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危机与巴黎恐袭事件需要在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框架中予以理解。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与人权价值的捆绑演化，已经变成一个难以摆脱的历史迫令，人口老龄化不断拖垮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力，它只能通过吸引外部移民的方式来抵御生育意志的弱化，由此提供欧洲公民的福利可持续能力。这形成了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欧洲需要通过福利人权来吸引外来移民进而维持其福利体系，与此同时，它又需要设置门槛避免外来难民进一步拖垮其财政体系。另一方面，单个欧洲国家已难以在世界格局中具有核心竞争力，它只能通过普世人权话语建构一种共同体政治文化，由此打破民族藩篱以实现政治整合，由欧洲联盟的统一进而在新世界体系中维持其全球竞争力。但是，这一福利人权文化却只能以某种普世主义的方式展开，这一普世诉求则为“难民”的到来打开了通道。
　　从长时段历史动力观察，欧洲国家的这一演化趋势及其内在矛盾难以逆转：人权的普世化诉求难以阻挡难民的蜂拥而至，移民和难民身份无法清晰区隔；加入欧盟以确保民族国家竞争力始终强过政治孤立的意志，而人权政治的普世追求却难以承担公民权普遍化带来的财政赤字压力。但一旦放弃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政治传统，也就同时放弃了欧洲价值的文化吸引力。
　　欧洲国家一方面作为当代世界政治文化价值的演化中心，但与此同时它也背负了越来越沉重的政治负担，这使它越发难以具有一种“破坏性创新”的能力。它通过一种普世化的人权价值维持其文化认同，但它的大门也朝向了伊斯兰世界，而那些碎片化与贫困化的伊斯兰世界所提供的劳动力，不再是冷战时期安分守己没有政治诉求的“客工”， 他们借助于全球化的交通、金融、贸易和媒体工具，其所带来的政治冲击力丝毫不亚于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而他们最终都是来自于那些难以被当代世界体系所容纳的边缘化人口。而那些被边缘化的伊斯兰世界应对边缘化的方式则是其内部的宗教极端化和外部的流民化，其力量的流动方向不仅朝向欧洲，也将向欧亚大陆的东部延伸。
　　其中流散出来的经过宗教意识形态动员的人群，正在聚合形成新世纪的“恐怖主义”力量。而与此同时，传统民族国家的吸纳能力则在弱化，同时也缺乏具有世界意志的超级大国和一种新的世界文明价值。伊斯兰国不再是传统的基地恐怖组织，它形成了一种19世纪工人运动意义上的具有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和文化吸引力的政治主张，它利用了在当代全球化中被不断甩出在外的不满人群。借助一种二元对立和敌我意识的话语结构，提供了充满蛊惑力的宗教的启示。
　　无论是坐落于海洋环抱的美国，还是欧亚大陆最东端的中国，既无法躲避这一不过提前在欧洲大陆降临的挑战，也可能是未来唯一可以制衡这股颠覆性历史力量的来源。它更像一种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恐怖病毒，而不是那些曾经冲跨了西罗马帝国的蛮族铁骑，精神魔鬼的诱惑力，要远比恐怖武器的震慑更为可怕。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切也首先有赖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如何应对那些来自其内部层出不穷的挑战。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