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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进 编译
1998年圣诞节的早晨，杰里和贝丝·格兰杰微笑着看着他们的三个孩子——7岁的塔玛拉、3岁的金伯和近2岁的布拉德利——冲向挂在树上的圣诞礼物。
“等一下，让我为布拉德利取点手指血，”贝丝在长椅上坐下，将满头金发的小布拉德利抱在膝上。布拉德利顺从地伸出小手，贝丝用针刺破他的手指并挤出一滴血。儿子出生后，她每天要做4次这样的工作，因为布拉德利患上了I型糖尿病，这种慢性病需要每天注射2次以上胰岛素以控制血糖。
布拉德利从未害怕过扎针，但是这天早晨，他却倦怠地坐在长椅上，看着他的母亲将他的血样滴进一个手提式葡萄糖监测器。贝丝被显示在屏幕上的数字惊呆了：布拉德利的血糖比任何时候都低。“给我一些饮料!快!”她对杰里说。小孩喝下了苏打水以提高血糖，但是他仍然倦睡。
午餐后，贝丝做了另一次血液测试。这一次布拉德利的血糖太高以致监测器不能记录数据。满腹狐疑的贝丝再检查了一遍，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她马上打电话给温哥华附近的英属哥伦比亚儿童医院的医生、小儿科内分泌学家丹尼尔·迈茨格。对方告诉她，血糖不稳定对患糖尿病的孩子来说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假期，当他们吃下太多的糖果时。按照医生的指导，贝丝给布拉德利又注射了一次胰岛素，然后再次让孩子睡着了。
下午4点，她叫醒布拉德利，做了另一次测试——血糖再次高得无法记录。她又给迈茨格打电话。对方说：“给他注射更多的胰岛素。”
不久，贝丝的父母来参加圣诞晚餐。吃饭时，贝丝离开餐桌再次取了布拉德利的手指血。他的血糖仍然太高，现在他的手臂和腿已经软弱无力了，皮肤已开始出现神秘的灰影。贝丝惊恐地给迈茨格打电话，他说：“带他到医院来。”
当布拉德利被推到特护病房的时候，贝丝和杰里一直跟在旁边。在儿子陷入深睡之前，布拉德利的蓝眼睛最后看了他们一眼。
贝丝坐在床边，抚摸着布拉德利的前额。杰里坐在另一边，大手搁在儿子的腿上。眼泪不时滚下贝丝的脸颊，但她努力无声地哭泣，以防布拉德利听到。
后半夜，布拉德利开始出现不均匀的呼吸，他被戴上了呼吸罩，后来又被带去做CT扫描以检查大脑周围的膨胀。
第二天正是杰里和贝丝的结婚纪念日。一整天他们都躬身坐在布拉德利的床边，被忧虑折磨着。除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忘记了任何事情。
下午，专攻肝脏疾病的小儿科内分泌学家里克斯库里伯，走进房间告诉他们一个可怕的消息：布拉德利的肝脏已经失去了功能，而且任何药物都不能挽救，唯一的希望是移植一个新的肝脏。听到“移植”这个词，贝丝突然大哭起来。而杰里却将头转向墙壁，宽大的肩膀不停抽动着。
在加拿大西部，所有小儿科的肝脏移植手术都由位于埃德蒙顿的艾伯塔大学的移植中心进行，布拉德利必须立即转到那里。
出发前，杰里俯向已失去意识的儿子：“坚持住，伙计。”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不久之后，贝丝和布拉德利飞向了夜空——由于医用飞机上座位不够，杰里不得不另乘飞机前往。
36岁的詹姆斯·夏皮罗是埃德蒙顿三名肝脏移植外科医生之一。关于布拉德利病情的电话打到家里后，他马上做好了准备。这个小男孩在前往埃德蒙顿的途中已经被认定为“4F”病人：4意味着顶级优先，F意味着急性爆发，或者濒临死亡。夏皮罗赶到医院的时候，艾伯塔的人体器官采办和交换(HOPE)组织已经打电话给加拿大的另一些捐赠组织，寻找可供移植的肝脏，但没有找到。
夏皮罗看着布拉德利的检验结果，认为这个小孩离死亡只有数小时了，现在惟一可行的是“活体移植”，然而布拉德利能被活体移植救活吗?他非常担心，在加拿大总共只做过5例活体移植手术，而且没有一例是垂死的小孩。
贝丝带着布拉德利到达埃德蒙顿后，夏皮罗在移植中心的候诊室会见了她。他解释说从她或杰里的身上取一部分肝脏移植到布拉德利身上是可行的。“现在不要给我回答，”他说，“当你的丈夫到达后，我将与你们两个人一起谈。”
