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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这场战役前后历时3个月，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据有关史料，日军投入20多万兵力，伤亡4万余人；国军投入70万兵力，伤亡30多万人。1937年11月12日国军全面溃退，上海沦陷。
关于此战，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国共将领都有评价，引发种种不同思考。
陈诚在战中与战后的不同思考
陈诚是淞沪会战中国军的主要指挥者之一。《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一书，主要文章都涉及到淞沪会战，是在淞沪会战刚结束就出版发行的。其中有3篇文章，分别是《持久战应有的认识》 《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 《持久抗战的战局谈》，注明都是录自《救亡日报》。
《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的前言称：淞沪会战“经过两个月苦斗，敌人固于疲于奔命，处处暴露了懦怯的丑态与难堪的破绽……其在国际地位更陷于孤立。”“所以目前的战局和国际形势，在客观上都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着。”按时间推算，此文发表日期是1937年10月中旬，即淞沪会战两月有余。战役后来是怎么继续发展的，下面将有叙述。该文接下来有4点内容，要点如下：一、“不能不可存依赖心理而限制战斗”：说的是“作战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敌忾随时随地均可聚歼敌人”。二、“精神战胜一切”：“因此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们只要保持坚毅沉着的精神，镇静防护，敌来即杀，终究是能够杀敌致果的。我们从敌军官兵的日记上，知道过去两月的淞沪战争中，敌人所受损失的惨重，即可证明此点。” “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补救的。”三、“务存必胜之决心”：如果没有“胜利的决心”，“将必然招致全军的溃败。”四、“我们再三说过，此次对倭寇作战纯为赌国运之存亡。我们国家民族的兴衰生死完全视乎这一战，要不惜任何牺牲。要求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唯一的秘诀是不怕牺牲”。
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将来战争延长半年以上，谁能说敌人国内，不发生政治经济的崩溃，引起内部的叛乱，和国际的干涉呢？”
《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是陈诚在参战初期，即参战最初半个月内数次讲话的要点，他特地将其归纳总结印发给部属。除了与《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中大部分内容相似，还有两句特别醒目（后来讲话曾重复）：“此次对倭寇作战，纯为赌国运之存亡。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生死，都视乎这一战。”陈诚反复强调“赌国运”，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国军高层在战略问题上的严重误区，以至于认为，即使在上海打不赢，还可以退守到苏福线进行长期防御作战，并以这种持久战战胜日军。
《持久抗战的战局谈》则是发表在10月下旬。此时国军已开始撤退，但文中仍显乐观：“总括起来说，自对倭作战开始以至今日，军事方面，当奋勇冲击，予敌重创之后，一时在旅（屡）进旅（屡）退中，但经济上精神上以及国际舆论上的胜利，很显然已属于我。目前虽以战略关系，对于一二阵地略有移动，但就全局而言，并不得认为失败。”
通过上述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情绪，都是对战局的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但是实际战局的发展并非如此。借用《李宗仁回忆录》中的如下描述：
“10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大场遂为敌所陷。”
“淞沪会战至此，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知道委座脾气，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11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11月9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
不管这种事后的回忆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但史家都承认国军的这个撤退后来演变成一场大溃退，其损失甚至超过了战斗期间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谈到“失”的问题时，差不多把他在《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等3篇文章中的观点基本上全否定了。这就可以看出当时国军高层在战略战术指导上的五行不定。下面是陈诚总结的4条“失”的要点。
一、“精神虽说胜过物质，可是血肉筑成的长城，事实上是抵御不了无情的炮弹的。所以我军虽多，终不免于败北。”
二、“淞沪会战之初，我军士气的旺盛可谓达于极点，但因伤亡惨重，人海究竟不是火海的敌手，所以到了苏州河撤守的时候，士气一落千丈，几至无法维持。南京在崩溃的士气之下，也便轻易地失陷了。”
这两条基本否定了他先前的“精神战胜一切”，“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补救的”，“要求战争的最后胜利，唯一的秘诀是不怕牺牲”等等。“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是可贵的，因此不论什么党派领导下的军人，为国捐躯的行为都值得褒扬和肯定。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内务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文件中就明确指出：“1937年至1945年因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这也就明白无误地规定，包括淞沪会战在内的所有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人都是烈士。但是，以精神万能论奉为圭臬来指导战斗，而且是如此之大规模的战斗，至少是一种战略决策失误。至于背后的考量，史家说法很多，比如说主要是指望国际干预等，在此不赘。
