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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小说《傲慢与偏见》置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历史语境中，结合历史学家娜奥米·塔德莫对英国18世纪“家”概念的论述，讨论最初达西的“傲慢”与伊丽莎白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俩对“家”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他俩的婚姻象征着这两种“家”概念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奥斯丁对两人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美好设想。
关键词：个人主义 谱系家庭 个人品质 傲慢 偏见
作为简·奥斯丁的“心肝宝贝”，《傲慢与偏见》是她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本文将《傲慢与偏见》置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语境中，结合历史学家娜奥米·塔德莫对英国18世纪“家”概念的论述，讨论最初达西的“傲慢”与伊丽莎白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俩对“家”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小说结尾他俩的结合象征着这两种“家”概念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奥斯丁对两人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美好设想。
塔德莫通过对英国18世纪一些日记、行为指南和小说中所出现的“家”“朋友”等概念进行文本分析，说明这些词汇的历史性及其广泛性。她着重分析了当时关于“家”的两种看法，一种是源自血缘和婚姻的家，它接近现代意义的“家庭”概念；另一种是 “谱系家庭”（lineage-family）概念，它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意义已在人们心中定格。它常常跟血统、门第概念联系，显示出一定的社会重要性。a最初，伊丽莎白对“家”的理解接近现代意义的“家庭”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个体间的平等。她将自我成长、恋爱婚姻看作个人问题，这反映了她的個人主义倾向。达西对“家”的理解则更倾向于“谱系家庭”概念，这表现在他对家族的“骄傲”和对“朋友”的态度上。
但是，伊丽莎白对“家”的理解具有两面性：她在对待家人时具有个人主义倾向，但是她对达西的评判却基于当时人们对“谱系家庭”的期望。后来，她认识到自己对家人的个人主义态度有问题，也深刻领会到达西的家族 “骄傲”。达西在认可伊丽莎白个人品质的同时，也开始接纳她的家庭。达西是奥斯丁的理想贵族代表，他对伊丽莎白亲戚“不计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英国贵族对法国大革命警醒的一种表现。
一
学术界一直倾向将伊丽莎白看作个人主义的代表。b最初，伊丽莎白对“家”的理解反映了她的个人主义倾向，她将教育、恋爱和婚姻看作个人问题。例如，当伊丽莎白访问罗辛斯庄园时，达西的姨妈凯瑟琳夫人问她，她的父母是否为她们姐妹们请家庭女教师，或者她们的母亲是否教导她们，伊丽莎白回答都没有，凯瑟琳夫人对此感到十分惊奇。但是，伊丽莎白认为读书是个人喜好，除了必要的教育和鼓励，不需要家庭教师按部就班的指导。接着，当凯瑟琳夫人听说她的姐妹们都出来社交时，更加吃惊：
“贝内特小姐，你妹妹有没有出来交际的？”
“有，夫人，全都出来交际了。”
“全都出来交际了！什么，五个姐妹同时出来交际了？咄咄怪事！你不过是老二。姐姐还没出嫁，妹妹就出来交际了！你妹妹定很小吧？”
“是的，我的小妹妹不满十六岁。也许她还太小，不宜多交际。不过，夫人，如果因为姐姐无法早嫁，或是不愿早嫁，做妹妹的就不能交际，不能娱乐，我想这可就太委屈她们了。小妹和大姐同样有权利享受青春的乐趣。怎么能出于那样的动机，而把她们关在家里！我想，那样做就不可能促进姐妹之间的情谊，也不可能养成温柔的心性。”c
此处，伊丽莎白对姐妹们社交的看法表现出她的个人主义思想，也体现了她与凯瑟琳夫人之间的观念对立。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伊丽莎白意识到，她的平等社交的看法和自我成长无须“指导”的看法有问题。
