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茶与人、人与茶在这里是如此的和谐统一，如何的浑然一体。安溪人将铁观音视为“天赐神树”，百般呵护，精心浇灌。而铁观音在滋养安溪人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家族的命运轨迹。
　　尧阳王氏：溪茶望族
　　如果说西坪是安溪铁观音原产地的中心，那么尧阳就是“中心之心”。它不仅仅是铁观音来历“王说”的发源地，更是安溪史上茶业世家望族的聚集地。
　　尧阳，古时隶属崇信里，地理范围并非囿于今天的尧阳村，而是包含了尧山、尧阳、南岩、上尧四个自然村。
　　王姓是尧阳的大姓，也是这里的“茗门望族”。“尧阳”原名“辽洋”，据说王家迁徙于到此才改成“尧阳”这个名字的。王姓最早可上溯到明正德二年（1507年），由先祖王毅庵从芦田外洋迁入，繁衍至今已二十多世。
　　500多年来，王家祖祖辈辈皆以种茶制茶为业，尤其是晚清以来，诞生了“信记”、“梅记”、“尧阳茶行”、“瑞珍”等许多闻名港台地区、东南亚的老茶号。在长达百余年的漫漫岁月中，王氏子孙们用茶书写了一部芳香隽永的家国传奇。
　　“信记培”
　　刚下飞机的王文礼，脸上的倦意早已被难掩的兴奋感代替。
　　两天前，在仰光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安溪乡亲联谊大会庆宴上，一位印度尼西亚老华侨同王文礼叙乡情时无意提到：“你是做茶叶生意的，会不会认识尧阳的‘信记培’？”王文礼一听，说的就是自己家，连忙回答说：“他就是我太公啊。”
　　老华侨有些激动：“难怪了！我就觉得你提供的茶味道跟以前喝的非常像！你们王家的茶，焙火技术一流啊。”
　　王兹培是铁观音“王说”的第十代传人。闽南语中，“培”与“焙”发音相同。
　　焙火，也称“炖火”、“吃火”，是进一步淬炼铁观音“兰香音韵”的关键工序。王兹培在焙茶时，极为擅长控制火候，在五至七成的火候间拿捏得当，形成独树一帜的“王氏火功”，着闻名于十里八乡及潮汕一带。
　　然而，王兹培所处的民国时代，正值内忧外患。列强的侵略与军阀的连年混战，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乡民赖以为生的茶园，更是满目疮痍。“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要讨生活，就不得不走出去。”王文礼说。
　　为了生计，背井离乡确是迫不得已。王兹培把手上的茶园茶厂转交亲人管理后，就南下厦门创办“信记茶行”专营铁观音。
　　“信记”，顾名思义“诚信经纪”，这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也是王兹培奉行不悖的经营原则。王文礼说，自清末以来，把茶卖到南洋的安溪茶商大致分为“门店派”和“出洋派”，前者留守本土，后者则奔波于南洋各地。“出洋派”中有多余好茶没法带出去的，为避免茶叶过期变质，就托付给“门店派”的乡亲搭售，然后再结算分成。“这是一种非常淳朴的、靠乡情联结的互信合作关系。”然而，有时一年过去，出洋的人返乡，兴冲冲地带着礼品走亲访友时发现：受托人的茶卖得一干二净，自家的茶却一点都没卖掉，堆在角落里受潮生虫。于是，乡里乡亲撕破脸皮甚至对簿公堂的事，时有发生。毕竟“利”字当头，同乡情谊就显得稀薄。
　　不过，王兹培的“信记”从未让乡亲们失望。
　　“小时候，听长辈们说，太公在村里很有名望。”王文礼的语气里透着自豪。“以前交通十分闭塞，茶都是通过人挑牛驮运到潮汕去卖。太公的茶担里，装的不光是自家的茶，还有乡亲们托售的茶。在卖茶的时候，他总是先把乡亲的茶卖掉，最后才卖自己的。而且，不论多大的利益，都无法动摇他信守承诺的处事原则。当然了，他对自家茶的品质也很自信。”
　　凭借诚信经营和“王家茶”独有的蜜香厚味，“信记”很快就赢得了市场。不久，他在泰国开了一家分号，“信记”的声名随着茶香远播东南亚，王家也因茶而富甲一方。
　　“这是解放初政府开给我太公的借款收据。”王文礼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泛黄发皱的纸，尽管过了一个甲子，但上面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信贷筹委会”向“信记”借取的基金，数额是“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这个数目，当时算是一笔大数目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制茶技术和经营之道，王兹培从不吝啬。于是，每逢茶季，乡亲都会把做好的茶，拿到家里请他帮忙指导。有不足之处，他都会一一地指出，并告诉他们如何去改进。“太公的（制茶）技术和为人，让乡亲们都很感动，打心里感激他。有些到海外做生意的人，逢年过节都会给他寄来各种土产，家里都堆得满满的。”王兹培的德高望重，使得其在建国初曾多次被推选为县人大代表，为乡亲们发声。
