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不容易政策领地
　　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澳洲某些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较差，而签证难、劳动力成本高，包括碳税、外国员工福利税等税收负担较重，中资企业在澳洲投资变得更加谨慎。同时，随着中国对矿产品的需求降低，矿产价格下跌，成本增加，相应地中国在澳的矿业投资热情会下降。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贯彻“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发展，但同时，在政策以及行政监管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讲条件地鼓励“走出去”，随着一些海外投资项目的失利，中国政府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管正变得更加严格，更强调投资安全和效益，而银行和企业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也会变得更谨慎、更重视评估投资风险。
　　“走出去”并非一帆风顺，中资企业在澳投资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因为中澳之间法律体系的不同，中国投资者需要面对一个法律的落差；在面对新的投资环境时，也需要注意到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落差。
　　例如矿业投资者在进行收购时要做好尽职调查，不仅要关注收购价格，还要看是否有使用费，对环境保护有何法规要求，有无矿权，港口、铁路等设施如何等，都需要考虑到。
　　对于中国投资者是否比较习惯中国国内的投资思维和运作方式的问题，澳洲Minter Ellison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晓飞表示，一般来说，不太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的企业往往不善于处理多个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的复杂关系。比如，收购某家澳洲企业51%的股份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控制了该企业的决策和运作。
　　挑战与风险政策领地
　　具体来说，中资企业在澳投资，究竟要面对哪些挑战与风险呢？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赵京川和Natalya Hards两位律师表示，一般来说，中资企业需要面对七大挑战。
　　首先，中资要在澳投资必须经过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批准以及进行反垄断（ACCC）申报。所有外国政府投资者对澳直接投资须通报澳洲政府并获得预先批准；私营外国投资者在收购价值超过2.48亿澳元的澳洲企业的重大或者控制性权益前，须通报澳洲政府并取得预先批准。而在房地产方面，外籍人员若要收购房地产权益，须通报澳洲政府并获得预先批准，其中“权益”包括购买房地产、获得或同意订立租约或者营业执照、融资或其他利润共享的方式。
　　除了了解这些政府的审批法规，中资企业还需要了解澳洲行业限制以及一些特殊的法律制度。比如，在银行业、航运业、媒体、电信业、科学、机场等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限制。而在特殊法律制度方面，中资企业需要注意对矿权、原住民权益、劳动法、环境保护法以及董事责任有了解。而要应对行业与法律环境的风险与挑战，就需要做好行业与法律调研，利用投资保护协定或购买政治风险保险（在澳洲，政治风险相对较低）。
　　在澳投资需要面对的第三个风险是需要进行合理的税务筹划。在澳洲境内投资涉及的税项主要有利息扣除税、资本弱化、抵押税、印花税、境内资本收益税以及包括所得税、为雇员提供的附加福利税、货物和服务税在内的其他税种。
　　此外，中资还需进行良好的融资安排，在融资架构上要考虑债务或股本税务分配最佳化、澳洲利息扣除税、容许资本获利、分红、特许权使用费、利息及其他费用的调汇以及退出策略。在文件准备上要避免受中国国内习惯的影响，而贷款文件的统一化有利于财团融资及第二市场。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目标公司“精美包装”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中资企业也需要注意到这些问题，比如设备精良的工厂可能已被设定了抵押；先进的技术及知识产权可能存在诸多限制条件；目标公司可能存在或有债务；环保和劳动责任对公司未来运营可能产生巨大影响；交易可能涉及第三方权益。要应对目标公司的风险，两位律师建议要对该公司做详细的尽职调查。
　　此外，中资企业在设计较好的交易结构时，应注意设计满足各利益相关方诉求的结构、采用合适的交易形式、实现利益平衡的股权和治理结构以及设计可行的交易时间表。而在跨境交易中，因为交易是通过合同语言实现的，所以交易风险也必须通过合同进行分配和防范。
　　在完成交易之后，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投资方还需要考虑交割后的整合、发展及运营以及交易风险与挑战发生后还有哪些补救措施。
　　境外投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优秀的专业团队是成功“走出去”的关键。而这样一个专业的团队可能包括公司内部团队、公关顾问、投行、律师、会计师、技术顾问、环保顾问以及其他的专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