三、“大兵团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作阵地战……前线官兵竟有几个月不发饷，几天得不到饮食的怪事，而伤病军民辗转道途，无法治疗，尤属触目皆是。大军转移的时候，沿途遗弃的粮秣、弹药、武器、汽油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充分暴露我们后方没有支持前方大兵团作战的能力。” 这一条无疑是对他之前“作战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敌忾随时随地均可聚歼敌人”的一种否定。
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顿然醒悟的总结，也解释了为什么自此战役开始后的正面战场上败仗很多而胜仗很少的主要内因：“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消耗战，胜败的关键原不在一时一地之得失。此种道理，早经宣告中外，人所共知。然淞沪一役，寸地必争，牺牲惨重，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这现象显示我们似有决策，似无决策，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
张闻天论述“单面的政府抗战”的危险
张闻天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抗日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最先发表在1937年9月18日延安的《解放》周刊上。
张闻天在文章中肯定了国军将士在沪淞会战中顽强战斗的精神：“今天抗战的国民革命军在前线上表示了他们坚决勇敢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值得全中国人民赞扬的。”但他在文中又明确指出：“因为中国今日的抗战还只是全国性抗战的开始，还只是单面的政府抗战，所以在抗战的最初一时期内，中国方面可能遭受部分的甚至严重的挫折。”“单面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它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上的胜利，然而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张闻天谈到沪淞会战时指出：上海抗战中的“困难”情况证明了单面的政府抗战所产生的危险。“前线上的不利情况，抗战中的各种困难与障碍，就是这一基本原因产生的。”因此，“这样的军队，还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张闻天认为国民党军队存在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军阀主义没有消灭。官兵还没能够同甘苦。士兵的生活还十分恶劣。抗战的积极性，还没有提升到最高度。”二是“特别严重的，是军队与人民间的关系还是非常恶劣”。
至于当时还十分弱小的中共武装力量，张闻天坦陈其“占全国军队总数中的最少数，而且处处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因此只能起到“模范作用，而不能起决定作用。”但他满怀信心“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只有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纲领成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时，中国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美国人史华德盛赞中共人民武装游击战是胜利之本
沪淞会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市区人民的热烈支持，因为一扫了多年来当政者“始终是不抵抗，始终是委曲求全，始终是和平妥协与投降屈辱”（张闻天文中语）的晦气。对于许多国军将士英勇战斗的精神，民众给予了高度赞扬。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某些严重缺点是难以克服的。这在同期史料中可见端倪。
当时上海市区人民踊跃捐钱捐物。针对民政团体对所募集到的钱款“径行解送”到国军各部队，陈诚在文中警告这样将会造成“士兵得不到实惠，多入官佐私囊，尤其助长骄奢”。从这样的叙述中，可以窥见当时国军在官兵关系方面的严重缺点。
关于军民关系，刘孤帆的《持久战与国民生活》中引用国军师长宋希濂将军在淞沪会战时的话：“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的都是汉奸。”“汉奸他们不光是破坏我们的交通，放信号，还把我们的军情报告给敌人，作敌人的向导，替敌人拉夫。汉奸之多如蚁，每天杀也杀不完。”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军的军民关系是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
当时中国的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由于蒋介石政权长期漠视农民的利益，客观上为滋生亲日分子和汉奸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淞沪会战造成国军大溃退的直接原因是日军11月5日在金山卫的登陆。据史料记载，登陆前日本间谍山田武一等人在登陆地区以小恩小惠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和汉奸，他们积极给日军提供登陆地区的水文地理和驻防等方面的情报，并在登陆前几天的夜里天天通过电筒光柱和信号弹与日军互动。
但同样是中国的农民，却助力中共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崛起壮大。关于这个国共武装力量两者的明显不同，早在淞沪会战时期，美国的史华德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在《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一文中盛赞中共人民武装的游击战：“用大军去对抗，中国迟早是要吃亏的。几千个一组游击队深入日军后方活动，实在比津浦平汉线的主力大军还易使日军感到棘手。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最善用游击战术的，恐怕要算是中国的共产党。”“中国苏维埃不仅比最初增强，而且取得中国一大部分农民对他们主张的信仰。假使中国红军要全靠人数，那么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消灭了。但共产党却老早就发展一种组织后方农民的技术，那种策略证明着有无限的助力。农民们不仅帮助着运输以及其他正规军担任的任务，并且还时常在对手的后方出现，破坏其交通和隔断其军需供给。他们组成便衣队，参与正式作战，以扰乱对方。”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总结国军作战不力的诸多原因时认为有一条是军民关系恶劣，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这个反省无疑是深刻的。
