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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旅游是全球旅游业最重要的细分市场。近年来，我国家庭旅游市场的规模和发展潜力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但相对于我国家庭旅游市场的发展实践，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细分市场的研究明显不足。文章对2000—2019年发表在英文期刊的136篇家庭旅游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国际学术界日益关注家庭旅游，文献数量不断增长，但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研究主题、数据获取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研究对象聚焦儿童参与的核心家庭旅游活动。研究主要以家庭消费的计量模型、家庭角色和家庭资源/权力理论、体验理论和家庭功能理论等为基础，可归纳为消费、决策、体验和功能等4个研究视角。基于英文研究的局限，并结合中国的文化、家庭、市场和社会特征，文章提出了中国家庭旅游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4个方向：（1）中国文化价值观及其影响;（2）中国家庭角色和结构特征;（3）家庭旅游市场的供给研究;（4）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和社会功能。
[关键词]家庭;旅游;家庭旅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4-0133-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4.014
引言
由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旅游对家庭功能的促进作用，家庭旅游市场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最重要的细分市场[1]。Visa公司研究预测，“到2025年，全球每年将有近2.82亿家庭计划至少海外旅游一次，每个家庭到海外旅游的年均消费将达到5305美元”[2]。西方中产阶级家庭具有家庭度假的传统，所以西方家庭休闲、旅游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但这些研究主要以西方核心家庭旅游者为研究对象。随着研究视角的丰富、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理论应用的扩展，国际学术界对家庭旅游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入。然而，家庭旅游研究必须考虑特定文化情景下的家庭结构、社会状况、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基于西方文化情景的家庭旅游研究结论在适用范围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中国文化情境下的家庭旅游研究可以弥补现有研究以西方核心家庭为主的局限，进而充实家庭旅游研究的知识体系。
近年来，我国人民日益向往美好品质生活，中国家庭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其发展规模和潜力受到国内外旅游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3-7]。然而，中国家庭旅游因发展时间短，目前正处于“从市场自发的成长期开始走向市场培育期”阶段，存在一系列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匹配问题[3]。虽然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家庭旅游市场的重要性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相对集中和有限，以家庭旅游市场开发与营销为主，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导向。其中，针对家庭旅游者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理论和模型，多数论文只是观点阐述而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论证[8]。因此，亟须更多规范、深入的研究为行业实践提供指导。
本文以此为背景，系统梳理和论述了2000—2019年英文文献中家庭旅游研究的主要观点、视角和理论，并结合中国的文化、家庭、市场和社会特征提出了研究展望，旨在为中国家庭旅游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期待未来的中国家庭旅游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指导行业实践，而且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家庭旅游研究的知识体系。
1 家庭旅游的界定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等关系联系起来的群体，家庭成员的界定因文化体系、社会情境和个人观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9]。因此，家庭旅游群体构成呈现出多样性，学术界对家庭旅游暂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从家庭旅游成员构成层面，早期的研究将夫妻出游和夫妻带孩子出游都界定为家庭旅游[10-11]，但大多数研究认为家庭旅游主体至少包括一个成年人和一个未成年子女，其中成年人包括父母和其他法定监护人[1，12]。从时间角度看，家庭旅游是一个家庭群体离家至少一天进行的休闲旅游活动[13]。然而，Sch?nzel等指出，仅以家庭旅游成员的构成和逗留时间来界定家庭旅游的观点太狭隘，还应考虑家庭旅游的目的性、非惯常性和成员体验的差异性等重要特征。他们将家庭旅游定义为：“一个家庭群体（可能包括扩展家庭成员）共同度过的一段带有目的性的时间，其间开展的活动与日常活动不同，具有趣味性，但有时可能涉及妥协和冲突”[14]。
值得关注的是，Sch?nzel等在定义中将旅游主体界定为“家庭群体”（family group），并没有明确限定家庭群体的构成，这是因为家庭群体的构成在不同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具有差异性[9]。一方面，东西方文化中家庭群体的构成具有明显差异。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是西方社会中的理想家庭模式，一般由一对夫妻和若干未成年子女构成，而东方文化观念中的家庭成员还包括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以及其他堂、表亲属，即俗称的“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7]。另一方面，社会特征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现代家庭结构日趋复杂。例如，离婚率的上升产生了更多的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社会对同性恋群体更高的包容性使得同性家庭、收养家庭等逐渐增多，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空巢家庭”数量攀升。因此，充分考虑到家庭群体构成的差异性、复杂性和变化性，并结合研究目的——系统梳理现有英文文献中家庭旅游研究的进展并进行文献述评，本文采用Sch?nzel等对家庭旅游的广义界定。
2 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案
理想的文献综述必须具备全面性，文献来源应包括相关领域的顶级期刊、专业期刊和其他优秀期刊[15]。因此，笔者借鉴了Durko和Petrick的检索方案[16]，具体包括以下步骤：一是初始文献搜索，通过专家小组确定家庭旅游相关文献的两组检索关键词，第一组关键词包括“travel”“holiday”“vacation”“trip”“tourism”“tourist”“leisure”，第二组关键词是“family”“parents”“children”“couples”“spouses”“grandparents”，通过第一组关键词和第二组关键词的搭配组合，分别在6个旅游及酒店管理领域顶级期刊网站进行了搜索，这6大期刊的选择是基于Mckercher等學者的建议[17-19]，它们分别是Tourism Manage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二是通过两组关键词的不同组合在EBSCO、ProQuest、Elsevier、Taylor & Francis和UNWTO eLibrary等数据库中检索，搜索其他发表在旅游及相关领域的文献;三是通过阅读已经检索到的文献，搜索被引文献和参考文献。在上述每个过程中，笔者都对文献摘要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根据研究内容与家庭旅游的相关性进行筛选。为了反映跨时段的研究趋势，文献涵盖了2000—2019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总计136篇，来源于44个英文期刊。如表1所示，刊文数量3篇及以上的期刊中有14/19是SSCI收录期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在具体的流程上，本研究参考了国际主流综述研究的分析思路[20-21]。首先，对现有研究概况进行分析，主要内容包含文献发表年份、研究地域、研究方法、研究主题以及研究对象特征等;其次，通过系统梳理文献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础，揭示家庭旅游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发展脉络;最后，结合中国的文化、家庭、市场和社会特征，以现有研究视角和理论为依据，提出未来中国家庭旅游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3 文献概况
