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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今这个时代，只要点开微信、微博上的热帖，对底下的留言评论稍加关注，不难不被当中的“戾气”所震慑。这些留言往往歧见纷纭、党同伐异，常使人有置身乱局之感。特别是出现社会重大事件的时候，网络上会迅速集结几股势力，大家各怀立场、尖锐对立，彼此视对方为“乌合之众”，并不遗余力地攻击谩骂。当然，如有足够耐心在这些留言中披沙拣金的话，偶尔也会发现一些有思想的声音，但这类声音实在微弱，很容易就会被那情绪的狂潮所吞噬。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虚拟世界中的“戾气”还非常有“传染性”，一般人如果经常浏览这些网络热帖，很轻易地就会被煽动起来加入“战斗”，而在生活中、人际交往中稍一受挫，也时不时会情绪失控，爆发冲突。
有趣的是，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Crowd：The Study of Popular Mind）经常成为网络暴民键盘下的理论利器。如前一段时间的“肖战粉丝举报事件”中，《乌合之众》再次吊诡地在骂战中出场。被批判的一方固然有些“乌合”，而手持“圣经”的批判者们往往也并不太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勒庞一向被认为极具预见力，可讽刺的是，他虽能预见“群体时代”的到来，却未必能预见自己这本研究群体暴力的著作竟会一再被21世纪群体暴力的施加者所引用。
一群乌合之众手持《乌合之众》批判另一群乌合之众的画面成了网络时代的奇观;而这本书之所以容易被国内的网络迷狂者们滥用，或许源于一个过于偶然的原因：译名“乌合之众”实在太醒目，以致狂躁的网络喷子们不再关注其内容本身。一本对群体暴力的根源和机制做出深刻剖析的理论著作，不但未能最终化解群体当中的戾气，反而加剧了现实中群体的对立，沦为骂战的武器，此类“误读”虽令人遗憾，却也恰好印证了勒庞自己的理论：理性绝非征服群体的第一选择，群体最缺乏的便是理性。网络上的“乌合之众”其实正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大体是温和克制的公民，也许生活中的不顺心和压抑感令其有所郁结而不能正确疏导，但多数也并未遭遇什么重大变故。然而就是这些“正常人”，一上网便好像不能自控一般，迅速被“传染”上了惊人的戾气，沦为网络喷子。这种“失控感”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这种“传染性”又从何而来？
面对网络时代的特殊处境回答这两个问题，或许正是重读《乌合之众》最好的理由。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悄然步入了一个“大传染时代”，每个人对于自身都显得有些“失控”，个人的主体性极易以感官操纵的方式被入侵和改造。现代人越来越难摆脱那种被强势话语机制传染渗透的感觉。我们为何会日益沉湎于手机里蹦出来的那些花边新闻，观看那些打着擦边球的软色情影像，却再也无法坐下来安静地读完一本好书？所闻、所睹、所思、所言、所做出的种种判断、所提出的种种见解，究竟是不是源出自己？这种感觉让那些尚存理智的个体总是心怀犹疑，迫切想要逃离稠人广众，躲进小楼成一统。“大传染时代”意味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外部媒介感染煽动，同时也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仅就精神层面的表现而言，我们的个人意志其实被空前削弱，空前缺失自我的心灵尺度。
而正如我们以居家隔离的方式抵御病毒感染一样，现代人在精神领域同样试图进行“自我隔离”。现代人逐渐变得高度个人主义，并对私域自由展露出严重关切，与此相应，便是对公权力的过度警惕和精神世界异常的孤岛化。在网络上，每个人似乎都在标新立异、畅所欲言地一抒己见，恨不能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人。这应该是个主体崛起、最为张扬个性、最不被宏大叙事牵着鼻子走的时代才对？这一切看似与“大传染”绝缘或者说截然相反，可仔细一想，不恰好是“以反彰正”吗？人们不过是在极力杜绝被传染的可能性而已。
如果还想追求更为完善的政治与幸福的生活，就不能不对此类我们习焉不察的现象有所警惕和审视，这也正是我们重新理解《乌合之众》的问题意识和正确的阅读态度。由于对人类群体的天性与倾向性做出过于深刻的揭示，这本书曾被许多民主时代的政客引为资治宝典，他们从中学会了大量操弄群众感官的技巧。而到了21世纪，这本书又莫名其妙地沦为网络骂战的“圣经”，种种对本书的滥用和误读都值得我们警惕。环顾当下，人类正在遭遇这个略显失控的“传染时代”，有识之士势必要从精神向度寻找突围的可能，而回顾这部100多年前的著作，或许恰好能在这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二
冯克利在为中译本《乌合之众》所写的序文《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开头，便引用了中国法家思想家韩非子的名言“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1]1。在冯先生看来，勒庞字里行间还“透着一股十足的马基雅维利风格”[1]18。不得不说，将韩非、马基雅维利和勒庞联系在一起是非常有趣的，这几位思想家都有着冷酷凉薄的文风，他们的言论充满争议，且常令读者毛骨悚然。可为什么阅读他们时常会有类似看恐怖片的效果？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一切思想都基于一个核心前提，那就是对人性深险幽暗的假设。而对于人类而言，最深刻的恐怖莫过于对人性的悲观预期和绝望感。相较于韩非与马基雅维利，这种凝视深渊式的文风在勒庞的书中体现得尚不那么强烈，但“幽暗意识”实实在在构成其“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基石。在他略显武断而又敏锐异常的论述当中，时刻隐现西方近代以来关于人性“自然状态”的诸多體认。
