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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赵春生是新疆锡伯族著名作家，他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锡伯族人。赵春生小说和散文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他将伊犁河谷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美丽多姿的地域风情、新疆锡伯族独特的民俗文化、锡伯族西迁伊犁屯垦戍边和保家卫国的丰厚历史文化意蕴嵌进小说和散文中，这不仅增强了其文学作品的审美品位，而且也彰显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赵春生 文学作品 锡伯族 文化内涵
地理学强调“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著名作家贾平凹曾总结道：“不同的地理风貌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风情民俗的不同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差异。”的确，正如青藏地区雄伟壮丽的藏地高原环境孕育出了藏族文学、内蒙古辽阔苍茫的大草原造就了蒙古族文学一样，流淌千年的伊犁河、巍峨绵延的乌孙山、伊犁河谷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造就了近代以来的新疆锡伯族文学。赵春生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新疆锡伯族文坛的杰出作家之一。他以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新疆锡伯族丰富的民俗文化为依托，以西迁伊犁的锡伯族戍边卫国的厚重历史为根基，构筑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
2006年10月，在赵春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其生前重要的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取名《山地故事》。《山地故事》是赵春生一生文学创作的结晶，出版后受到新疆文学界的好评。
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伊犁河畔察布查尔好风光
人们常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那么不到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就不知道西迁后的锡伯族生存的地理环境、独特风俗和文化魅力。察布查尔县所在的伊犁河谷，被誉为“塞外江南”，气候湿润，植被茂盛，风光旖旎。察布查尔，锡伯语意为“粮仓”。锡伯族作家赵春生生于察布查尔县，长于察布查尔县，察布查尔县的地域文化是作家全部的生命体验。在赵春生笔下，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温情。可以说，家乡察布查尔县独特的地域景观和人文风物是赵春生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素材。在创作中，赵春生选取了察布查尔县锡伯族聚居区的“牛录风情”、察布查尔城墙、察布查尔大渠、察布查尔县域内的伊犁河和乌孙山，来营造他文学作品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
牛录是新疆锡伯族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也是赵春生小说中一个标志性的地域文化名称。公元1764年，锡伯族从东北迁居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建成八个牛录，它们演变为今天锡伯族聚居的八个村镇。赵春生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察布查尔县的依拉齐牛录度过的，因此，他对牛录的环境和生活是再熟悉不过了。赵春生在小说《舅舅的故事》中，用充满温情的笔，尽情地描摹着牛录里春夏秋冬自然环境的绚丽变换。春天的牛录，“阳光明媚，草木葱绿，泉水叮当，百鸟啁啾”；秋天的牛录另有一番美景，“眼下是深秋季节，牛录里无规则分布的榆树林里呈现一片病态的红润，近于妖艳”。在赵春生笔下，牛录的春天和秋天犹如油画般色彩斑斓、风情万种。