　　制茶技艺一脉承。王兹培之后，子孙们也都“遗传”了流淌在血液里的技艺“基因”，成为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的骨干：王学尧（王兹培子），国营安溪茶厂第一任主评茶师；王福隆（王兹培孙），国营安溪第八茶厂主评茶师；王艺生（王福隆弟），国营安溪茶厂技术科科长。王兹培的第四代传人王文礼则虔诚地接过祖辈们的衣钵，成为“信记”的新掌门人。作为“信记”魂脉的延续，“八马茶业”经过20多年的耕耘，摘取了“中国最大的铁观音制造商”之桂冠。一如曾经飘香南洋的“信记”茶，“八马”茶也远销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地区。2013年，“八马”出口非洲的乌龙茶更是以164美元/公斤的单价，刷新了安溪高档乌龙茶出口单价的纪录。
　　王文礼还把“信记”“触网”，成立电子商务公司，让这一百年老茶号注入年轻时尚的元素，重焕生机。“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信记’都有一颗守信用、讲信义的中国心。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茶，让茶成为现代生活的时尚，这是‘信记’的新使命。”他说。
　　山中“日月”
　　日月，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仅代表阴阳，而且向来都象征着永恒。
　　带着这一质朴的观念，王氏先民一路迁徙辗转，最终在尧阳这片土地上定居繁衍，并把他们对世代安居乐业的向往寓于住所。日寨与月寨，分立于尧阳与南岩的两片古厝群，便是他们最初心愿的外化。“日月”同辉，见证了茶业世家一个多世纪的繁华与苍凉。 　　车在公路边停下。一条光亮平整的石板路，迤逦延伸到不远处的一片黑瓦石墙，路的尽头就是日寨。日寨，在当地村民眼中，它是“最早沐浴阳光的地方”，因厝厝紧靠、房房相连成“日”字形而得名。
　　日寨始建于何时，因年代久远已无从考证，村里的老人只知道“‘日’在‘月’之前”。尽管如此，一座斑驳漫漶的石敢当和几株亭亭如盖的桂树还是向我们透露了寨子的古老。
　　目升居是日寨的大厝之一。村里的留守老人说，古厝的第一任主人叫王永杜。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随父亲王择臣渡海赴台，在鹿港创办“荣春茶行”，专卖家乡的铁观音。父子经营有方，茶行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可惜，好景不长。鸦片战争爆发后，王永杜就同店里的老伙计挑着四担白银，踏上返乡的路。日升居和尧阳茶场，就是用这些白银盖起来的。
　　目升居在第二任主人王淑景手上迎来最鼎盛的时期。如果不弃文从商，才华横溢的他或许会成为一名学者。然而，长子继承家业的天经地义，使他不得不抛开书卷，拿起账本。1921年，他来到厦门，在开禾路创设了“尧阳茶行”，茶叶广销闽南、台湾、上海及东南亚地区。1937年，王淑景的儿子在香港文成街开设了分号。1949年以后，留在鹿港的王择臣之后也将“荣春茶行”更名为“尧阳茶行”。于是，“尧阳茶行”在厦、港、台两岸三地续写了昔日的辉煌。
　　如今，日升居虽已空置，日寨也仅剩一户人家，但宽敞整洁的门庭和修葺一新的石墙石窗，看起来依然气派，门前灰底金字的匾额和楹联，更是尽显出当年大户人家的气象。
　　沐浴着明亮的秋阳，古厝前，有阵阵沁人的桂花香在萦绕。
　　与日寨遥相呼应的是月寨，名字的由来亦是缘于屋舍错落而成的形状。沿着迤逦的老石阶上行，穿过寨子入口处的一座房子，便能看到一条青石板街连着两列相对排开的旧厝。石街走到底，就是一览无余的山景了，加之两条横在街中的排水渠，一个偌大的“月”字就写在了山体上。
　　年近古稀的王水桦是寨子里现今最年长的人。他说，在没有寨子以前，这里原本是一座呈笔架形的山丘，俗称“三冠山”。日寨里的王氏先民，因不堪土匪流寇常年的骚扰，便于1520年前后，带领族人把山尖铲平，营建了月寨。
