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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門宴的故事在中國盡人皆知，對後人具有極大的警示作用。對於勝利，背棄就是信用，欺詐就是謀略，謊言就是智慧，而仁慈必定招致失敗，相信對手只有自取滅亡。項羽在歷史上從此也就永遠定格在婦人之仁的失敗者形象上。
事情過去了2000多年後，到了1945年，鴻門宴故事重現江湖。中國人民的8年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共同抗日的中國兩大武裝部隊立即轉入楚漢爭霸狀態。8月28日，中共領袖和軍事統帥毛澤東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一起坐飛機離開延安，到達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的同一天，國民政府主席和國軍統帥蔣介石即向毛澤東發出邀請到重慶“共商和平建國大計”，此後又接連兩次發出邀請電報。儘管有美國政府承諾保證毛在重慶的安全，中共中央還是擔心重慶談判是蔣介石安排的一次鴻門宴，它通告黨內，蔣介石“請毛往渝，完全是欺騙”，而毛去重慶談判的目的也是為了揭穿國民黨假和平的真面目。
重慶以盛大的宴會接待毛澤東。蔣、毛兩大軍事領袖雖然互相看不起對方，一個絕對堅持民無二主，一個霸蠻要出兩個太陽，但在歡迎酒宴上卻相敬如賓，毛澤東一度高舉酒杯高呼“蔣主席萬歲”，這一刻可能造成蔣委員長短暫的失憶，忘記了毛澤東是自己的對手。在10月10日國慶節這天，國共共同發表了《雙十會議紀要》的公報，雙方同意建立政治民主，統一全國武裝力量接受委員長領導。同毛澤東的多次會晤之後，蔣介石更加確信國共的政治和解是不可能的，中國分裂已不可避免，他甚至產生過對毛澤東進行“拘留審判”的念頭。這次為毛澤東擋劍的不是項莊，而是美國和蘇聯，是蔣介石懾於兩大國的力量而不至於採取極端行動。毛澤東回到延安告訴他的同志，在重慶協商的聲明“還只是紙上的東西”。雙方都只是把談判當作鬥爭的策略，目的在爭取鬥爭主動權，至少不能在國際和國內輿論中處境很被動。雙方都相信，只有戰場上才能見分曉。1949年，就在共產黨軍隊將要取得徹底勝利的前夕，毛寫詩告誡全黨要以項羽為前車之鑒：“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西楚霸王鴻門失敗的教訓兩千多年來一直縈繞於人們心中。
二
歐洲。公元前494年，羅馬共和國與鄰近部族發生戰爭，緊急關頭，平民卻拒不聽從元老院召集打仗的命令，發表宣言稱如果不廢除對平民不公正的法律，不增加平民在公共事務上的權力，他們將不再替政府賣命。一場內亂可能將就此爆發。元老院和貴族被迫做出讓步，同意平民的要求，設立民選保民官。平民運用自己的力量進一步要求將法律以明文的形式公之於眾，直接促成了《十二銅表法》的產生，人類歷史上於是有了第一部成文法。
1700多年後的1215年6月，一個類似的場面出現在英格蘭的尼米德草地上。一小群貴族在等待他們的國王約翰到來。英格蘭貴族對國王沒完沒了的徵稅、徵兵以便繼續與法國國王的戰爭已經忍無可忍，於是決定用軍事手段限制國王的權力，其時，國王在對法戰爭的失敗更加堅定了貴族們的信心。貴族們準備了一個簡單的文件要國王簽署，其中最著名的條款有“任何自由人，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王國法律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國王一行策馬而至。國王雖然知道這是一份城下之盟，但在看了文件後當即表示同意。這個文件就是如今聞名世界的《大憲章》。英格蘭法律至上的基本思想通過《大憲章》確立為指導王國不可動搖的原則。
從羅馬法律到英國憲政，構成了西方政治史的主要鏈條，這根鏈條一直延伸到現在。2015年6月15日，《大憲章》簽署800年之際，英國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英國女王和政府首相出席了慶典，首相卡梅倫在演講中稱，《大憲章》改變了世界，永遠改變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權力平衡。
三
鴻門宴的故事和《大憲章》的故事代表了兩種相反的行為哲學或者說行為方式，一種是謀略的行為哲學或方式，一種是法律的行為哲學或方式。謀略的行為哲學以獲取絕對勝利為目的，其行為不需要規則，更確切地說，它是反規則的行為。文韜武略是該行為哲學的理想境界，鬥爭取勝在於掩飾自己，乘其不備，出其不意。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使詐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包括語言上的欺騙和行動上的欺騙。偽裝，偽善，越具有欺騙性越好。實則虛之虛則實之，是最經常的使詐手段，而實則實之虛則虛之，同樣是欺敵之法。一旦對手知道你的真實企圖，識破你謀略，掌握你的意圖，你就會遭受重大損失。沒有欺騙性，或欺騙失敗，就是戰術失敗，也是戰略失敗。誠實是謀略的大敵，所有按規則的行事或者按照常規出牌，是將自己完全暴露在對方的火力之下。雙方的協議和承諾，僅僅是為了某種臨時性目標的達成，或出於某種需要。協議和承諾本身就是一種麻痹對方的欺騙行為，而並不是需要兌現的約束，一如劉邦對項羽的“承諾”。厚道的、輕易相信“承諾”的人必定上當。
