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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福楼拜的经典之作《包法利夫人》展示了包法利夫妇伦理关系中存在着的权力话语与疾病表征。在丈夫失职与医生失格的情况下，查理严重缺乏言说爱玛的爱情想象与出轨事态的话语能力。爱玛阅读的浪漫主义文本对她的“语言教唆”与“思想荼毒”埋下了疯狂的种子，诱使她不断将幻想投射至现实以期达到身份认同。然而在话语缺失的压抑环境下爱玛只能在激情宣泄与无节制的感情释放中走向疯癫与谵妄的末路。在医学诊断的权力控制下，失语的爱玛挣扎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激流之中，只能顺水推舟地将疾病作为自己放纵偷情的遮羞布。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 权力话语 疾病表征 包法利医生 爱玛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讲述了19世纪法国乡村少妇爱玛的爱情悲剧。目前国内学界从人物悲剧、形象塑造、创作手法等角度对文本进行了多方面阐释，但贯穿文本始终的“爱玛的疾病”却被遗漏了，只有一篇硕士论文《疾病与〈包法利夫人〉叙事》详述了“疾病”的文本叙事功能。文学创作中的疾病往往有着隐喻义和象征性，是文学叙事独特的表现形式。而福楼拜的手法冷静克制，他客观地描写病症以及治疗，力图表现文本中疾病的真实性与典型性，拒绝延伸出道德寓意。故而当我们聚焦于包法利夫妇的两性关系之时，除去老生常谈的婚姻悲剧与性格不合外，二人的医患关系同样具有研究价值。
医患关系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医生向患者投射具有诊断性质的医学目视并且掌握着解释患者病情的权力话语，而患者始终处于被注视被诊断的状态，这种医患关系与包法利夫妇的两性关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同构性。鉴于此，本文将以包法利夫妇的伦理关系作为着眼点，借助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与疯狂史研究，分析查理与爱玛在两性关系与医患关系里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权力话语又是怎样推动爱玛步入疯癫的深渊，最终穷途末路，自我毁灭。
一、包法利医生：丈夫失格与医生失职
查理作为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福楼拜将其塑造成了一个缺乏精神力，全然服从于下等本能的人。没有人将其放在眼里，他天生愚钝，良弱可欺，却天然是爱玛的敌手。他在两性关系中占据着伦理上的权威：他不仅仅是夫妻婚姻关系中的丈夫，还是医患关系中的医生。他在两性关系上审视爱玛的婚姻状态，同时在诊疗期给爱玛看诊治疗，在这个本质与非本质，主体与客体的相对性社会关系中，爱玛逐渐失去话语权，沦为“他者”。归根结底，查理的双重失败在于他参与塑造了严重脱离现实的爱玛的话语形象。
（一）丈夫失格
查理作为丈夫，他在两性感情上愚钝被动，在婚姻关系上习焉不察，最终招致背叛，奉倩神伤。查理的个人经历是其不切实际的臆想的结果，他从小生活在母亲的高压之下，从学习到选择职业再到结婚皆由母亲规划，他结婚也没有改善什么，第一任妻子的任性恣肆与婚姻的失败又让他苦不堪言。“当家做主的是他的太太；他在人前面，应该说哪句话，不应该说哪句话；每星期五吃素；顺她的心思穿衣服；照她的吩咐逼迫不付钱的病人。她拆他的信，窥伺他的行动，隔着板壁，听他在诊室给妇女看病”a。查理的生活从来没有主动一说，他的懦弱自卑让他几乎永远都是被动着接受，甚至连结婚的请求都需要卢欧老爹来开口。他没有意志，逆来顺受就是他的意志。
爱玛是他脱离母亲与前妻掌控并开启新生活的伊始，爱玛的年轻貌美、浪漫多情同样滋养了他干枯的心。“爱情是孤独自我所感受打破的一种被误投到外部的情感，因而被爱之人的自我的不可征服性对浪漫主义想象力产生了一种催眠术般的吸引力”b。查理一直活在对爱玛完美形象的意淫之中，甚至到凭空捏造的地步。爱玛作为佃农的女儿不事稼穑，“他私下原谅她，觉得她才情高，不宜稼穑”c；面对爱玛的外出未归，他寻人不见，却又自我安慰道：“我真叫傻，毫无疑问，洛尔莫先生留她用晚饭来着”d；愛玛蛮不讲理，大发脾气，他总要卑躬屈膝，“他认为全是她的神经旧病的缘故，他怪自己自私，不该拿病看成过失，心里抱歉”e。除了对“完美婚姻”的盲目倚仗之外，查理从不真正审视感情，从不作出想要了解爱玛的情感表示，“假使查理愿意的话，诧异的话，看穿她的心思的话，哪怕一次也罢……可是他们生活上越相近，她精神上离他却越远了”f，两人虽同床共枕却形同陌路。
查理对情感的把握很幼稚，宛如巨婴，以至于面对爱玛一次次的反常情况，他都会不断自我催眠，以自己的幻想补缺婚姻关系上的罅隙。于是妻子的乖张都怪他爱得不够，妻子的奢侈需求他也都尽量满足，妻子的怨愤他都竭力忍让，而爱玛在他眼里依旧如初，“他所能想象到的她，和他第一次看见的她，永远不差分毫”g。可以说，查理掌握着爱玛全部言行的最终解释权，但出于其补偿心理，男性凝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永远愚昧，木木无觉，没有了解力。
（二）医生失职
由于丈夫失格，在查理的目视中爱玛被灌注了女神般的光芒，所以她种种恣意的背叛都侥幸逃过一劫，而这样荒谬的偏歧同样体现在爱玛病因的考察上——查理的治疗与庸医治驼别无二致。溯本求源，查理学医的道路起初由母亲代为选择，从医纯粹是为了挣钱糊口，他本身毫无学识可言，只会照搬一些死记硬背的简单医疗手法。他从来不看书，即便是医书也看不到一行便开始打盹。为人没有进取心，即便在外受到同行的羞辱也毫不在意，可见其智识不足，庸碌有余。
医生在描述病人的疾病时，为了认识病理事实的真相，必须“小心地区分这种疾病特有的、必然伴随出现的症状和完全偶然、意外的症状”h。吊诡的是，相对于病痛根源，症状不过是外在事实，医学解读必须追根溯源。“治疗的成功取决于对疾病的准确认识。”i对于人体机制的测量，仅仅凭借物理或者数学的特征，是无法解释疾病现象的。故而医学目视暗含了医生作为治疗主体的权力目视，而正确的诊断更需要关注特质。
爱玛的病症大多是作为医生的查理诊断的，一定程度上是包含了查理视角的权力话语形容，读者能从客观的角度明白爱玛神经质的特质与加深的生理病痛实际上是伴随着心里的苦闷与痛楚，这是一无所知的查理看不到的病症渊薮。 爱玛的病态初见于从子爵舞会归来之后脸色苍白，心跳也不正常。查理的诊断是脑炎，让爱玛服缬草汤、洗樟脑澡，但毫无效果。被罗道耳弗抛弃后她的症状变得更加复杂：“她一时心里难过，一时胸口难过，一时头里难过，一时四肢难过；她添上了呕吐”j，查理认为是癌症的初期症状。脑炎是脑实质发生的炎症性疾病，由病毒、细菌及其病原体微生物感染所致，而爱玛的病情与微生物细菌感染风马牛不相及，所谓癌症更是无稽之谈。显然查理对于自己夫人的病症并没有正确的诊断。