　　殊不知，名字听起来很唯美很浪漫的月寨，在建造之初，却是充满了困厄与艰险。王水桦说，这里的地势高，虽易守难攻，但水源很成问题。“没有水，就种不出粮食，只能种相对耐旱的茶树。直到现在，寨子里30多户人家的生活用水也都还是从别处引来的。”
　　王老带着我们，漫步于寨子中，每一座古厝都承载着王氏家族引以为豪的茶叶发迹史。“在没有遭到（‘文革’）破坏以前，几乎家家户户的厝都有这样精美的雕花。”他指着面前几扇保存尚完好的木窗说。
　　我们在一座饶有南洋建筑风格的三层石楼前停下。“这座叫盘乐楼，跟寨子里其它土木结构的房子不同，楼身主体包括四面窗户都是石头的。”王老说。
　　步入楼中，就能明显感觉到一股陈旧的气息，那是时间留下的味道。如果没有那口可以倾泻天光的天井，老屋的光线几近昏暗，好在还有几盏热闹的红灯笼，弱化不少苍老。
　　盘乐楼的原主人是在泰国发家的“瑞珍号”茶行老板王孝梅，他以经营红芽歪尾桃铁观音而着称。“瑞珍号”经营规模很大，且资金雄厚，在泰国赫赫有名。如今，厅堂里还挂着一面当初瑞珍茶庄新张时友人赠送的镜匾，上面写着“瑞苑藏珍”四个隶书大字，喜庆热络的气氛仿佛还未曾散去。王家后人还搬出一只足有四五十斤重、刻有“瑞珍”字样的石制大秤砣，它是家族因茶而富的最好见证。
　　不过，树大招风，富裕也引来了土匪。有一次，匪帮夜间突袭月寨，王孝梅家损失最惨重。为了亡羊补牢，他斥重金修建了这座“盘乐楼”。因此，石厝的坚固厚重感除了来自外观的材质外，还在于它颇强的防御功能：楼的四面犄角和各扇窗下，都留有一条并不显眼的细缝。它们既可用来观察敌情，也可当作狙击的枪孔。一楼的外窗也是“全副武装”，上面竖着几根有两个指头粗细的钢筋。“这在过去国内是根本没有的，全都从南洋进口，非常牢固。为了防匪，王孝梅真是费劲了心思。”王老说。
　　如今，月寨的王氏后人，多半都走出了寨子，有的在省外，有的在海外，继续经营着家族的茶叶生意，而那些人去楼空的古厝也终将在岁月里慢慢老去。遍地的碎瓦，散落街边的制茶工具，残破的廊墙雕绘，似乎还依稀可见往昔的荣光。
　　“泰山楼”往事
　　意如其名，泰山楼是安溪近代茶史上一枚熠熠生辉的印迹。它不只是西坪茶业百年兴衰的见证者，更是牵系着南岩王氏家族血脉的精神原乡。
　　从一片平坦的阔野望去，依山而筑的泰山楼在黑瓦红砖的古厝群中显得挺拔伟岸。这幢石木结构的二层大厝，早已屹立了120多年，系“梅记”茶行（以下简称“梅记”）的发祥地，因而当地村民又叫它梅记土楼。
　　带我们参观的是王家第六代子孙的王智送，连同他在内，有三兄弟。大哥王智家和他负责安溪的茶叶生产，二哥王智育作为“梅记”第六代传人则执掌厦门“梅记”总部的运营。
　　土楼的外墙全用平整的花岗岩砌筑，内墙体则为土木结构。主楼的门楣上，嵌着一块书有阴刻楷书楼名的石匾。这是晚清泉州著名书法家林心存的真迹，笔法雄浑有力。
　　行走在偌大的土楼里，保存完好的建筑格局不禁让人惊叹。主楼两层均为十房二厅一天井，左右又各有一护厝，规模庞大。另外，上、下厅的屋架均为斗拱结构，上面雕刻的鸟兽、花草、人物，栩栩如生，美轮美奂。
　　踏着石梯，来到二楼，面朝天井共开了18扇大窗，每扇都刻有精致的柳丝或梅花图案，可谓雕缋满眼。厅堂正中，悬挂着一面黑底金字的“大夫第”巨匾，富贵气象，不减当年。
　　泰山楼的传奇，正是始于王三言。
　　王三言，生于1836年。四岁那年，本应在私塾中读圣贤书的他，却家中穷困无力负担先生的束惰而作罢。于是，王三言就过早地肩负起了家庭重担。除了帮助家里耕田、垦殖茶园外，他在农闲时还当挑夫补贴家用。 　　他的力气很大，常常肩挑百斤重的大米，日行六七十里，而且总是比别人快一步到达。有一次，他在挑米的途中遇雨，好在他及时躲雨，大米颗粒未湿，而其它挑夫的米基本都淋了雨。但是，在验收时，别人挑的米都变重了，只有他没有增重，便怀疑他偷了米。遭人误解的王三言，有口难辩，为证明自己的正直坦诚，遂怒断扁担，并发誓从此不再做挑夫。
　　打那以后，他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到种茶做茶上。1875年，他到厦门开设了“梅记”，并绘制了以梅花为外框、葫芦宝剑为主图的商标。“商标很有寓意，老祖宗希望茶能像葫芦仙丹一样解人疾苦，也能像宝剑一样镇邪除魔。”王智送说。
