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激情涌动、思维活跃的年代。在逐渐解禁、宽松、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伴随着突破禁区的兴奋和自由探索的喜悦，北京画院的画家们率先组建各种画会，创作活动随之蓬勃展开，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各画种纷纷开始组建画会，举办展览，形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画坛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工笔重彩画会”（潘兹任会长）、“北京中国花鸟画研究会”（崔子范任会长，王培东任秘书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古一舟任会长）等等。这些画会都是画家们自发组织、自由结合，按各自的审美意愿举办展览。他们当时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为新时期艺术创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展览活动中，画家们的艺术创作也一步步走向成熟，具有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杰作不断涌现，北京画院不仅成为引人瞩目的艺术家群体，优秀美术作品的生产基地，同时也推动和引导着主流美术创作的发展和走向。
　　在频繁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的过程中，画家个人艺术风格的探索蔚成风气。画院的一批中青年画家在艺术上逐步走向成熟并成为画坛主力，在新时期的中国画坛产生广泛影响。他们的艺术探索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代中国画坛的主流样式及发展趋势。周思聪继《人民和总理》之后，系列作品《矿工图》在写实造型的基础上融入构成、变形等现代艺术元素，具有全新的视觉冲击力。与《矿工图》的创作同时，她以简练的笔墨表现淳厚质朴的彝族妇女形象，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独树一帜。杨延文的水墨艺术融合写实造型，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张仁芝、王文芳、李小可等在山水画领域积极探索，各有所长。王明明在多次参展与获奖之后，格调清新、典雅的绘画风格日渐成熟。石齐在具象、抽象与意象之间，探索多种表现手法，在墨与色、线与面的结合中形成新的面貌。贾浩义、杨刚探索水墨团块的张力和表现性，形成独特的画风。聂鸥的人物画在写实的基础上变形，富有神韵。庄小雷的作品善于以块面造型，强调整体效果。王庆生、王培东、郭石夫等花鸟画家坚守传统艺术规范，各具特色。
　　在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积极探索的艺术氛围中，北京画院的老画家也焕发了艺术青春。尹瘦石（1919-1998）、韦江凡笔下的奔马，崔子范的大写意花鸟，均自成一格，各具风采。娄师白在绘画、书法、篆刻、诗词等方面，全方位继承了齐白石的艺术。他的特点是在传承中创造，并紧跟新时代的新生活，在题材内容、形式技法方面均有新的开拓。
　　赵志田数十年来一直坚持主题性创作，他的作品多表现国家重大历史题材、领袖题材和老百姓的生活。油画家赵以雄、耿玉琨夫妇多次赴古丝绸之路考察，写生作品5000余幅；李海涛跋涉海疆3万多公里，积数年之功绘成《海疆万里图》。
　　潘兹领导的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中国工笔画学会，在开拓新时期工笔重彩画新局面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彭培泉、赵秀焕、纪清远、卢平、杨瑞芬等工笔画家都是积极参与者。中国工笔画有其固有的写实精神、注重色彩表现、装饰等艺术特性，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互渗的现代艺术大环境中，一经复兴便显示出较强的适应能力与发展优势。有的画家致力于工笔重彩、淡彩、没骨、线描等传统品种的现代重振，吸收远古中国画的营养以表现当代社会生活，使古老的品种在新的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有的画家将文人水墨画的发展成果融入工笔画创作，或进行泼彩、泼墨实验，或强化水墨渲染，以改造工笔画的匠气和刻板，强化了工笔画的写意性；有的画家则偏重于吸收西方古典和现代绘画的造型理念及表现手法，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工笔画新样式，使工笔重彩画从表现技法到创作观念都有了较大跨度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现代美术的涌入，新潮美术在中国美术界盛行。一些思想敏锐的青年艺术家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突破传统艺术模式，一时间，艺术思潮迭起，创作群体林立，风格流派纷呈。对传统与现代艺术的浮浅认识常常使新潮美术创作伴随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浮躁情绪，但那种上下求索、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以及多元并进的态势，却对主流美术创作的探索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互渗的现代艺术大环境中，北京画院的中国画创作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画家们的探索精神和创造意识得到张扬，工笔、写意、抽象、表现、构成，各行其道，各显其能，或钟情于描绘对象的精心刻画，或着意于作品境界的不断开拓，或专注于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实验，或偏重于精神情感的体验与表现，力求创造和完善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多样化的艺术探索活跃了北京画院的学术气氛，相互交流的整体氛围又促使个性化探索逐步深化。（本文节选自王志纯《多元互动 异彩纷呈北京画院新时期以来的美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