查理的疗法除了吃药还考虑到了环境、心理状态，从搬家到永镇开始，他就坚信她生病一定是水土不服之故，所以为了改换环境存了心思迁居；之所以同意爱玛与罗道耳弗一同出行骑马，也是因为罗道耳弗提出在外散心可以改善病情；带着爱玛去看自己不感兴趣的歌剧亦是如此。从结果论上来讲，这些治疗并没有任何改善的效果，反而为爱玛的出轨与背叛提供了更多契机。
诚然，查理作为丈夫失职与医生失格是具有同构性的，作为丈夫他没有体察夫人的物质与情感需求，在一味的信任与过度的美化下自行掩盖了婚姻与家庭的巨大缺口，粉饰太平，导致最后债台高筑和妻子出轨自杀的悲惨结局。而他学而不精、智识木讷的医生身份，在一次又一次的诊断中给爱玛贴上了“精神错乱”的标签，他并没有意识到爱玛真正患的心病。这都与查理的人格缺陷与身份定位有关，作为权力话语的主导者，他严重缺乏言说爱玛的情爱想象和偷情事态的话语能力，他参与塑造了一个与真正的包法利夫人完全不同的话语形象，这个形象不仅虚幻，甚至还成为爱玛出轨的保护色。
二、包法利夫人：渐至癫狂的患者
福楼拜将查理写得极为软弱，但性别与职业是他的优势，纵然他不解风情，医术不精，依旧天然是权力关系的主导者与受益者。而在医患关系中始终承受目视的爱玛，久病成疾，渐至癫狂。她的病症早有显现，一开始只是不满婚姻的嗔怪与思郁，但循着现实的委曲与外界的诱惑，在这样的一波三折中逐渐病入膏肓。福楼拜严格依循医学病理，将爱玛的焦虑抑郁以及兴奋症状详述于文本。追根溯源，爱玛从小就开始阅读的浪漫主义文本对她的“语言教唆”与“思想荼毒”埋下了疯狂的种子，而阶级与婚姻限制了其浪漫幻想，在话语缺失的压抑环境下爱玛寻不到身份认同，就只得在激情宣泄与无节制的感情释放中驶向疯癫与谵妄的河流。
（一）病因初探：男权文本与浪漫主义的荼毒
爱玛的逃避型阅读构成了她的自我追寻的基本冲动，这种冲动促成了她对情感的被动模仿。“浪漫小说的逃避是一种暂时却实存的拒斥，拒斥将女性视为贤妻良母这类角色不可或缺之构成的要求。它同时也是一次前往乌托邦之国的隐喻之旅；在完全接纳她们的国度中，读者通过与女主人公的认同，感受到自己成为另一个人关注和牵念的对象”！ 1。阅读浪漫小说不仅激发了爱玛“成为另一个人全心关注的对象”的强烈需求与情欲期待，而且提供了一种情感呵护以及情欲期待和兴奋的替代性体验。
爱玛所钟爱的浪漫主义小说，多数是中世纪文学中的骑士小说。富有风度的骑士与已婚的贵族妇女相爱，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典雅爱情完美体现了中世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推崇，这种推崇隐含男权文化——追求并效忠于优越尊贵的女性是增加“骑士荣誉”的砝码。中世纪富有骑士精神的爱情观通过文字深深影响了爱玛，她的欲望就由这些人物产生。
阅读是一种受各种外部社会力量支配的话语行为，不论是处于强势地位还是弱势地位的读者，总会想方设法地去做出“为我所用”的解读，以此来争夺话语权，爱玛并没有把握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审美距离，而是将文学中的形象以及事件带入生活幻想，又将自欺欺人的爱情幻想投射到实际生活，这是用来解构文本的话语策略，用来逃避“无趣现实”的不二法门。而当文本被消费的时候，总要受到特殊历史和文化语境的考验，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语言的创造权与文本的书写权皆由男性主导，这也导致了文本话语中隐含的男性统治与女性的被统治，爱玛成为那个时代，民主个体欲望与平等性书写所教唆的牺牲品，她的一生，则是活在了这样的女性话语模式与框架之内，成为权力话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爱玛的阅读是一种寻找激情的功利性行為，这在伦理上是备受责备的，可见她是一个纯粹的自私主义者。例如在修道院她心猿意马，对宗教并不虔诚，原因在于“她是热狂而又实际，爱教堂为了教堂的花卉，爱音乐为了歌的词句，爱文学为了文学的热情刺激”！ 2。浪漫主义极尽标榜个体的独特性与价值，将自我感受当作自我实现的根本方式，深受影响的爱玛的着眼点永远是形式大于内容，和每一位浪漫主义者相仿，她可以深爱任何事物，但爱的理由皆因她能从爱的行为中获取实际利益，故而相比于爱的狂热歌颂者，爱玛更像是情感文化的理性消费者。
（二）病痛渊薮：身份的错位认知与激情的无节制宣泄
“爱玛是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的感情的女人’。这是说，所有她诗化的感情，不是生成的、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是从书本、从教育孕育起来的，代替了她遗传的天性”！ 3。爱玛是男性写作与女性阅读的受害者，宣传消极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说和修道院的贵族教育让她逐渐产生了身份焦虑的问题，因为她的身份在本质上存在错位。身为农民阶层的农家女接受贵族教育，卢欧老爹希冀着爱玛能以修道院学习作为踏板从而跻身上流。但接受了贵族教育，养成贵族习惯，有着贵族趣味的爱玛却无法适应无产阶级低下的生活，她无法跟郝麦太太这些同等阶层的人建立共同话语，唯有逃避并沉溺于浪漫主义美梦才能找到身份认同。侯爵舞会的邀请是赋予了爱玛白日梦可行性的偶然契机，这使得她接触了爱玛贵族社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虚荣假面激发和迎合了爱玛的趣味追求并使其沉浸于圣女与贵妇般的浮夸感受之中。
爱玛对小说中激情情节的热爱，对历史中女性英雄的尊敬和对跌宕起伏爱情的渴求，无一不是她对身为人的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崇拜。这种崇拜同时包含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矛盾，一方面，这是对“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成为他者地位的世界中”的果断拒绝，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而另一方面，这种拒绝是具有高风险的，“这是一条险恶的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 4。爱玛的性别观念具有局限性，“男人少说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周游天下，克服困难，享受天涯海角的欢乐。可是一个女人，就不断受到阻挠。她没有生气，没有主见，身体脆弱不说，还处处受到法律约束”！ 5。在男权社会中主体性与超越性正是男性的特权，客观的社会环境不会容许爱玛构筑独属自己的未来，所以爱玛对“人”的崇拜是片面的，她只有对男性的崇拜。 同时爱玛意识到了男女之间的主奴关系，她很清楚自己作为女性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者”的角色。“她为谁贤惠？难道不正是他成为一切幸福的障碍、一切灾难的缘由，就像身上批到的尖插头一样，把她扣得牢牢的，气也出不来一口？”！ 6故而矛盾在于不可避免成为附庸的社会角色的现实与崇尚男性的主体性的理想之间的冲突，但她并不具备突破自我的解决办法，她不要求成为主体，是因为她没有成为主体的办法，她接受的教育、阅读的小说、爱情观念和生活态度都让她感受到了与男性相连的必要联系，所以她必须担任他者的角色。