凡此种种思考，淞沪抗战的失利，以及八年抗战的最终胜利，都证明一点：兵民是胜利之本。正如毛泽东所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责编 雷蕾）
关于此战，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国共将领都有评价，引发种种不同思考。
陈诚在战中与战后的不同思考
陈诚是淞沪会战中国军的主要指挥者之一。《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一书，主要文章都涉及到淞沪会战，是在淞沪会战刚结束就出版发行的。其中有3篇文章，分别是《持久战应有的认识》 《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 《持久抗战的战局谈》，注明都是录自《救亡日报》。
《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的前言称：淞沪会战“经过两个月苦斗，敌人固于疲于奔命，处处暴露了懦怯的丑态与难堪的破绽……其在国际地位更陷于孤立。”“所以目前的战局和国际形势，在客观上都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着。”按时间推算，此文发表日期是1937年10月中旬，即淞沪会战两月有余。战役后来是怎么继续发展的，下面将有叙述。该文接下来有4点内容，要点如下：一、“不能不可存依赖心理而限制战斗”：说的是“作战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敌忾随时随地均可聚歼敌人”。二、“精神战胜一切”：“因此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们只要保持坚毅沉着的精神，镇静防护，敌来即杀，终究是能够杀敌致果的。我们从敌军官兵的日记上，知道过去两月的淞沪战争中，敌人所受损失的惨重，即可证明此点。” “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补救的。”三、“务存必胜之决心”：如果没有“胜利的决心”，“将必然招致全军的溃败。”四、“我们再三说过，此次对倭寇作战纯为赌国运之存亡。我们国家民族的兴衰生死完全视乎这一战，要不惜任何牺牲。要求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唯一的秘诀是不怕牺牲”。
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将来战争延长半年以上，谁能说敌人国内，不发生政治经济的崩溃，引起内部的叛乱，和国际的干涉呢？”
《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是陈诚在参战初期，即参战最初半个月内数次讲话的要点，他特地将其归纳总结印发给部属。除了与《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中大部分内容相似，还有两句特别醒目（后来讲话曾重复）：“此次对倭寇作战，纯为赌国运之存亡。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生死，都视乎这一战。”陈诚反复强调“赌国运”，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国军高层在战略问题上的严重误区，以至于认为，即使在上海打不赢，还可以退守到苏福线进行长期防御作战，并以这种持久战战胜日军。
《持久抗战的战局谈》则是发表在10月下旬。此时国军已开始撤退，但文中仍显乐观：“总括起来说，自对倭作战开始以至今日，军事方面，当奋勇冲击，予敌重创之后，一时在旅（屡）进旅（屡）退中，但经济上精神上以及国际舆论上的胜利，很显然已属于我。目前虽以战略关系，对于一二阵地略有移动，但就全局而言，并不得认为失败。”
通过上述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情绪，都是对战局的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但是实际战局的发展并非如此。借用《李宗仁回忆录》中的如下描述：
“10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大场遂为敌所陷。”
“淞沪会战至此，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知道委座脾气，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11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11月9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
不管这种事后的回忆是否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但史家都承认国军的这个撤退后来演变成一场大溃退，其损失甚至超过了战斗期间的损失。
有意思的是，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谈到“失”的问题时，差不多把他在《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等3篇文章中的观点基本上全否定了。这就可以看出当时国军高层在战略战术指导上的五行不定。下面是陈诚总结的4条“失”的要点。
一、“精神虽说胜过物质，可是血肉筑成的长城，事实上是抵御不了无情的炮弹的。所以我军虽多，终不免于败北。”
二、“淞沪会战之初，我军士气的旺盛可谓达于极点，但因伤亡惨重，人海究竟不是火海的敌手，所以到了苏州河撤守的时候，士气一落千丈，几至无法维持。南京在崩溃的士气之下，也便轻易地失陷了。”
这两条基本否定了他先前的“精神战胜一切”，“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补救的”，“要求战争的最后胜利，唯一的秘诀是不怕牺牲”等等。“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是可贵的，因此不论什么党派领导下的军人，为国捐躯的行为都值得褒扬和肯定。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内务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文件中就明确指出：“1937年至1945年因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这也就明白无误地规定，包括淞沪会战在内的所有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人都是烈士。但是，以精神万能论奉为圭臬来指导战斗，而且是如此之大规模的战斗，至少是一种战略决策失误。至于背后的考量，史家说法很多，比如说主要是指望国际干预等，在此不赘。
三、“大兵团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作阵地战……前线官兵竟有几个月不发饷，几天得不到饮食的怪事，而伤病军民辗转道途，无法治疗，尤属触目皆是。大军转移的时候，沿途遗弃的粮秣、弹药、武器、汽油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充分暴露我们后方没有支持前方大兵团作战的能力。” 这一条无疑是对他之前“作战不受地形限制”，“同仇敌忾随时随地均可聚歼敌人”的一种否定。