我們再來看法律的行為哲學，它在每一個方面都與第一種行為哲學相反，它是以包容所有人的利益為目的，一視同仁是其最基本的準則。一視同仁就是包容，每個人享有相同的權利，我能有的利益別人也能有，別人沒有的利益我也不能有。理性地對待自我利益，也就是理性對對待他人的利益，它不是追求絕對的自我利益的方式，而是追求合理的自我利益的方式。它抑制人們的貪欲。法律就是利益理性產物，所有人都受同樣的法律約束。
人們不同的行為習慣、行為方式造就不同的政治。在法律至上的社會，政治也是法律行為，政治也在法治的框架之中。瞭解一個國家的政治狀況，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只要看看它的司法狀況就足夠了，具有良好政治的國家，人民受到法律的公平對待，因此它的人民也普遍相信法律，國家受到良好的治理。在治理惡劣的國家，人民普遍不相信法律，因為法律沒有在社會生活發揮權威作用，而是權力意志在發揮作用。憲法說到底是人民和統治者之間的契約，是兩者相互之間的承諾，在沒有成文憲法之前，這種契約和承諾就早已存在了，存在於社會習慣中。它不可能被隨意解除。它也就是埃德蒙·柏克所說的，是現在活著的人、已經故去的人和即將出生的人之間的協議，而不僅僅是活著的人之間的協議。因此它具有不可違反的性質。成文憲法代表了國家的意志，它是國家承諾。當美國一位大法官說“我國曾對一項原則作出過深遠承諾：對公共事務的辯論應當不受限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指的就是美國憲法。國家承諾是極其嚴肅、必須敬畏、不可違反的誓言，變更憲法、違反憲法就更是大是大非之事，除非輕薄之徒，隨意變更憲法或違反憲法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在依靠謀略治國的社會，政治被稱為是一門藝術。說是藝術，是因為它變幻莫測，難以琢磨，因人而異。藝術不需要規則，藝術與一成不變的規則和法律格格不入。每個人都可以搞一套自己的藝術，揮毫潑墨，存乎一心。政治藝術只不過權術的代名詞，聽起來顯得高大上。藝術和權術都天然地反抗規則，厭惡規則，它們需要突發奇想。皇帝依靠臨時的命令進行統治，這些命令很多出自于皇帝對各類奏摺的批示。皇帝要花大量時間閱覽奏摺，隨即批發各種最高指示，交給大臣和各級官員去執行。它們可能相互矛盾。審時度勢是政治藝術的根本，時和勢是不斷變化的，皇帝根據朝廷的利益需要發佈命令。皇帝從來不需要對臣民承諾什麼，朝令夕改是由於時和勢的變化。最大的時勢變化當然是權力的移交——新皇帝上位，因此通常這也是改革開始的時候，新的皇帝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管理國家，包括整頓和調整班子。皇帝不受自己過去的約束，也不受自己前任的約束，因此在政治藝術中，改革就成了一種常態。除了皇朝的利益是不變的，不可改革的，不可違反的，其他什麼都可以變，都可以改革，都可以違反。皇帝依靠自己的智慧治理國家，無論賢與不肖，聰慧與愚妄，明智與昏聵，他們的自負都是一致的，他們無不是聖明的，偉大的，洞察一切的。他們就是法。這樣的社會不可能建立起對所有人都適用的法律體系，因為，首先，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法，其次，皇帝不在法律之中，而在法律之上，法律之外，再次，極少有長期發揮效力的普遍規則。只有兩條規則適用所有的人，且長期有效，一條是對父母盡孝，人類和動物出於本能都遵循的法則，一條是死亡法則，皇帝也沒有找到超越於它之外的辦法。
四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世界多數國家的都實現了民主制，如果在地圖上用統一的顏色進行標誌，那麼便會看到在地球陸地部分連片的“民主色”相當可觀。但如果我們退回到300年前，這個顏色就僅僅只出現在歐洲邊緣的一小塊部分。縱觀歷史長卷，它也只有幾個小點，分別在希臘半島、意大利半島，再加上不列顛島。也就是說，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現是例外。今天民主在世界的大力擴張是其他國家廣泛學習民主和複製的結果。供我們比對的三個樣本也就是全樣本不算多也不算少，十分有利於進行比較分析。
自由，民主，法治，憲政，資本主義，這些都在同一個社會出現絕非偶然，它們的關係不是彼此獨立，而是相互聯繫，有了其中的一個，就有兩個，有了兩個，就有三個。它們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包容競爭各方的利益，反映了這個社會的人們普遍具有的利益理性。自由是指每一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這一自由是《大憲章》所肯定的自由，也是亞當斯密所指的自由，這位經濟學家鼻祖發現的真理是，每個人自由追求個人財富對社會做出的貢獻，遠比那些聲稱自己為社會無私奉獻的人的貢獻大得多。