然而从角色扮演衍生来的痛苦急需一个释放的途径——耽于“爱情”，也就是出轨。于是爱欲逐渐代替书籍成为爱玛自我身份构建的基本动力，沉浸于爱欲的爱玛“如同一部热情的机器，不断制造符号，不断地消解日常中的平庸单调，不断宣泄恋物、象征和释义的激情”！ 7。这是一种背德的、充满激情的暂时性方法，效果可比饮鸩止渴。
可悲的是爱玛并不能在出轨的爱情中构建自己的主体性，扮演“情人”角色的她依旧是相对于男性的他者。爱玛将与罗道耳弗的交往作为爱情的试验，却不想罗道耳弗将她规训成了一个“服帖又淫荡”的女人，一个完美的情妇，这无疑是男性对女性的单向性启蒙。而爱玛与赖昂的爱情是爱玛对中世纪骑士的典雅爱情的自主模仿，爱玛想让赖昂像骑士一样臣服于她，她有样学样，在感情和经济上试图占领主导地位，却不想债台高筑的弊病一经显露，唯利是图的资产者本性注定了爱玛被抛弃的结局。
爱玛的出轨是对自我误认的强化，她不断地在情人面前巩固加强这样的形象意蕴，她追求的不是爱情的内容而是爱情的浪漫形式，是一种情緒符号。过度的激情只会让人感到厌倦，而爱情的无妄遐想亦然，从激情的震荡到精神的崩溃所需不过是量变到质变的最后一步。
（三）激情的病灶：疯狂与谵妄
从道德角度来说，激情是导致疯狂的第一要因。“我们精神的迷失只是因为我们盲目地追随着欲望，因为我们不知克制或缓和欲望。如此，便有了这些爱的狂乱、反感、败坏的嗜好和由忧伤引起的忧郁症，因为受拒绝而引起的行为，吃、喝中的过度、不适，身体的败坏。它们产生了疯狂，而这是最坏的疾病”！ 8。爱玛的激情最初来源于阅读，她将书写的谵妄语言奉为圭臬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幻想，为了巩固这样的幻想她将幻想中的激情投射到现实中不断宣泄，制造符号，而这样无节制的激情释放只会导向名为“疯狂”的疾病。
在古典思想中，疯狂的本质指向想象力，而错乱和偏歧的想象力，一方面身处错误和缺陷的中途，另一方面又是肉体上的错乱，古典时代的医生和哲学家一致同意，将其称为谵妄。谵妄语言是疯狂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真相，因为它是组织疯狂的形式。谵妄决定了爱玛追逐爱情放荡不羁的形态，理性在其中变成欲望的奴隶和感情的侍女，这一切都和理性的奴化相关，它对肉体、金钱、热情俯首称臣。爱玛的疯狂早有伏线，但无人察觉，就连日夜相伴的查理也诊断不出她疯癫的原因，其在于爱玛身上的疯狂依循着一条名为感情、激情，乃至人性所约束的路线前进着。
纵观全书，爱玛的病灶与其情感指向息息相关。她的病源起自从侯爵舞会归来之后，对贵族社会浮夸奢华的妄恋和眷想让她的思维与现实分道扬镳，她的脾气开始变得别扭任性，“她像发高烧，说胡话一样，絮叨不完；兴奋过了，紧接着又像失去知觉一样，不言不动”！ 9。在赖昂走后，失去了情感寄托的爱玛一改往日形象，她大肆消费，变换装发，经不住人家三言两语就会做出荒唐之举。“她常常晕倒。有一天，她甚至咯出一口血来”@ 0。被罗道耳弗抛弃之后，她的病情开始变得复杂，以至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和赖昂确定情人关系之后，沉溺于情欲的爱玛开始陷入制造情绪符号的狂热中，她的病情急转直下，“爱玛笑了起来，笑声又尖，又响，又长 ；她又精神失常了”@ 1。负债累累，借贷屡屡受挫，爱玛的疯狂达到了极点，“她仰天躺着，动也不动，眼睛直瞪瞪的……庄稼女人让她那副脸相吓坏了，心想她疯了”@ 2。
疯狂的本身是理性的否定，爱玛正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混沌中步入深渊，但在人们眼中，它披上了名为理性的外衣——有秩序的类别、肉体与灵魂中严谨的机制和有逻辑的言语。爱玛身上的疯狂主题正是遵循了这样的道理，她释放的所有激情符号负载于疾病的诉诸，遵循了激情与叛逆的感情线索，对中世纪骑士之爱的推崇与修道院所修习的基督教义相悖，背叛家庭并耽于欲望与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责任相悖，追求激情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倡导的节制之爱相悖，我们能在爱玛身上看到非道德的放浪形骸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抵抗与反叛，这种反叛说明了一种诉说欲望与本能的人的真实以及能“引导至真相的思想自由”，但在掌握了话语的众人眼中却是自然而然贴上“疯子”的标签，毕竟疯子之所以被理性驱逐在外，也是因为疯癫权力的不在场和失声。
爱玛作为逐渐步入疯狂的患者，她的经历展现了“阅读输入—现实输出—激情释放—自我毁灭”的过程。爱情文本的阅读是男权文化体制下权力话语对爱玛诗意的征服，诱使她沉溺于爱情幻想，规训其成为标榜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者。而自诩上流的爱玛却在身份焦虑和婚姻状态的压迫下寻求身份认同，“有性别的、生殖的”社会角色分工残忍地剥夺了她的话语。寻觅不到出路，爱玛只得将书写的谵妄语言奉为圭臬，构筑属于自己的爱情幻想，为了巩固幻想她将想象的激情投射到现实中并不断宣泄激情，不断制造符号，最终走上了癫狂与死亡的末路。
三、医疗话语：权力话语场域下的疾病话语机制
爱玛的身份是病人，但她的病症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她的症状与她的偷情事态有关，每当她情感受挫或沉溺爱欲时，就会表现出焦虑忧郁或兴奋症状；另一方面，她的病是被外界所定义的，主要的描述者是查理，他将爱玛的疾病一度诊断为“脑炎”，甚至是“癌症”，在其他人的话语中爱玛俨然成为“神经错乱的疯女人”，而从诊断到治疗，爱玛本人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疾病的诊断俨然成为误读的话语，正如论文《疾病与〈包法利夫人〉叙事》@ 3中所提及的“疾病”标签的他律性与自主性，一方面庸医的诊断包含了太多的似是而非，另一方面爱玛将虚假的“疾病”作为自己放浪形骸的挡箭牌。 疾病在话语功能中的全部关系都能用“能指与所指”进行概括：能指的症状与所指的疾病，能指的诊断与所指的症状，它们都是描述者与被描述者的关系。而描述的医学话语存在他律性与自主性。一方面，医生作为诊疗方根据观察对疾病“下定义”，另一方面，病人的自我话语同样构成了“疾病”标签的一部分。在被言说与被描述的场合里，爱玛许多出轨事由的非常规性在神经质、病弱、疯癫的病人身份的定义下变得合理起来。实际上，爱玛的病人身份也是一种权力话语的控制状态，当她的疯癫、神经质、不合理行为在被不斷议论的时候，正是一种社会权力以及医疗系统中的权力规训。