锡伯族修筑的察布查尔县牛录城墙，在赵春生的小说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对世世代代居住于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人民来说，锡伯族城墙是饱含着民族情感的重要历史记忆。在小说《城墙》中，赵春生对锡伯族修建八个牛录城墙的历史娓娓叙来：二百多年前，锡伯族军民受清政府的派遣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伊犁河谷，为屯垦戍边的需要，在各牛录建起了周长几十公里的城堡。趙春生曾经实地勘查过察布查尔县八个牛录的城墙，他在散文《关于城墙的记忆》中对锡伯族城墙的建筑形态有着甚为周详的记录：为了长期驻守边疆，锡伯族八个牛录按八旗顺序，由西向东，各以泉水为中心择地修筑城墙。每个牛录所筑的城墙方圆几公里，并建有东西南北四座大城门。城墙的修建是由里外五层夯土筑成，底座以大卵石为基础，墙高三米半左右。从清代中叶迁居到伊犁察布查尔县以来，锡伯族军民修建的城墙就是世世代代守卫牛录平安的重要屏障，“古老的城墙像一条土黄色的缎带将参差不齐的居民房和高矮不等的树木围了一圈”（《舅舅的故事》）。
在赵春生笔下，有着数百年历史、经受了一代代风雨考验的察布查尔县的城墙不仅仅是有形的建筑物，它还是有着文化生命的历史遗产，“古老的城墙弯弯曲曲地向南延伸……从远处看，它跟中国宏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十分相似”（《城墙的记忆》）。赵春生将察布查尔县的城墙比喻为万里长城，在作家心中，城墙早已化身为锡伯家园的“守护者”了。
察布查尔大渠是新疆锡伯族的母亲渠，也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更是锡伯族屯垦开荒的重要历史见证。在小说《啊，我的绿提包》中，“我”散步于察布查尔大渠边上，渠水潺潺流淌，鸟儿袅袅鸣叫，大渠边的沙枣林中，空气清新得令人心醉！察布查尔大渠灌溉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万亩良田，伊犁锡伯族对察布查尔大渠有着特殊的感情。如果说，伊犁河是伊犁人民的母亲河，那么，图伯特领导锡伯族人民从伊犁河引水修建的察布查尔大渠，就是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的母亲渠。察布查尔大渠不仅哺育了两岸的各族人民，也留下了赵春生少时无穷无尽的欢乐记忆。“察布查尔大渠两岸有两道长长的高坡，高坡上长满了荆棘和草木”（《感怀母爱》），整个夏天，孩子们尽情地在察布查尔大渠中玩耍，“渠里和高岸上满是光屁股的孩子们尽情撒欢的身影”（《关于城墙的记忆》）。围绕着察布查尔大渠，赵春生为我们勾描出了一幅温暖清新、情趣盎然的生活风景画。
赵春生在作品中极尽对伊犁河谷优美地域风光和优良生态环境的书写，尤其是不遗余力地表现察布查尔县的两种自然美景——巍峨壮观的乌孙山和蜿蜒流淌的伊犁河。在《山地故事》中，读者可以领略到阿帕尔山地周围西天山沟壑纵横的雄壮环境，“南面是巍峨耸立的乌孙山，乌孙山的一道山沟往下延伸，与山地丘陵地带的大裂沟相连……站在山地往下眺望，是一马平川的山地和芨芨草滩，再往远处遥望，就能看到村庄的位置和伊犁河的走向”。在小说《城墙》中，登高远眺时伊犁河两岸的美景如诗如画：“绿色的田野、低矮的次生林和闪耀着银光的弯弯曲曲的伊犁河尽收眼底。”像水墨画一样的田野美景，令人身心愉悦、如痴如醉。赵春生走遍了伊犁河谷的山山水水，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山水相伴，景物迷人，“远处铁青色的乌孙山一直向西延伸着，那条遥远的伊犁河冒着缕缕蒸汽”（《系在五彩绳端的爱》），通过乌孙山和伊犁河这两种典型地域景观的烘托，赵春生将察布查尔县高大险峻的山地、波光粼粼的河水，绿草如茵的田野风光展现得一览无余！察布查尔县瑰丽动人的景色，在赵春生笔下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摇曳多姿！ 二、独特的民俗文化特色：锡伯风情入眼来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岁时节日活动、民间信仰等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韩少功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赵春生从小在依拉齐牛录受到锡伯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他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将大量的锡伯族民俗文化的内容蕴嵌其中。可以说，赵春生的文学作品就是新疆锡伯族人民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变迁的极好见证。