当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伊丽莎白拒绝了他，并对他进行种种指摘，尤其是他以宾利“朋友”的名义拆散了宾利和姐姐简：“我真不明白，朋友谈恋爱，达西先生有什么权利断定他们合适不合适。他怎么能只凭个人的一己之见，就来决定并指挥朋友如何去获得幸福。”伊丽莎白的质疑更多地出于她的个人主义想法，她认为达西只是宾利的朋友，无权干涉宾利的婚姻。然而，达西却对此事“十分得意”，因为他使朋友宾利避免了一桩会使家族“蒙羞”的婚姻。他在写给伊丽莎白的那封长信里解释了他拆散宾利和简的原因：一是简似乎并没有对宾利动心；二是伊丽莎白的三个妹妹和父母在宾利举办的舞会上“表现得不成体统”。如果按照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对庇护制度（patronage）下贵族乡绅的“朋友”的定义d，作为宾利的“朋友”，达西却对此事“十分得意”并不为过，他觉得他的干涉是为人之道的表现，是值得骄傲的。凯瑟琳夫人在强求伊丽莎白承诺她不会跟达西结婚时，首先就诉诸“家族”，声称这桩婚姻会给达西带来耻辱。
读完达西的信，伊丽莎白自语：“我到现在才有了自知之明。”这一方面指她对威克姆品行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指她重新审视自己，反思她对“家”的看法。她知道：“简的失恋实际上是她的至亲一手造成的，由此可见，亲人行为失检会给她们姐妹俩的声誉带来多大损害，一想到这里，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沮丧。”她意识到恋爱婚姻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整个家庭问题。 所以，当福斯特夫人邀请莉迪亚跟随军团去布莱顿时，她极力劝说父亲阻止莉迪亚去布莱顿，她认为“莉迪亚行为一向失检……愚昧无知，没有头脑，疯疯癫癫地就想招人爱慕，结果到处叫人看不起。凯蒂也面临这种危险。她总是跟着莉迪亚转来转去……还时常连累到姐姐们也跟着丢脸”。但是，贝内特先生没有听从伊丽莎白的建议。
当莉迪亚与威克姆私奔后，贝内特一家成了整个麦里屯八卦的对象。伊丽莎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莉迪亚私奔事件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她觉得达西再次向她求婚的希望也因此破灭了。后来，凯瑟琳夫人与伊丽莎白交涉时，也提及此事羞辱她。鉴于莉迪亚私奔事件的坏影响，伊丽莎白及其家人开始有意识地管教小妹妹凯蒂，尤其避免她与莉迪亚夫妇往来。凯蒂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两个姐姐那里，“因为接触的都是些比往常高尚的人，她本身也跟着大有长进”。 二
但是，伊丽莎白对“家”的理解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她以个人主义态度对待自身家庭；另一方面，她对达西的评判却基于当时人们对“谱系家庭”的期望。一方面，人们期待“谱系家庭”是道德力量、责任意识的楷模，而另一方面，人们期待“谱系家庭”能为庇护制度下的“朋友”提供物质或非物质的帮助。在《傲慢与偏见》中，这种期望的表现之一就是伊丽莎白期待达西作为彭伯利庄园主具有一定的责任意识。
当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伊丽莎白拒绝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不公正地对待了威克姆。她这样质问达西：“好几个月以前，我从威克姆先生那里了解到你的人品，你在这件事上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能虚构出什么友谊举动来替自己辩护……你明知应该属于他的利益，却不肯交给他。他正当年轻力壮，理应享有那笔足以维持闲居生活的资产，你却剥夺了他的这种权利……”此时，她更多的是在质疑达西作为庄园主的责任意识。威克姆的父亲精心管理着彭伯利庄园的资产，受到老达西先生的器重。老达西先生视他为“最亲密、最知心的朋友”，在他临终前，老达西先生主动提出要供养威克姆，为他提供一份牧师俸禄。 起初，伊丽莎白听信了威克姆的谎言，以为达西由于嫉妒威克姆受到父亲的宠爱而拒绝履行承诺，因此指责达西一手造成了威克姆的“不幸遭遇”。
当读完达西的信，伊丽莎白开始回想威克姆的言行，意识到自己被他看似“风度翩翩、谈吐优雅”的表象所蒙骗。“她越想越觉得羞愧难当。无论想到达西，还是威克姆，她总觉得自己太盲目、太偏颇，心怀偏见，不近情理。”她开始换个角度看达西，而彭伯利庄园之游彻底改变了她对他的“偏见”，理解了他的“骄傲”。
评论家达克沃斯将彭伯利庄园看作模范庄园，将达西看作模范贵族。彭伯利庄园的存在价值常被认为是以其文化资本形式展现的，如庄园风景、书房、家庭画廊等，这些文化资本并不能被新富们马上模仿。例如，在内瑟菲尔德陪伴生病的姐姐简期间，伊丽莎白被宾利兄妹和达西的一段关于彭伯利庄园及其书房的对话吸引：
“我感到很奇怪，”宾利小姐说：“父亲怎么只留下这么一点点书。达西先生，你在彭伯利的那个书房有多气派啊！”
“那有什么好稀奇的呢，”达西答道。“那是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啊。”
“可你也添置了不少啊。你总是一个劲地买书。”
“如今这个时代，我不好意思忽略家里的书房。”
“忽略！但凡能为那个壮观的地方增添光彩的事情，你肯定一桩也没有忽略！查尔斯，你给自己盖房子的时候，但愿能有彭伯利一半美观就行了。”
“但愿如此。”
“不过，我还真要奉劝你就在那一带买块地，照彭伯利的模式盖座房子。英国没有哪个比郡比德比郡更美的了。”
“我十分乐意这么办。要是达西肯卖的话，我想索性把彭伯利买下来。”
“我是在谈可能办到的事情，查尔斯。”
“我敢说，凯瑟琳，买下彭伯利比仿照它另盖一座房子，可能性更大一些。”