當不同階級的人們以協商的方式協調他們的利益矛盾時，一種民主的和法律的解決方式就出現了。民主和法治制度是利益競爭和包容的產物，是對每個自由追求利益的人加以保障。梭倫對雅典民主的開創性貢獻，是他平衡了富人和窮人的利益，一方面，他禁止借貸以人身作擔保，把窮人從富人手中解放出來，使平民獲得自由，另一方面，他以財產劃分階層，財產多的在公共事務中獲得權力更大，保護了富人的利益。梭倫讓平民和貴族彼此有了更多的包容，緩和了過去少數人奴役大多數、平民反對貴族的激烈的階級矛盾，使雅典的民主政體更加穩固。在羅馬共和國，羅馬貴族包容了平民的利益才建立了穩定的法律秩序，其中一些法律具有永恆的現實性和普世價值。
資本主義產生於自由社會，也只有自由社會中才能獲得健康發展。資本主義就是每個人自由追求利益的經濟制度。自由放任時期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資本主義初期或者稱原始積累時期，帶有強烈的血腥和野蠻氣息，它與奴隸貿易、血汗工廠、盧德運動等歷史性標誌緊密聯繫在一起。工人與資本家一度處於尖銳對立狀態。資本的海外擴張是在帝國主義槍炮的庇護下開始的，它曾經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反抗。但是，絕對利己主義的資本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靠通過拼命壓榨工人來獲取利益的資本家是沒有前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海外殖民地隨著殖民地人民的覺醒分崩離析。資本家的最大利益必須依靠最大程度的調動勞工積極性，必須依靠技術進步。福特的汽車流水生產線早就證實了資本家和工人的雙贏模式。資本家和工人不是天然的敵人，而是天然的盟友。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逐步消除了血腥味，與國內工人運動的發展有一定聯繫，與本國民主法治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聯繫，但更主要的是資本主義內生動力使然。資本主義天然地具有利益包容性，它不僅在國內推動人們的普遍福利提升，還通過產業轉移和技術擴散推動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發展。跨國公司向勞動力便宜的國家和地區產業轉移和輸出技術，實現了互贏互利。資本主義第一次使人類財富創造力呈現爆發式的顯著增強，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普及之前，世界的人均收入一直只有很低的水平，且只有很少的增長。
能夠發展民主的社會有一個共性，即把融入作為解決階級衝突的基本方式，通過融入實現了階級合作。融入就是一種合作狀態，不是一個階級接納另一個階級，而是階級的相互接納，平民接納貴族，貴族也接納平民，工人階級接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接納工人階級。英國工人階級對民主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爭取普選權，通過獲取選舉權把自身融入到英國的憲政制度，反對按照馬克思的建議建立自己的階級專政。英國貴族對民主作出的最大貢獻，是它始終包容來自不同利益的訴求，從自由民到資產階級，到工人階級。英國國王不僅以逐步放棄權力來適應社會各階級的利益要求，而且本身就是英國自由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國人不習慣沒有國王的自由，就像美國人不習慣有國王的自由。
五
中國是一個內戰頻繁的國家，內戰一方面可能導致改朝換代，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國家分裂，頻繁的戰亂和政權變動成為阻礙建立穩定的法律體系一個顯性原因。以最近這次戰亂和政權易手為例，持續的內戰和日本入侵打亂了國民黨“軍政、訓政、憲政”的三步走，沒能及時兌現它實施憲政的承諾，而抗戰勝利後在內戰的炮火中開始的“行憲”隨著國民黨快速敗退臺灣而告終。 但戰爭只是表面的原因。歷史上的英國也是戰爭頻仍，除了同老冤家法國火拼不斷，內戰也沒少，國王同貴族的戰爭，以及王室家族之間的王位爭奪戰，是英國政治的突出因素。貴族的重要職能就是打仗。貴族或者國會同國王的戰爭不是為了奪取王權，而是向國王爭取權利，因而戰爭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抑制了王權。《大憲章》是國王在戰爭威脅下簽署的。1688年，貴族把荷蘭國王威廉的軍隊進入國內，趕走了專橫的詹姆斯二世，從此確立了君主立憲制。與英國和歐洲相比，中國的內戰具有兩大獨特之處，第一，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反抗都是來自社會底層民眾，主要是農民和遊民。第二，奪取天下、建立政權是其最終目的。人們特定的行為習慣和行為方式是由特定的社會結構決定的。在權力高度集中的皇權社會，皇帝和依附于皇權的官僚階級構成了統治階級，這個階級處於社會上層;在它之下，便是一個完全無權、也幾乎沒有財產的廣大的農民階級。官民兩大對抗階級在缺少一個強大的土地貴族階級或中產階級作緩衝的情況下，其對抗模式呈現如下特點：