1.赵春生文学作品中的锡伯族传统生活习俗
公元1764年，锡伯族从东北迁居到新疆伊犁河畔后，不仅从事原有的狩猎捕鱼，而且还开始进行农业生产，他们在伊犁河南岸引水修渠，种植小麦水稻。随着定居日久，锡伯族在保留原有的东北山林时期生活习俗的基础上，积极适应和融入伊犁地区的生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活习俗。赵春生作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里面蕴含了大量的锡伯族生活习俗。
生活习俗一般包括衣食住行等习俗。民以食为天，锡伯族是一个美食民族。迁居新疆后，锡伯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发展形成了种类丰富的特色传统美食。如用韭菜、芹菜、莲花白、胡萝卜、青红辣椒腌制的“花花菜”，用晾干的豇豆和牛肉烩制的“萨斯恒”，还有烧茄子、烧辣子等美食，都令食客赞不绝口。在赵春生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两种锡伯族闻名天下的美食。在《没有度完的蜜月》中，女主人公梅子對鱼炖子这道菜产生了特殊的嗜好。鱼炖子，锡伯语称“尼穆哈鱼炖子”，是新疆锡伯族的一种特色饮食，其做法与众不同，堪称锡伯族美食之最。它是将伊犁河的鱼放入红辣椒等佐料清煮，待鱼快做熟时，再放入椒蒿、韭菜、麦面糊糊等煨炖成糊状鱼汤。鱼炖子喝起来味道鲜美，回味无穷。在小说《猫头鹰叫了》中，阿文的父亲将马饲料带回来磨成面粉做成发面饼吃。其实，用马饲料磨成面粉做发面饼只是困难岁月的特殊情况，锡伯族正宗的发面饼是用白面做成，这种发面饼是锡伯族的传统饮食，锡伯语称之为“发拉哈额芬”，它是以土硷作为引子发好面，烙成既薄又圆的饼子，其特点是酥软可口，喷香诱人，每个锡伯族家庭的主食都离不开它，一日三餐必备。
民居建筑中浓缩的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各民族根据自身的自然气候环境、人文历史、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审美观念等，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富有本民族传统的特色民居建筑。赵春生在小说《老房子》中，细致精当地描述了新疆锡伯族传统民居的平面布局、建造原料、建筑工艺、造型特征，“整个房屋建筑以粗壮的乌孙山松木为原料，这些松木经过全镇有名的木匠的巧手，搞成一个巨大的框架，然后用土块砌成四面墙，再用掺和着麦薏子的黄泥糊上墙面而盖成。室内垒有南、西、北三面炕——南面炕是长辈人的歇息场所，北面炕是下辈人睡觉的地方，而西炕呢，因为锡伯人尊崇西天的缘故，装有神祇或家谱的神盒和神桌均置于西炕。每逢过年过节，拿出家谱，摊开在西炕的小桌上，族人们前来烧香磕头……南面的两扇巨大的条木窗户和北面的一扇条木窗户相对应，均由浅黄色的纸糊着，显得屋里宽敞而明亮”。这番描述既写出了锡伯族传统房屋的建筑格局，又介绍了锡伯族风俗中长辈和晚辈的居住讲究。锡伯族为有这般结实亮堂的房屋而自豪。多年的“在地式”生活体察经验，使赵春生将锡伯族民居建筑的结实、美观、实用等特点展示得十分到位。通过赵春生的小说，读者能够领略到锡伯族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唯衣食住行，赵春生的作品，可以说全方位地呈现了锡伯族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习俗。散文《生命的摇篮》展示了锡伯族摇篮的制作技艺：“先将薄木板烤弯成壳，再用皮线镶接成椭圆形，底部用撑木固定。使用时，摇篮四角用绳索套住，吊挂在屋梁的松椽上。”锡伯族对摇篮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一般把婴儿包裹好放在吊起的摇篮里，年轻的母亲一边荡着摇篮，一并唱着锡伯族儿歌《摇篮曲》，使孩子在有节奏的摇荡中甜蜜地进入梦乡。此外，锡伯人家在娶了儿媳妇后，便会在“喜利妈妈”上挂一个小摇篮，表示希望早生儿女。“喜利妈妈”是锡伯族非常富有特色的习俗，又称作“希林妈妈”，她是锡伯族传统文化中崇拜的女神。该习俗的仪式是在一根丝绳上，谁家若生了男孩就挂一张小弓箭，生了女孩就挂一条彩色布条。在锡伯语中，“喜利”意为“延续”“繁衍”，所谓“喜利妈妈”，就是保佑锡伯族子孙繁衍、人丁兴旺的“子孙妈妈”。