他律性与自律性相对，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与规范，医学目视中的他律性无疑塑造了病情的话语，这一点在查理和药剂师的医学目视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罗道耳弗抛弃爱玛后，查理在餐桌大谈特谈罗道耳弗的离开，对爱玛的抽噎痉挛全然不顾，甚至拿着杏子三番两次让她尝吃。结果爱玛昏厥过去，药剂师问及原因，查理只答得出突然昏迷是杏子的缘故，此时的药剂师开始了长篇大论：“不过也很有可能就是杏子引起昏迷的！有些人对某种气味，生来非常敏感！……这证明是神经系统的不规则现象，数也无从数起……”@ 4最后众人将其病定义为由杏子的气味引发的神经错乱。由此看出精神疾病加上生理病状并不能完全被医学的目视所看到，有时甚至根本不是对症下药，诊断与真相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因为在家庭的自然环境中，疾病有可能被治疗、饮食安排、一种策略所掩盖。爱玛的生理病症实际上蕴含着她波折的情感经历的话语表现，甚至只有在“疾病”的标签下，爱玛才能进一步地自我放纵，尽情地收获报复查理的快感，并投身到与爱欲与激情的冒险之中。
作为医学目视的“疾病”标签，除了包含话语主导者的权力干涉之外，还成为他者追求自由、摆脱“他性”的反抗方式。爱玛的疾病实际上是她的遮羞布，本身具有谎言的欺骗性质。而正是疾病的他律性给予了爱玛“追求爱情”的自主空间，同时作为剧情推动者确定了故事的发展走向。
最开始是母亲去世，爱玛写下了不忍卒读的悼念信，卢欧老爹连忙来看望她，可事实上，“（她）心中没有忧愁，就像额头没有皱纹一样，不由自己大吃一惊”@ 5。从侯爵舞会归来后爱玛逐渐对现实的婚姻生活感到了绝望，她的病亦有伪饰：她用不断地抱怨煽动查理，致使查理相信她受气候感应而生病，故而心存迁居之念。爱玛与赖昂幽会彻夜未归，丈夫在街头寻到她时，她游刃有余，直接将病作为借口，以至于后来“只要心血来潮，想看赖昂，她马上就随便找一个借口，去了鲁昂”@ 6。在虚情假意的叙述中，爱玛不断加深旁人对她病情的刻板印象，同时也躲藏在“疾病”的挡箭牌后恣意妄为。
诸如此类，在家庭的监禁体制下，爱玛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纠缠之中，理性是性欲伦理对包法利夫人的规制，而非理性则是爱玛在“疾病”标签的掩护下放纵偷情，这使得家庭，这个在古典主义时代被认为最自然、最原始、让人在精神上最感到安全的社会空间，成为谎言放任自流之地。
综上所述，《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处于权力话语的操控之下。在两性关系与医患关系中，由于性别与职业的优势，包法利先生自有评判和目视的权力，他是权力话语操纵的受益者。而包法利夫人是这段关系的受害者，从罗曼斯文本开始，到家庭乃至社会的体制约束与伦理规范，她始终都处于失语的状态。而病人身份与疾病诊断始终处于被描述的状态，没有人倾听她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所有人都自以为是地为她的“疾病”下定义，而爱玛也将疾病用作遮羞布，这何尝不是一种争夺话语权的表现。最终，寻找不到出路的爱玛消耗完了所有的激情，债务的威压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她逼上了绝路。
acdefgjlopst@ 1 @ 2 @ 4 @ 5 @ 6〔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第22页，第298页，第311页，第41页，第22页，第226页，第39页，第91页，第113页，第68页，第132页，第297页，第335页，第225页，第39页，第299页。
b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h 西德纳姆，转引自索瓦热：《系统的疾病分类学》（第1卷），转引自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i 〔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k 〔美〕珍妮丝·A·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胡淑陈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28—129页。
！ 3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n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q 雷武锋：《多重趣味中的爱欲追寻——〈包法利夫人〉中的身份政治新解》，《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6卷第5期，第56页。
！ 8 索洼吉：《方法性疾病分类学》，转引自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第7卷），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页。
@ 3 葛梦婷：《疾病与〈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第17页。
参考文献：
[1]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李健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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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珍妮丝·A·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M].胡淑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6]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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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雷武锋.多重趣味中的爱欲追寻——《包法利夫人》中的身份政治新解[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10] 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1] 葛梦婷. 疾病与《包法利夫人》的叙事[D].华东师范大学，2020.