3.1 发表年份
通过分析136篇英文文献，本研究发现论文发表的数量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增长的趋势（图1）。在发表论文总数方面，近10年（2010—2019）发表的论文数为92篇，占67.6%。从年均发表论文数量来看，在2000—2009年间，年均发表论文数量是4篇;在2010—2019年间，则增长到年均9篇。
3.2 研究地域分布
尽管家庭在观念、结构和功能等议题上有诸多相似性，但不同文化中的家庭也因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具有独特性[22]。文化和环境的多样性导致了家庭构成的复杂性。因此，分析研究地域分布有利于笔者更好地理解研究背景。笔者将综述、思辨类等18篇不涉及地区和国别的文章剔除，对剩余的118篇文献的研究地区进行了分类。统计发现，现有家庭旅游研究的地域分布依次为：北美洲（39篇，占33.1%）、欧洲（31篇，占26.3%）;亚洲（28篇，占23.7%）;大洋洲（10篇，占8.5%）。此外，有10篇（占8.5%）涉及两个及以上区域。
3.3 研究主题
通过梳理136篇家庭旅游文献，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献（127篇，占93.4%）的研究主题集中于旅游消费、旅游决策、旅游动机、旅游活动、旅游体验和旅游收益等方面。将2000—2019年平均划分为4个时段，可以总结出学者在不同时期对每个研究主题的关注度。由图2可以得出：（1）旅游决策是最热门的研究主题，表现为研究数量最多、各年份区间都有较多文献;（2）旅游活动和旅游动机的文献较少，学者对该主题关注的时间较晚（主要分布于2005年后）;（3）旅游消费在各年份区间的论文数量都比较稳定且总体数量不多，近5年研究少;（4）旅游体验、旅游收益相关研究随年份数量增长明显。
3.4 研究方法
现有研究主要可归类为质性研究（33.8%）、定量研究（51.5%）、混合研究（6.6%）和文献分析（8.1%）等4个类型，如表2所示。数据获取方法主要包括问卷、访谈、二手数据、发表的文献，以及多种方法的组合。此外，这些研究中也涉及了其他的数据获取方式，如旅游照片、叙事、网络文本数据、自我民族志、观察和旅游日记等。
3.5 研究对象特征
笔者进一步分析了80篇以家庭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且说明了研究对象所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文献，并根据Backer所提出的扩展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模型[23]，统计了各个阶段的文献数量。如表3所示，研究对象为抚育学龄儿童的夫妇的文献数量最多，有56篇文献涵盖了处于这个阶段的家庭旅游群体。学者关注这一阶段家庭旅游者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家庭旅游成员构成至少应该包括一个未成年子女[1，12];另一方面，学龄儿童具备较好的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24]，能够独立、清晰地用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可以减小数据来源偏差[25]。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单身青年（与父母）、空巢老年人（与离家子女、孙辈）参与的家庭旅游活动[26-28]。
4 研究视角与理论
4.1 消费视角
家庭不仅是社会形成的基石，也是重要的消费单位[29]。现有文献主要是在家庭消费的框架下探讨家庭旅游消费，将旅游作为一种家庭购买或消费项目，使用二手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来揭示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来源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一方面，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年龄、婚姻状况、孩子的数量）、家庭成员的消费偏好、经济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储蓄和家庭成员的失业状况）和健康状况等[30-32]家庭内部因素会影响旅游消费，例如Alegre等使用西班牙全国家庭预算调查中的微观数据验证了家庭收入、是否有孩子、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数量、住房产权、就业状况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33];另一方面，社会阶层（收入、教育背景、职业、住房产权等）、文化差异（种族、地区）等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家庭旅游中的饮食、住宿、交通和娱乐消费[30]。
4.2 决策视角
决策视角的家庭旅游研究主要是基于家庭角色（family role）和家庭资源/权力（family resource/power）的理论框架，分析家庭旅游过程中的“决策者”“影响者”與“影响策略”。图3凝练地反映了家庭旅游决策的主要研究内容[34]。
一方面，家庭角色在界定家庭成员身份的同时赋予其相应的责任和期望，它是理解家庭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核心家庭主要由夫妻角色关系、亲子角色关系构成。夫妻角色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通常表现为性别差异，例如传统观念认为家庭中的男性应该养家糊口、女性负责料理家务。随着双收入家庭的日益普遍，夫妻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亲子角色关系的重要功能在于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包括父母引导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塑造价值观和信仰、建立社会人际关系等。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推进，父母与子女角色的主导地位会发生转换，子女会承担越来越多照料父母的责任[35]。
旅游并非逃离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和责任，而是置身其中[36]。因此，以家庭角色为基础分析家庭成员在旅游过程中的角色构成了决策研究的主要方面。家庭成员在年龄、性别、经历、观念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导致旅游兴趣和需求各异，这意味着家庭旅游的购买决策与个体旅游决策不同。在家庭旅游决策中，家庭成员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施加个人影响，通过讨论、协商、说服、权衡和妥协等方式最终达成共同决策[37-38]。从决策过程方面，家庭中的女性通常是购买旅游产品的“守门者”，即她们产生最初的度假想法、搜集信息以供决策参考，在此过程中她们通过信息筛选施加决策“控制”[39]。从决策内容方面，相关研究将家庭旅游决策归为多个亚类，发现妻子在选择餐厅、购买纪念品等决策方面参与度高，而丈夫更多参与时间安排、住宿选择、交通线路等方面的决策[40-41]。尽管丈夫和妻子是家庭旅游中的主要决策者，但是孩子的影响也不可忽视[42]。研究表明，不同阶段的孩子对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差异显著：0～5岁孩子的睡眠时间、护理和喂食等照料需求对家庭旅游决策间接地产生影响;6～12岁的孩子可以直接地表达他们的意愿和诉求，甚至采取一些主动方式，如讨价还价、与父母中一方形成“联盟”、纠缠和哭闹等，对家庭旅游决策产生影响[43]。此外，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成年独立、建立新家庭），家庭成员在旅游决策中的角色也许会发生转变，一些成年子女可能在旅游消费等方面比老年父母经验更丰富、信息更通达，进而成为主要的家庭旅游决策者[44]。 另一方面，家庭旅游决策中通常会存在决策主导者。Blood和Wolfe提出的资源理论（resource theory）认为，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相对资源贡献决定了他们在家庭决策中的权力，对家庭资源贡献多的一方在家庭決策中权力更大，这些资源包括教育背景、收入、职业声望、知识和技能等[37]。因此，家庭权力（family power）是理解家庭购买决策的重要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优质教育、获得工作收入和社会声望，女性在家庭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相关研究发现，除工作状况、受教育水平外，心理特征（价值观、生活方式）也能显著地影响女性在家庭旅游中的决策权[40]。Foa与Foa将家庭中的资源划分为客观资源（如“收入”“教育”）和主观资源（如“爱”“自尊”），它们分别构成了家庭权力中的客观和主观方面。根据这种家庭资源分类，Bokek-Cohen探究了婚姻权力（marital power）与旅游购买决策的影响策略之间的关系，发现“主观婚姻权力”（subjective marital power）比“客观婚姻权力”（objective marital power）更能有效预测夫妻在旅游购买决策中的影响策略[45]。此外，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影响家庭决策权，Hsu和Kang比较了亚洲和西方家庭自助旅游者的决策模式，发现大多数西方家庭旅游者是夫妻共同决策，而亚洲旅游者在家庭决策中以男性主导决策为主[46]。