　　“梅记”在厦门，按今天的话说，称得上“龙头企业”，因为有大半的溪茶是通过“梅记”销往南洋各地，而且“梅记”茶也具有不可复制的特质。“‘梅记’茶有三大特点。老祖宗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茶农的身份，亦农亦商，茶园茶店两头顾，这是第一。第二，他很擅长钻研技术，尤其是他在1884年首创了‘布巾包揉技术’，让原本条形偏疏松的铁观音变得卷曲美观，更紧结重实。后来，这项技术很快传遍安溪、闽南乃至台湾，这是革新制茶工艺的创举。他还把茶按照质量划等级分类，改成小包装，俗称‘斗茶’，然后印上自己的商标。茶好，包装精美，自然大受客人欢迎啦。”谈起王三言的往事，王智送充满了自豪。
　　王三言富贵还乡后，先后建起了福星居、梅嘉居等大厝，泰山楼就是其中之一。难得的是，他富贵不忘本。他曾公开宣称，凡要到海外谋生的尧阳人，“梅记”都免费提供食宿，并赠送船票，造福乡里之心，可见一斑。鉴于他对当地社会的贡献，1903年，时任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许应骥亲授王三言五品奉政大夫的荣誉。于是，就有了那块“大夫第”的匾额。
　　倏忽百年，主人虽殁，“梅记”却与泰山楼同在。王氏子孙们传衍着王三言的血脉，如同守护泰山楼般虔敬，悉心呵护着这一百年品牌的荣耀。
　　曾孙王联丹，制作的“泰山峰”牌铁观音，在参加1945年新加坡举行茶叶评奖活动中，荣获金牌一枚，金笔一对，成为中国首个在海外茶王获奖者。
　　裔孙王振忠，在传承铁观音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大胆创新，研制出铁观音茶饼，丰富了中国乌龙茶的品种。
　　得王联丹的真传，“梅记”第五代传人王曼尧始终坚持铁观音手工制作技艺，严选纯种“红芽歪尾桃”铁观音为原料，摇青、摊青后，运用手揉及先祖发明的布巾包揉技术反复包揉20遍，形成圆紧重实、油亮有光的颗粒，最后再用炭火烘焙，固定品质。其弟王曼源在香港创办了荣源茶叶公司，并创办了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为促进中华茶文化的传播而奔忙。
　　第六代传人王智育更是带领兄弟们齐心协力，发挥各自的专长，分工合作，致力于把“梅记”发扬光大。
　　王思仪王思东堂兄弟，作为第七代子孙，由他们创办的中闽弘泰茶叶合作社，则把王家茶推向了互联网，在“淘宝”上缔造了安溪铁观音网络时代的新传奇。
　　从泰山楼出来，我们瞥见楼前一片青青的茶树。一个身穿红衣小女孩，正低头在茶丛边上有模有样地采着茶，小手早已握满了茶芽，旁边的小男孩则安静地望着她。旧墙新茶，故人小孩，在这座百年古厝前构成一幅唯美的图画。
　　“秋香”将至，泰山楼的故事，未完待续。
　　罗岩林氏的“黄旦”传奇
　　黄旦，又名黄金桂，它与铁观音、本山、毛蟹并称安溪茶叶四大当家品种。安溪县西南部的虎邱镇罗岩村是它的原乡。
　　虎邱人都说，丝毫不逊色于铁观音，黄旦生来就有种“贵气”：不仅萌芽、采制、上市早，而且素以优雅鲜爽的“透天香”著称。
　　它的魅力，曾让漳州、潮汕、港台及东南亚一带的茶客们折服倾倒，并牵系着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
　　潮州“林三府”
　　今年8月30日，是“民族英雄”林则徐230周年诞辰。176年前，他在虎门销烟的壮举及由此引爆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然而，归根结底，鸦片战争是茶的战争——茶叶贸易带来的巨大逆差致使英国居心不良地用鸦片来换茶。
　　茶、鸦片与林公，让我们联想到一位与林公同姓的安溪茶商。他，叫林朝阳。
　　林朝阳，1810年生于虎邱罗岩村，1862年卒于潮州。他究竟在何年离乡南下广东经商，他的后裔和村里的老人，都无法说得清。但是，大家都只知道，林朝阳很早就去了汕头，开了一家叫“林乾太”的茶庄，生意做得很旺，后来还当上了潮州的父母官，算是富贵双全了。
　　“当年祖先拿到汕头卖的茶，不是铁观音，而是黄旦。”林朝阳后人之一的林春明说，黄旦之所以受人欢迎，不光是因为味道香、滋味好，最重要的是它能有效地去瘟疫。“那时潮汕一带常常有瘟疫，黄旦既可以泡着喝，也可以泡澡，一喝一泡，病就没了。”
　　卖茶发了家的林朝阳，创建了“福安街”一条和小巷三弄。这在当时并不太繁华的汕头埠，算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了。他的私宅“乾太厝”，也在“一街三弄”里面，据说厝内大到可以撑船，最鼎盛的时候，聚居过200多人。如今，老街老厝的繁华都已凋零，并且难敌旧城改造拆迁大潮的侵袭，圮毁崩榻。
　　希冀于探寻发掘林朝阳的早年遗迹，我们去了他在罗岩的故居。尽管老厝很残破，但是它“背靠青山面朝水”的位置却是理想经典的“风水”。