2.赵春生文学作品中的锡伯族传统婚丧习俗
赵春生在小说创作中，融入了锡伯族传统的婚丧礼仪习俗，这是其小说的亮点之一。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婚姻礼仪习俗种类繁多，花样迭出。在新疆锡伯族的传统民俗生活中，婚俗文化极具特色。锡伯族的婚礼是婚姻活动中最为隆重和喜庆的仪式。锡伯族的传统婚礼，有很多烦琐礼节，也有很多特殊风俗，如“奥父、奥母”“打丁巴”等。在《舅舅的故事》中，赵春生极尽笔墨，对锡伯族传统的婚礼过程做了十分详尽的描述。
首先，锡伯族要选择自己认为吉祥的日子为婚礼日。其次，婚礼前夕，男方家必须要聘请一男一女作为“奥父、奥母”，“奥父、奥母”在锡伯族婚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代表男方家到女方家应酬和办理迎娶事宜的人。锡伯族对“奥父、奥母”的选择很有讲究，要求能歌善舞、能言善辩、礼仪周全且子女较多的人担任“奥父、奥母”。“奥父、奥母”在为期三天的婚礼活动中，起到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婚礼，协调联婚两家的关系，将婚礼办得热热闹闹、宾客满意的作用。在《舅舅的故事》中，阿庆的婚礼前夕，母亲何妈就聘请了亲戚中较有声望，而且善于辞令，同时属相与女方相同的男女各一名，作为“奥父、奥母”，主持迎亲事宜。
锡伯族的婚礼一般要举行三天。第一天是男方给女方家送去食物和彩礼，谓之“送喜车”习俗。婚礼第二天是在女方家举行婚礼仪式并宴请宾朋，锡伯语叫“阿吉萨林”（大宴）。在小说《舅舅的故事》中，婚礼第二天，兰英家举行嫁女大宴，盛情招待亲朋好友。阿庆穿着婚礼服，对兰英的长辈行跪礼和敬喜酒。晚上，在“奥父、奥母”主持下，阿庆带来的朋友们与兰英的亲朋好友对歌对舞，热热闹闹地举行“打丁巴”活动。“丁巴”指迎亲队，所谓“打丁巴”，是指在新娘家举行婚宴的傍晚，由“奥父、奥母”操持，在娶亲队伍中邀请五至七名能唱会道或能操持乐器的年轻人，在新娘家举行迎亲晚会。“打丁巴”的青年同新娘的女友分成两排，对歌对舞，按传统，“丁巴队”是不能认输的。通过“打丁巴”，婚礼的喜庆氛围被推向高潮。 婚礼第三天，是在男方阿庆家设宴招待亲戚朋友，并举行结婚仪式，锡伯语叫“安巴萨林”。锡伯族婚俗中，新郎要在破晓之前将新娘接到家里。新郎阿庆接新娘兰英回家时，“打丁巴”的人们骑着高头大马，前后簇拥着喜篷车，一路上呐喊欢呼，鸣枪壮势，将新娘迎到阿庆家。
锡伯族将婚姻和丧葬视为人生礼仪中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锡伯族对待丧葬极其认真。在锡伯族葬俗中，必须夫妻合葬。在小说《莫里多和他的妻子》中，莫里多和他的妻子“在阳间是夫妻，到阴间仍然是夫妻，不合葬哪能成啊”。另外，西迁伊犁后，锡伯族仍然保留着整个家族聚族而葬的传统丧葬习俗。坟茔地是按照哈拉昆莫制度（锡伯族氏族制度）建立的。哈拉为锡伯族“姓”的意思，昆莫是锡伯族“氏族”之意。每个哈啦有数个昆莫组成。锡伯族每个哈拉都有一个固定的茔地。所以在锡伯族聚居区内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家族茔地，锡伯语称为“厄衣夫华然”。每个坟茔地都修建土墙围绕。在小说《我的小镇》中，就出现了一个锡伯人两百多年来埋葬族人的古老坟场。因为聚族而葬，所以锡伯族中如果有人在异地故去，就应该尸归族茔。在《舅舅的故事》中，按照锡伯族的传统族规，在外战死的二舅阿明的尸体就被要求迁回并收进家族坟茔地。
3.赵春生文学作品中的锡伯族传统信仰习俗
赵春生是一个文化学者，他对锡伯族的传统民俗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基于多年对锡伯族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以及对锡伯族古代信仰观念的熟稔，将旧日锡伯族的祈年树崇拜、萨满教信仰等内容融入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在清代，新疆锡伯族曾有祈年树崇拜的习俗。新疆锡伯族崇拜的祈年树为两棵老榆树。锡伯语称这两棵老榆树为“苍祖哈林”。这两棵老榆树在赵春生家乡依拉齐牛录的农田中，树冠呈伞状，主干直径4米，高15米，树冠覆盖面积约600平方米。锡伯族迁居察布查尔县后，每年农历四月，乌珠牛录、依拉齐牛录的锡伯族就会供奉活羊，祭祀这两棵老榆树，祈求五谷丰登。在小说《系在五彩绳端的爱》中，每年五月端午，锡伯族男女老少都会来到祈年树下进行一番祭祀活动，以图庄稼丰产和子孙繁衍，“男人们把最好的羊牵至祈年树前，然后在羊脊背上倒上凉水，如果羊用尽力气颤动身子，那么就说明老榆树已经接受了羊”。在锡伯族人民心中，祈年树是保佑族人平安和农业风调雨顺的神圣的树。两百年来，锡伯族虔诚地祭祀着祈年树。