达西的“傲慢”正是出于对其家族传统的骄傲，正如夏洛蒂·卢卡斯指出：“这么优秀的一个青年，门第好，又有钱，样样比人家强，也难怪他要自以为了不起。照我的说法，他有权力骄傲。” 初到麦里屯，达西以贵族的身份，带着不屑和屈尊，审视这里的一切。评论家达克沃思对达西的“傲慢无礼”进行了辩护，认为他有意识地抵制一些腐蚀性的社会趋势，恪守世代相传的行为规范。
事实上，当威克姆觉察到麦里屯人不喜欢达西时，他在伊丽莎白面前一再声称达西是个傲慢的人。当伊丽莎白问威克姆：“他（达西）这种可恶的傲慢对他能有什么好处呢？”他回答说：“有好处。他常常因此而变得慷慨豪爽，出手大方，殷勤好客，资助佃农，接济穷人。他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家族的自尊，子女的自尊——他很为父亲的为人感到自豪。不要有辱家声，不要有负众望，不要失去彭伯利的声势。这是他的巨大动力。他还有做哥哥的自尊，由于这种自尊，再加上几分手中之情，使他成为他妹妹亲切而细心的保护人，你会听见大家都称赞他是为体贴入微的好哥哥。”当时伊丽莎白为自己是威克姆献殷勤的对象感到高兴，却意识不到她和威克姆的对话有个共同前提：“骄傲有可能驱使人行大家眼里的光彩之举，从而无意间与达西局部肯定‘骄傲’的论调形成某种呼应。”e
评论家巴特勒认为彭伯利庄园对伊拉莎白的自我认知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非因为彭伯利象征着财富和地位。f当置身彭伯利庄园，伊丽莎白对作为社会文化、道德力量，甚至是审美力量代表的彭伯利庄园有了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当她听完管家雷诺兹太太对达西的夸赞。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庄园主身份也有了新的认识：“达西作为兄长、庄主、家主，掌握着多少人的幸福！能给人带来多少快乐，造成多少痛苦！又能行多少善，做多少恶！”
三
伊丽莎白对“家”的两面性理解是其个人主义倾向和社会意识的体现。她的个人主义倾向让她的个人品质凸显，与此同时，她似乎有着内在的社会意识，这就使她身上的一些优点与达西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优点不谋而合，另一些优点是贵族阶层所需要的。与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如宾利小姐和凯瑟琳夫人的女儿相比，伊丽莎白更适合成为彭伯利庄园女主人。
一方面，她认为婚姻问题是个人问题，属于两情相悦的事情，因而当凯瑟琳夫人听说达西和伊丽莎白订婚的传言，跑到伊丽莎白家里，要求她承诺不与达西结婚时，她断然拒绝。面对“有钱有势”的贵族，她不会“惊慌失措”，也不阿谀奉承，因为她更看重有“德才”的人。例如，当伊丽莎白到罗辛斯庄园做客时，她“有些无动于衷”，因为她“听说凯瑟琳夫人在德才上没有什么出类拔萃、令人敬畏的地方，光凭着有钱有势，还不至于叫她见了就惊慌失措。”她觉得凯瑟琳夫人对她的诸多提问都很唐突，例如，她姐妹们在哪里读的书，父亲用什么马车，母亲娘家姓什么等。
小说中，达西说他喜爱伊丽莎白的“头脑机灵”，而伊丽莎白把她的“头脑机灵”称之为“唐突”。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费尽心机博得达西的欢心，她敢于在达西面前展现自己的所思所想，调侃和挑战达西的“傲慢”和“自私”。在一连串与伊丽莎白的偶遇和事变中，尤其是第一次求婚遭到她的拒绝后，达西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言谈举止。在向伊丽莎白第二次求婚時，他进行了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我虽不主张自私，可事实上却自私了一辈子。小时候，大人只教我如何做人，却不教我改正脾气。他们教给我这样那样的道义，可又放任我高傲自大地去尊奉这些道义。不幸的是，我是个独子……从小给父母宠坏了。我父母虽是善良人……却容许我，怂恿我，甚至教我自私自利，高傲自大，除了自家人以外，不要关心任何人，看不起天下所有人，至少要把他们看得不如我聪明，不如我高贵……你教训了我一顿，开头真让我有些受不了，但却受益匪浅。”达西的这番话表明，伊丽莎白让他看到自己的自私，认识到独立于出身和血统之外的个人品质。苏耕欣这样评价爱情对两人产生的影响：“爱情对达西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使他认识到人独立于其出身与财富的价值，财富与地位不再令其骄傲，反使其自感卑微；伊丽莎白也因爱情经历了一次自我重新认识……爱情在这里进行的是对分属两个不同阶级的青年男女进行的一次矛盾调和与阶级融合。”g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似乎有着天生的社会意识，这使得她可以胜任彭伯利庄园女主人之位，甚至有助于提升它的声誉。这种社会意识最明显地体现在她对罗辛斯庄园和彭伯利庄园的不同反应。她对罗辛斯庄园的奢华“无动于衷”，但是，当她置身彭伯利庄园，她对庄园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对作为庄园主的达西有了全面认识。其实，她的这种社会意识在小说开头就有所体现，例如，贝内特一家对柯林斯首次来信有着不同反应，不同于家人的感受，“伊丽莎白感觉最有趣的是，柯林斯先生对凯瑟琳夫人是那样顶礼膜拜，而且好心好意地随时准备给教民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她看到的是作为牧师柯林斯与庇护主的顺从与感激以及他为教民所履行的社会责任。
