。 据监狱方面的人说：“她三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1981年底到1982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写的比要求的多)，她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再不要这样做。第二天，她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绣上她的名字，这样，她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堆在仓库里。
1983年1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1982年对外界提过江青的强硬态度，中共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要求)，对她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北京没有处死毛的夫人。
事实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从，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江青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1984年春，四十五岁的、离婚很长时间的李讷，来到秦城监狱看望她的母亲，并和她谈了自己准备再次结婚的打算。江青问：“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吗?”李讷回答说，她的男友王景清在军队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讪讪地：“你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的革命导师的毛泽东的女儿，同时又是最大的反革命江青的女儿。”
作为江青的女儿，李讷生活很不易，不过，在邓小平时期，李讷比她母亲的处境要好一些。王景清曾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李讷她们结婚时，收到杨尚昆送来的一盒糖果和一条床单。
1984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八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江青通过女儿李讷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听这口气，似乎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结果这一请示遭到拒绝。但是，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在1984年和1985年作出的决定，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984年5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监狱。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三零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还有可能一度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并有可能曾在李讷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
八十年代后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复活。
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个不休时，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总是尴尬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讷给领导人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李讷说她不能这样做时，江青异常愤怒，咆哮着把李讷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欢李讷的丈夫王景清，特别让江青高兴的是，王与她一样，也是书法爱好者。她常常兴致勃勃地与王景清谈论书法，而李讷则僵直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宝座的迹象。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绝的消息，江青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药片。在毛泽东九十五周年诞辰这一天，李讷、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异母)分别携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里——唯独没有江青。
1989年3月底，江青结束了软禁生活，重又回到监狱。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她切除部分咽喉，遭到江青的断然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能说话。
1989年6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一篇带敌意的报道说：“监狱的看守发现她笑得很怪，便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一脸莫名其妙地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89年11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恢复软禁生活。听到这二消息，江青提出，要么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么回到她七十年代的住处钓鱼台十七号褛。当两项要求均遭拒绝时，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她有自杀的想法，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江青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1990年初夏，《华亚》杂志报道了江青的言论，说明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华亚》杂志还报道说，江青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主题时，她会“狡黠地—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
1990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江青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冷淡，李讷夫妇去看望江青的次数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少。
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1990年7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说：“她野心不死。”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1997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其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检查官们走后，江青浏览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在1979年1981年，陈云接管了江青的案子，四十一年前，江青在延安设法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时，陈云与她谈过话，接下来是彭真在1980年夏负责对江青作审判前的讯问，彭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对手，江青现在是“被告江青在1974年秋阴谋阻止邓小平当副总理”。这是11月26日，特别法庭终于开庭。三十五位法官及六百名特邀代表正襟危坐，地点是坐落在北京正义路的中国公安部礼堂。江青身穿素色套装，依然镇定自若，从笼子似的被告席围栏里可以看见她的手，指头在从容地活动着，一张一合，帮助她放松下来。她在控制自己。她的策略是保持“尊严和理智”；这第一条指控是容易推脱的——中国人民肯定能理解政治斗争与刑事犯罪之间的区别。
一个证^出来作证。“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王洪文作证时，她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E读了，当检查官宣读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的证词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张玉风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对她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也发言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1980年12月3日上午，江青大步走进法庭。她抚平衣服，理理头发，弯腰坐椅子上。每位公诉人和证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而江青面前只有一排麦克风。公诉人一再声明，江青要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和夫人被囚禁十二年负主要责任，每个证人都带来一大批对江青不利的证据。
证人中包括刘少奇的厨师郝苗，他曾在狱中呆了六年。“我要发言!”江青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大厅……“住口，江青!”一位法官喝道。“住口，江青!”六名法官异口同声地喊道。公诉人拿出有利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她不顾一切地接着又说：“破四旧(中共中央1966年八月下达的一项指示)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
检察长黄火青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大代表未经全国人大或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不受逮捕或审讯。那么你江青有什么理由剥夺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自由?江青仰头靠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当公诉人提到她三十年代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时，江青像只熊一样蜷缩着，盯着椅子。过后她又跳起来，“这些反革命活动是什么?”她对着法庭咆哮着。法官没有说话。当然，空气中的火花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她作为“蓝苹”的私生活点燃的。江青想保持“冷静”和“尊严”的打算落空了。五次开庭把她拖垮了。在等待下次出庭时，江青决心把毛当作她的辩护的靠山。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4~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个信条：“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骚动的监狱生涯(1981——1990)
1981年1月25日，十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像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张春桥和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其他人的判刑则较轻。
一周以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她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邓小平和华国锋。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会考虑的。他并告诉江青，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而江青则希望逃避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不反对。 据监狱方面的人说：“她三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1981年底到1982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写的比要求的多)，她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再不要这样做。第二天，她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绣上她的名字，这样，她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堆在仓库里。
1983年1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1982年对外界提过江青的强硬态度，中共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要求)，对她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北京没有处死毛的夫人。
事实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从，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江青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1984年春，四十五岁的、离婚很长时间的李讷，来到秦城监狱看望她的母亲，并和她谈了自己准备再次结婚的打算。江青问：“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吗?”李讷回答说，她的男友王景清在军队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讪讪地：“你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的革命导师的毛泽东的女儿，同时又是最大的反革命江青的女儿。”
作为江青的女儿，李讷生活很不易，不过，在邓小平时期，李讷比她母亲的处境要好一些。王景清曾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李讷她们结婚时，收到杨尚昆送来的一盒糖果和一条床单。
1984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八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江青通过女儿李讷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听这口气，似乎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结果这一请示遭到拒绝。但是，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在1984年和1985年作出的决定，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1984年5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监狱。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三零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还有可能一度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并有可能曾在李讷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
八十年代后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复活。
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个不休时，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总是尴尬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讷给领导人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李讷说她不能这样做时，江青异常愤怒，咆哮着把李讷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欢李讷的丈夫王景清，特别让江青高兴的是，王与她一样，也是书法爱好者。她常常兴致勃勃地与王景清谈论书法，而李讷则僵直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宝座的迹象。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绝的消息，江青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药片。在毛泽东九十五周年诞辰这一天，李讷、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异母)分别携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里——唯独没有江青。
1989年3月底，江青结束了软禁生活，重又回到监狱。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她切除部分咽喉，遭到江青的断然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能说话。
1989年6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一篇带敌意的报道说：“监狱的看守发现她笑得很怪，便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一脸莫名其妙地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89年11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恢复软禁生活。听到这二消息，江青提出，要么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么回到她七十年代的住处钓鱼台十七号褛。当两项要求均遭拒绝时，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她有自杀的想法，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江青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1990年初夏，《华亚》杂志报道了江青的言论，说明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华亚》杂志还报道说，江青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主题时，她会“狡黠地—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
1990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江青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冷淡，李讷夫妇去看望江青的次数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少。
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1990年7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说：“她野心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