锡伯族先民早期还信仰过萨满教。在《舅舅的故事》中，当“我”因经常梦见二舅阿明而精神恍惚时，母亲便不得不请来萨满为我诊断病根，诊断的结果显示“我”的这种症状确实与二舅阿明有关：因为阿明长期被抛弃在荒野，无人为他扫墓。在小说《老房子》中，“我”的奶奶被青蛙惊吓后，家里也请来了小镇上最有名望的萨满为奶奶跳神治病。
在封建社会，锡伯族还有过蹲拜巫术，以求保佑子孙安康。在《舅舅的故事》中，阿春的妻子生的前三胎都不幸夭折，所以在她生第四胎时，何妈在临产前请来了生过十二个孩子的阿珍妈，认认真真地举行了保佑婴儿成活的蹲拜仪式。所谓蹲拜仪式，就是请一位多子多孙的女性，将产妇生下的孩子抱走，不让产妇见上婴儿面，等七天过后，产妇家给抱走孩子的女性缝制一套衣服送过去，然后抱回婴儿，在家里举行一次蹲拜仪式，这样就能保住婴儿的性命。关于蹲拜巫术，笔者认为应该是早年锡伯族婴孩死亡率较高而产生过的一种萨满教的迷信和巫术。
在过去，察布查尔县锡伯族中还有迷信的“灵魂附体”观念，它是一种在特定的场合借人的昏厥还魂的巫术，这是锡伯族古代萨满教灵魂观念的一种体现。在小说《莫里多和他的妻子》中，莫里多的儿子没有按照其父亲生前的遗愿将莫里多和他的妻子分开埋葬，结果在莫里多的葬礼上，莫里多的儿媳妇突然像是着了魔似的躺在地上疯癫哭泣，还不时地发出怪叫声。参加葬礼的老人们认为这是莫里多在借尸还魂，于是便在莫里多的儿媳妇的胳肢窝里夹上梳子和镜子，臀部底下垫上扫帚，脸上蒙上黑布。小说中这种“灵魂附体”现象的主要特征是某个逝者的“亡魂”会暂借一个家庭成员的“身體”，来告诉人们他的遭遇和为难之事，以表达冤屈。赵春生在小说中就详细描述了萨满教的这种“灵魂附体”现象中的身体表现及其镶解巫术。
赵春生的文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锡伯族民俗文化内容，它们包括锡伯族生活习俗、婚丧习俗以及传统信仰民俗。阅读赵春生作品，实质上就是对锡伯族的民俗文化进行一番巡礼。
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蕴：锡伯族西迁戍边的爱国精神
赵春生在中年以后，开始大量搜集锡伯族的历史资料，并深入到锡伯族聚居的八个牛录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收集民间保存的锡伯文资料，研究锡伯族历史。对锡伯族历史的书写，是赵春生小说和散文创作中的文化自觉。
正因为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所以赵春生的文学作品展现出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内蕴。散文《遥望图尔根》主要叙写了清中叶以来驻守伊犁河北岸的索伦营和锡伯营的情况。在清代，索伦营主要为鄂温克族同胞组成，他们主要负责驻守卡伦、管理游牧、稽查逃犯、监督贸易、防范沙俄入侵等事宜。赵春生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创造性地将19世纪50年代锡伯营镶白旗骁骑校何叶尔·文克津所写的驻防见闻《辉番卡伦的来信》中记载的索伦营西四旗图尔根、萨玛尔、齐齐罕、策济的风土人情与戍边实况写进了作品《遥望图尔根》中，如“图尔根地方，地广水丰，草木茂盛，为西四旗第一沃野也”。在《遥望图尔根》中，赵春生还写到了在《中俄伊犁条约》《中俄塔城议定书》签订后，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孱弱和负责勘界的中方官员的昏庸无能，使中国许多领土落入沙俄手中。在清朝中俄勘界过程中，由于锡伯营民众的极力反对和坚决抵制，沙俄的野心军官不得不在原有的界限上做出了改动，这才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锡伯营的大片土地。而被划归到沙俄的部分锡伯族，也不愿意充当沙俄的庶民，他们迁徙到霍尔果斯以东安家落户，成为今日霍城县依车嘎善乡的锡伯族。赵春生写《遥望图尔根》是有深刻寓意的。赵春生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痛恨清朝丢失了大片的中国领土，他激愤地写道：“这是何等沉痛的教训啊！这血与泪的历史教训警告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要警惕发生暴乱，而暴乱的根源正是清政府的无能和官吏的腐败！” 赵春生是一位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锡伯族作家，他热爱锡伯族的历史，深情讴歌祖先从东北远赴新疆伊犁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的历史。