勒庞身处人民主权崛兴的19、20世纪之交，他深感“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这一变化反映在西方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层面，则是群众作为一种民主力量的崛起，而且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群众的崛起’有着‘命运’一般无可逃避的特点”[1]6。就像中国古代的道家先哲总将对技术的过度关注与大道的衰变联系在一起，眼见近代技术文明崛起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勒庞的心中异常惶惑且满怀失落，对于这个以“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1]1为主要特征的时代有着本能的抗拒和近乎悲观的预感。在他看来，那种政治家、传媒报业完全被“愚顽”民意所裹挟，“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1]126的现象不啻为堕落： 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1]9
然而，恰是这种担忧加上直面现实的血气激发了他关于群体传染性心理机制的重要研究。在笔者看来，《乌合之众》的核心洞见，便是揭示了一种作为治理技术的“精神传染”术，并认为这种精神传染根植于人类本源性的心理机制。
纵观全书，“传染”一词举足轻重，是我们理解勒庞“群体心理学”的中心概念。在他看来，“群体”不应该简单视同单独个体的会聚相加，而应该视为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1]2，而“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1]3。正是“群体”这个庞然大物强大的“无意识”而非带有反思性的“理性精神”，奠定了人群相互传染的心理机制。勒庞指出，“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了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而“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體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1]28
在勒庞看来，群体与拥有理性的个体不同，“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1]18。群体近乎是一头完全被感觉统治的猛兽，而且在传染的作用下，群体很容易因人多势众而做出与个体在理智情形下完全对立的选择。例如，法国大革命中愤怒的群众，他们时而是慷慨就义的英雄，时而是纵火焚烧宫殿的暴徒，但这些举动无一例外只会在群体中产生。“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1]20很显然，勒庞在整体上对群体的传染特征是极力贬低的，认为这种易受影响、缺乏独立判断的状态是一种低等生物身上才会有的情形，“他们表现出极少的推理能力，他们没有批判精神、轻信、易怒并且头脑简单”[1]151。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1]20。
基于此，勒庞提出了领袖动员群众的三种手段，即“断言”“重复”“传染”，这堪称民主时代政治家操弄民意的指导手册。“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尽人皆知的事实。”[1]152“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必能大获全胜。”[1]153这些话将选举政治刻画得过于真实了。20世纪已降，不少民主社会的政治人物有意无意地按照勒庞给出的指南，一面“满嘴跑火车”，一面从选举中脱颖而出登上历史舞台，这让葆有“精英”品位的“观众”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人民为何会被这些思理低级、错漏百出的虚辞滥说所打动。实际上，如果他们读过《乌合之众》，了解了“群众”这个“怪兽”的传染性肌理，或许就会明白真正幼稚的其实是他们自己，因为那些靠着玩弄民意于股掌而扶摇直上的政客们无不精通民主政治的“叙事学”，他们才是“新一代的开山怪”。
三