基金项目： 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权力规训下的爱玛之殇：《包法利夫人》中的权力话语探讨”（项目编号202010511070）
作 者： 魏欣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包法利夫人》 权力话语 疾病表征 包法利医生 爱玛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讲述了19世纪法国乡村少妇爱玛的爱情悲剧。目前国内学界从人物悲剧、形象塑造、创作手法等角度对文本进行了多方面阐释，但贯穿文本始终的“爱玛的疾病”却被遗漏了，只有一篇硕士论文《疾病与〈包法利夫人〉叙事》详述了“疾病”的文本叙事功能。文学创作中的疾病往往有着隐喻义和象征性，是文学叙事独特的表现形式。而福楼拜的手法冷静克制，他客观地描写病症以及治疗，力图表现文本中疾病的真实性与典型性，拒绝延伸出道德寓意。故而当我们聚焦于包法利夫妇的两性关系之时，除去老生常谈的婚姻悲剧与性格不合外，二人的医患关系同样具有研究价值。
医患关系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医生向患者投射具有诊断性质的医学目视并且掌握着解释患者病情的权力话语，而患者始终处于被注视被诊断的状态，这种医患关系与包法利夫妇的两性关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同构性。鉴于此，本文将以包法利夫妇的伦理关系作为着眼点，借助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与疯狂史研究，分析查理与爱玛在两性关系与医患关系里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权力话语又是怎样推动爱玛步入疯癫的深渊，最终穷途末路，自我毁灭。
一、包法利医生：丈夫失格与医生失职
查理作为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福楼拜将其塑造成了一个缺乏精神力，全然服从于下等本能的人。没有人将其放在眼里，他天生愚钝，良弱可欺，却天然是爱玛的敌手。他在两性关系中占据着伦理上的权威：他不仅仅是夫妻婚姻关系中的丈夫，还是医患关系中的医生。他在两性关系上审视爱玛的婚姻状态，同时在诊疗期给爱玛看诊治疗，在这个本质与非本质，主体与客体的相对性社会关系中，爱玛逐渐失去话语权，沦为“他者”。归根结底，查理的双重失败在于他参与塑造了严重脱离现实的爱玛的话语形象。
（一）丈夫失格
查理作为丈夫，他在两性感情上愚钝被动，在婚姻关系上习焉不察，最终招致背叛，奉倩神伤。查理的个人经历是其不切实际的臆想的结果，他从小生活在母亲的高压之下，从学习到选择职业再到结婚皆由母亲规划，他结婚也没有改善什么，第一任妻子的任性恣肆与婚姻的失败又让他苦不堪言。“当家做主的是他的太太；他在人前面，应该说哪句话，不应该说哪句话；每星期五吃素；顺她的心思穿衣服；照她的吩咐逼迫不付钱的病人。她拆他的信，窥伺他的行动，隔着板壁，听他在诊室给妇女看病”a。查理的生活从来没有主动一说，他的懦弱自卑让他几乎永远都是被动着接受，甚至连结婚的请求都需要卢欧老爹来开口。他没有意志，逆来顺受就是他的意志。
爱玛是他脱离母亲与前妻掌控并开启新生活的伊始，爱玛的年轻貌美、浪漫多情同样滋养了他干枯的心。“爱情是孤独自我所感受打破的一种被误投到外部的情感，因而被爱之人的自我的不可征服性对浪漫主义想象力产生了一种催眠术般的吸引力”b。查理一直活在对爱玛完美形象的意淫之中，甚至到凭空捏造的地步。爱玛作为佃农的女儿不事稼穑，“他私下原谅她，觉得她才情高，不宜稼穑”c；面对爱玛的外出未归，他寻人不见，却又自我安慰道：“我真叫傻，毫无疑问，洛尔莫先生留她用晚饭来着”d；愛玛蛮不讲理，大发脾气，他总要卑躬屈膝，“他认为全是她的神经旧病的缘故，他怪自己自私，不该拿病看成过失，心里抱歉”e。除了对“完美婚姻”的盲目倚仗之外，查理从不真正审视感情，从不作出想要了解爱玛的情感表示，“假使查理愿意的话，诧异的话，看穿她的心思的话，哪怕一次也罢……可是他们生活上越相近，她精神上离他却越远了”f，两人虽同床共枕却形同陌路。
查理对情感的把握很幼稚，宛如巨婴，以至于面对爱玛一次次的反常情况，他都会不断自我催眠，以自己的幻想补缺婚姻关系上的罅隙。于是妻子的乖张都怪他爱得不够，妻子的奢侈需求他也都尽量满足，妻子的怨愤他都竭力忍让，而爱玛在他眼里依旧如初，“他所能想象到的她，和他第一次看见的她，永远不差分毫”g。可以说，查理掌握着爱玛全部言行的最终解释权，但出于其补偿心理，男性凝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永远愚昧，木木无觉，没有了解力。
（二）医生失职
由于丈夫失格，在查理的目视中爱玛被灌注了女神般的光芒，所以她种种恣意的背叛都侥幸逃过一劫，而这样荒谬的偏歧同样体现在爱玛病因的考察上——查理的治疗与庸医治驼别无二致。溯本求源，查理学医的道路起初由母亲代为选择，从医纯粹是为了挣钱糊口，他本身毫无学识可言，只会照搬一些死记硬背的简单医疗手法。他从来不看书，即便是医书也看不到一行便开始打盹。为人没有进取心，即便在外受到同行的羞辱也毫不在意，可见其智识不足，庸碌有余。
医生在描述病人的疾病时，为了认识病理事实的真相，必须“小心地区分这种疾病特有的、必然伴随出现的症状和完全偶然、意外的症状”h。吊诡的是，相对于病痛根源，症状不过是外在事实，医学解读必须追根溯源。“治疗的成功取决于对疾病的准确认识。”i对于人体机制的测量，仅仅凭借物理或者数学的特征，是无法解释疾病现象的。故而医学目视暗含了医生作为治疗主体的权力目视，而正确的诊断更需要关注特质。
爱玛的病症大多是作为医生的查理诊断的，一定程度上是包含了查理视角的权力话语形容，读者能从客观的角度明白爱玛神经质的特质与加深的生理病痛实际上是伴随着心里的苦闷与痛楚，这是一无所知的查理看不到的病症渊薮。 爱玛的病态初见于从子爵舞会归来之后脸色苍白，心跳也不正常。查理的诊断是脑炎，让爱玛服缬草汤、洗樟脑澡，但毫无效果。被罗道耳弗抛弃后她的症状变得更加复杂：“她一时心里难过，一时胸口难过，一时头里难过，一时四肢难过；她添上了呕吐”j，查理认为是癌症的初期症状。脑炎是脑实质发生的炎症性疾病，由病毒、细菌及其病原体微生物感染所致，而爱玛的病情与微生物细菌感染风马牛不相及，所谓癌症更是无稽之谈。显然查理对于自己夫人的病症并没有正确的诊断。
查理的疗法除了吃药还考虑到了环境、心理状态，从搬家到永镇开始，他就坚信她生病一定是水土不服之故，所以为了改换环境存了心思迁居；之所以同意爱玛与罗道耳弗一同出行骑马，也是因为罗道耳弗提出在外散心可以改善病情；带着爱玛去看自己不感兴趣的歌剧亦是如此。从结果论上来讲，这些治疗并没有任何改善的效果，反而为爱玛的出轨与背叛提供了更多契机。