伊丽莎白作为贵族阶层的局外人，通过对两个庄园的对比，深谙贵族阶层的利与弊。一旦她成为局内人，她就可以“扬长避短”。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奥斯丁实现理想阶层关系的最佳代言人。
四
与达西看重独立于出身和财富的个人品质形成对照的是凯瑟琳夫人。当伊丽莎白拒绝向凯瑟琳夫人承诺她不会和达西结婚时，凯瑟琳夫人怒斥伊丽莎白：
“你这个小妮子，一无门第，二无贵亲，三无财产，却要痴心妄想！这像什么话！真让人忍无可忍。你要是有点自知之明，就不会想要背弃自己的出身。”伊丽莎白有力回击道：“我认为，我跟你外甥结婚，并不会背弃自己的出身。他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门当户对。”“不错。你的确是绅士的女儿。可你妈妈是什么人？你舅父母和姨父母又是些什么人？”“不管我的亲戚是些什么人，”伊丽莎白说道，“只要你外甥不计较，便与你毫不相干。”
在这段对话中，门第、血统观念强烈的凯瑟琳夫人接受伊丽莎白的乡绅女儿身份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但是她却鄙视伊丽莎白的舅父母和姨父母。伊丽莎白的舅父母加德纳夫妇是在伦敦的奇普赛德街经商，她的姨夫在麦里屯当律师。她对伊丽莎白的指责表明当时“谱系家庭”所代表的血统、门第观念跟经商之间的冲突。最初，达西与宾利姐妹一样，认为贝内特姐妹有个经商的舅舅，“要想嫁给有地位的男人，机会可就大大减少了”。对“门户失类”的态度，凯瑟琳夫人的反应才是当时英国社会的真相。
在这种背景下，小说的平淡结尾意义深远。小说结尾处，达西夫妇将加德纳夫妇看作最受欢迎的客人，表面上，这是出于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实际上，这表明达西认可经商的加德纳夫妇身上的品质。在莉迪亚私奔事件中，加德纳先生其实充当着父亲的角色，而加德纳夫人则是伊丽莎白的知心朋友。达西夫妇和加德纳夫妇“一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这象征着以达西为代表的“谱系家庭”对以加德纳夫妇为代表的中产阶层的接纳，是奥斯丁作为小说家对社会阶层关系的美好设想。
事实上，小说中不同人物对社会流动性的态度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人物对社会流动性也有不同标准。例如，凯瑟琳夫人认为伊丽莎白接受西求婚的做法是种僭越。宾利小姐讽刺伊丽莎白有个经商的舅舅，不能嫁入好人家，可她却忘了自己的父亲也是经商出身。她正努力跻身上一阶层，却时不时地防范和攻击伊丽莎白试图通过婚姻实现阶层跨越。
在后来作品中，奥斯丁继续对所处时代的阶级关系进行探索和构建。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她对克劳福特兄妹的塑造体现了她对新兴中产阶层的批评。在《爱玛》中，她塑造了奈特利先生这样一个模范“家长”的形象。在《劝导》中，她塑造了一个“不作为贵族”埃利奥特爵士，以文特沃思先生为代表的中产阶层的品质进一步突出。 她对所处时代变化做出了多维度的回应，但她并非简单地肯定或否认一个阶层，正如朱虹所说：“奥斯丁的伟大在于……选择了一个角度，但留下很多线索，允许我们探视别的可能性、别的视角、别样的格局。” h
a Tadmor，Naomi.Family and Fri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Household， Kinship and Patrona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9-27，73-101.
b 評论家达克沃思列举了一些关于伊丽莎白与个人主义的关系的代表性文章，详见该书注释1，Alistair M. Duckworth.The Improvement of the Estate： A Study of Jane Austen’s Novels.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1971：118.（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d Perkin， Harold.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Ark Paperbacks， 1985：39-56. 关于奥斯丁小说中的“朋友”含义，参见王春霞：《论小说〈爱玛〉中的私人庇护制度》，《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117—118页。
e 黄梅：《〈傲慢与偏见〉：书名的提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55页。
f Butler，Marilyn. 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5：215.