　　老厝已空置多年，厅堂里除了故人的遗像与牌位之外，堆放的几乎都是柴火和制茶机具。厝前还有一对碑状的旗杆石，一块立着，一块横躺在了溪边，上面雕刻的精美图案，仍旧清晰可见。“这块不久前被过往的车子撞断了。”林春明一边将石头扶起，一边不无惋惜地说道。
　　当我们问起林朝阳的旧事，老实憨厚且不善言辞的林春明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打开一本很厚的《安溪县志》，帮我们翻到“林朝阳”这一条。在我们的反复追问下，他好像猛然记起了什么，立刻转身去厅堂的角落里东翻西找。约莫过了20多分钟，他抱着一块长条状的破木板走出来。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块牌匾，但只有上半部！不过，从笔画字形还是可以清晰地辨认：这就是县志里提到的“绩著韩江”一匾！至于另一匾“克襄王事”，已是不知所踪。 　　韩江，指的是潮州。这块匾就是咸丰帝为褒奖林朝阳在任上的功绩而赐。它曾见证了林朝阳的潮州往事。
　　晚清正是华茶贸易的巅峰时期，各地的茶叶商帮都从中获利甚多，林朝阳也不例外。有一年，他把卖茶所得的十万两纹银存进一家钱庄。谁知到了提钱的时候，董姓老板竟以钱庄倒闭为由，把银子都吞了。二人虽对簿公堂，衙门却早已被董老板收买。他非但没有拿回银子，反被董老板嘲讽：“若要索回这些纹银，当待你任潮州父母官！”
　　这句话大大刺激了他。忧愤之中，林朝阳弃商从政，志于有天能争回这口气。后来，他被林则徐知遇，在林公的举荐下，赴川押韵铜锭。受命运之神的眷顾，他终于迎来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因在川表现出色，他被调回潮州任职，历任“潮粮分府钦加潮州府知衔”、“前山军民府特授潮州粮捕”、“潮州水利分府兼海关税务随带加三级”，时人誉为“林三府”。
　　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董老板万万没想到，会与他再见于公堂，只不过这次林朝阳是坐在堂上的“官老爷”。董老板与人争讼，正好是林朝阳受理此案。虽然理在董老板这一边，但知道林董之间恩怨的人，都以为这回董要栽了。然而，出乎大家的意料，林朝阳没有公报私仇，而是秉公办案，还董老板一个公道，这种包容的胸襟，当地民众竞相赞誉。董老板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也愧疚万分，遂将当初倾吞的十万两纹银悉数归还。据说，经过此事以后，林董二人还成了莫逆之交。
　　他在潮州任职期间，适逢第二次鸦片战争，潮汕沿海地区常有英军骚扰，鸦片走私更是屡禁不止。有司勒令林朝阳领前山军民府职前往绥靖。他不辱使命，外抗骚扰，内治走私，有力地维护了一方的社会稳定。“绩著韩江”与“克襄王事”二匾正是清廷对他政绩与功勋的充分肯定。时至今日，林家后人还津津乐道于此，并深感自豪。
　　100多年过去了，林朝阳及他曾经历的陈年往事渐渐地被时间之河所湮没，只有那厝后的茶山，依旧青青如故。
　　茶、家与国
　　毕竟林朝阳所处的时代，与我们隔了一个多世纪的光景，即便有文字记载和零星的乡里传闻，也难以完全地拼贴出他的一生。不过，林朝阳同宗之后的林庆年却为我们相对完整地呈现了一个茶商世家的家国传奇。
　　距离林家祖厝不远的地方，就是林庆年的故居敦诚居。它坐落于一片齐整的茶田后面，是一座两层高的石木结构大厝，黄黑两色大石砌筑的外墙，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房顶上被风化的雕饰和丛生的杂草，透出些许落寞与沧桑。
　　从石拱门进去，就是一口天井。天光照亮了厝内的情形，木廊木柱都被时间蒙上了褐色，但还算保存完好，现今林庆年的侄辈林华忠一家还住在里面，祖孙三代，其乐融融。加之楹联那一抹抹喜庆的红色，让老厝焕发了新的生机，洋溢着温馨的家味道。当然，老厝更多的是象征着生生不息的繁衍与传承。
　　林华忠说，自高祖父林宏德开始，林家茶就远近闻名。林宏德是村里技艺高超的制茶能手，由他亲手焙制的“金泰茶”，热销海内外。到了林庆年父亲这一辈，叔叔林诗国秉承了家业，种植、焙火、审评和销售都样样在行，人们都叫他“茶叶专家”。1918年的一天晚上，土匪把罗岩村团团包围，林诗国带着全家70多口人连夜逃往厦门避难，后来在那里创立了“林金泰”茶行，把茶卖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