赵春生在散文《关于城墙的记忆》中写道牛录里矗立的城墙在锡伯族保家卫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沙俄军队入侵伊犁时，顽强的锡伯人坚持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崇高信仰，凭借着牛录城墙的优势，与沙俄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赵春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用饱蘸情愫的笔表达了对城墙的崇高敬意，“城墙凝聚了一代又一代锡伯族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辉煌历史，记录着一代又一代锡伯族人反对民族分裂、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故事”。从赵春生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两百多年来，锡伯族城墙围起来的城堡就是锡伯族的家园，它们无言地诉说着锡伯族戍守边疆的历史。数百年来，一代代锡伯族儿女就像他们修建的察布查尔县城墙一样，深深扎在了祖国的西北边陲，本着“守土有责”的担当精神，“用胡杨精神戍边”，牢牢守护着中国西北的边境。
四、结语
赵春生是一位怀揣着文化使命创作的锡伯族作家。综览赵春生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可以凝练为以下三点。
首先，赵春生文学作品是对伊犁地域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演奏”。“一方水土，一方风景”，赵春生文学作品给读者描绘的察布查尔县的自然环境和地域风光，美得像是一幅诗情画意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不唯自然景观，赵春生作品中的人文景观——察布查尔县的牛录、城墙、大渠，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锡伯族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的厚重的地域历史与文化。
其次，坚持对锡伯族民族文化的书写，是赵春生一生的文学追求。赵春生在文学创作中，有机地嵌融了他本人熟稔于心的大量锡伯族民俗文化知识，这使其作品体现出浓郁的“锡伯味”。经过赵春生感情投射后的锡伯族的风俗习惯、民俗信仰，极大地提升了其文学作品的审美品位。
最后，赵春生在文学创作中所选取的历史素材非常具有正能量，如锡伯族西迁的历史，锡伯族戍守卡伦、屯垦戍边的历史，锡伯族反抗沙俄侵略的历史等，它们在增强作品厚重感的同时，也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赵春生用他的文学作品，书写着锡伯族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无私奉献守卫边疆的伟大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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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度伊犁师范大学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合作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中国新疆与中亚文化的交流与联系研究”（编号：2016ZBGJYB017）；2017年新疆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研究（编号：17BZW074）”階段性成果
作 者： 赵洁，文学硕士，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丁玲，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赵春生 文学作品 锡伯族 文化内涵