杰里赶来了，当贝丝对他解释夏皮罗的计划时，他毫不豫地作出决定：“让我们马上进行。”
检验结果显示父母二人都能捐出一部分肝脏。那么，究竟用谁的?杰里坚持要捐，但是贝丝担心他发生不测。最终，杰里作出了决定：贝丝是家庭的“医生”——她要给布拉德利注射胰岛素，并照料儿女。“如果布拉德利渡过难关，”杰里说，“他将需要更多的照顾，而你是照顾他的最好人选。”
手术于上午7点开始，肝脏移植小组的负责人特曼医生小心地从杰里左叶肝切下了15×15厘米的一块。这一手术整整花了6个小时。接着，医生们为布拉德利移植肝脏。
当医务人员来带布拉德利到手术室的时候，贝丝最后吻了儿子一下。“我爱你，”她低语，“妈妈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醒来。”然后她踉跄着倒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任眼泪直流，她从未感到过如此的孤独。
夏皮罗医生切开布拉德利的身体，去除已经坏死的肝脏。然后小心地取来杰里的一片健康的肝，放进男孩的腹腔，之后开始小心地连接各种血管。最后，他撤掉了封闭血管的夹子，血液马上从布拉德利的身体通过新缝合的静脉流进肝脏，肝脏逐渐由褐色变成粉红。
午夜过去了，医生开始了最难的一步：缝合移植的肝上最细小的动脉。当夏皮罗医生缝合最后一针的时候，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屏住了呼吸。他撤掉了最后的一个止血钳，突然，大量的金色胆汁从胆管流出——新的肝脏已经开始正常的工作了。自从手术开始，20小时已经过去了。
当夏皮罗医生回到候诊室的时候，几乎精疲力竭了，“手术非常成功。”他说。贝丝伸手抱住了他的脖子：“谢谢你救了我儿子!”她哭道。
接下来贝丝用了几天时间陪在儿子床边，直到元旦那天，布拉德利才睁开那双蓝眼睛看着她。虽然他不能活动，也不能说话，但贝丝知道儿子认识她。
“嘿，宝贝，”她温柔地说。“欢迎你回来。”
1999年3月12日，一家人终于在家中团聚。杰里在手术5天后出院，现在也已经完全康复。
1998年圣诞节的早晨，杰里和贝丝·格兰杰微笑着看着他们的三个孩子——7岁的塔玛拉、3岁的金伯和近2岁的布拉德利——冲向挂在树上的圣诞礼物。
“等一下，让我为布拉德利取点手指血，”贝丝在长椅上坐下，将满头金发的小布拉德利抱在膝上。布拉德利顺从地伸出小手，贝丝用针刺破他的手指并挤出一滴血。儿子出生后，她每天要做4次这样的工作，因为布拉德利患上了I型糖尿病，这种慢性病需要每天注射2次以上胰岛素以控制血糖。
布拉德利从未害怕过扎针，但是这天早晨，他却倦怠地坐在长椅上，看着他的母亲将他的血样滴进一个手提式葡萄糖监测器。贝丝被显示在屏幕上的数字惊呆了：布拉德利的血糖比任何时候都低。“给我一些饮料!快!”她对杰里说。小孩喝下了苏打水以提高血糖，但是他仍然倦睡。
午餐后，贝丝做了另一次血液测试。这一次布拉德利的血糖太高以致监测器不能记录数据。满腹狐疑的贝丝再检查了一遍，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她马上打电话给温哥华附近的英属哥伦比亚儿童医院的医生、小儿科内分泌学家丹尼尔·迈茨格。对方告诉她，血糖不稳定对患糖尿病的孩子来说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假期，当他们吃下太多的糖果时。按照医生的指导，贝丝给布拉德利又注射了一次胰岛素，然后再次让孩子睡着了。
下午4点，她叫醒布拉德利，做了另一次测试——血糖再次高得无法记录。她又给迈茨格打电话。对方说：“给他注射更多的胰岛素。”
不久，贝丝的父母来参加圣诞晚餐。吃饭时，贝丝离开餐桌再次取了布拉德利的手指血。他的血糖仍然太高，现在他的手臂和腿已经软弱无力了，皮肤已开始出现神秘的灰影。贝丝惊恐地给迈茨格打电话，他说：“带他到医院来。”
当布拉德利被推到特护病房的时候，贝丝和杰里一直跟在旁边。在儿子陷入深睡之前，布拉德利的蓝眼睛最后看了他们一眼。
贝丝坐在床边，抚摸着布拉德利的前额。杰里坐在另一边，大手搁在儿子的腿上。眼泪不时滚下贝丝的脸颊，但她努力无声地哭泣，以防布拉德利听到。