　　虽然没有像叔叔那样从小就跟着父亲、祖父经营茶叶，但是，1924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痛感地方的不太平和有家难回的苦楚。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到家乡，继承祖业，捍卫桑梓。
　　回到阔别多年的罗岩老家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民团，受赣军独立团番号。担任团长的他，曾同张贞、叶定国、陈国辉等部联合，向盘踞在漳州的北洋军阀张毅大举发起进攻。然而，民团终究缺乏训练和经验，结果以失败告终。
　　此际，厦门“林金泰”茶行生意正做得蒸蒸日上，规模也不断在扩大。不过，在南洋代销“金泰茶”的荣洋茶行因股东拆股，使得茶叶销售通路受阻。眼看着“金泰茶”在南洋的销量每况愈下，林诗国便有意派侄子到吉隆坡和新加坡照看生意，同时开拓新市场。还没从挫折中振作起来的林庆年，二话不说就从叔叔手里接过船票，赴吉隆坡开设“林金泰”的分号。次年，他又在新加坡开设了总行。凭借过人的学识和胆略，林庆年纵横商海，除了卖茶，还把业务范围扩张到了金融、橡胶等行业，成为新加坡的知名富商。
　　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深谙教育对于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经商的同时，也非常热心于当地的公益事业，大力推行华语教育。此外，他还同几位旅新的乡亲一起，将乡村私塾合并改建为新式小学，并号召乡贤们募捐，解决办学经费问题。
　　林庆年的卓著成就，被新加坡侨界誉为“有功民族之举”，他本人也被推为众望所归的侨领之一。1935年，他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十届会长。次年，他又被推选为参加南京国民大会的四名南洋华侨代表之一。
　　抗战爆发后，任新加坡筹赈会委员的林庆年，积极捐资筹款，投身祖国的救亡图存。在新加坡沦陷前夕，他从缅甸辗转到重庆，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及大同银行董事。直到1948年，他才回到新加坡，重整旧业，创办了中南实业有限公司。1955年后，他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副会长、会长，新加坡茶商公会主席，新加坡安溪会馆常委、名誉主席等职，为家乡和乡亲造福。
　　“这就是我二伯林庆年。”林华忠从抽屉里找出一张黑白老照片。他身着笔挺的西装，梳着大背头，器宇轩昂，典型的“民国范儿”。头发虽已花白，但在他那俊朗的面庞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浓眉大眼，透着儒雅与睿智。我们不禁感叹：“好帅！”
　　为了更好地怀念林庆年，林华忠还把照片扫描放大，并上色压塑，但总感觉不如老照片来得自然，甚至有些突兀。我们请林华忠和侄儿林碰思夫妇拿着林庆年的照片，在老厝前合个影，林华忠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来到天井的水池前，用布擦去落在照片上的积尘。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边凝视着伯父的面容，一言不发，气氛似乎有些肃穆。 　　镜头前，三位老人显得有些拘谨，但林华忠始终是毕恭毕敬地抱着相片，仿佛它有千斤重。这是一个百年家族的分量。
　　记者手记
　　在古老的罗岩村，村民们祖祖辈辈都以种植、制作和销售黄旦为业。如同是一条不成文的家规，无论价高，还是价廉，他们对祖先当年亲手种下的黄旦，始终不离不弃。
　　从敦诚居出来，我们在村口看到一棵树冠巨大的榕树。树下，几个活泼可爱孩子在尽情地追逐嬉戏。林春明说，大榕树是罗岩村的风水树，它种在这里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厝盖了拆，拆了又盖，有人走，有人来，村子再怎么变，大榕树一直都在。看到树，就到了家。”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树的左边，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地流向远方。它和大树一起，都曾见证了村子里人和事的变迁。右边是檐角飞动的美莲宫，里面供奉着观世音菩萨、普庵圣佛和如来佛，香烟缭绕。
