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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丹麦学者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的观点，青铜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之一。这样的观点同样适应于中国。之所以有大量学者从事青铜器的研究，自与青铜器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郭宝钧先生在其遗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中首次关注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创造性地提出了青铜鼎的器型经历了从“耳足四点分配式”到“耳足五点分配式”发展，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与其它早期文明不同，中国青铜时代有着自己独具一格的特点。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对此做出了很好的阐释，他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特点在于青铜器不是在社会生产领域中而是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体来看，就中国的青铜时代与石器时代与铁器时代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青铜时代期间，青铜器并未成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它的重要地位是通过它在政治生活，即所谓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青铜便是政治权力”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特点。
对青铜器的铸造方法的研究历来都是一项较为困难的工作。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历史文献方面缺少相关记载，后代学者只能依据青铜器上遗留的铸造痕迹进行推断。加之后来为了追求青铜器的美观，器物外表的铸造痕迹(如范缝等)又常常被当时的工匠们抹去，这更增加了现代学者研究青铜器铸造技术与方法的难度。现代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首开研究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先河。他的代表性著作《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耳足四点分配式”与“耳足五点分配式”的问题。此后，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广泛开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运用，我们对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耳足四点分配式”与“耳足五点分配式”是针对青铜鼎的外形而言的。(如图一)前者指“耳足配列关系”都是“一个足在一个鼎耳的垂直线下，其他两足，分列在另一鼎耳的两旁”。后者是指一足在两耳一侧的中间位置，其余两足在两耳另一侧之间均匀分布。前者出现在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后者则出现在中商之后。从视觉效果来看，采用“四点分配式”方法铸造的鼎往往看起来不对称，不美观，而后来的“五点分配式”方法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郭宝钧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长期以来学者们未能提出合理的解释。张昌平先生在《乳钉雷纹蛙饰瓿与四点配列式鼎》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期之所以采用“耳足四点分配式”是为了尽可能地将青铜器上的附件放在分范的位置上，这样就能够降低分范的难度。而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分范水平逐渐提高，附件可以采用分铸技术进行处理，“四点分配式”被“五点分配式”所取代，成为此后鼎的基本形态。这种看法很有新意。但是，将附件尽量放在分范处并不见得能够降低分范的难度，真正降低分范难度的应该是尽量避免将附件放置在分范的位置上。但是，这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前期的鼎、尊等器物在有附件出现时，却往往将其中的部分附件放置在分范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应该是受到了当时青铜器整体铸造习惯与传统的影响。具体说来是受到了爵、角、斝等单錾青铜酒器铸造技术与方法的影响。在制作这样的单錾青铜器时，分范必须从錾处进行。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而将錾包含在范内，就无法处理錾与器物之间的空余部分。而从錾处分范，錾与器物之间的空余部分则可以用范土填充。所以它们必须在錾处分范。而酒器又是当时青铜器的大宗，如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中酒器占据着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觚、爵、斝出现了有机地组合，“商代觚、爵、斝的配合大体相当于周代鼎、簋的配合，同样是区分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器。”可以说当时酒器的地位是要高出于鼎的地位的，酒器在当时的器物组合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之相关，酒器的铸造技术代表着当时整个青铜器的铸造水平。所以，当时的工匠们在铸造青铜鼎时会仿照着铸造酒器的方法，把一耳与一足相对应。当我们把鼎的另外一耳去掉时，仅剩下的一耳以及下面与之相对应的一足，整个鼎的外观和爵、斝等单錾酒器的外观极为相似。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采用“耳足四点分配式”铸造出来的鼎与单錾青铜酒器的内在联系性。
除此之外，带有兽首的青铜尊在铸造时也出现了类似于鼎的情况。工匠们将其中的一个兽首放在了分范的位置。按当时的铸造技术来看，将兽首放在分范的位置十分不利于分范。最好的办法是将兽首的位置放在范内。但是，当时的工匠们宁愿坚持固有的生产技术而不求改进。盘龙城出土了一件双耳簋，其双耳是后铸上去的。既然是后铸上去的，具体的安放位置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然而当时的工匠们却不惜破坏兽面纹的完整性而将其其中的一耳放在了范缝的位置上，这一位置打破了一足兽面纹。可见当时的铸造风气已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中国青铜文明见证了中华民族早期先民高超的技术水平与创造能力。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开展，诸多问题将会得到合理的解释。从“四点分配式”到“五点分配式”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奠定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基本形态，为塑造灿烂的青铜文明创造了条件。