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顿然醒悟的总结，也解释了为什么自此战役开始后的正面战场上败仗很多而胜仗很少的主要内因：“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消耗战，胜败的关键原不在一时一地之得失。此种道理，早经宣告中外，人所共知。然淞沪一役，寸地必争，牺牲惨重，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这现象显示我们似有决策，似无决策，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
张闻天论述“单面的政府抗战”的危险
张闻天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抗日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最先发表在1937年9月18日延安的《解放》周刊上。
张闻天在文章中肯定了国军将士在沪淞会战中顽强战斗的精神：“今天抗战的国民革命军在前线上表示了他们坚决勇敢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值得全中国人民赞扬的。”但他在文中又明确指出：“因为中国今日的抗战还只是全国性抗战的开始，还只是单面的政府抗战，所以在抗战的最初一时期内，中国方面可能遭受部分的甚至严重的挫折。”“单面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它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上的胜利，然而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张闻天谈到沪淞会战时指出：上海抗战中的“困难”情况证明了单面的政府抗战所产生的危险。“前线上的不利情况，抗战中的各种困难与障碍，就是这一基本原因产生的。”因此，“这样的军队，还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张闻天认为国民党军队存在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军阀主义没有消灭。官兵还没能够同甘苦。士兵的生活还十分恶劣。抗战的积极性，还没有提升到最高度。”二是“特别严重的，是军队与人民间的关系还是非常恶劣”。
至于当时还十分弱小的中共武装力量，张闻天坦陈其“占全国军队总数中的最少数，而且处处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因此只能起到“模范作用，而不能起决定作用。”但他满怀信心“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只有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纲领成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时，中国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美国人史华德盛赞中共人民武装游击战是胜利之本
沪淞会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市区人民的热烈支持，因为一扫了多年来当政者“始终是不抵抗，始终是委曲求全，始终是和平妥协与投降屈辱”（张闻天文中语）的晦气。对于许多国军将士英勇战斗的精神，民众给予了高度赞扬。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某些严重缺点是难以克服的。这在同期史料中可见端倪。
当时上海市区人民踊跃捐钱捐物。针对民政团体对所募集到的钱款“径行解送”到国军各部队，陈诚在文中警告这样将会造成“士兵得不到实惠，多入官佐私囊，尤其助长骄奢”。从这样的叙述中，可以窥见当时国军在官兵关系方面的严重缺点。
关于军民关系，刘孤帆的《持久战与国民生活》中引用国军师长宋希濂将军在淞沪会战时的话：“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的都是汉奸。”“汉奸他们不光是破坏我们的交通，放信号，还把我们的军情报告给敌人，作敌人的向导，替敌人拉夫。汉奸之多如蚁，每天杀也杀不完。”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军的军民关系是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
当时中国的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由于蒋介石政权长期漠视农民的利益，客观上为滋生亲日分子和汉奸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淞沪会战造成国军大溃退的直接原因是日军11月5日在金山卫的登陆。据史料记载，登陆前日本间谍山田武一等人在登陆地区以小恩小惠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和汉奸，他们积极给日军提供登陆地区的水文地理和驻防等方面的情报，并在登陆前几天的夜里天天通过电筒光柱和信号弹与日军互动。
但同样是中国的农民，却助力中共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崛起壮大。关于这个国共武装力量两者的明显不同，早在淞沪会战时期，美国的史华德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他在《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一文中盛赞中共人民武装的游击战：“用大军去对抗，中国迟早是要吃亏的。几千个一组游击队深入日军后方活动，实在比津浦平汉线的主力大军还易使日军感到棘手。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最善用游击战术的，恐怕要算是中国的共产党。”“中国苏维埃不仅比最初增强，而且取得中国一大部分农民对他们主张的信仰。假使中国红军要全靠人数，那么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消灭了。但共产党却老早就发展一种组织后方农民的技术，那种策略证明着有无限的助力。农民们不仅帮助着运输以及其他正规军担任的任务，并且还时常在对手的后方出现，破坏其交通和隔断其军需供给。他们组成便衣队，参与正式作战，以扰乱对方。”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在总结国军作战不力的诸多原因时认为有一条是军民关系恶劣，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这个反省无疑是深刻的。
凡此种种思考，淞沪抗战的失利，以及八年抗战的最终胜利，都证明一点：兵民是胜利之本。正如毛泽东所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