首先，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它必定也是一個權力通吃的社會，獲取權力是人們向上流動、滿足個人榮譽和野心的唯一方式，權力成為社會博弈的唯一對象。
第二，科舉考試雖然面向所有社會成員，為所有成員提供了向上流動機會，但這種機會之門事實上只對很少的人敞開。人們不能依靠土地和財富獲得權力，而只能依靠權力獲取土地和財富。科舉考試進一步強化了權力通吃的遊戲。
第三，奪權對希望改善生存狀況的底層民眾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以奪權為目的的社會反抗同皇權及其官僚階級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由於沒有一個更加克制的有產階級從中協調，衝突只能以最慘烈的形式進行，即戰爭的形式，且只有一個結果，成或者敗，生或者死，兩個階級的衝突具有徹底性，殘酷性，不妥協性，不包容性。
第四，貴族和農民、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那樣的階級合作不可能在皇權和官僚階級之間出現，無論是貴族和農民之間，還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在利益上雖然有對立的一面，但更有包容和依存的一面，包容的一面超過對立的一面。而貴族與其土地上的農民近距離的生活和相處，在感情上的接近更加密切了兩者間的關係。中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則在利益上是絕對對立的，統治階級可以對被統治階級施捨恩惠，但雙方不可能平等協商、達成協議和共同遵守。農民感受不到對皇權和官僚階級的依賴，山高皇帝遠只會讓他們覺得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苛捐雜稅，而皇權和官僚階級的利益倒是完全依賴於底層生產者（農民）的稅收，這種單方面的依賴使底層生產者更加容易走向反叛，而統治者只有鎮壓一途。官民之間是一種零和遊戲，官之所得就是民之所失。
第五，戰爭是解決階級衝突的唯一方式，但是由於官民兩大階級不能產生共存共享的利益包容制度，階級衝突是永恆的。戰爭並沒有消除衝突的根源，社會並沒有達成永久性和平，戰爭僅僅是消滅了舊的壓迫階級，但沒有消滅壓迫本身，戰爭的勝負只是決定由哪一部分人來壟斷社會資源和掠奪天下人財富。
六
民主制度就是利益包容制度，自由，法治，憲政，也是利益包容制度，民治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自由、法治和憲政制度，自由、法治、憲政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民主制度。它們起源于利益各方的協商和協議的達成，形成於對協議的共同遵守。
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利益理性或者說包容理性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只要一個社會的人們或掌權者還抱著贏者通吃的信條，拒絕與社會利益各方達成利益共享協議，或者拒絕不折不扣地遵守已經達成的協議，民主和法治制度就不會產生。利益理性包括如下幾個要點：1，承認他人的利益的正當性一如承認自己利益的正當性。2，通過達成協議、形成規則，來確立利益的共同分享機制。3，遵守承諾和規則。
中國缺少的就是這種利益包容理性。有官民兩大階級構成的社會主體，其利益不包容的衝突性質，限制了他們以理性地態度看待彼此。謀略政治是把社會治理始終看成軍事行動，這是因為官民之間始終處於戰爭狀態，即使在和平時期，在全面戰爭結束之後，局部戰爭也從未結束，官民只是暫時的休戰。因此之故，維護社會穩定其實是一種准軍事行動，半軍事化行動，軍事謀略在政治中自然延伸。在法治社會，政治則不需要任何韜略，它的主要任務就是維護法治秩序。
把民主制度看成利益包容制度，那它對立的那種制度——專制制度就是利益排斥制度。經常有人預言民主制度的衰落，好像只有高明的人治才是醫治民主弊端的良藥。如果這個世界真有這麼一天，拋棄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去選擇排斥大多數人利益的那種制度，那這個世界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數人就真是瘋了，或吃錯了藥導致深度腦殘，而且不可救藥。