4.3 体验视角
家庭旅游体验的核心是与家人一同参与有趣的、不同于日常的活动，从而产生美好的记忆[1，47]。基于对家庭旅游体验研究的总结和批判，Sch?nzel提出了“家庭群体三视角”（triangular family group perspective）的研究框架，它涵盖了时间（旅游前、中、后）、视角（性别、代际和群体互动）与主题（家 庭时间、个人时间）3个维度。其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性别差异（男性、女性）、代际差异（父母、孩子）和群体互动因素（个人、集体）是家庭旅游体验研究的重点[48]。
在性别差异方面，目前的家庭旅游体验研究以女性视角为主。大部分研究使用核心家庭中母亲的观点来代表家长或家庭群体在家庭旅游活动中的体验和看法，仅有少数研究关注了父母双方的观点[49-50]。Sch?nzel和Smith比较了家庭旅游体验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在共处的家庭时间里更关注与孩子一起“玩耍”（play）的体验，而女性则倾向于从家庭责任中解脱、获得个人时间，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角色逆转”（role reversal）[51]。然而，在实际旅游过程中，女性仍然承担更多照料孩子的责任，家庭旅游并没有使女性摆脱日常家庭责任的羁绊[6]。
在代际差异方面，父母更偏好以教育为主题的家庭旅游，选择文化、历史遗迹类游览地[24]，孩子则注重“玩得开心”（having fun），在家人的陪伴下参加丰富有趣的活动[52]。因此，高质量的家庭旅游体验需要父母与孩子不同的体验需求相互协调[49]。Larsen从家庭旅游的社交性体验层面分析了父母与孩子的愉悦体验，指出家庭旅游体验不仅是家庭成员在一起、离开惯常环境和寻求愉悦体验，而且是实现一种最佳的社交均衡状态，即“家庭沉浸”（family flow）[53]。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作为家庭集体中的一员，都达到了最佳的情绪唤醒水平，不同个体的愉悦体验在差异中共存、相互关联，紧张和冲突很少发生。类似地，Mikkelsen等认为[54]，“优质的家庭时间”是孩子沉浸在自己的活动中、父母或祖父母从日常的监护角色中解脱出来享受更多的个人时间。
在群体互动方面，家庭旅游过程中的互动是以共同参与的旅游活动为媒介。从互动程度的角度，Orthner将家庭休闲中的活动分为联合（joint）、并行（parallel）和独自（individual）3类，家庭成员在联合活动中的互动程度最高，独自活动中不存在互动，并行活动中家人的互动程度介于前两者之间[55]。这3种活动类型反映了家庭休闲情景下“独处”和“共处”的二元性，即旅游者追求个人空间与期待家人团聚之间的张力。然而，Yu等研究表明，旅游过程中智能手机的使用不仅能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和谐互动，而且还能有助于旅游者保持一定的自我空间，进而有利于家庭旅游者实现个人独处与家人共处之间的平衡[56]。从互动内容的角度，Fu和Lehto基于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理论，将家庭群体内部的交流话题归纳为“生活中的见闻与观点”“旅途中的知识与技能”和“旅游过程的共创与共评”等三个类别[6]。除了家庭群体内部互动之外，Lugosi等的研究发现家庭旅游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积极互动，特别是服务人员对孩子需求的直接回应，不仅能够提升孩子的旅游体验，而且能够使孩子的监护者感到满意[57]。这体现了在家庭旅游消费情景下，旅游者群体内部家庭成员之间的满意度是密切关联的。
4.4 功能视角
家庭旅游是一项具有目的性的家庭活动[58]，包含了不同家庭成员（妻子和丈夫、父母和孩子、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的需求和意愿[49]。旅游对家庭的益处推动了家庭旅游市场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家庭旅游对家庭功能、孩子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的促进作用。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Zabriskie和McCormick提出的“核心-平衡模型”（core and balance model）认为，核心家庭休闲（core family leisure）是以增强家庭凝聚力为目标的日常居家活动，而平衡性家庭休闲（balance family leisure）是离家、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的家庭活动，包括家庭旅游[59]。在平衡性家庭休闲中，家庭成员为了获得新体验一起面对不可预测的新环境，这类活动具有非惯常性和新颖性，被认为有助于增强家庭的适应性。奥尔森婚姻与家庭系统环形模型（Olson’s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是学者们探讨家庭休闲和旅游对家庭功能促进作用的理论基础[60-62]，该模型将家庭功能归纳为3个维度：家庭亲密度（family cohesion）、家庭适应性（family adaptability）和家庭沟通（family communication）。家庭亲密度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家庭适应性是家庭系统为了发展和应对外在环境压力而改变家庭权力结构、角色和规则的能力。家庭沟通是一个辅助维度，对前两个维度起促进作用[63]。 从家庭功能层面，家庭旅游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建设实践”（home making practice），有助于增强家庭的亲密关系[36，64]，进而提升旅游者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28，47]。在家庭旅游过程中，轻松愉悦的家庭氛围能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自由沟通与交流，甚至是共同处理意见分歧[4，61]，从而改善家庭关系。以探亲、团聚为动机的家庭旅游活动让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共享“家庭时光”，缩小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家庭归属感和认同感[12，50]。对夫妻关系而言，令人满意的家庭休闲和旅游体验不仅能提高婚姻满意度、强化夫妻之间的关系承诺，而且能有效降低离婚的可能性[16，65]。对亲子关系而言，家庭旅游过程中的亲子陪伴和互动有助于增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使亲子关系更为密切[4，60]。对隔代关系而言，通过家庭旅游活动，祖孙共同重温家庭历史、分享家庭故事和传承家庭价值观[28]，有利于家庭系统的发展和家族关系的延续[66-67]。
学习是休闲和旅游活动的重要动机之一，休闲和旅游环境中的非正式学习是一种理想的“寓教于乐”的形式[58]。旅游与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欧洲大游学（grand tour）的兴起[68]。非正式学习是相对于学校等教育场所的正式学习而言的，更强调主动性、体验性和社会互动过程，有利于培养个体的通用技能（generic skills）[68]，對个体的社会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独自旅游”和“与朋友一同出游”的旅游者喜欢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社交性的旅游活动，而家庭旅游者更偏好那些能够带来体验式学习、身心放松的旅游活动[69]。许多家长将家庭休闲和旅游视为一种“好的育儿方式”（good parenting）[12]，他们精心安排、计划家庭旅游活动，使孩子“在实践中学习”（learn through doing and seeing），引导孩子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58]，从而表达对孩子的责任心[5]和构建理想的“幸福家庭”形象[70]。Yang和Lau最新的一项 实证研究表明，家长的“儿童体验式学习”动机能 够对家庭旅游者在世界遗产旅游地的参与度（engagement）产生积极作用，从而获得丰富的教育收益[71]。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系统搜索英文数据库，综述了2000—2019年主流英文期刊上发表的136篇家庭旅游研究文献，主要有以下发现：首先，国际学术界日益关注家庭旅游，文献数量不断增长，但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旅游消费市场会逐渐壮大，研究区域将日趋广泛，不同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条件下的家庭旅游市场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未来的家庭旅游研究可以关注那些对全球旅游业增长贡献突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旅游现象。