　　溪水在流，时间在变，时代在变。也许，只有信仰不会变。
　　罗岩人的信仰，都在那醉人的“透天香”里。
　　漂洋过海的百年茶号
　　福建安溪的铁观音名扬天下，除了其独特的“观音韵”和精湛的半发酵茶制作技艺外，还与聪慧勤劳的安溪人有着莫大的关系。自铁观音诞生以来，数百年的日臻完善造就了安溪茶农出神入化的制茶技艺，但敢闯敢拼的天性让他们并不就此“安分守己”，为了更广阔的天地，安溪茶商纷纷走出国门，铁观音馥郁的茶香也随之飘向日本、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地。铁观音为海外华侨带去的是亲切的味道、家乡的记忆，同时也收获了坚守传统、传承匠心的动力和信心。
　　从安溪到新加坡
　　因为铁观音，安溪成就了不少制茶世家，他们各自的商号也成为家喻户晓的老字号。然而，大多商号创立之初正值清末或民国初年，时局动荡，民生艰难。有的茶商北上往武夷山而去，有的南下扎根广东，有的甚至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险的路，漂洋过海去南洋开拓，“高建发”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商号之一。
　　“高建发”，初次耳闻会被误以为是人名的商号，由安溪虎邱籍林东村人高榜龙于1908年创立，发展至今已超百年，历经五代。我们在安溪拜访的第一站就是高氏家族，并见到了它的第五代传人高碰来及其长子高炳春。“高建发”传到高碰来这一辈早已今非昔比，保持祖辈商号不变，但茶行已经扩张成茶业公司，实现产业链经营。高碰来告诉我们，根据家族资料记载，创始人高榜龙在当时是本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商人，较早就涉及茶叶、丝绸、瓷器等洋务生意。在那个从闭关锁国到被迫打开国门的纷争年代，高家这样在夹缝中求生存，从另一方面理解，也算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了。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匪盗四起，闽南地方不靖，茶叶贸易深受其害。大批安溪人远赴南洋谋生，恰好当时乌龙茶在华侨圈中热销，高榜龙决定派遣擅长人际交往的次子高云平前往华人集中的新加坡开拓家族海外贸易，而另外两个儿子则留守安溪，继续经营茶庄，制作茶叶以供应新加坡销售。
　　高云平果然不负众望，到了1918年，“高建发”茶行在新加坡的克罗式街上开业，这是“高建发”商号从茶叶作坊迈向私营茶企的起点，也是当时安溪人在新加坡较早创办的茶行之一。“高云平及其后代从此定居新加坡，主要负责茶行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1955年，高云平的次女高铭莉在新加坡出生，晚年喜得千金，他倍加宠爱，并将整个茶行生意托付于她，高铭莉成为‘高建发’商号的第三代传人。”高碰来讲述着自己的家族故事，感概万千。
　　高铭莉在大学毕业后，接过父亲的重担，开始精心掌管“高建发茶行”。因其热衷茶事，善于开拓，茶行陆续在新马泰一带开设80余家分店，并将货架上的茶叶品类扩大至整个福建茶系，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现如今，“高建发”商号已经发展成新加坡进口乌龙茶的总代理。高碰来说，“自己的曾祖父就是当年留守祖地的高云平的哥哥，而爷爷与高铭莉为同辈堂亲，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亲情难断，两家关系一直很亲密，对于茶行的生意，分工也非常清晰。”
　　“高建发茶行”最初在新加坡销售的茶叶主要还是产自家乡的铁观音，高碰来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制作传统铁观音的高手。当时，安溪交通十分落后，加上兵荒马乱，大量运输成品茶困难重重。于是，高家把制作完成的茶叶用木箱打包好，雇佣一队牛帮从安溪出发，走45公里山间小道翻越山势险要的龙门乡东岭峰，经大坪乡到现在的厦门同安，再租小船运至厦门港口，最终辗转到达新加坡的“高建发茶行”门店。“那时候从安溪到同安要走两天多，如果遇上不好的天气，需要更长的时间，还要尽量确保茶叶不受损，沿途的艰难险阻可见一斑。”高碰来说，“那时候我们茶行在同安还设了仓库，现在仍然在使用中。”