事情過去了2000多年後，到了1945年，鴻門宴故事重現江湖。中國人民的8年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共同抗日的中國兩大武裝部隊立即轉入楚漢爭霸狀態。8月28日，中共領袖和軍事統帥毛澤東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一起坐飛機離開延安，到達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8月14日，就是日本投降的同一天，國民政府主席和國軍統帥蔣介石即向毛澤東發出邀請到重慶“共商和平建國大計”，此後又接連兩次發出邀請電報。儘管有美國政府承諾保證毛在重慶的安全，中共中央還是擔心重慶談判是蔣介石安排的一次鴻門宴，它通告黨內，蔣介石“請毛往渝，完全是欺騙”，而毛去重慶談判的目的也是為了揭穿國民黨假和平的真面目。
重慶以盛大的宴會接待毛澤東。蔣、毛兩大軍事領袖雖然互相看不起對方，一個絕對堅持民無二主，一個霸蠻要出兩個太陽，但在歡迎酒宴上卻相敬如賓，毛澤東一度高舉酒杯高呼“蔣主席萬歲”，這一刻可能造成蔣委員長短暫的失憶，忘記了毛澤東是自己的對手。在10月10日國慶節這天，國共共同發表了《雙十會議紀要》的公報，雙方同意建立政治民主，統一全國武裝力量接受委員長領導。同毛澤東的多次會晤之後，蔣介石更加確信國共的政治和解是不可能的，中國分裂已不可避免，他甚至產生過對毛澤東進行“拘留審判”的念頭。這次為毛澤東擋劍的不是項莊，而是美國和蘇聯，是蔣介石懾於兩大國的力量而不至於採取極端行動。毛澤東回到延安告訴他的同志，在重慶協商的聲明“還只是紙上的東西”。雙方都只是把談判當作鬥爭的策略，目的在爭取鬥爭主動權，至少不能在國際和國內輿論中處境很被動。雙方都相信，只有戰場上才能見分曉。1949年，就在共產黨軍隊將要取得徹底勝利的前夕，毛寫詩告誡全黨要以項羽為前車之鑒：“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西楚霸王鴻門失敗的教訓兩千多年來一直縈繞於人們心中。
二
歐洲。公元前494年，羅馬共和國與鄰近部族發生戰爭，緊急關頭，平民卻拒不聽從元老院召集打仗的命令，發表宣言稱如果不廢除對平民不公正的法律，不增加平民在公共事務上的權力，他們將不再替政府賣命。一場內亂可能將就此爆發。元老院和貴族被迫做出讓步，同意平民的要求，設立民選保民官。平民運用自己的力量進一步要求將法律以明文的形式公之於眾，直接促成了《十二銅表法》的產生，人類歷史上於是有了第一部成文法。
1700多年後的1215年6月，一個類似的場面出現在英格蘭的尼米德草地上。一小群貴族在等待他們的國王約翰到來。英格蘭貴族對國王沒完沒了的徵稅、徵兵以便繼續與法國國王的戰爭已經忍無可忍，於是決定用軍事手段限制國王的權力，其時，國王在對法戰爭的失敗更加堅定了貴族們的信心。貴族們準備了一個簡單的文件要國王簽署，其中最著名的條款有“任何自由人，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裁判，或經王國法律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國王一行策馬而至。國王雖然知道這是一份城下之盟，但在看了文件後當即表示同意。這個文件就是如今聞名世界的《大憲章》。英格蘭法律至上的基本思想通過《大憲章》確立為指導王國不可動搖的原則。
從羅馬法律到英國憲政，構成了西方政治史的主要鏈條，這根鏈條一直延伸到現在。2015年6月15日，《大憲章》簽署800年之際，英國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英國女王和政府首相出席了慶典，首相卡梅倫在演講中稱，《大憲章》改變了世界，永遠改變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權力平衡。
三
鴻門宴的故事和《大憲章》的故事代表了兩種相反的行為哲學或者說行為方式，一種是謀略的行為哲學或方式，一種是法律的行為哲學或方式。謀略的行為哲學以獲取絕對勝利為目的，其行為不需要規則，更確切地說，它是反規則的行為。文韜武略是該行為哲學的理想境界，鬥爭取勝在於掩飾自己，乘其不備，出其不意。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使詐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包括語言上的欺騙和行動上的欺騙。偽裝，偽善，越具有欺騙性越好。實則虛之虛則實之，是最經常的使詐手段，而實則實之虛則虛之，同樣是欺敵之法。一旦對手知道你的真實企圖，識破你謀略，掌握你的意圖，你就會遭受重大損失。沒有欺騙性，或欺騙失敗，就是戰術失敗，也是戰略失敗。誠實是謀略的大敵，所有按規則的行事或者按照常規出牌，是將自己完全暴露在對方的火力之下。雙方的協議和承諾，僅僅是為了某種臨時性目標的達成，或出於某種需要。協議和承諾本身就是一種麻痹對方的欺騙行為，而並不是需要兌現的約束，一如劉邦對項羽的“承諾”。厚道的、輕易相信“承諾”的人必定上當。