诚然，查理作为丈夫失职与医生失格是具有同构性的，作为丈夫他没有体察夫人的物质与情感需求，在一味的信任与过度的美化下自行掩盖了婚姻与家庭的巨大缺口，粉饰太平，导致最后债台高筑和妻子出轨自杀的悲惨结局。而他学而不精、智识木讷的医生身份，在一次又一次的诊断中给爱玛贴上了“精神错乱”的标签，他并没有意识到爱玛真正患的心病。这都与查理的人格缺陷与身份定位有关，作为权力话语的主导者，他严重缺乏言说爱玛的情爱想象和偷情事态的话语能力，他参与塑造了一个与真正的包法利夫人完全不同的话语形象，这个形象不仅虚幻，甚至还成为爱玛出轨的保护色。
二、包法利夫人：渐至癫狂的患者
福楼拜将查理写得极为软弱，但性别与职业是他的优势，纵然他不解风情，医术不精，依旧天然是权力关系的主导者与受益者。而在医患关系中始终承受目视的爱玛，久病成疾，渐至癫狂。她的病症早有显现，一开始只是不满婚姻的嗔怪与思郁，但循着现实的委曲与外界的诱惑，在这样的一波三折中逐渐病入膏肓。福楼拜严格依循医学病理，将爱玛的焦虑抑郁以及兴奋症状详述于文本。追根溯源，爱玛从小就开始阅读的浪漫主义文本对她的“语言教唆”与“思想荼毒”埋下了疯狂的种子，而阶级与婚姻限制了其浪漫幻想，在话语缺失的压抑环境下爱玛寻不到身份认同，就只得在激情宣泄与无节制的感情释放中驶向疯癫与谵妄的河流。
（一）病因初探：男权文本与浪漫主义的荼毒
爱玛的逃避型阅读构成了她的自我追寻的基本冲动，这种冲动促成了她对情感的被动模仿。“浪漫小说的逃避是一种暂时却实存的拒斥，拒斥将女性视为贤妻良母这类角色不可或缺之构成的要求。它同时也是一次前往乌托邦之国的隐喻之旅；在完全接纳她们的国度中，读者通过与女主人公的认同，感受到自己成为另一个人关注和牵念的对象”！ 1。阅读浪漫小说不仅激发了爱玛“成为另一个人全心关注的对象”的强烈需求与情欲期待，而且提供了一种情感呵护以及情欲期待和兴奋的替代性体验。
爱玛所钟爱的浪漫主义小说，多数是中世纪文学中的骑士小说。富有风度的骑士与已婚的贵族妇女相爱，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典雅爱情完美体现了中世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推崇，这种推崇隐含男权文化——追求并效忠于优越尊贵的女性是增加“骑士荣誉”的砝码。中世纪富有骑士精神的爱情观通过文字深深影响了爱玛，她的欲望就由这些人物产生。
阅读是一种受各种外部社会力量支配的话语行为，不论是处于强势地位还是弱势地位的读者，总会想方设法地去做出“为我所用”的解读，以此来争夺话语权，爱玛并没有把握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审美距离，而是将文学中的形象以及事件带入生活幻想，又将自欺欺人的爱情幻想投射到实际生活，这是用来解构文本的话语策略，用来逃避“无趣现实”的不二法门。而当文本被消费的时候，总要受到特殊历史和文化语境的考验，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语言的创造权与文本的书写权皆由男性主导，这也导致了文本话语中隐含的男性统治与女性的被统治，爱玛成为那个时代，民主个体欲望与平等性书写所教唆的牺牲品，她的一生，则是活在了这样的女性话语模式与框架之内，成为权力话语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爱玛的阅读是一种寻找激情的功利性行為，这在伦理上是备受责备的，可见她是一个纯粹的自私主义者。例如在修道院她心猿意马，对宗教并不虔诚，原因在于“她是热狂而又实际，爱教堂为了教堂的花卉，爱音乐为了歌的词句，爱文学为了文学的热情刺激”！ 2。浪漫主义极尽标榜个体的独特性与价值，将自我感受当作自我实现的根本方式，深受影响的爱玛的着眼点永远是形式大于内容，和每一位浪漫主义者相仿，她可以深爱任何事物，但爱的理由皆因她能从爱的行为中获取实际利益，故而相比于爱的狂热歌颂者，爱玛更像是情感文化的理性消费者。
（二）病痛渊薮：身份的错位认知与激情的无节制宣泄
“爱玛是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的感情的女人’。这是说，所有她诗化的感情，不是生成的、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是从书本、从教育孕育起来的，代替了她遗传的天性”！ 3。爱玛是男性写作与女性阅读的受害者，宣传消极浪漫主义的爱情小说和修道院的贵族教育让她逐渐产生了身份焦虑的问题，因为她的身份在本质上存在错位。身为农民阶层的农家女接受贵族教育，卢欧老爹希冀着爱玛能以修道院学习作为踏板从而跻身上流。但接受了贵族教育，养成贵族习惯，有着贵族趣味的爱玛却无法适应无产阶级低下的生活，她无法跟郝麦太太这些同等阶层的人建立共同话语，唯有逃避并沉溺于浪漫主义美梦才能找到身份认同。侯爵舞会的邀请是赋予了爱玛白日梦可行性的偶然契机，这使得她接触了爱玛贵族社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虚荣假面激发和迎合了爱玛的趣味追求并使其沉浸于圣女与贵妇般的浮夸感受之中。
爱玛对小说中激情情节的热爱，对历史中女性英雄的尊敬和对跌宕起伏爱情的渴求，无一不是她对身为人的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崇拜。这种崇拜同时包含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矛盾，一方面，这是对“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成为他者地位的世界中”的果断拒绝，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而另一方面，这种拒绝是具有高风险的，“这是一条险恶的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 4。爱玛的性别观念具有局限性，“男人少说也是自由的；他可以尝遍热情，周游天下，克服困难，享受天涯海角的欢乐。可是一个女人，就不断受到阻挠。她没有生气，没有主见，身体脆弱不说，还处处受到法律约束”！ 5。在男权社会中主体性与超越性正是男性的特权，客观的社会环境不会容许爱玛构筑独属自己的未来，所以爱玛对“人”的崇拜是片面的，她只有对男性的崇拜。 同时爱玛意识到了男女之间的主奴关系，她很清楚自己作为女性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者”的角色。“她为谁贤惠？难道不正是他成为一切幸福的障碍、一切灾难的缘由，就像身上批到的尖插头一样，把她扣得牢牢的，气也出不来一口？”！ 6故而矛盾在于不可避免成为附庸的社会角色的现实与崇尚男性的主体性的理想之间的冲突，但她并不具备突破自我的解决办法，她不要求成为主体，是因为她没有成为主体的办法，她接受的教育、阅读的小说、爱情观念和生活态度都让她感受到了与男性相连的必要联系，所以她必须担任他者的角色。