g 苏耕欣：《爱情与惩罚：〈爱玛〉对于浪漫爱情的道德救赎》，《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第37页。
h 朱虹：《爱玛的想象》，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作 者： 王春霞，北京大学英语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国19世纪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个人主义 谱系家庭 个人品质 傲慢 偏见
作为简·奥斯丁的“心肝宝贝”，《傲慢与偏见》是她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本文将《傲慢与偏见》置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语境中，结合历史学家娜奥米·塔德莫对英国18世纪“家”概念的论述，讨论最初达西的“傲慢”与伊丽莎白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俩对“家”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小说结尾他俩的结合象征着这两种“家”概念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奥斯丁对两人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美好设想。
塔德莫通过对英国18世纪一些日记、行为指南和小说中所出现的“家”“朋友”等概念进行文本分析，说明这些词汇的历史性及其广泛性。她着重分析了当时关于“家”的两种看法，一种是源自血缘和婚姻的家，它接近现代意义的“家庭”概念；另一种是 “谱系家庭”（lineage-family）概念，它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意义已在人们心中定格。它常常跟血统、门第概念联系，显示出一定的社会重要性。a最初，伊丽莎白对“家”的理解接近现代意义的“家庭”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个体间的平等。她将自我成长、恋爱婚姻看作个人问题，这反映了她的個人主义倾向。达西对“家”的理解则更倾向于“谱系家庭”概念，这表现在他对家族的“骄傲”和对“朋友”的态度上。
但是，伊丽莎白对“家”的理解具有两面性：她在对待家人时具有个人主义倾向，但是她对达西的评判却基于当时人们对“谱系家庭”的期望。后来，她认识到自己对家人的个人主义态度有问题，也深刻领会到达西的家族 “骄傲”。达西在认可伊丽莎白个人品质的同时，也开始接纳她的家庭。达西是奥斯丁的理想贵族代表，他对伊丽莎白亲戚“不计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英国贵族对法国大革命警醒的一种表现。
一
学术界一直倾向将伊丽莎白看作个人主义的代表。b最初，伊丽莎白对“家”的理解反映了她的个人主义倾向，她将教育、恋爱和婚姻看作个人问题。例如，当伊丽莎白访问罗辛斯庄园时，达西的姨妈凯瑟琳夫人问她，她的父母是否为她们姐妹们请家庭女教师，或者她们的母亲是否教导她们，伊丽莎白回答都没有，凯瑟琳夫人对此感到十分惊奇。但是，伊丽莎白认为读书是个人喜好，除了必要的教育和鼓励，不需要家庭教师按部就班的指导。接着，当凯瑟琳夫人听说她的姐妹们都出来社交时，更加吃惊：
“贝内特小姐，你妹妹有没有出来交际的？”
“有，夫人，全都出来交际了。”
“全都出来交际了！什么，五个姐妹同时出来交际了？咄咄怪事！你不过是老二。姐姐还没出嫁，妹妹就出来交际了！你妹妹定很小吧？”
“是的，我的小妹妹不满十六岁。也许她还太小，不宜多交际。不过，夫人，如果因为姐姐无法早嫁，或是不愿早嫁，做妹妹的就不能交际，不能娱乐，我想这可就太委屈她们了。小妹和大姐同样有权利享受青春的乐趣。怎么能出于那样的动机，而把她们关在家里！我想，那样做就不可能促进姐妹之间的情谊，也不可能养成温柔的心性。”c
此处，伊丽莎白对姐妹们社交的看法表现出她的个人主义思想，也体现了她与凯瑟琳夫人之间的观念对立。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伊丽莎白意识到，她的平等社交的看法和自我成长无须“指导”的看法有问题。
当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伊丽莎白拒绝了他，并对他进行种种指摘，尤其是他以宾利“朋友”的名义拆散了宾利和姐姐简：“我真不明白，朋友谈恋爱，达西先生有什么权利断定他们合适不合适。他怎么能只凭个人的一己之见，就来决定并指挥朋友如何去获得幸福。”伊丽莎白的质疑更多地出于她的个人主义想法，她认为达西只是宾利的朋友，无权干涉宾利的婚姻。然而，达西却对此事“十分得意”，因为他使朋友宾利避免了一桩会使家族“蒙羞”的婚姻。他在写给伊丽莎白的那封长信里解释了他拆散宾利和简的原因：一是简似乎并没有对宾利动心；二是伊丽莎白的三个妹妹和父母在宾利举办的舞会上“表现得不成体统”。如果按照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对庇护制度（patronage）下贵族乡绅的“朋友”的定义d，作为宾利的“朋友”，达西却对此事“十分得意”并不为过，他觉得他的干涉是为人之道的表现，是值得骄傲的。凯瑟琳夫人在强求伊丽莎白承诺她不会跟达西结婚时，首先就诉诸“家族”，声称这桩婚姻会给达西带来耻辱。