我們再來看法律的行為哲學，它在每一個方面都與第一種行為哲學相反，它是以包容所有人的利益為目的，一視同仁是其最基本的準則。一視同仁就是包容，每個人享有相同的權利，我能有的利益別人也能有，別人沒有的利益我也不能有。理性地對待自我利益，也就是理性對對待他人的利益，它不是追求絕對的自我利益的方式，而是追求合理的自我利益的方式。它抑制人們的貪欲。法律就是利益理性產物，所有人都受同樣的法律約束。
人們不同的行為習慣、行為方式造就不同的政治。在法律至上的社會，政治也是法律行為，政治也在法治的框架之中。瞭解一個國家的政治狀況，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只要看看它的司法狀況就足夠了，具有良好政治的國家，人民受到法律的公平對待，因此它的人民也普遍相信法律，國家受到良好的治理。在治理惡劣的國家，人民普遍不相信法律，因為法律沒有在社會生活發揮權威作用，而是權力意志在發揮作用。憲法說到底是人民和統治者之間的契約，是兩者相互之間的承諾，在沒有成文憲法之前，這種契約和承諾就早已存在了，存在於社會習慣中。它不可能被隨意解除。它也就是埃德蒙·柏克所說的，是現在活著的人、已經故去的人和即將出生的人之間的協議，而不僅僅是活著的人之間的協議。因此它具有不可違反的性質。成文憲法代表了國家的意志，它是國家承諾。當美國一位大法官說“我國曾對一項原則作出過深遠承諾：對公共事務的辯論應當不受限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指的就是美國憲法。國家承諾是極其嚴肅、必須敬畏、不可違反的誓言，變更憲法、違反憲法就更是大是大非之事，除非輕薄之徒，隨意變更憲法或違反憲法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在依靠謀略治國的社會，政治被稱為是一門藝術。說是藝術，是因為它變幻莫測，難以琢磨，因人而異。藝術不需要規則，藝術與一成不變的規則和法律格格不入。每個人都可以搞一套自己的藝術，揮毫潑墨，存乎一心。政治藝術只不過權術的代名詞，聽起來顯得高大上。藝術和權術都天然地反抗規則，厭惡規則，它們需要突發奇想。皇帝依靠臨時的命令進行統治，這些命令很多出自于皇帝對各類奏摺的批示。皇帝要花大量時間閱覽奏摺，隨即批發各種最高指示，交給大臣和各級官員去執行。它們可能相互矛盾。審時度勢是政治藝術的根本，時和勢是不斷變化的，皇帝根據朝廷的利益需要發佈命令。皇帝從來不需要對臣民承諾什麼，朝令夕改是由於時和勢的變化。最大的時勢變化當然是權力的移交——新皇帝上位，因此通常這也是改革開始的時候，新的皇帝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管理國家，包括整頓和調整班子。皇帝不受自己過去的約束，也不受自己前任的約束，因此在政治藝術中，改革就成了一種常態。除了皇朝的利益是不變的，不可改革的，不可違反的，其他什麼都可以變，都可以改革，都可以違反。皇帝依靠自己的智慧治理國家，無論賢與不肖，聰慧與愚妄，明智與昏聵，他們的自負都是一致的，他們無不是聖明的，偉大的，洞察一切的。他們就是法。這樣的社會不可能建立起對所有人都適用的法律體系，因為，首先，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法，其次，皇帝不在法律之中，而在法律之上，法律之外，再次，極少有長期發揮效力的普遍規則。只有兩條規則適用所有的人，且長期有效，一條是對父母盡孝，人類和動物出於本能都遵循的法則，一條是死亡法則，皇帝也沒有找到超越於它之外的辦法。
四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世界多數國家的都實現了民主制，如果在地圖上用統一的顏色進行標誌，那麼便會看到在地球陸地部分連片的“民主色”相當可觀。但如果我們退回到300年前，這個顏色就僅僅只出現在歐洲邊緣的一小塊部分。縱觀歷史長卷，它也只有幾個小點，分別在希臘半島、意大利半島，再加上不列顛島。也就是說，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現是例外。今天民主在世界的大力擴張是其他國家廣泛學習民主和複製的結果。供我們比對的三個樣本也就是全樣本不算多也不算少，十分有利於進行比較分析。
自由，民主，法治，憲政，資本主義，這些都在同一個社會出現絕非偶然，它們的關係不是彼此獨立，而是相互聯繫，有了其中的一個，就有兩個，有了兩個，就有三個。它們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包容競爭各方的利益，反映了這個社會的人們普遍具有的利益理性。自由是指每一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這一自由是《大憲章》所肯定的自由，也是亞當斯密所指的自由，這位經濟學家鼻祖發現的真理是，每個人自由追求個人財富對社會做出的貢獻，遠比那些聲稱自己為社會無私奉獻的人的貢獻大得多。