除了对“传染”作为一种治理之“术”有着惊人的识断和独到的分析，勒庞此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还在于对“传染”本源性心理机制的溯源。尽管他这些方面的论述有些笼统，但很明显，他清楚地意识到“传染”现象背后有着十分清晰的神学与美学机制，特别是那种人类所固有、源出天性的宗教情感或类宗教情感，正是群体精神传染的心理本源和集体无意识。在勒庞看来，“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1]95，这些内容概括起来都是类宗教情感，正是基于这点，神话与幻象自然成了比理性与逻辑更强有力的文明推动力，即便身处这个“祛魅”之后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人类热衷于造神的天性仍不见衰减，只不过时常要转换一下方式。就比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光怪陆离的美丽新世界，其实正是以技术和资本为内核的现代神话，这与古代宗教文明神话存在着内在的传承性，或者说它不过是人们在这个“祛魅”时代为宗教找到的一个糟糕的替身，用一种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极度充盈的梦幻形式填补人们内心的空虚而已。恰恰就是这些神话与幻象唤起了人类强大的感性力量，推动着文明的进化。勒庞曾对理性主义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批评：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希望和顺从的源泉也就随之枯竭。幻想遭到扼杀之后，他们面对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哲学不管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然而群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1]90-91
可以看到不论身处怎样的时代，群众的想象力和由此产生的感性力量才是一切权力的基础，任何人想要领袖群伦，“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狠下功夫”[1]51。试想一下，古往今来能够成功“传染”民众，进而缔造个人事业的英雄人物，有哪个不是“卡里斯马”爆棚，哪个不是借助了政治神学或政治美学的力量？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轰轰烈烈的“造神史”确实证明了人类的感性本能亘古不衰。 尽管勒庞信守“理性”之优越性，一直以“幽暗意识”观照群体的感性本能和集体无意识，尽管他极力贬低群体中的人性，并试图以他所盘桓、所仰慕的英式個人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作为走出群体时代的解药，他这些带有悲观色彩的研究却无意中揭示了一个并不那么“幽暗”的事实，即人类本性其实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自私自利，或者说至少不那么“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但挑战了启蒙哲学的理性动物假说，还挑战了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关于人性“自然状态”深险幽暗的诸多体认。试问，如果真如勒庞所言，那些慨然赴死的义举出于人类强大的“群体无意识”，那岂不是比精致利己的理性算计要更为本能，更能彰显人性本然？如此看来，任何个人主义的解决方案都是开错了药方，尤其是如今这个“大传染时代”，“孤立主义”或许能解一时之困，却无法实现“群体免疫”，因为这与人性本然原本就相互抵触。
人性的光明与幽暗总是并存的，关键在于引导是否得当，即使是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一旦引导失当，也必然导致灾难。在这个意义上，“传染”其实并不总是坏事。传染的发生正是建立在人类发达的感受能力之上，其中引示着不可磨灭的人类天性。中国古人对于人类的群居本性与易于相互“传染”的特质便有着深刻洞察，著名的“墨子悲染丝”的典故谈到的正是这个问题：“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回到文初“网络暴徒”这个话题上。其实这些“乌合之众”并非坏人，他们甚至怀有最朴素的道德感。显然，他们被传染上戾气并非由于道德感的缺失，反而是由于过度的道德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正义，并时常求全责备于人，如此一来过度的道德感便显得不道德了。须知道德感出于天性，而分辨是非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判断一件事的对错往往需要掌握充足的信息源，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具备较为温和节制的个人修养，以及相当程度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能力多靠后天习得，并且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并非像许多人所想象的诉诸“道德感”或者“常识”便能实现。因此，不管是当今政治美学的输出者或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必须警惕这种感性本能被滥用的现象。尤其是技术政治的掌控者们，如果尽是些无德无行的政治掮客和不负责任的无良媒体，一味流连于“传染”这种感官控制之“术”试图呼风唤雨，那我们的处境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最终必然败坏所有人的感性能力甚至降低全人类的智商;而回归古典智慧“慎”其“所染”，为人民主权时代寻找一种比宗教更为温和节制的美学，以此安顿人民的感性本能，或许是我们应对这个时代、技术性实现“群体免疫”的最好出路。
注释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陈琰娇）