与其它早期文明不同，中国青铜时代有着自己独具一格的特点。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对此做出了很好的阐释，他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特点在于青铜器不是在社会生产领域中而是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体来看，就中国的青铜时代与石器时代与铁器时代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青铜时代期间，青铜器并未成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它的重要地位是通过它在政治生活，即所谓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青铜便是政治权力”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特点。
对青铜器的铸造方法的研究历来都是一项较为困难的工作。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历史文献方面缺少相关记载，后代学者只能依据青铜器上遗留的铸造痕迹进行推断。加之后来为了追求青铜器的美观，器物外表的铸造痕迹(如范缝等)又常常被当时的工匠们抹去，这更增加了现代学者研究青铜器铸造技术与方法的难度。现代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首开研究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先河。他的代表性著作《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耳足四点分配式”与“耳足五点分配式”的问题。此后，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广泛开展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运用，我们对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耳足四点分配式”与“耳足五点分配式”是针对青铜鼎的外形而言的。(如图一)前者指“耳足配列关系”都是“一个足在一个鼎耳的垂直线下，其他两足，分列在另一鼎耳的两旁”。后者是指一足在两耳一侧的中间位置，其余两足在两耳另一侧之间均匀分布。前者出现在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上层时期，后者则出现在中商之后。从视觉效果来看，采用“四点分配式”方法铸造的鼎往往看起来不对称，不美观，而后来的“五点分配式”方法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郭宝钧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长期以来学者们未能提出合理的解释。张昌平先生在《乳钉雷纹蛙饰瓿与四点配列式鼎》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期之所以采用“耳足四点分配式”是为了尽可能地将青铜器上的附件放在分范的位置上，这样就能够降低分范的难度。而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分范水平逐渐提高，附件可以采用分铸技术进行处理，“四点分配式”被“五点分配式”所取代，成为此后鼎的基本形态。这种看法很有新意。但是，将附件尽量放在分范处并不见得能够降低分范的难度，真正降低分范难度的应该是尽量避免将附件放置在分范的位置上。但是，这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前期的鼎、尊等器物在有附件出现时，却往往将其中的部分附件放置在分范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应该是受到了当时青铜器整体铸造习惯与传统的影响。具体说来是受到了爵、角、斝等单錾青铜酒器铸造技术与方法的影响。在制作这样的单錾青铜器时，分范必须从錾处进行。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法，而将錾包含在范内，就无法处理錾与器物之间的空余部分。而从錾处分范，錾与器物之间的空余部分则可以用范土填充。所以它们必须在錾处分范。而酒器又是当时青铜器的大宗，如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中酒器占据着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觚、爵、斝出现了有机地组合，“商代觚、爵、斝的配合大体相当于周代鼎、簋的配合，同样是区分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器。”可以说当时酒器的地位是要高出于鼎的地位的，酒器在当时的器物组合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之相关，酒器的铸造技术代表着当时整个青铜器的铸造水平。所以，当时的工匠们在铸造青铜鼎时会仿照着铸造酒器的方法，把一耳与一足相对应。当我们把鼎的另外一耳去掉时，仅剩下的一耳以及下面与之相对应的一足，整个鼎的外观和爵、斝等单錾酒器的外观极为相似。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采用“耳足四点分配式”铸造出来的鼎与单錾青铜酒器的内在联系性。
除此之外，带有兽首的青铜尊在铸造时也出现了类似于鼎的情况。工匠们将其中的一个兽首放在了分范的位置。按当时的铸造技术来看，将兽首放在分范的位置十分不利于分范。最好的办法是将兽首的位置放在范内。但是，当时的工匠们宁愿坚持固有的生产技术而不求改进。盘龙城出土了一件双耳簋，其双耳是后铸上去的。既然是后铸上去的，具体的安放位置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然而当时的工匠们却不惜破坏兽面纹的完整性而将其其中的一耳放在了范缝的位置上，这一位置打破了一足兽面纹。可见当时的铸造风气已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中国青铜文明见证了中华民族早期先民高超的技术水平与创造能力。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开展，诸多问题将会得到合理的解释。从“四点分配式”到“五点分配式”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奠定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基本形态，为塑造灿烂的青铜文明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