當不同階級的人們以協商的方式協調他們的利益矛盾時，一種民主的和法律的解決方式就出現了。民主和法治制度是利益競爭和包容的產物，是對每個自由追求利益的人加以保障。梭倫對雅典民主的開創性貢獻，是他平衡了富人和窮人的利益，一方面，他禁止借貸以人身作擔保，把窮人從富人手中解放出來，使平民獲得自由，另一方面，他以財產劃分階層，財產多的在公共事務中獲得權力更大，保護了富人的利益。梭倫讓平民和貴族彼此有了更多的包容，緩和了過去少數人奴役大多數、平民反對貴族的激烈的階級矛盾，使雅典的民主政體更加穩固。在羅馬共和國，羅馬貴族包容了平民的利益才建立了穩定的法律秩序，其中一些法律具有永恆的現實性和普世價值。
資本主義產生於自由社會，也只有自由社會中才能獲得健康發展。資本主義就是每個人自由追求利益的經濟制度。自由放任時期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資本主義初期或者稱原始積累時期，帶有強烈的血腥和野蠻氣息，它與奴隸貿易、血汗工廠、盧德運動等歷史性標誌緊密聯繫在一起。工人與資本家一度處於尖銳對立狀態。資本的海外擴張是在帝國主義槍炮的庇護下開始的，它曾經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反抗。但是，絕對利己主義的資本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靠通過拼命壓榨工人來獲取利益的資本家是沒有前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海外殖民地隨著殖民地人民的覺醒分崩離析。資本家的最大利益必須依靠最大程度的調動勞工積極性，必須依靠技術進步。福特的汽車流水生產線早就證實了資本家和工人的雙贏模式。資本家和工人不是天然的敵人，而是天然的盟友。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逐步消除了血腥味，與國內工人運動的發展有一定聯繫，與本國民主法治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聯繫，但更主要的是資本主義內生動力使然。資本主義天然地具有利益包容性，它不僅在國內推動人們的普遍福利提升，還通過產業轉移和技術擴散推動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發展。跨國公司向勞動力便宜的國家和地區產業轉移和輸出技術，實現了互贏互利。資本主義第一次使人類財富創造力呈現爆發式的顯著增強，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普及之前，世界的人均收入一直只有很低的水平，且只有很少的增長。
能夠發展民主的社會有一個共性，即把融入作為解決階級衝突的基本方式，通過融入實現了階級合作。融入就是一種合作狀態，不是一個階級接納另一個階級，而是階級的相互接納，平民接納貴族，貴族也接納平民，工人階級接納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接納工人階級。英國工人階級對民主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爭取普選權，通過獲取選舉權把自身融入到英國的憲政制度，反對按照馬克思的建議建立自己的階級專政。英國貴族對民主作出的最大貢獻，是它始終包容來自不同利益的訴求，從自由民到資產階級，到工人階級。英國國王不僅以逐步放棄權力來適應社會各階級的利益要求，而且本身就是英國自由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國人不習慣沒有國王的自由，就像美國人不習慣有國王的自由。
五
中國是一個內戰頻繁的國家，內戰一方面可能導致改朝換代，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國家分裂，頻繁的戰亂和政權變動成為阻礙建立穩定的法律體系一個顯性原因。以最近這次戰亂和政權易手為例，持續的內戰和日本入侵打亂了國民黨“軍政、訓政、憲政”的三步走，沒能及時兌現它實施憲政的承諾，而抗戰勝利後在內戰的炮火中開始的“行憲”隨著國民黨快速敗退臺灣而告終。 但戰爭只是表面的原因。歷史上的英國也是戰爭頻仍，除了同老冤家法國火拼不斷，內戰也沒少，國王同貴族的戰爭，以及王室家族之間的王位爭奪戰，是英國政治的突出因素。貴族的重要職能就是打仗。貴族或者國會同國王的戰爭不是為了奪取王權，而是向國王爭取權利，因而戰爭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抑制了王權。《大憲章》是國王在戰爭威脅下簽署的。1688年，貴族把荷蘭國王威廉的軍隊進入國內，趕走了專橫的詹姆斯二世，從此確立了君主立憲制。與英國和歐洲相比，中國的內戰具有兩大獨特之處，第一，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反抗都是來自社會底層民眾，主要是農民和遊民。第二，奪取天下、建立政權是其最終目的。人們特定的行為習慣和行為方式是由特定的社會結構決定的。在權力高度集中的皇權社會，皇帝和依附于皇權的官僚階級構成了統治階級，這個階級處於社會上層;在它之下，便是一個完全無權、也幾乎沒有財產的廣大的農民階級。官民兩大對抗階級在缺少一個強大的土地貴族階級或中產階級作緩衝的情況下，其對抗模式呈現如下特點：