如今这个时代，只要点开微信、微博上的热帖，对底下的留言评论稍加关注，不难不被当中的“戾气”所震慑。这些留言往往歧见纷纭、党同伐异，常使人有置身乱局之感。特别是出现社会重大事件的时候，网络上会迅速集结几股势力，大家各怀立场、尖锐对立，彼此视对方为“乌合之众”，并不遗余力地攻击谩骂。当然，如有足够耐心在这些留言中披沙拣金的话，偶尔也会发现一些有思想的声音，但这类声音实在微弱，很容易就会被那情绪的狂潮所吞噬。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虚拟世界中的“戾气”还非常有“传染性”，一般人如果经常浏览这些网络热帖，很轻易地就会被煽动起来加入“战斗”，而在生活中、人际交往中稍一受挫，也时不时会情绪失控，爆发冲突。
有趣的是，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Crowd：The Study of Popular Mind）经常成为网络暴民键盘下的理论利器。如前一段时间的“肖战粉丝举报事件”中，《乌合之众》再次吊诡地在骂战中出场。被批判的一方固然有些“乌合”，而手持“圣经”的批判者们往往也并不太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勒庞一向被认为极具预见力，可讽刺的是，他虽能预见“群体时代”的到来，却未必能预见自己这本研究群体暴力的著作竟会一再被21世纪群体暴力的施加者所引用。
一群乌合之众手持《乌合之众》批判另一群乌合之众的画面成了网络时代的奇观;而这本书之所以容易被国内的网络迷狂者们滥用，或许源于一个过于偶然的原因：译名“乌合之众”实在太醒目，以致狂躁的网络喷子们不再关注其内容本身。一本对群体暴力的根源和机制做出深刻剖析的理论著作，不但未能最终化解群体当中的戾气，反而加剧了现实中群体的对立，沦为骂战的武器，此类“误读”虽令人遗憾，却也恰好印证了勒庞自己的理论：理性绝非征服群体的第一选择，群体最缺乏的便是理性。网络上的“乌合之众”其实正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大体是温和克制的公民，也许生活中的不顺心和压抑感令其有所郁结而不能正确疏导，但多数也并未遭遇什么重大变故。然而就是这些“正常人”，一上网便好像不能自控一般，迅速被“传染”上了惊人的戾气，沦为网络喷子。这种“失控感”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这种“传染性”又从何而来？
面对网络时代的特殊处境回答这两个问题，或许正是重读《乌合之众》最好的理由。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悄然步入了一个“大传染时代”，每个人对于自身都显得有些“失控”，个人的主体性极易以感官操纵的方式被入侵和改造。现代人越来越难摆脱那种被强势话语机制传染渗透的感觉。我们为何会日益沉湎于手机里蹦出来的那些花边新闻，观看那些打着擦边球的软色情影像，却再也无法坐下来安静地读完一本好书？所闻、所睹、所思、所言、所做出的种种判断、所提出的种种见解，究竟是不是源出自己？这种感觉让那些尚存理智的个体总是心怀犹疑，迫切想要逃离稠人广众，躲进小楼成一统。“大传染时代”意味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外部媒介感染煽动，同时也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仅就精神层面的表现而言，我们的个人意志其实被空前削弱，空前缺失自我的心灵尺度。
而正如我们以居家隔离的方式抵御病毒感染一样，现代人在精神领域同样试图进行“自我隔离”。现代人逐渐变得高度个人主义，并对私域自由展露出严重关切，与此相应，便是对公权力的过度警惕和精神世界异常的孤岛化。在网络上，每个人似乎都在标新立异、畅所欲言地一抒己见，恨不能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人。这应该是个主体崛起、最为张扬个性、最不被宏大叙事牵着鼻子走的时代才对？这一切看似与“大传染”绝缘或者说截然相反，可仔细一想，不恰好是“以反彰正”吗？人们不过是在极力杜绝被传染的可能性而已。
如果还想追求更为完善的政治与幸福的生活，就不能不对此类我们习焉不察的现象有所警惕和审视，这也正是我们重新理解《乌合之众》的问题意识和正确的阅读态度。由于对人类群体的天性与倾向性做出过于深刻的揭示，这本书曾被许多民主时代的政客引为资治宝典，他们从中学会了大量操弄群众感官的技巧。而到了21世纪，这本书又莫名其妙地沦为网络骂战的“圣经”，种种对本书的滥用和误读都值得我们警惕。环顾当下，人类正在遭遇这个略显失控的“传染时代”，有识之士势必要从精神向度寻找突围的可能，而回顾这部100多年前的著作，或许恰好能在这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二
冯克利在为中译本《乌合之众》所写的序文《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开头，便引用了中国法家思想家韩非子的名言“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1]1。在冯先生看来，勒庞字里行间还“透着一股十足的马基雅维利风格”[1]18。不得不说，将韩非、马基雅维利和勒庞联系在一起是非常有趣的，这几位思想家都有着冷酷凉薄的文风，他们的言论充满争议，且常令读者毛骨悚然。可为什么阅读他们时常会有类似看恐怖片的效果？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一切思想都基于一个核心前提，那就是对人性深险幽暗的假设。而对于人类而言，最深刻的恐怖莫过于对人性的悲观预期和绝望感。相较于韩非与马基雅维利，这种凝视深渊式的文风在勒庞的书中体现得尚不那么强烈，但“幽暗意识”实实在在构成其“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基石。在他略显武断而又敏锐异常的论述当中，时刻隐现西方近代以来关于人性“自然状态”的诸多體认。