第二，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主题、数据获取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家庭旅游群体构成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导致研究对象的组合可能跨越性别、年龄和代际等特征，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应该根据研究问题考虑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虽然研究数据的来源逐渐多元化，但绝大多数属于截面数据。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家庭旅游者可能存在不同的家庭旅游消费和行为模式，纵向追踪研究可以从家庭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考察家庭旅游行为，是未来可以考虑的研究方法。第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西方核心家庭中儿童参与的旅游活动，主要研究对象是家长。考虑到家庭类型的多元化，未来研究可关注不同的家庭类型，如扩展家庭、离异家庭等特殊家庭。不同于个体旅游，家庭旅游群体中存在频繁的互动，仅仅关注家长的声音是不够的。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关注不同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对家庭旅游决策、消费有重要影响的成员，比如儿童、老年人等群体。第四，现有研究主要以家庭消费的计量模型、家庭角色和家庭资源/权力理论、体验理论和家庭功能理论等为基础，可归纳为消费、决策、体验和功能等4个研究视角。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家庭旅游市场的需求方面进行研究，仅有少数文献探讨家庭旅游市场的供给侧[72-73]，因此家庭旅游市场的供给也是未来家庭旅游研究的重要视角。总体上，这些英文文献中的家庭旅游研究逐渐深入地揭示了国际家庭旅游市场的需求和行为特征，为未来研究提供了非常翔实的文献基础，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英文文献中的家庭旅游研究是以西方核心家庭研究为主，根植于西方的主流思想意识、哲学和科学研究传统，强调分析、逻辑和理性思考，在解释东方文化情景下的旅游行为时会存在局限[74]。
因此，中国家庭旅游研究应该结合中国文化特征、家庭结构和意识形态[7]，揭示家庭旅游行为规律、发现市场供给差距，进而贡献于家庭旅游研究的知识体系和旅游行业实践。基于目前家庭旅游研究的消费、决策、体验和功能4个视角，结合中国的文化、家庭、市场和社会特征，本研究提出中国家庭旅游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4个方向，希望对中国家庭旅游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中国文化价值观及其影响
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者的消费行为[74]。基于消费视角的家庭旅游研究主要关注家庭购买意愿和水平的影响因素，而缺乏对驱动家庭旅游消费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观的剖析。Hsu和Huang的研究将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归纳为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为他人着想”“和谐”“责任感”“孝”“亲情”等）和现代文化价值观（如“自由”“独立”“个性”“平等”“享乐”等），它们共同影响旅游者的行为[74]。在中国家庭消费情境下，王宁认为[75]家庭是利益的终极单位，家庭成员之间利益相连、情感共通，家庭中其他成员消费需要的满足会提升家庭主要责任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体现出明显的“分享”和“利他”的行为逻辑。这一观点反映在中国家庭旅游消费中，旅游者重视孩子的学习式体验[4-5]、关注老年父母的旅游偏好和需求[26]。因此，未来聚焦中国家庭旅游消费视角的研究要考虑更多的非经济指标（如“家庭消费观念”“旅游动机”），关注中国家庭旅游消费的结构和效用。 （2）中国家庭角色和结构特征
家庭旅游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旅游形式，而且可以为深入理解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观念和代际关系的发展与演变提供现实依据[36，70]。现有研究主要以西方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鲜有关注扩展家庭的旅游研究[28，65，76]，导致决策视角的研究局限于夫妻和亲子角色关系。然而，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和社会发展，祖父母与孙辈的隔代角色关系在家庭生活中日益重要，“多代同游”和“祖孙游”群体会越来越多[28]。此外，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家庭成员不仅包括西方社会所定义的核心家庭成员，通常也包括扩展家庭成员，比如兄弟姐妹、岳父母或公婆等[4，7]，导致中国家庭旅游决策主体和角色更为复杂。从决策权力来说，不仅需要考虑夫妻在家庭决策中的权力，还应该考虑中国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7]（如“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现代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平等自由”“流动社会”“快节奏城市化”），以及消费经验的代际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3）家庭旅游市场的供给研究
家庭成员在身体条件、心理状况、生活经历和旅游经验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有些因素甚至成为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性因素[77]，特别是在旅游成员中包括老年人、婴幼儿或者其他特殊人群的情况下。“家庭群体三视角”为旅游者体验研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框架。然而，家庭旅游体验的质量是以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为基础的，目前仅有少数文献探讨家庭旅游市场的供給侧[72-73]。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情感互通可能导致他们对旅游产品或服务的评价存在“木桶效应”，即总体满意度会受到家庭成员中最差的旅游体验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旅游体验的消极方面可能与其他家庭成员相关[72]。从中国家庭旅游市场供给来看，现阶段的家庭旅游产品存在缺乏家庭服务、缺乏教育意义、产品设计不合理和同质化严重等突出问题[3]。随着生育政策改变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家庭旅游的服务提供商需要顺势而为。因此，面向家庭旅游者的目的地管理、旅游产品设计、旅游设施配套、旅游服务提供和旅游安全保障等方面都值得学术界和业界深入研究和持续关注。
（4）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和社会功能
家庭旅游在促进家庭系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78]。功能视角的家庭旅游研究在家庭关系和孩子的非正式学习方面已经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近年来有少数聚焦中国家庭旅游的研究也反映出对这两方面的关注[4-5]。然而，很少有研究从老年人的视角探讨家庭旅游收益[28]。中国家庭在逐渐核心化、小型化的过程中，人们追求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但大多数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日常联系，比如父母一代帮助照顾孙辈，以及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生病照料和精神慰藉等。老年人非常重视来自家庭的安全感、亲情和归属感，成年子女也认为孝敬父母是他们理所应当的责任，带父母外出旅游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感恩和尽孝方式[26]。所以，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家庭旅游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以及自我价值等方面的作用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思路之一。此外，社会并非都由富裕家庭和健康人群构成[79]，目前家庭旅游研究主要针对具备消费能力的家庭和身心健康的群体，对弱势家庭（disadvantaged family）和具有身心障碍的群体关注不足。国外社会旅游（social tourism）相关研究提出为弱势家庭群体提供家庭旅游机会有助于增加他们的家庭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个体和家庭的发展，对减少社会排斥、推动社会公平和提高社会福祉具有重要意义[79]。另外，还有少量研究认为参与家庭休闲和旅游活动对身心障碍儿童的康复有益[77]。然而，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学习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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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5-30; [修订日期]2020-02-17