读完达西的信，伊丽莎白自语：“我到现在才有了自知之明。”这一方面指她对威克姆品行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指她重新审视自己，反思她对“家”的看法。她知道：“简的失恋实际上是她的至亲一手造成的，由此可见，亲人行为失检会给她们姐妹俩的声誉带来多大损害，一想到这里，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沮丧。”她意识到恋爱婚姻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整个家庭问题。 所以，当福斯特夫人邀请莉迪亚跟随军团去布莱顿时，她极力劝说父亲阻止莉迪亚去布莱顿，她认为“莉迪亚行为一向失检……愚昧无知，没有头脑，疯疯癫癫地就想招人爱慕，结果到处叫人看不起。凯蒂也面临这种危险。她总是跟着莉迪亚转来转去……还时常连累到姐姐们也跟着丢脸”。但是，贝内特先生没有听从伊丽莎白的建议。
当莉迪亚与威克姆私奔后，贝内特一家成了整个麦里屯八卦的对象。伊丽莎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莉迪亚私奔事件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她觉得达西再次向她求婚的希望也因此破灭了。后来，凯瑟琳夫人与伊丽莎白交涉时，也提及此事羞辱她。鉴于莉迪亚私奔事件的坏影响，伊丽莎白及其家人开始有意识地管教小妹妹凯蒂，尤其避免她与莉迪亚夫妇往来。凯蒂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两个姐姐那里，“因为接触的都是些比往常高尚的人，她本身也跟着大有长进”。 二
但是，伊丽莎白对“家”的理解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她以个人主义态度对待自身家庭；另一方面，她对达西的评判却基于当时人们对“谱系家庭”的期望。一方面，人们期待“谱系家庭”是道德力量、责任意识的楷模，而另一方面，人们期待“谱系家庭”能为庇护制度下的“朋友”提供物质或非物质的帮助。在《傲慢与偏见》中，这种期望的表现之一就是伊丽莎白期待达西作为彭伯利庄园主具有一定的责任意识。
当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伊丽莎白拒绝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不公正地对待了威克姆。她这样质问达西：“好几个月以前，我从威克姆先生那里了解到你的人品，你在这件事上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能虚构出什么友谊举动来替自己辩护……你明知应该属于他的利益，却不肯交给他。他正当年轻力壮，理应享有那笔足以维持闲居生活的资产，你却剥夺了他的这种权利……”此时，她更多的是在质疑达西作为庄园主的责任意识。威克姆的父亲精心管理着彭伯利庄园的资产，受到老达西先生的器重。老达西先生视他为“最亲密、最知心的朋友”，在他临终前，老达西先生主动提出要供养威克姆，为他提供一份牧师俸禄。 起初，伊丽莎白听信了威克姆的谎言，以为达西由于嫉妒威克姆受到父亲的宠爱而拒绝履行承诺，因此指责达西一手造成了威克姆的“不幸遭遇”。
当读完达西的信，伊丽莎白开始回想威克姆的言行，意识到自己被他看似“风度翩翩、谈吐优雅”的表象所蒙骗。“她越想越觉得羞愧难当。无论想到达西，还是威克姆，她总觉得自己太盲目、太偏颇，心怀偏见，不近情理。”她开始换个角度看达西，而彭伯利庄园之游彻底改变了她对他的“偏见”，理解了他的“骄傲”。
评论家达克沃斯将彭伯利庄园看作模范庄园，将达西看作模范贵族。彭伯利庄园的存在价值常被认为是以其文化资本形式展现的，如庄园风景、书房、家庭画廊等，这些文化资本并不能被新富们马上模仿。例如，在内瑟菲尔德陪伴生病的姐姐简期间，伊丽莎白被宾利兄妹和达西的一段关于彭伯利庄园及其书房的对话吸引：
“我感到很奇怪，”宾利小姐说：“父亲怎么只留下这么一点点书。达西先生，你在彭伯利的那个书房有多气派啊！”
“那有什么好稀奇的呢，”达西答道。“那是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啊。”
“可你也添置了不少啊。你总是一个劲地买书。”
“如今这个时代，我不好意思忽略家里的书房。”
“忽略！但凡能为那个壮观的地方增添光彩的事情，你肯定一桩也没有忽略！查尔斯，你给自己盖房子的时候，但愿能有彭伯利一半美观就行了。”
“但愿如此。”
“不过，我还真要奉劝你就在那一带买块地，照彭伯利的模式盖座房子。英国没有哪个比郡比德比郡更美的了。”
“我十分乐意这么办。要是达西肯卖的话，我想索性把彭伯利买下来。”
“我是在谈可能办到的事情，查尔斯。”
“我敢说，凯瑟琳，买下彭伯利比仿照它另盖一座房子，可能性更大一些。”
达西的“傲慢”正是出于对其家族传统的骄傲，正如夏洛蒂·卢卡斯指出：“这么优秀的一个青年，门第好，又有钱，样样比人家强，也难怪他要自以为了不起。照我的说法，他有权力骄傲。” 初到麦里屯，达西以贵族的身份，带着不屑和屈尊，审视这里的一切。评论家达克沃思对达西的“傲慢无礼”进行了辩护，认为他有意识地抵制一些腐蚀性的社会趋势，恪守世代相传的行为规范。
