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以群同志离世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他与傅雷一样，当年是以死来抗争的勇敢者。不知何故，后来文艺界很少有悼念他的文章。他的事，也渐渐为人所淡忘。不过，当年的文学青年见面时，还常常会怀念起他。记起他的许多好。
　　以群同志比我年长一辈，照现在的叫法，应该称他为先生或老师。但当时无论长幼，彼此习惯于称同志，而他发表文章的署名是“以群”二字，所以大家都称他为以群同志。
　　当年的文学青年，现在都已徐徐老矣。他们之所以在暮年还记念着这位逝去多时的前辈，一是因为在学业上受过他理论著作的熏陶，二是由于在写作上得到过他的帮助。
　　以群同志是“左联”时代的作家，有很深的资历。解放后曾经做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55年因潘汉年案受到审查，被撤了下来，后调到上海作家协会（那时叫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任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副主编、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前期，经常有大块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是国内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使他在文学青年中产生广泛而持久影响力的，则是他所主编的文艺理论教材：《文学基本原理》。
　　我国高等学校的文艺理论教学体系，解放前大都取自欧美和日本，解放后则改习苏联。记得我在1953年进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第一本文艺理论书，看的就是以群翻译的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还有查良铮翻译的苏联季靡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到1954年，高教部聘请苏联专家毕达诃夫到北京大学开设文艺理论讲习班，将许多高校的文艺理论教师都调去听讲。这些学员回来后编过不少文艺理论教材，基本上都是苏联模式。这是当时一边倒政策的产物。但不久，反对修正主义运动开始，这些苏联式的教材不再适用于教学，有些还成为批判对象。建设新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体系，就成为迫切的任务。周扬曾专门就此撰文提出号召。
　　这时，恰逢“大跃进”高潮，教学领域里大破大立。学生自己动手编写教材，成为风尚，在文艺理论教学上也作了许多改革。那时我正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但每两周休假回校一次，所以校内运动，还略有所闻。先是《文学概论》课被取消了，改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两门课，后来大概觉得文学基本知识的欠缺不利于学生的专业成长，于是又恢复了《文学概论》课程，只是教材必须重新编写，当然要由学生来编，这个任务落到1957级学生的身上，我回校后也被派参与其事。
　　但不久，“大跃进”落潮，学生集体编写教材之事也被叫停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扬负责组织专家来主编一套文科教材，其中就有两种属于文艺理论方面的：一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仪主编，一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叶以群主编。当时还并不否定“大跃进”中学生的集体科研成果，所以要各校将学生集体编写的《文学概论》稿子交去，说是在此基础上提高。复旦中文系派我与1957级学生干部顾希恩一起，将一大摞稿子送到作家协会去。这些稿子对编写组大概并無用处，所以后来就不再提起了。编写人员则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南京大学、江苏师范学院、《上海文学》编辑部各抽调一两名教师和编辑组成。
　　我从下放劳动基地回校后，先是教外文系和新闻系的《文学概论》课，1961年起接任中文系本系的《文学概论》教学工作。虽然没有参加以群同志主持的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但与他们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当时上面要求（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层领导提出的要求）我们的教学内容要以这本正在编写的教材为依据，所以他们定下章节之后，就把目录打印分发给我们，他们写好初稿后，还让我们去翻阅、摘录，以便我们的教学内容与他们的编写内容保持一致。这样，在这本教材还未出版，甚至还未编成之时，我就按照它的体系来教学了。因为它是许多高校普遍采用的教材，所以说它影响了一代学子的文艺思想，是并不过分的。
　　这本教材，当然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比较重视文艺本身的规律，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的拨乱反正作用的。比如形象思维问题，在历次文艺运动中都受到了批判，但本书却列出专节来讲解，加以肯定。只是到了1966年，《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郑季翘批判形象思维论的文章，本书也被列为批判对象，叶以群也就在劫难逃了。直到十年以后，拨乱反正，人们在毛泽东致陈毅谈论诗歌的一封信中找出一句话“诗还是要形象思维的”，这才为形象思维论平了反。但是有很多事情却无法挽回了。
　　以群同志不但自己勤奋写作，而且还很注意对于青年作者的培养。比如，对工人作家队伍的组建，对文学研究所青年评论作者的培养，都出了很大的力气。前者是市委宣传部交下的任务，他与其他老作家合力进行;后者则是他职责所在，自觉担负着更多的责任。