[作者简介]易柳夙（1991—），女，湖北宜昌人，博士，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游客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E-mail： yiliusuyls@163.com;吴茂英（1984—），女，浙江缙云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社区关系、游客行为、旅游学研究方法等，E-mail： maoyingwu@zju.edu.cn，通讯作者。
[关键词]家庭;旅游;家庭旅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4-0133-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4.014
引言
由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旅游对家庭功能的促进作用，家庭旅游市场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最重要的细分市场[1]。Visa公司研究预测，“到2025年，全球每年将有近2.82亿家庭计划至少海外旅游一次，每个家庭到海外旅游的年均消费将达到5305美元”[2]。西方中产阶级家庭具有家庭度假的传统，所以西方家庭休闲、旅游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但这些研究主要以西方核心家庭旅游者为研究对象。随着研究视角的丰富、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理论应用的扩展，国际学术界对家庭旅游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入。然而，家庭旅游研究必须考虑特定文化情景下的家庭结构、社会状况、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基于西方文化情景的家庭旅游研究结论在适用范围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中国文化情境下的家庭旅游研究可以弥补现有研究以西方核心家庭为主的局限，进而充实家庭旅游研究的知识体系。
近年来，我国人民日益向往美好品质生活，中国家庭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其发展规模和潜力受到国内外旅游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3-7]。然而，中国家庭旅游因发展时间短，目前正处于“从市场自发的成长期开始走向市场培育期”阶段，存在一系列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匹配问题[3]。虽然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家庭旅游市场的重要性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相对集中和有限，以家庭旅游市场开发与营销为主，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导向。其中，针对家庭旅游者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理论和模型，多数论文只是观点阐述而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论证[8]。因此，亟须更多规范、深入的研究为行业实践提供指导。
本文以此为背景，系统梳理和论述了2000—2019年英文文献中家庭旅游研究的主要观点、视角和理论，并结合中国的文化、家庭、市场和社会特征提出了研究展望，旨在为中国家庭旅游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期待未来的中国家庭旅游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指导行业实践，而且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家庭旅游研究的知识体系。
1 家庭旅游的界定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等关系联系起来的群体，家庭成员的界定因文化体系、社会情境和个人观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9]。因此，家庭旅游群体构成呈现出多样性，学术界对家庭旅游暂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从家庭旅游成员构成层面，早期的研究将夫妻出游和夫妻带孩子出游都界定为家庭旅游[10-11]，但大多数研究认为家庭旅游主体至少包括一个成年人和一个未成年子女，其中成年人包括父母和其他法定监护人[1，12]。从时间角度看，家庭旅游是一个家庭群体离家至少一天进行的休闲旅游活动[13]。然而，Sch?nzel等指出，仅以家庭旅游成员的构成和逗留时间来界定家庭旅游的观点太狭隘，还应考虑家庭旅游的目的性、非惯常性和成员体验的差异性等重要特征。他们将家庭旅游定义为：“一个家庭群体（可能包括扩展家庭成员）共同度过的一段带有目的性的时间，其间开展的活动与日常活动不同，具有趣味性，但有时可能涉及妥协和冲突”[14]。
值得关注的是，Sch?nzel等在定义中将旅游主体界定为“家庭群体”（family group），并没有明确限定家庭群体的构成，这是因为家庭群体的构成在不同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具有差异性[9]。一方面，东西方文化中家庭群体的构成具有明显差异。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是西方社会中的理想家庭模式，一般由一对夫妻和若干未成年子女构成，而东方文化观念中的家庭成员还包括未成年子女的祖父母以及其他堂、表亲属，即俗称的“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7]。另一方面，社会特征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现代家庭结构日趋复杂。例如，离婚率的上升产生了更多的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社会对同性恋群体更高的包容性使得同性家庭、收养家庭等逐渐增多，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空巢家庭”数量攀升。因此，充分考虑到家庭群体构成的差异性、复杂性和变化性，并结合研究目的——系统梳理现有英文文献中家庭旅游研究的进展并进行文献述评，本文采用Sch?nzel等对家庭旅游的广义界定。
2 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案
理想的文献综述必须具备全面性，文献来源应包括相关领域的顶级期刊、专业期刊和其他优秀期刊[15]。因此，笔者借鉴了Durko和Petrick的检索方案[16]，具体包括以下步骤：一是初始文献搜索，通过专家小组确定家庭旅游相关文献的两组检索关键词，第一组关键词包括“travel”“holiday”“vacation”“trip”“tourism”“tourist”“leisure”，第二组关键词是“family”“parents”“children”“couples”“spouses”“grandparents”，通过第一组关键词和第二组关键词的搭配组合，分别在6个旅游及酒店管理领域顶级期刊网站进行了搜索，这6大期刊的选择是基于Mckercher等學者的建议[17-19]，它们分别是Tourism Manage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二是通过两组关键词的不同组合在EBSCO、ProQuest、Elsevier、Taylor & Francis和UNWTO eLibrary等数据库中检索，搜索其他发表在旅游及相关领域的文献;三是通过阅读已经检索到的文献，搜索被引文献和参考文献。在上述每个过程中，笔者都对文献摘要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根据研究内容与家庭旅游的相关性进行筛选。为了反映跨时段的研究趋势，文献涵盖了2000—2019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总计136篇，来源于44个英文期刊。如表1所示，刊文数量3篇及以上的期刊中有14/19是SSCI收录期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在具体的流程上，本研究参考了国际主流综述研究的分析思路[20-21]。首先，对现有研究概况进行分析，主要内容包含文献发表年份、研究地域、研究方法、研究主题以及研究对象特征等;其次，通过系统梳理文献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础，揭示家庭旅游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发展脉络;最后，结合中国的文化、家庭、市场和社会特征，以现有研究视角和理论为依据，提出未来中国家庭旅游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3 文献概况
3.1 发表年份
通过分析136篇英文文献，本研究发现论文发表的数量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增长的趋势（图1）。在发表论文总数方面，近10年（2010—2019）发表的论文数为92篇，占67.6%。从年均发表论文数量来看，在2000—2009年间，年均发表论文数量是4篇;在2010—2019年间，则增长到年均9篇。