事实上，当威克姆觉察到麦里屯人不喜欢达西时，他在伊丽莎白面前一再声称达西是个傲慢的人。当伊丽莎白问威克姆：“他（达西）这种可恶的傲慢对他能有什么好处呢？”他回答说：“有好处。他常常因此而变得慷慨豪爽，出手大方，殷勤好客，资助佃农，接济穷人。他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家族的自尊，子女的自尊——他很为父亲的为人感到自豪。不要有辱家声，不要有负众望，不要失去彭伯利的声势。这是他的巨大动力。他还有做哥哥的自尊，由于这种自尊，再加上几分手中之情，使他成为他妹妹亲切而细心的保护人，你会听见大家都称赞他是为体贴入微的好哥哥。”当时伊丽莎白为自己是威克姆献殷勤的对象感到高兴，却意识不到她和威克姆的对话有个共同前提：“骄傲有可能驱使人行大家眼里的光彩之举，从而无意间与达西局部肯定‘骄傲’的论调形成某种呼应。”e
评论家巴特勒认为彭伯利庄园对伊拉莎白的自我认知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非因为彭伯利象征着财富和地位。f当置身彭伯利庄园，伊丽莎白对作为社会文化、道德力量，甚至是审美力量代表的彭伯利庄园有了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当她听完管家雷诺兹太太对达西的夸赞。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庄园主身份也有了新的认识：“达西作为兄长、庄主、家主，掌握着多少人的幸福！能给人带来多少快乐，造成多少痛苦！又能行多少善，做多少恶！”
三
伊丽莎白对“家”的两面性理解是其个人主义倾向和社会意识的体现。她的个人主义倾向让她的个人品质凸显，与此同时，她似乎有着内在的社会意识，这就使她身上的一些优点与达西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优点不谋而合，另一些优点是贵族阶层所需要的。与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如宾利小姐和凯瑟琳夫人的女儿相比，伊丽莎白更适合成为彭伯利庄园女主人。
一方面，她认为婚姻问题是个人问题，属于两情相悦的事情，因而当凯瑟琳夫人听说达西和伊丽莎白订婚的传言，跑到伊丽莎白家里，要求她承诺不与达西结婚时，她断然拒绝。面对“有钱有势”的贵族，她不会“惊慌失措”，也不阿谀奉承，因为她更看重有“德才”的人。例如，当伊丽莎白到罗辛斯庄园做客时，她“有些无动于衷”，因为她“听说凯瑟琳夫人在德才上没有什么出类拔萃、令人敬畏的地方，光凭着有钱有势，还不至于叫她见了就惊慌失措。”她觉得凯瑟琳夫人对她的诸多提问都很唐突，例如，她姐妹们在哪里读的书，父亲用什么马车，母亲娘家姓什么等。
小说中，达西说他喜爱伊丽莎白的“头脑机灵”，而伊丽莎白把她的“头脑机灵”称之为“唐突”。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费尽心机博得达西的欢心，她敢于在达西面前展现自己的所思所想，调侃和挑战达西的“傲慢”和“自私”。在一连串与伊丽莎白的偶遇和事变中，尤其是第一次求婚遭到她的拒绝后，达西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言谈举止。在向伊丽莎白第二次求婚時，他进行了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我虽不主张自私，可事实上却自私了一辈子。小时候，大人只教我如何做人，却不教我改正脾气。他们教给我这样那样的道义，可又放任我高傲自大地去尊奉这些道义。不幸的是，我是个独子……从小给父母宠坏了。我父母虽是善良人……却容许我，怂恿我，甚至教我自私自利，高傲自大，除了自家人以外，不要关心任何人，看不起天下所有人，至少要把他们看得不如我聪明，不如我高贵……你教训了我一顿，开头真让我有些受不了，但却受益匪浅。”达西的这番话表明，伊丽莎白让他看到自己的自私，认识到独立于出身和血统之外的个人品质。苏耕欣这样评价爱情对两人产生的影响：“爱情对达西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使他认识到人独立于其出身与财富的价值，财富与地位不再令其骄傲，反使其自感卑微；伊丽莎白也因爱情经历了一次自我重新认识……爱情在这里进行的是对分属两个不同阶级的青年男女进行的一次矛盾调和与阶级融合。”g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似乎有着天生的社会意识，这使得她可以胜任彭伯利庄园女主人之位，甚至有助于提升它的声誉。这种社会意识最明显地体现在她对罗辛斯庄园和彭伯利庄园的不同反应。她对罗辛斯庄园的奢华“无动于衷”，但是，当她置身彭伯利庄园，她对庄园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对作为庄园主的达西有了全面认识。其实，她的这种社会意识在小说开头就有所体现，例如，贝内特一家对柯林斯首次来信有着不同反应，不同于家人的感受，“伊丽莎白感觉最有趣的是，柯林斯先生对凯瑟琳夫人是那样顶礼膜拜，而且好心好意地随时准备给教民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她看到的是作为牧师柯林斯与庇护主的顺从与感激以及他为教民所履行的社会责任。
伊丽莎白作为贵族阶层的局外人，通过对两个庄园的对比，深谙贵族阶层的利与弊。一旦她成为局内人，她就可以“扬长避短”。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奥斯丁实现理想阶层关系的最佳代言人。
四