然而从角色扮演衍生来的痛苦急需一个释放的途径——耽于“爱情”，也就是出轨。于是爱欲逐渐代替书籍成为爱玛自我身份构建的基本动力，沉浸于爱欲的爱玛“如同一部热情的机器，不断制造符号，不断地消解日常中的平庸单调，不断宣泄恋物、象征和释义的激情”！ 7。这是一种背德的、充满激情的暂时性方法，效果可比饮鸩止渴。
可悲的是爱玛并不能在出轨的爱情中构建自己的主体性，扮演“情人”角色的她依旧是相对于男性的他者。爱玛将与罗道耳弗的交往作为爱情的试验，却不想罗道耳弗将她规训成了一个“服帖又淫荡”的女人，一个完美的情妇，这无疑是男性对女性的单向性启蒙。而爱玛与赖昂的爱情是爱玛对中世纪骑士的典雅爱情的自主模仿，爱玛想让赖昂像骑士一样臣服于她，她有样学样，在感情和经济上试图占领主导地位，却不想债台高筑的弊病一经显露，唯利是图的资产者本性注定了爱玛被抛弃的结局。
爱玛的出轨是对自我误认的强化，她不断地在情人面前巩固加强这样的形象意蕴，她追求的不是爱情的内容而是爱情的浪漫形式，是一种情緒符号。过度的激情只会让人感到厌倦，而爱情的无妄遐想亦然，从激情的震荡到精神的崩溃所需不过是量变到质变的最后一步。
（三）激情的病灶：疯狂与谵妄
从道德角度来说，激情是导致疯狂的第一要因。“我们精神的迷失只是因为我们盲目地追随着欲望，因为我们不知克制或缓和欲望。如此，便有了这些爱的狂乱、反感、败坏的嗜好和由忧伤引起的忧郁症，因为受拒绝而引起的行为，吃、喝中的过度、不适，身体的败坏。它们产生了疯狂，而这是最坏的疾病”！ 8。爱玛的激情最初来源于阅读，她将书写的谵妄语言奉为圭臬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幻想，为了巩固这样的幻想她将幻想中的激情投射到现实中不断宣泄，制造符号，而这样无节制的激情释放只会导向名为“疯狂”的疾病。
在古典思想中，疯狂的本质指向想象力，而错乱和偏歧的想象力，一方面身处错误和缺陷的中途，另一方面又是肉体上的错乱，古典时代的医生和哲学家一致同意，将其称为谵妄。谵妄语言是疯狂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真相，因为它是组织疯狂的形式。谵妄决定了爱玛追逐爱情放荡不羁的形态，理性在其中变成欲望的奴隶和感情的侍女，这一切都和理性的奴化相关，它对肉体、金钱、热情俯首称臣。爱玛的疯狂早有伏线，但无人察觉，就连日夜相伴的查理也诊断不出她疯癫的原因，其在于爱玛身上的疯狂依循着一条名为感情、激情，乃至人性所约束的路线前进着。
纵观全书，爱玛的病灶与其情感指向息息相关。她的病源起自从侯爵舞会归来之后，对贵族社会浮夸奢华的妄恋和眷想让她的思维与现实分道扬镳，她的脾气开始变得别扭任性，“她像发高烧，说胡话一样，絮叨不完；兴奋过了，紧接着又像失去知觉一样，不言不动”！ 9。在赖昂走后，失去了情感寄托的爱玛一改往日形象，她大肆消费，变换装发，经不住人家三言两语就会做出荒唐之举。“她常常晕倒。有一天，她甚至咯出一口血来”@ 0。被罗道耳弗抛弃之后，她的病情开始变得复杂，以至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和赖昂确定情人关系之后，沉溺于情欲的爱玛开始陷入制造情绪符号的狂热中，她的病情急转直下，“爱玛笑了起来，笑声又尖，又响，又长 ；她又精神失常了”@ 1。负债累累，借贷屡屡受挫，爱玛的疯狂达到了极点，“她仰天躺着，动也不动，眼睛直瞪瞪的……庄稼女人让她那副脸相吓坏了，心想她疯了”@ 2。
疯狂的本身是理性的否定，爱玛正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混沌中步入深渊，但在人们眼中，它披上了名为理性的外衣——有秩序的类别、肉体与灵魂中严谨的机制和有逻辑的言语。爱玛身上的疯狂主题正是遵循了这样的道理，她释放的所有激情符号负载于疾病的诉诸，遵循了激情与叛逆的感情线索，对中世纪骑士之爱的推崇与修道院所修习的基督教义相悖，背叛家庭并耽于欲望与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责任相悖，追求激情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倡导的节制之爱相悖，我们能在爱玛身上看到非道德的放浪形骸对社会道德规范的抵抗与反叛，这种反叛说明了一种诉说欲望与本能的人的真实以及能“引导至真相的思想自由”，但在掌握了话语的众人眼中却是自然而然贴上“疯子”的标签，毕竟疯子之所以被理性驱逐在外，也是因为疯癫权力的不在场和失声。
爱玛作为逐渐步入疯狂的患者，她的经历展现了“阅读输入—现实输出—激情释放—自我毁灭”的过程。爱情文本的阅读是男权文化体制下权力话语对爱玛诗意的征服，诱使她沉溺于爱情幻想，规训其成为标榜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者。而自诩上流的爱玛却在身份焦虑和婚姻状态的压迫下寻求身份认同，“有性别的、生殖的”社会角色分工残忍地剥夺了她的话语。寻觅不到出路，爱玛只得将书写的谵妄语言奉为圭臬，构筑属于自己的爱情幻想，为了巩固幻想她将想象的激情投射到现实中并不断宣泄激情，不断制造符号，最终走上了癫狂与死亡的末路。
三、医疗话语：权力话语场域下的疾病话语机制
爱玛的身份是病人，但她的病症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她的症状与她的偷情事态有关，每当她情感受挫或沉溺爱欲时，就会表现出焦虑忧郁或兴奋症状；另一方面，她的病是被外界所定义的，主要的描述者是查理，他将爱玛的疾病一度诊断为“脑炎”，甚至是“癌症”，在其他人的话语中爱玛俨然成为“神经错乱的疯女人”，而从诊断到治疗，爱玛本人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疾病的诊断俨然成为误读的话语，正如论文《疾病与〈包法利夫人〉叙事》@ 3中所提及的“疾病”标签的他律性与自主性，一方面庸医的诊断包含了太多的似是而非，另一方面爱玛将虚假的“疾病”作为自己放浪形骸的挡箭牌。 疾病在话语功能中的全部关系都能用“能指与所指”进行概括：能指的症状与所指的疾病，能指的诊断与所指的症状，它们都是描述者与被描述者的关系。而描述的医学话语存在他律性与自主性。一方面，医生作为诊疗方根据观察对疾病“下定义”，另一方面，病人的自我话语同样构成了“疾病”标签的一部分。在被言说与被描述的场合里，爱玛许多出轨事由的非常规性在神经质、病弱、疯癫的病人身份的定义下变得合理起来。实际上，爱玛的病人身份也是一种权力话语的控制状态，当她的疯癫、神经质、不合理行为在被不斷议论的时候，正是一种社会权力以及医疗系统中的权力规训。