3.2 研究地域分布
尽管家庭在观念、结构和功能等议题上有诸多相似性，但不同文化中的家庭也因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具有独特性[22]。文化和环境的多样性导致了家庭构成的复杂性。因此，分析研究地域分布有利于笔者更好地理解研究背景。笔者将综述、思辨类等18篇不涉及地区和国别的文章剔除，对剩余的118篇文献的研究地区进行了分类。统计发现，现有家庭旅游研究的地域分布依次为：北美洲（39篇，占33.1%）、欧洲（31篇，占26.3%）;亚洲（28篇，占23.7%）;大洋洲（10篇，占8.5%）。此外，有10篇（占8.5%）涉及两个及以上区域。
3.3 研究主题
通过梳理136篇家庭旅游文献，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献（127篇，占93.4%）的研究主题集中于旅游消费、旅游决策、旅游动机、旅游活动、旅游体验和旅游收益等方面。将2000—2019年平均划分为4个时段，可以总结出学者在不同时期对每个研究主题的关注度。由图2可以得出：（1）旅游决策是最热门的研究主题，表现为研究数量最多、各年份区间都有较多文献;（2）旅游活动和旅游动机的文献较少，学者对该主题关注的时间较晚（主要分布于2005年后）;（3）旅游消费在各年份区间的论文数量都比较稳定且总体数量不多，近5年研究少;（4）旅游体验、旅游收益相关研究随年份数量增长明显。
3.4 研究方法
现有研究主要可归类为质性研究（33.8%）、定量研究（51.5%）、混合研究（6.6%）和文献分析（8.1%）等4个类型，如表2所示。数据获取方法主要包括问卷、访谈、二手数据、发表的文献，以及多种方法的组合。此外，这些研究中也涉及了其他的数据获取方式，如旅游照片、叙事、网络文本数据、自我民族志、观察和旅游日记等。
3.5 研究对象特征
笔者进一步分析了80篇以家庭旅游者为研究对象且说明了研究对象所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文献，并根据Backer所提出的扩展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模型[23]，统计了各个阶段的文献数量。如表3所示，研究对象为抚育学龄儿童的夫妇的文献数量最多，有56篇文献涵盖了处于这个阶段的家庭旅游群体。学者关注这一阶段家庭旅游者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家庭旅游成员构成至少应该包括一个未成年子女[1，12];另一方面，学龄儿童具备较好的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24]，能够独立、清晰地用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可以减小数据来源偏差[25]。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单身青年（与父母）、空巢老年人（与离家子女、孙辈）参与的家庭旅游活动[26-28]。
4 研究视角与理论
4.1 消费视角
家庭不仅是社会形成的基石，也是重要的消费单位[29]。现有文献主要是在家庭消费的框架下探讨家庭旅游消费，将旅游作为一种家庭购买或消费项目，使用二手统计数据、构建计量模型来揭示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来源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一方面，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年龄、婚姻状况、孩子的数量）、家庭成员的消费偏好、经济状况（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储蓄和家庭成员的失业状况）和健康状况等[30-32]家庭内部因素会影响旅游消费，例如Alegre等使用西班牙全国家庭预算调查中的微观数据验证了家庭收入、是否有孩子、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数量、住房产权、就业状况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33];另一方面，社会阶层（收入、教育背景、职业、住房产权等）、文化差异（种族、地区）等社会因素也会影响家庭旅游中的饮食、住宿、交通和娱乐消费[30]。
4.2 决策视角
决策视角的家庭旅游研究主要是基于家庭角色（family role）和家庭资源/权力（family resource/power）的理论框架，分析家庭旅游过程中的“决策者”“影响者”與“影响策略”。图3凝练地反映了家庭旅游决策的主要研究内容[34]。
一方面，家庭角色在界定家庭成员身份的同时赋予其相应的责任和期望，它是理解家庭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核心家庭主要由夫妻角色关系、亲子角色关系构成。夫妻角色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通常表现为性别差异，例如传统观念认为家庭中的男性应该养家糊口、女性负责料理家务。随着双收入家庭的日益普遍，夫妻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亲子角色关系的重要功能在于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包括父母引导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塑造价值观和信仰、建立社会人际关系等。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推进，父母与子女角色的主导地位会发生转换，子女会承担越来越多照料父母的责任[35]。
旅游并非逃离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和责任，而是置身其中[36]。因此，以家庭角色为基础分析家庭成员在旅游过程中的角色构成了决策研究的主要方面。家庭成员在年龄、性别、经历、观念和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导致旅游兴趣和需求各异，这意味着家庭旅游的购买决策与个体旅游决策不同。在家庭旅游决策中，家庭成员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施加个人影响，通过讨论、协商、说服、权衡和妥协等方式最终达成共同决策[37-38]。从决策过程方面，家庭中的女性通常是购买旅游产品的“守门者”，即她们产生最初的度假想法、搜集信息以供决策参考，在此过程中她们通过信息筛选施加决策“控制”[39]。从决策内容方面，相关研究将家庭旅游决策归为多个亚类，发现妻子在选择餐厅、购买纪念品等决策方面参与度高，而丈夫更多参与时间安排、住宿选择、交通线路等方面的决策[40-41]。尽管丈夫和妻子是家庭旅游中的主要决策者，但是孩子的影响也不可忽视[42]。研究表明，不同阶段的孩子对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差异显著：0～5岁孩子的睡眠时间、护理和喂食等照料需求对家庭旅游决策间接地产生影响;6～12岁的孩子可以直接地表达他们的意愿和诉求，甚至采取一些主动方式，如讨价还价、与父母中一方形成“联盟”、纠缠和哭闹等，对家庭旅游决策产生影响[43]。此外，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成年独立、建立新家庭），家庭成员在旅游决策中的角色也许会发生转变，一些成年子女可能在旅游消费等方面比老年父母经验更丰富、信息更通达，进而成为主要的家庭旅游决策者[44]。 另一方面，家庭旅游决策中通常会存在决策主导者。Blood和Wolfe提出的资源理论（resource theory）认为，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相对资源贡献决定了他们在家庭决策中的权力，对家庭资源贡献多的一方在家庭決策中权力更大，这些资源包括教育背景、收入、职业声望、知识和技能等[37]。因此，家庭权力（family power）是理解家庭购买决策的重要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优质教育、获得工作收入和社会声望，女性在家庭决策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相关研究发现，除工作状况、受教育水平外，心理特征（价值观、生活方式）也能显著地影响女性在家庭旅游中的决策权[40]。Foa与Foa将家庭中的资源划分为客观资源（如“收入”“教育”）和主观资源（如“爱”“自尊”），它们分别构成了家庭权力中的客观和主观方面。根据这种家庭资源分类，Bokek-Cohen探究了婚姻权力（marital power）与旅游购买决策的影响策略之间的关系，发现“主观婚姻权力”（subjective marital power）比“客观婚姻权力”（objective marital power）更能有效预测夫妻在旅游购买决策中的影响策略[45]。此外，社会文化因素也会影响家庭决策权，Hsu和Kang比较了亚洲和西方家庭自助旅游者的决策模式，发现大多数西方家庭旅游者是夫妻共同决策，而亚洲旅游者在家庭决策中以男性主导决策为主[46]。
4.3 体验视角
家庭旅游体验的核心是与家人一同参与有趣的、不同于日常的活动，从而产生美好的记忆[1，47]。基于对家庭旅游体验研究的总结和批判，Sch?nzel提出了“家庭群体三视角”（triangular family group perspective）的研究框架，它涵盖了时间（旅游前、中、后）、视角（性别、代际和群体互动）与主题（家 庭时间、个人时间）3个维度。其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性别差异（男性、女性）、代际差异（父母、孩子）和群体互动因素（个人、集体）是家庭旅游体验研究的重点[48]。