与达西看重独立于出身和财富的个人品质形成对照的是凯瑟琳夫人。当伊丽莎白拒绝向凯瑟琳夫人承诺她不会和达西结婚时，凯瑟琳夫人怒斥伊丽莎白：
“你这个小妮子，一无门第，二无贵亲，三无财产，却要痴心妄想！这像什么话！真让人忍无可忍。你要是有点自知之明，就不会想要背弃自己的出身。”伊丽莎白有力回击道：“我认为，我跟你外甥结婚，并不会背弃自己的出身。他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门当户对。”“不错。你的确是绅士的女儿。可你妈妈是什么人？你舅父母和姨父母又是些什么人？”“不管我的亲戚是些什么人，”伊丽莎白说道，“只要你外甥不计较，便与你毫不相干。”
在这段对话中，门第、血统观念强烈的凯瑟琳夫人接受伊丽莎白的乡绅女儿身份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但是她却鄙视伊丽莎白的舅父母和姨父母。伊丽莎白的舅父母加德纳夫妇是在伦敦的奇普赛德街经商，她的姨夫在麦里屯当律师。她对伊丽莎白的指责表明当时“谱系家庭”所代表的血统、门第观念跟经商之间的冲突。最初，达西与宾利姐妹一样，认为贝内特姐妹有个经商的舅舅，“要想嫁给有地位的男人，机会可就大大减少了”。对“门户失类”的态度，凯瑟琳夫人的反应才是当时英国社会的真相。
在这种背景下，小说的平淡结尾意义深远。小说结尾处，达西夫妇将加德纳夫妇看作最受欢迎的客人，表面上，这是出于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实际上，这表明达西认可经商的加德纳夫妇身上的品质。在莉迪亚私奔事件中，加德纳先生其实充当着父亲的角色，而加德纳夫人则是伊丽莎白的知心朋友。达西夫妇和加德纳夫妇“一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这象征着以达西为代表的“谱系家庭”对以加德纳夫妇为代表的中产阶层的接纳，是奥斯丁作为小说家对社会阶层关系的美好设想。
事实上，小说中不同人物对社会流动性的态度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人物对社会流动性也有不同标准。例如，凯瑟琳夫人认为伊丽莎白接受西求婚的做法是种僭越。宾利小姐讽刺伊丽莎白有个经商的舅舅，不能嫁入好人家，可她却忘了自己的父亲也是经商出身。她正努力跻身上一阶层，却时不时地防范和攻击伊丽莎白试图通过婚姻实现阶层跨越。
在后来作品中，奥斯丁继续对所处时代的阶级关系进行探索和构建。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她对克劳福特兄妹的塑造体现了她对新兴中产阶层的批评。在《爱玛》中，她塑造了奈特利先生这样一个模范“家长”的形象。在《劝导》中，她塑造了一个“不作为贵族”埃利奥特爵士，以文特沃思先生为代表的中产阶层的品质进一步突出。 她对所处时代变化做出了多维度的回应，但她并非简单地肯定或否认一个阶层，正如朱虹所说：“奥斯丁的伟大在于……选择了一个角度，但留下很多线索，允许我们探视别的可能性、别的视角、别样的格局。” h
a Tadmor，Naomi.Family and Friend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Household， Kinship and Patrona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9-27，73-101.
b 評论家达克沃思列举了一些关于伊丽莎白与个人主义的关系的代表性文章，详见该书注释1，Alistair M. Duckworth.The Improvement of the Estate： A Study of Jane Austen’s Novels.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1971：118.（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 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d Perkin， Harold.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Ark Paperbacks， 1985：39-56. 关于奥斯丁小说中的“朋友”含义，参见王春霞：《论小说〈爱玛〉中的私人庇护制度》，《重庆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117—118页。
e 黄梅：《〈傲慢与偏见〉：书名的提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55页。
f Butler，Marilyn. 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5：215.
g 苏耕欣：《爱情与惩罚：〈爱玛〉对于浪漫爱情的道德救赎》，《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第37页。
h 朱虹：《爱玛的想象》，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作 者： 王春霞，北京大学英语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国19世纪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