　　在日军侵华期间，受日本占领新加坡的影响，“高建发茶行”经营日显颓势，逐渐缩减商号门店，解放后才得以恢复对新加坡的出口业务。如今，新加坡“高建发茶行”依然由高铭莉姐妹三人负责，自营门店6家，其余的十多家门店为特许加盟。
　　许多生活在新加坡的老华侨对“高建发”商号的铁观音情有独钟，它始终如一的传统味道承载着他们对安溪茶的追忆，对家乡安溪的思念。
　　父与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因国内政局复杂和茶叶进口价格上涨，大批新加坡茶商转向经营台湾茶，而“高建发茶行”坚持经营福建茶叶，并于1953年在厦门设立第一家分行。尽管在公私合营期间，出口权交由国家分配，厦门分行被撤销，但“高建发”的第四代掌门人高清良以执着耕耘的精神，回到安溪继续种茶、制茶。然而，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与新加坡总行的往来受阻隔。
　　“他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安溪人，头脑灵活，吃苦耐劳，敢于冒险。”高碰来回忆父亲高清良，“改革开放刚开始，父亲就立马着手安排铁观音出口，当时国家实行配额出口政策，一个人最多允许带2公斤货物出关，父亲怀揣着事先兑换好的2万元港币，带着未经世事的我闯深圳，雇佣人员帮忙携带茶叶进入香港，再从香港转去新加坡，当时的香港经济迅猛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自由。”在70年代，为了祖辈的基业和后辈的生活，高清良就这样带着巨额现金南下，真是应了闽南语歌曲中的那句“爱拼才会赢”。 　　现如今，“高建发”商号已经由第五代高碰来接棒。18岁高中毕业的他打算投身茶叶事业，很快被父亲安排到漳浦南山农场学习先进的制茶技术和管理经验，一晃6年过去了。上世纪90年代初，高碰来本以为自己会在国营茶厂干一辈子，结果遭遇下岗潮，他回到安溪，毅然决定自主创业，重振家族事业，先后创办多个茶企品牌。凭借过硬的制茶技术，高碰来曾经在国营茶厂时得到日本买家的信任，从他出来单干开始，日本方面的订单也纷至沓来，有的甚至合作长达28年。到目前为止，高碰来率领的“高建发”商号已经成为日本三得利、伊藤园等世界知名饮料品牌的原料供货商。
　　在高碰来的带领下，他和自家两个弟弟齐心协力让“高建发”商号在国内茶叶市场中东山再起，年产茶3000多吨，旗下已经拥有一座茶叶庄园、三座茶叶加工厂和茶园3万多亩。兄弟三人也各司其职，高碰来自己负责海外市场，其他二人则负责国内市场和茶园基地，将高家的百年茶号管理得井井有条。2010年，高碰来正式将公司品牌更名为“高建发茶业”，进一步密切加强与新加坡“高建发茶行”的合作，依旧延续祖辈的分工合作，国内负责种植、生产和研发，新加坡则负责销售。
　　最值得一提的是，“高建发”商号至今仍传承祖辈，生产随商号创立而诞生的第一款产品——传统纸包茶。很幸运，在征得同意之后，我们被允许进入车间审评室，一探纸包茶的庐山真面目。鲜艳的油印色彩、吉祥寓意的繁体汉字，佛教玉女或椰树的图案，一摞摞纸张包装上的每一处细节都透出浓郁的东南亚风情。在包茶工人娴熟的技艺下，一个个精巧的纸包茶很快就呈现在我们面前，高炳春告诉我们，一个熟练的工人正常每天可以完成2000个左右。他说，“我们每年差不多出口50个货柜的铁观音到新加坡，而纸包茶在东南亚国家非常畅销，一方面是传统制法的铁观音能够作为药茶，治疗水土不服等问题，也大量用于烹制新加坡特色菜肉骨茶，另一方面，纸包茶以三袋为一件，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国家信仰佛教，讲究用三杯茶敬神明。到目前为止，纸包茶只销往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没有在国内市场销售。”
　　在离开之前，高炳春特意带我们去参观了高家的祖宅，将近三百年的房子如今已经破旧不堪，只剩下残垣断壁，但那些古老的制茶工具仍健在，泥土砌的炒茶灶、竹片手编的摇青簸箕，自制的烘焙篓，每一件都留下了“高建发”的时代烙印。在拍照途中，我们偶遇高炳春的叔公，他仍然住在祖屋的隔壁不肯搬走，尽管他的子女们都已经在别处建起了一栋栋高楼，叔公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断断续续地讲着他那个年代关于“高建发”商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