勒庞身处人民主权崛兴的19、20世纪之交，他深感“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这一变化反映在西方各民族政治生活的层面，则是群众作为一种民主力量的崛起，而且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群众的崛起’有着‘命运’一般无可逃避的特点”[1]6。就像中国古代的道家先哲总将对技术的过度关注与大道的衰变联系在一起，眼见近代技术文明崛起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勒庞的心中异常惶惑且满怀失落，对于这个以“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1]1为主要特征的时代有着本能的抗拒和近乎悲观的预感。在他看来，那种政治家、传媒报业完全被“愚顽”民意所裹挟，“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1]126的现象不啻为堕落： 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众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1]9
然而，恰是这种担忧加上直面现实的血气激发了他关于群体传染性心理机制的重要研究。在笔者看来，《乌合之众》的核心洞见，便是揭示了一种作为治理技术的“精神传染”术，并认为这种精神传染根植于人类本源性的心理机制。
纵观全书，“传染”一词举足轻重，是我们理解勒庞“群体心理学”的中心概念。在他看来，“群体”不应该简单视同单独个体的会聚相加，而应该视为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1]2，而“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1]3。正是“群体”这个庞然大物强大的“无意识”而非带有反思性的“理性精神”，奠定了人群相互传染的心理机制。勒庞指出，“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了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而“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體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1]28
在勒庞看来，群体与拥有理性的个体不同，“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1]18。群体近乎是一头完全被感觉统治的猛兽，而且在传染的作用下，群体很容易因人多势众而做出与个体在理智情形下完全对立的选择。例如，法国大革命中愤怒的群众，他们时而是慷慨就义的英雄，时而是纵火焚烧宫殿的暴徒，但这些举动无一例外只会在群体中产生。“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1]20很显然，勒庞在整体上对群体的传染特征是极力贬低的，认为这种易受影响、缺乏独立判断的状态是一种低等生物身上才会有的情形，“他们表现出极少的推理能力，他们没有批判精神、轻信、易怒并且头脑简单”[1]151。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1]20。
基于此，勒庞提出了领袖动员群众的三种手段，即“断言”“重复”“传染”，这堪称民主时代政治家操弄民意的指导手册。“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尽人皆知的事实。”[1]152“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极其贫乏，因而能够迎合极不相同的各种愿望，他也必能大获全胜。”[1]153这些话将选举政治刻画得过于真实了。20世纪已降，不少民主社会的政治人物有意无意地按照勒庞给出的指南，一面“满嘴跑火车”，一面从选举中脱颖而出登上历史舞台，这让葆有“精英”品位的“观众”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人民为何会被这些思理低级、错漏百出的虚辞滥说所打动。实际上，如果他们读过《乌合之众》，了解了“群众”这个“怪兽”的传染性肌理，或许就会明白真正幼稚的其实是他们自己，因为那些靠着玩弄民意于股掌而扶摇直上的政客们无不精通民主政治的“叙事学”，他们才是“新一代的开山怪”。
三
