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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史书以写人为中心的人物传记体,它通过运用“太史公笔法”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史记》之前,史家把惩恶劝善、以史为鉴作为撰写史书的目的。例如,《春秋》是以史为法的典型代表,孔子运用“笔则笔,削则削”的手法,以体现其正名王道的儒家思想,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史记》突破了以往史书惩恶劝善的道德层面,把史书上升到对历史现象规律性的认识层面,即历史哲学层面。司马迁在对历史资料的选择中已有对于历史的思考,从他选择史料的标准中即可略知一二,《史记》记载自黄帝至武帝一千多年的历史,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司马迁选择的标准即记“非常之世”中的“倜傥非常之人”,如其在《报任安书》中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最重要手法就是寓论断于序事。寓论断于序事,即无论篇末、篇中、篇首,作者未发议论而在叙事中自有是非褒贬。简言之,以事代论。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可看作是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手法的具体体现。首先,司马迁善于考察历史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以一种连续的动态的思维描述历史事件,不仅能够再现历史事件的面貌,而且能探究其何以成败兴坏。司马迁自己曾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因此,我们不妨称其为“原始察终”法。如《项羽本纪》主要记载了吴中起事、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几件大事,记述了项羽由兴到败的全过程,形象地刻画出项羽其人。他勇猛剽悍,战场上左突右奔、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一以敌百,这是他的优点;但他性格中具有妇人之仁、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的缺点,这使他不能唯才是用、知人善任,遇事犹豫迟疑,决策不能果决。最终他错过多次扭转局势的良机,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而且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而只是感叹“天亡我”。同时,司马迁在刻画项羽形象的过程中,注意以细节小事来揭示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并采用互见的方法,托他人之口言己所欲言。如《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对项羽的评价,“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泣涕分食饮;使人有功当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这些都为他的失败埋下伏笔。太史公的客观描述再现给我们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项羽,同时又在字里行间展现他的诸种弱点,揭示其失败的原因。
其次,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他将历史看成是一个变动的、发展的过程,因此他能够透过社会历史现象的表层,发现隐藏在盛世中的衰败迹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见盛观衰”法。司马迁独具史家慧眼,对于自己所身处的汉武盛世的衰败苗头,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记述“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又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都如实地呈现了汉武帝时期海内宾服、四海一统的盛事景象;另一方面他看到了汉武盛世之下的衰败苗头,在《平准书》、《封禅书》诸篇中有相关记载“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并揭露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迷信鬼神、劳民伤财,而导致府库空虚、“赋税既竭”、“黎民重困”的局面。但他没有把视角停留在这些现象的表层,而是进一步推究其原因,《货殖列傳》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揭示出人类对自身欲望的不断追求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因之一,这其中包含了汉武帝的无限强大的欲望,正如汲黯所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志乎!”正是汉武帝欲望的不断膨胀,大兴文治武功,逞个人之志,导致社会内部孕育着危机和衰落的征兆。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中,司马迁有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当时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司马迁则看到高于人君的“天”的存在,人主也是受制于“天”的。“天”就是民心的抽象,即历史的客观趋势。当汉武帝的所作所为顺应天意,就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反之,则受到“天”的制约和惩罚。正是基于对天人关系的特殊识见,他才会洞悉盛世下的衰败迹象,获取其对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这就是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进而成其杰出的一家之言。
以上是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寓论断于序事,从分析中即可见寓论断于序事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方式,他以此探寻历史的发展规律,将对历史的认识提高到历史哲学角度,从而使《史记》因其“一家之言”而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易平.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史学理论研究.1997(2).
[3]易平,易宁.《史记》“实录”新探.史学史研究.1995(4).
[4]王长顺.“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5]白寿彝.中国史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6]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7]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史记》之前,史家把惩恶劝善、以史为鉴作为撰写史书的目的。例如,《春秋》是以史为法的典型代表,孔子运用“笔则笔,削则削”的手法,以体现其正名王道的儒家思想,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史记》突破了以往史书惩恶劝善的道德层面,把史书上升到对历史现象规律性的认识层面,即历史哲学层面。司马迁在对历史资料的选择中已有对于历史的思考,从他选择史料的标准中即可略知一二,《史记》记载自黄帝至武帝一千多年的历史,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司马迁选择的标准即记“非常之世”中的“倜傥非常之人”,如其在《报任安书》中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最重要手法就是寓论断于序事。寓论断于序事,即无论篇末、篇中、篇首,作者未发议论而在叙事中自有是非褒贬。简言之,以事代论。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可看作是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手法的具体体现。首先,司马迁善于考察历史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以一种连续的动态的思维描述历史事件,不仅能够再现历史事件的面貌,而且能探究其何以成败兴坏。司马迁自己曾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因此,我们不妨称其为“原始察终”法。如《项羽本纪》主要记载了吴中起事、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几件大事,记述了项羽由兴到败的全过程,形象地刻画出项羽其人。他勇猛剽悍,战场上左突右奔、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一以敌百,这是他的优点;但他性格中具有妇人之仁、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的缺点,这使他不能唯才是用、知人善任,遇事犹豫迟疑,决策不能果决。最终他错过多次扭转局势的良机,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而且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而只是感叹“天亡我”。同时,司马迁在刻画项羽形象的过程中,注意以细节小事来揭示他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并采用互见的方法,托他人之口言己所欲言。如《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对项羽的评价,“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泣涕分食饮;使人有功当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这些都为他的失败埋下伏笔。太史公的客观描述再现给我们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项羽,同时又在字里行间展现他的诸种弱点,揭示其失败的原因。
其次,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他将历史看成是一个变动的、发展的过程,因此他能够透过社会历史现象的表层,发现隐藏在盛世中的衰败迹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见盛观衰”法。司马迁独具史家慧眼,对于自己所身处的汉武盛世的衰败苗头,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记述“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又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都如实地呈现了汉武帝时期海内宾服、四海一统的盛事景象;另一方面他看到了汉武盛世之下的衰败苗头,在《平准书》、《封禅书》诸篇中有相关记载“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并揭露了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迷信鬼神、劳民伤财,而导致府库空虚、“赋税既竭”、“黎民重困”的局面。但他没有把视角停留在这些现象的表层,而是进一步推究其原因,《货殖列傳》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揭示出人类对自身欲望的不断追求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因之一,这其中包含了汉武帝的无限强大的欲望,正如汲黯所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志乎!”正是汉武帝欲望的不断膨胀,大兴文治武功,逞个人之志,导致社会内部孕育着危机和衰落的征兆。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中,司马迁有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当时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司马迁则看到高于人君的“天”的存在,人主也是受制于“天”的。“天”就是民心的抽象,即历史的客观趋势。当汉武帝的所作所为顺应天意,就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反之,则受到“天”的制约和惩罚。正是基于对天人关系的特殊识见,他才会洞悉盛世下的衰败迹象,获取其对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这就是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进而成其杰出的一家之言。
以上是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寓论断于序事,从分析中即可见寓论断于序事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方式,他以此探寻历史的发展规律,将对历史的认识提高到历史哲学角度,从而使《史记》因其“一家之言”而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易平.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史学理论研究.1997(2).
[3]易平,易宁.《史记》“实录”新探.史学史研究.1995(4).
[4]王长顺.“春秋笔法”与“太史公笔法”之比较.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5]白寿彝.中国史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6]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7]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