在性别差异方面，目前的家庭旅游体验研究以女性视角为主。大部分研究使用核心家庭中母亲的观点来代表家长或家庭群体在家庭旅游活动中的体验和看法，仅有少数研究关注了父母双方的观点[49-50]。Sch?nzel和Smith比较了家庭旅游体验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在共处的家庭时间里更关注与孩子一起“玩耍”（play）的体验，而女性则倾向于从家庭责任中解脱、获得个人时间，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角色逆转”（role reversal）[51]。然而，在实际旅游过程中，女性仍然承担更多照料孩子的责任，家庭旅游并没有使女性摆脱日常家庭责任的羁绊[6]。
在代际差异方面，父母更偏好以教育为主题的家庭旅游，选择文化、历史遗迹类游览地[24]，孩子则注重“玩得开心”（having fun），在家人的陪伴下参加丰富有趣的活动[52]。因此，高质量的家庭旅游体验需要父母与孩子不同的体验需求相互协调[49]。Larsen从家庭旅游的社交性体验层面分析了父母与孩子的愉悦体验，指出家庭旅游体验不仅是家庭成员在一起、离开惯常环境和寻求愉悦体验，而且是实现一种最佳的社交均衡状态，即“家庭沉浸”（family flow）[53]。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作为家庭集体中的一员，都达到了最佳的情绪唤醒水平，不同个体的愉悦体验在差异中共存、相互关联，紧张和冲突很少发生。类似地，Mikkelsen等认为[54]，“优质的家庭时间”是孩子沉浸在自己的活动中、父母或祖父母从日常的监护角色中解脱出来享受更多的个人时间。
在群体互动方面，家庭旅游过程中的互动是以共同参与的旅游活动为媒介。从互动程度的角度，Orthner将家庭休闲中的活动分为联合（joint）、并行（parallel）和独自（individual）3类，家庭成员在联合活动中的互动程度最高，独自活动中不存在互动，并行活动中家人的互动程度介于前两者之间[55]。这3种活动类型反映了家庭休闲情景下“独处”和“共处”的二元性，即旅游者追求个人空间与期待家人团聚之间的张力。然而，Yu等研究表明，旅游过程中智能手机的使用不仅能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和谐互动，而且还能有助于旅游者保持一定的自我空间，进而有利于家庭旅游者实现个人独处与家人共处之间的平衡[56]。从互动内容的角度，Fu和Lehto基于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理论，将家庭群体内部的交流话题归纳为“生活中的见闻与观点”“旅途中的知识与技能”和“旅游过程的共创与共评”等三个类别[6]。除了家庭群体内部互动之外，Lugosi等的研究发现家庭旅游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积极互动，特别是服务人员对孩子需求的直接回应，不仅能够提升孩子的旅游体验，而且能够使孩子的监护者感到满意[57]。这体现了在家庭旅游消费情景下，旅游者群体内部家庭成员之间的满意度是密切关联的。
4.4 功能视角
家庭旅游是一项具有目的性的家庭活动[58]，包含了不同家庭成员（妻子和丈夫、父母和孩子、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的需求和意愿[49]。旅游对家庭的益处推动了家庭旅游市场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家庭旅游对家庭功能、孩子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的促进作用。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Zabriskie和McCormick提出的“核心-平衡模型”（core and balance model）认为，核心家庭休闲（core family leisure）是以增强家庭凝聚力为目标的日常居家活动，而平衡性家庭休闲（balance family leisure）是离家、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的家庭活动，包括家庭旅游[59]。在平衡性家庭休闲中，家庭成员为了获得新体验一起面对不可预测的新环境，这类活动具有非惯常性和新颖性，被认为有助于增强家庭的适应性。奥尔森婚姻与家庭系统环形模型（Olson’s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是学者们探讨家庭休闲和旅游对家庭功能促进作用的理论基础[60-62]，该模型将家庭功能归纳为3个维度：家庭亲密度（family cohesion）、家庭适应性（family adaptability）和家庭沟通（family communication）。家庭亲密度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家庭适应性是家庭系统为了发展和应对外在环境压力而改变家庭权力结构、角色和规则的能力。家庭沟通是一个辅助维度，对前两个维度起促进作用[63]。 从家庭功能层面，家庭旅游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建设实践”（home making practice），有助于增强家庭的亲密关系[36，64]，进而提升旅游者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28，47]。在家庭旅游过程中，轻松愉悦的家庭氛围能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自由沟通与交流，甚至是共同处理意见分歧[4，61]，从而改善家庭关系。以探亲、团聚为动机的家庭旅游活动让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共享“家庭时光”，缩小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家庭归属感和认同感[12，50]。对夫妻关系而言，令人满意的家庭休闲和旅游体验不仅能提高婚姻满意度、强化夫妻之间的关系承诺，而且能有效降低离婚的可能性[16，65]。对亲子关系而言，家庭旅游过程中的亲子陪伴和互动有助于增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使亲子关系更为密切[4，60]。对隔代关系而言，通过家庭旅游活动，祖孙共同重温家庭历史、分享家庭故事和传承家庭价值观[28]，有利于家庭系统的发展和家族关系的延续[66-67]。
学习是休闲和旅游活动的重要动机之一，休闲和旅游环境中的非正式学习是一种理想的“寓教于乐”的形式[58]。旅游与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欧洲大游学（grand tour）的兴起[68]。非正式学习是相对于学校等教育场所的正式学习而言的，更强调主动性、体验性和社会互动过程，有利于培养个体的通用技能（generic skills）[68]，對个体的社会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相关研究发现“独自旅游”和“与朋友一同出游”的旅游者喜欢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社交性的旅游活动，而家庭旅游者更偏好那些能够带来体验式学习、身心放松的旅游活动[69]。许多家长将家庭休闲和旅游视为一种“好的育儿方式”（good parenting）[12]，他们精心安排、计划家庭旅游活动，使孩子“在实践中学习”（learn through doing and seeing），引导孩子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58]，从而表达对孩子的责任心[5]和构建理想的“幸福家庭”形象[70]。Yang和Lau最新的一项 实证研究表明，家长的“儿童体验式学习”动机能 够对家庭旅游者在世界遗产旅游地的参与度（engagement）产生积极作用，从而获得丰富的教育收益[71]。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系统搜索英文数据库，综述了2000—2019年主流英文期刊上发表的136篇家庭旅游研究文献，主要有以下发现：首先，国际学术界日益关注家庭旅游，文献数量不断增长，但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旅游消费市场会逐渐壮大，研究区域将日趋广泛，不同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条件下的家庭旅游市场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未来的家庭旅游研究可以关注那些对全球旅游业增长贡献突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旅游现象。第二，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主题、数据获取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家庭旅游群体构成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导致研究对象的组合可能跨越性别、年龄和代际等特征，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应该根据研究问题考虑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虽然研究数据的来源逐渐多元化，但绝大多数属于截面数据。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家庭旅游者可能存在不同的家庭旅游消费和行为模式，纵向追踪研究可以从家庭系统的发展过程中考察家庭旅游行为，是未来可以考虑的研究方法。第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西方核心家庭中儿童参与的旅游活动，主要研究对象是家长。考虑到家庭类型的多元化，未来研究可关注不同的家庭类型，如扩展家庭、离异家庭等特殊家庭。不同于个体旅游，家庭旅游群体中存在频繁的互动，仅仅关注家长的声音是不够的。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关注不同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对家庭旅游决策、消费有重要影响的成员，比如儿童、老年人等群体。第四，现有研究主要以家庭消费的计量模型、家庭角色和家庭资源/权力理论、体验理论和家庭功能理论等为基础，可归纳为消费、决策、体验和功能等4个研究视角。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家庭旅游市场的需求方面进行研究，仅有少数文献探讨家庭旅游市场的供给侧[72-73]，因此家庭旅游市场的供给也是未来家庭旅游研究的重要视角。总体上，这些英文文献中的家庭旅游研究逐渐深入地揭示了国际家庭旅游市场的需求和行为特征，为未来研究提供了非常翔实的文献基础，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英文文献中的家庭旅游研究是以西方核心家庭研究为主，根植于西方的主流思想意识、哲学和科学研究传统，强调分析、逻辑和理性思考，在解释东方文化情景下的旅游行为时会存在局限[74]。