除了对“传染”作为一种治理之“术”有着惊人的识断和独到的分析，勒庞此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还在于对“传染”本源性心理机制的溯源。尽管他这些方面的论述有些笼统，但很明显，他清楚地意识到“传染”现象背后有着十分清晰的神学与美学机制，特别是那种人类所固有、源出天性的宗教情感或类宗教情感，正是群体精神传染的心理本源和集体无意识。在勒庞看来，“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1]95，这些内容概括起来都是类宗教情感，正是基于这点，神话与幻象自然成了比理性与逻辑更强有力的文明推动力，即便身处这个“祛魅”之后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人类热衷于造神的天性仍不见衰减，只不过时常要转换一下方式。就比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光怪陆离的美丽新世界，其实正是以技术和资本为内核的现代神话，这与古代宗教文明神话存在着内在的传承性，或者说它不过是人们在这个“祛魅”时代为宗教找到的一个糟糕的替身，用一种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极度充盈的梦幻形式填补人们内心的空虚而已。恰恰就是这些神话与幻象唤起了人类强大的感性力量，推动着文明的进化。勒庞曾对理性主义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批评：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希望和顺从的源泉也就随之枯竭。幻想遭到扼杀之后，他们面对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哲学不管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然而群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1]90-91
可以看到不论身处怎样的时代，群众的想象力和由此产生的感性力量才是一切权力的基础，任何人想要领袖群伦，“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狠下功夫”[1]51。试想一下，古往今来能够成功“传染”民众，进而缔造个人事业的英雄人物，有哪个不是“卡里斯马”爆棚，哪个不是借助了政治神学或政治美学的力量？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轰轰烈烈的“造神史”确实证明了人类的感性本能亘古不衰。 尽管勒庞信守“理性”之优越性，一直以“幽暗意识”观照群体的感性本能和集体无意识，尽管他极力贬低群体中的人性，并试图以他所盘桓、所仰慕的英式個人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作为走出群体时代的解药，他这些带有悲观色彩的研究却无意中揭示了一个并不那么“幽暗”的事实，即人类本性其实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自私自利，或者说至少不那么“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但挑战了启蒙哲学的理性动物假说，还挑战了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关于人性“自然状态”深险幽暗的诸多体认。试问，如果真如勒庞所言，那些慨然赴死的义举出于人类强大的“群体无意识”，那岂不是比精致利己的理性算计要更为本能，更能彰显人性本然？如此看来，任何个人主义的解决方案都是开错了药方，尤其是如今这个“大传染时代”，“孤立主义”或许能解一时之困，却无法实现“群体免疫”，因为这与人性本然原本就相互抵触。
人性的光明与幽暗总是并存的，关键在于引导是否得当，即使是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一旦引导失当，也必然导致灾难。在这个意义上，“传染”其实并不总是坏事。传染的发生正是建立在人类发达的感受能力之上，其中引示着不可磨灭的人类天性。中国古人对于人类的群居本性与易于相互“传染”的特质便有着深刻洞察，著名的“墨子悲染丝”的典故谈到的正是这个问题：“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回到文初“网络暴徒”这个话题上。其实这些“乌合之众”并非坏人，他们甚至怀有最朴素的道德感。显然，他们被传染上戾气并非由于道德感的缺失，反而是由于过度的道德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正义，并时常求全责备于人，如此一来过度的道德感便显得不道德了。须知道德感出于天性，而分辨是非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判断一件事的对错往往需要掌握充足的信息源，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具备较为温和节制的个人修养，以及相当程度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能力多靠后天习得，并且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并非像许多人所想象的诉诸“道德感”或者“常识”便能实现。因此，不管是当今政治美学的输出者或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必须警惕这种感性本能被滥用的现象。尤其是技术政治的掌控者们，如果尽是些无德无行的政治掮客和不负责任的无良媒体，一味流连于“传染”这种感官控制之“术”试图呼风唤雨，那我们的处境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最终必然败坏所有人的感性能力甚至降低全人类的智商;而回归古典智慧“慎”其“所染”，为人民主权时代寻找一种比宗教更为温和节制的美学，以此安顿人民的感性本能，或许是我们应对这个时代、技术性实现“群体免疫”的最好出路。
注释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陈琰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