他律性与自律性相对，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与规范，医学目视中的他律性无疑塑造了病情的话语，这一点在查理和药剂师的医学目视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罗道耳弗抛弃爱玛后，查理在餐桌大谈特谈罗道耳弗的离开，对爱玛的抽噎痉挛全然不顾，甚至拿着杏子三番两次让她尝吃。结果爱玛昏厥过去，药剂师问及原因，查理只答得出突然昏迷是杏子的缘故，此时的药剂师开始了长篇大论：“不过也很有可能就是杏子引起昏迷的！有些人对某种气味，生来非常敏感！……这证明是神经系统的不规则现象，数也无从数起……”@ 4最后众人将其病定义为由杏子的气味引发的神经错乱。由此看出精神疾病加上生理病状并不能完全被医学的目视所看到，有时甚至根本不是对症下药，诊断与真相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这是因为在家庭的自然环境中，疾病有可能被治疗、饮食安排、一种策略所掩盖。爱玛的生理病症实际上蕴含着她波折的情感经历的话语表现，甚至只有在“疾病”的标签下，爱玛才能进一步地自我放纵，尽情地收获报复查理的快感，并投身到与爱欲与激情的冒险之中。
作为医学目视的“疾病”标签，除了包含话语主导者的权力干涉之外，还成为他者追求自由、摆脱“他性”的反抗方式。爱玛的疾病实际上是她的遮羞布，本身具有谎言的欺骗性质。而正是疾病的他律性给予了爱玛“追求爱情”的自主空间，同时作为剧情推动者确定了故事的发展走向。
最开始是母亲去世，爱玛写下了不忍卒读的悼念信，卢欧老爹连忙来看望她，可事实上，“（她）心中没有忧愁，就像额头没有皱纹一样，不由自己大吃一惊”@ 5。从侯爵舞会归来后爱玛逐渐对现实的婚姻生活感到了绝望，她的病亦有伪饰：她用不断地抱怨煽动查理，致使查理相信她受气候感应而生病，故而心存迁居之念。爱玛与赖昂幽会彻夜未归，丈夫在街头寻到她时，她游刃有余，直接将病作为借口，以至于后来“只要心血来潮，想看赖昂，她马上就随便找一个借口，去了鲁昂”@ 6。在虚情假意的叙述中，爱玛不断加深旁人对她病情的刻板印象，同时也躲藏在“疾病”的挡箭牌后恣意妄为。
诸如此类，在家庭的监禁体制下，爱玛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纠缠之中，理性是性欲伦理对包法利夫人的规制，而非理性则是爱玛在“疾病”标签的掩护下放纵偷情，这使得家庭，这个在古典主义时代被认为最自然、最原始、让人在精神上最感到安全的社会空间，成为谎言放任自流之地。
综上所述，《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处于权力话语的操控之下。在两性关系与医患关系中，由于性别与职业的优势，包法利先生自有评判和目视的权力，他是权力话语操纵的受益者。而包法利夫人是这段关系的受害者，从罗曼斯文本开始，到家庭乃至社会的体制约束与伦理规范，她始终都处于失语的状态。而病人身份与疾病诊断始终处于被描述的状态，没有人倾听她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所有人都自以为是地为她的“疾病”下定义，而爱玛也将疾病用作遮羞布，这何尝不是一种争夺话语权的表现。最终，寻找不到出路的爱玛消耗完了所有的激情，债务的威压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她逼上了绝路。
acdefgjlopst@ 1 @ 2 @ 4 @ 5 @ 6〔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第22页，第298页，第311页，第41页，第22页，第226页，第39页，第91页，第113页，第68页，第132页，第297页，第335页，第225页，第39页，第299页。
b 〔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h 西德纳姆，转引自索瓦热：《系统的疾病分类学》（第1卷），转引自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i 〔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k 〔美〕珍妮丝·A·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胡淑陈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28—129页。
！ 3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n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q 雷武锋：《多重趣味中的爱欲追寻——〈包法利夫人〉中的身份政治新解》，《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6卷第5期，第56页。
！ 8 索洼吉：《方法性疾病分类学》，转引自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第7卷），林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页。
@ 3 葛梦婷：《疾病与〈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硕士论文》，第17页。
参考文献：
[1]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李健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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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珍妮丝·A·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M].胡淑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6]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 雷武锋.多重趣味中的爱欲追寻——《包法利夫人》中的身份政治新解[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10] 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1] 葛梦婷. 疾病与《包法利夫人》的叙事[D].华东师范大学，2020.
基金项目： 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项目“权力规训下的爱玛之殇：《包法利夫人》中的权力话语探讨”（项目编号202010511070）
作 者： 魏欣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