首先，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它必定也是一個權力通吃的社會，獲取權力是人們向上流動、滿足個人榮譽和野心的唯一方式，權力成為社會博弈的唯一對象。
第二，科舉考試雖然面向所有社會成員，為所有成員提供了向上流動機會，但這種機會之門事實上只對很少的人敞開。人們不能依靠土地和財富獲得權力，而只能依靠權力獲取土地和財富。科舉考試進一步強化了權力通吃的遊戲。
第三，奪權對希望改善生存狀況的底層民眾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以奪權為目的的社會反抗同皇權及其官僚階級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由於沒有一個更加克制的有產階級從中協調，衝突只能以最慘烈的形式進行，即戰爭的形式，且只有一個結果，成或者敗，生或者死，兩個階級的衝突具有徹底性，殘酷性，不妥協性，不包容性。
第四，貴族和農民、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那樣的階級合作不可能在皇權和官僚階級之間出現，無論是貴族和農民之間，還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在利益上雖然有對立的一面，但更有包容和依存的一面，包容的一面超過對立的一面。而貴族與其土地上的農民近距離的生活和相處，在感情上的接近更加密切了兩者間的關係。中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則在利益上是絕對對立的，統治階級可以對被統治階級施捨恩惠，但雙方不可能平等協商、達成協議和共同遵守。農民感受不到對皇權和官僚階級的依賴，山高皇帝遠只會讓他們覺得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少的苛捐雜稅，而皇權和官僚階級的利益倒是完全依賴於底層生產者（農民）的稅收，這種單方面的依賴使底層生產者更加容易走向反叛，而統治者只有鎮壓一途。官民之間是一種零和遊戲，官之所得就是民之所失。
第五，戰爭是解決階級衝突的唯一方式，但是由於官民兩大階級不能產生共存共享的利益包容制度，階級衝突是永恆的。戰爭並沒有消除衝突的根源，社會並沒有達成永久性和平，戰爭僅僅是消滅了舊的壓迫階級，但沒有消滅壓迫本身，戰爭的勝負只是決定由哪一部分人來壟斷社會資源和掠奪天下人財富。
六
民主制度就是利益包容制度，自由，法治，憲政，也是利益包容制度，民治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自由、法治和憲政制度，自由、法治、憲政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民主制度。它們起源于利益各方的協商和協議的達成，形成於對協議的共同遵守。
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利益理性或者說包容理性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只要一個社會的人們或掌權者還抱著贏者通吃的信條，拒絕與社會利益各方達成利益共享協議，或者拒絕不折不扣地遵守已經達成的協議，民主和法治制度就不會產生。利益理性包括如下幾個要點：1，承認他人的利益的正當性一如承認自己利益的正當性。2，通過達成協議、形成規則，來確立利益的共同分享機制。3，遵守承諾和規則。
中國缺少的就是這種利益包容理性。有官民兩大階級構成的社會主體，其利益不包容的衝突性質，限制了他們以理性地態度看待彼此。謀略政治是把社會治理始終看成軍事行動，這是因為官民之間始終處於戰爭狀態，即使在和平時期，在全面戰爭結束之後，局部戰爭也從未結束，官民只是暫時的休戰。因此之故，維護社會穩定其實是一種准軍事行動，半軍事化行動，軍事謀略在政治中自然延伸。在法治社會，政治則不需要任何韜略，它的主要任務就是維護法治秩序。
把民主制度看成利益包容制度，那它對立的那種制度——專制制度就是利益排斥制度。經常有人預言民主制度的衰落，好像只有高明的人治才是醫治民主弊端的良藥。如果這個世界真有這麼一天，拋棄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而去選擇排斥大多數人利益的那種制度，那這個世界的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數人就真是瘋了，或吃錯了藥導致深度腦殘，而且不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