后半夜，布拉德利开始出现不均匀的呼吸，他被戴上了呼吸罩，后来又被带去做CT扫描以检查大脑周围的膨胀。
第二天正是杰里和贝丝的结婚纪念日。一整天他们都躬身坐在布拉德利的床边，被忧虑折磨着。除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忘记了任何事情。
下午，专攻肝脏疾病的小儿科内分泌学家里克斯库里伯，走进房间告诉他们一个可怕的消息：布拉德利的肝脏已经失去了功能，而且任何药物都不能挽救，唯一的希望是移植一个新的肝脏。听到“移植”这个词，贝丝突然大哭起来。而杰里却将头转向墙壁，宽大的肩膀不停抽动着。
在加拿大西部，所有小儿科的肝脏移植手术都由位于埃德蒙顿的艾伯塔大学的移植中心进行，布拉德利必须立即转到那里。
出发前，杰里俯向已失去意识的儿子：“坚持住，伙计。”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不久之后，贝丝和布拉德利飞向了夜空——由于医用飞机上座位不够，杰里不得不另乘飞机前往。
36岁的詹姆斯·夏皮罗是埃德蒙顿三名肝脏移植外科医生之一。关于布拉德利病情的电话打到家里后，他马上做好了准备。这个小男孩在前往埃德蒙顿的途中已经被认定为“4F”病人：4意味着顶级优先，F意味着急性爆发，或者濒临死亡。夏皮罗赶到医院的时候，艾伯塔的人体器官采办和交换(HOPE)组织已经打电话给加拿大的另一些捐赠组织，寻找可供移植的肝脏，但没有找到。
夏皮罗看着布拉德利的检验结果，认为这个小孩离死亡只有数小时了，现在惟一可行的是“活体移植”，然而布拉德利能被活体移植救活吗?他非常担心，在加拿大总共只做过5例活体移植手术，而且没有一例是垂死的小孩。
贝丝带着布拉德利到达埃德蒙顿后，夏皮罗在移植中心的候诊室会见了她。他解释说从她或杰里的身上取一部分肝脏移植到布拉德利身上是可行的。“现在不要给我回答，”他说，“当你的丈夫到达后，我将与你们两个人一起谈。”
杰里赶来了，当贝丝对他解释夏皮罗的计划时，他毫不豫地作出决定：“让我们马上进行。”
检验结果显示父母二人都能捐出一部分肝脏。那么，究竟用谁的?杰里坚持要捐，但是贝丝担心他发生不测。最终，杰里作出了决定：贝丝是家庭的“医生”——她要给布拉德利注射胰岛素，并照料儿女。“如果布拉德利渡过难关，”杰里说，“他将需要更多的照顾，而你是照顾他的最好人选。”
手术于上午7点开始，肝脏移植小组的负责人特曼医生小心地从杰里左叶肝切下了15×15厘米的一块。这一手术整整花了6个小时。接着，医生们为布拉德利移植肝脏。
当医务人员来带布拉德利到手术室的时候，贝丝最后吻了儿子一下。“我爱你，”她低语，“妈妈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醒来。”然后她踉跄着倒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任眼泪直流，她从未感到过如此的孤独。
夏皮罗医生切开布拉德利的身体，去除已经坏死的肝脏。然后小心地取来杰里的一片健康的肝，放进男孩的腹腔，之后开始小心地连接各种血管。最后，他撤掉了封闭血管的夹子，血液马上从布拉德利的身体通过新缝合的静脉流进肝脏，肝脏逐渐由褐色变成粉红。
午夜过去了，医生开始了最难的一步：缝合移植的肝上最细小的动脉。当夏皮罗医生缝合最后一针的时候，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屏住了呼吸。他撤掉了最后的一个止血钳，突然，大量的金色胆汁从胆管流出——新的肝脏已经开始正常的工作了。自从手术开始，20小时已经过去了。
当夏皮罗医生回到候诊室的时候，几乎精疲力竭了，“手术非常成功。”他说。贝丝伸手抱住了他的脖子：“谢谢你救了我儿子!”她哭道。
接下来贝丝用了几天时间陪在儿子床边，直到元旦那天，布拉德利才睁开那双蓝眼睛看着她。虽然他不能活动，也不能说话，但贝丝知道儿子认识她。
“嘿，宝贝，”她温柔地说。“欢迎你回来。”
1999年3月12日，一家人终于在家中团聚。杰里在手术5天后出院，现在也已经完全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