因此，中国家庭旅游研究应该结合中国文化特征、家庭结构和意识形态[7]，揭示家庭旅游行为规律、发现市场供给差距，进而贡献于家庭旅游研究的知识体系和旅游行业实践。基于目前家庭旅游研究的消费、决策、体验和功能4个视角，结合中国的文化、家庭、市场和社会特征，本研究提出中国家庭旅游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4个方向，希望对中国家庭旅游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中国文化价值观及其影响
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者的消费行为[74]。基于消费视角的家庭旅游研究主要关注家庭购买意愿和水平的影响因素，而缺乏对驱动家庭旅游消费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观的剖析。Hsu和Huang的研究将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归纳为传统文化价值观（如“为他人着想”“和谐”“责任感”“孝”“亲情”等）和现代文化价值观（如“自由”“独立”“个性”“平等”“享乐”等），它们共同影响旅游者的行为[74]。在中国家庭消费情境下，王宁认为[75]家庭是利益的终极单位，家庭成员之间利益相连、情感共通，家庭中其他成员消费需要的满足会提升家庭主要责任人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体现出明显的“分享”和“利他”的行为逻辑。这一观点反映在中国家庭旅游消费中，旅游者重视孩子的学习式体验[4-5]、关注老年父母的旅游偏好和需求[26]。因此，未来聚焦中国家庭旅游消费视角的研究要考虑更多的非经济指标（如“家庭消费观念”“旅游动机”），关注中国家庭旅游消费的结构和效用。 （2）中国家庭角色和结构特征
家庭旅游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旅游形式，而且可以为深入理解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观念和代际关系的发展与演变提供现实依据[36，70]。现有研究主要以西方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鲜有关注扩展家庭的旅游研究[28，65，76]，导致决策视角的研究局限于夫妻和亲子角色关系。然而，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和社会发展，祖父母与孙辈的隔代角色关系在家庭生活中日益重要，“多代同游”和“祖孙游”群体会越来越多[28]。此外，中国文化观念中的家庭成员不仅包括西方社会所定义的核心家庭成员，通常也包括扩展家庭成员，比如兄弟姐妹、岳父母或公婆等[4，7]，导致中国家庭旅游决策主体和角色更为复杂。从决策权力来说，不仅需要考虑夫妻在家庭决策中的权力，还应该考虑中国传统家庭的伦理秩序[7]（如“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现代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平等自由”“流动社会”“快节奏城市化”），以及消费经验的代际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3）家庭旅游市场的供给研究
家庭成员在身体条件、心理状况、生活经历和旅游经验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有些因素甚至成为参与旅游活动的限制性因素[77]，特别是在旅游成员中包括老年人、婴幼儿或者其他特殊人群的情况下。“家庭群体三视角”为旅游者体验研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框架。然而，家庭旅游体验的质量是以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为基础的，目前仅有少数文献探讨家庭旅游市场的供給侧[72-73]。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情感互通可能导致他们对旅游产品或服务的评价存在“木桶效应”，即总体满意度会受到家庭成员中最差的旅游体验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旅游体验的消极方面可能与其他家庭成员相关[72]。从中国家庭旅游市场供给来看，现阶段的家庭旅游产品存在缺乏家庭服务、缺乏教育意义、产品设计不合理和同质化严重等突出问题[3]。随着生育政策改变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家庭旅游的服务提供商需要顺势而为。因此，面向家庭旅游者的目的地管理、旅游产品设计、旅游设施配套、旅游服务提供和旅游安全保障等方面都值得学术界和业界深入研究和持续关注。
（4）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和社会功能
家庭旅游在促进家庭系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78]。功能视角的家庭旅游研究在家庭关系和孩子的非正式学习方面已经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近年来有少数聚焦中国家庭旅游的研究也反映出对这两方面的关注[4-5]。然而，很少有研究从老年人的视角探讨家庭旅游收益[28]。中国家庭在逐渐核心化、小型化的过程中，人们追求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但大多数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日常联系，比如父母一代帮助照顾孙辈，以及成年子女为父母提供生病照料和精神慰藉等。老年人非常重视来自家庭的安全感、亲情和归属感，成年子女也认为孝敬父母是他们理所应当的责任，带父母外出旅游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感恩和尽孝方式[26]。所以，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家庭旅游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主观幸福感以及自我价值等方面的作用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思路之一。此外，社会并非都由富裕家庭和健康人群构成[79]，目前家庭旅游研究主要针对具备消费能力的家庭和身心健康的群体，对弱势家庭（disadvantaged family）和具有身心障碍的群体关注不足。国外社会旅游（social tourism）相关研究提出为弱势家庭群体提供家庭旅游机会有助于增加他们的家庭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个体和家庭的发展，对减少社会排斥、推动社会公平和提高社会福祉具有重要意义[79]。另外，还有少量研究认为参与家庭休闲和旅游活动对身心障碍儿童的康复有益[77]。然而，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学习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进行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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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家庭旅游中青少年的人际交互学习与心理幸福感研究”（71804030）、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经费交叉预研项目“家庭旅游体验及收益研究：儿童和家长系统的视角”（2017XZA228）共同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to WU Wei）（No.71804030）and Central University Cross Disciplinary Research Funding （to ZHAI Junqing）（No. 2017XZA228）.]
[收稿日期]2018-05-30; [修订日期]2020-02-17
[作者简介]易柳夙（1991—），女，湖北宜昌人，博士，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游客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E-mail： yiliusuyls@163.com;吴茂英（1984—），女，浙江缙云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社区关系、游客行为、旅游学研究方法等，E-mail： maoyingwu@zju.edu.cn，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