　　当时上海作协文研所的所长是由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兼任，但他年老体衰，不能视事，事实上只是借他的名头，挂个牌子而已。还有一位副所长则是作协秘书长，一直忙于送往迎来等具体事务，也没有时间来管理所里的事。文研所的日常事务和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主要由副所长叶以群和学术秘书王道乾担当。所以这些青年人对叶以群和王道乾两位同志特别有感情，也是必然的。
　　以群不但尽心培养他自己领导下的青年文学评论队伍，而且对于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青年学子，只要能帮得上忙的，也都竭尽扶持之力。
　　叶子铭是南京大学中文系1957届毕业生，他的毕业论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写得很有特色，经以群同志介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列入该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以群还给这本书写了序言。当年出书很难，青年人出书更难。叶子铭大学刚毕业就出了专著，而且列入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丛书之列，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叶子铭对以群同志很感激，知恩图报，在编写《文学基本原理》时出了很大的力。而且在“文革”刚结束时，上海文艺出版社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要重印他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这时因以群同志尚未平反，不能将他的序言重新印入，叶子铭说：以群同志的序言一定要保留，否则我的书宁可不重印。这样僵持了一段时期，终于等到以群平反的消息，这本书也就连叶序一起重印了。我不知道叶子铭的坚持，对催促以群同志平反工作的进展有无加速作用，但以群序言在此时的重印，事实上也就向社会上传递了他平反的信息。我很赞赏子铭兄的正义感。 　　内子高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60届毕业生，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是以群同志的部下，但我是复旦中文系助教，与以群同志只在开会时见过面，并不熟悉。不知怎地，他知道我在研究鲁迅。1961年春，他对高云说：今年是鲁迅诞辰八十周年，又是逝世二十五周年，《上海文学》要出一个纪念专号，你们有没有论文可以给我们发表。我们整理出一篇《鲁迅小说的民族风格》，交给以群同志。那时我们初学写作，不知杂志上的论文是有篇幅限制的，一般宜在几千字，长的也不能超过一万字，何况是初出茅庐的晚辈。我们却随兴而作，竟写了两万字之多。以群同志收下后，没有删削，没有改动，全文发表在《上海文学》1961年9月号鲁迅纪念专辑上。
　　这之前，我们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但都没有什么影响。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许多业内人士的关注。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先生曾加以鼓勵，《文汇报》编辑部特派一资深记者朱近予到寒舍造访，说他们很欣赏这篇文章，想与我们交朋友，接着就要我们为《文汇报》写文章，使我们成为该报的基本作者。后来，我们又在《上海文学》上继续发表鲁迅研究文章，还有关于当代小说《创业史》的评论。《文学评论》编辑也是看到我们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后，来约我们写评论《创业史》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文章的。
　　写作的路子打开后，我们信心倍增，就再接再厉，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专著：《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也请以群同志介绍出版。以群同志没有推托，马上就介绍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也认真对待，仔细看过稿件，提出修改意见，准备出版。而这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了，我先被派参加了一期小“四清”，接着又参加了两期大“四清”，几乎终年都在农村，连晚上读点马恩书籍都受到批评，更何况改稿。高云先是跟随以群同志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工作，那里纪律很严，不能干私活，后来也下乡搞“四清”运动了。接着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版社业务停运，这类学术书籍根本不能出版了。直到“文革”结束，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我们这本小书才于1978年，作为该丛书复活后的第一批书籍出版，离此书的写成，已有十五年之久，而以群同志已经去世十多年，高云也已调回复旦任教。但即使出版期拖了这么久，我们还算是复旦中文系青年教师中第一个出书的人。这本书的出版，对我们此后的学术研究和写作，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以群同志平时情态严肃，不苟言笑，与我辈青年作者并无私交;他兼职多，事务忙，平时与我们也很少接触。但我们有事时，他却很体贴，对我们的成长也很关心，大力培养。只是由于政治运动频仍，也由于自己努力不够，我这一生并无多大成就。但当初有幸能够走上文坛，成为经常发表文章的青年作者，则一直感谢以群同志的提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