地理学强调“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著名作家贾平凹曾总结道：“不同的地理风貌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风情民俗的不同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差异。”的确，正如青藏地区雄伟壮丽的藏地高原环境孕育出了藏族文学、内蒙古辽阔苍茫的大草原造就了蒙古族文学一样，流淌千年的伊犁河、巍峨绵延的乌孙山、伊犁河谷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造就了近代以来的新疆锡伯族文学。赵春生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新疆锡伯族文坛的杰出作家之一。他以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地域文化为背景，以新疆锡伯族丰富的民俗文化为依托，以西迁伊犁的锡伯族戍边卫国的厚重历史为根基，构筑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
2006年10月，在赵春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其生前重要的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取名《山地故事》。《山地故事》是赵春生一生文学创作的结晶，出版后受到新疆文学界的好评。
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伊犁河畔察布查尔好风光
人们常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那么不到伊犁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就不知道西迁后的锡伯族生存的地理环境、独特风俗和文化魅力。察布查尔县所在的伊犁河谷，被誉为“塞外江南”，气候湿润，植被茂盛，风光旖旎。察布查尔，锡伯语意为“粮仓”。锡伯族作家赵春生生于察布查尔县，长于察布查尔县，察布查尔县的地域文化是作家全部的生命体验。在赵春生笔下，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温情。可以说，家乡察布查尔县独特的地域景观和人文风物是赵春生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素材。在创作中，赵春生选取了察布查尔县锡伯族聚居区的“牛录风情”、察布查尔城墙、察布查尔大渠、察布查尔县域内的伊犁河和乌孙山，来营造他文学作品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
牛录是新疆锡伯族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也是赵春生小说中一个标志性的地域文化名称。公元1764年，锡伯族从东北迁居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建成八个牛录，它们演变为今天锡伯族聚居的八个村镇。赵春生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察布查尔县的依拉齐牛录度过的，因此，他对牛录的环境和生活是再熟悉不过了。赵春生在小说《舅舅的故事》中，用充满温情的笔，尽情地描摹着牛录里春夏秋冬自然环境的绚丽变换。春天的牛录，“阳光明媚，草木葱绿，泉水叮当，百鸟啁啾”；秋天的牛录另有一番美景，“眼下是深秋季节，牛录里无规则分布的榆树林里呈现一片病态的红润，近于妖艳”。在赵春生笔下，牛录的春天和秋天犹如油画般色彩斑斓、风情万种。
锡伯族修筑的察布查尔县牛录城墙，在赵春生的小说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对世世代代居住于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人民来说，锡伯族城墙是饱含着民族情感的重要历史记忆。在小说《城墙》中，赵春生对锡伯族修建八个牛录城墙的历史娓娓叙来：二百多年前，锡伯族军民受清政府的派遣从东北千里迢迢来到伊犁河谷，为屯垦戍边的需要，在各牛录建起了周长几十公里的城堡。趙春生曾经实地勘查过察布查尔县八个牛录的城墙，他在散文《关于城墙的记忆》中对锡伯族城墙的建筑形态有着甚为周详的记录：为了长期驻守边疆，锡伯族八个牛录按八旗顺序，由西向东，各以泉水为中心择地修筑城墙。每个牛录所筑的城墙方圆几公里，并建有东西南北四座大城门。城墙的修建是由里外五层夯土筑成，底座以大卵石为基础，墙高三米半左右。从清代中叶迁居到伊犁察布查尔县以来，锡伯族军民修建的城墙就是世世代代守卫牛录平安的重要屏障，“古老的城墙像一条土黄色的缎带将参差不齐的居民房和高矮不等的树木围了一圈”（《舅舅的故事》）。
在赵春生笔下，有着数百年历史、经受了一代代风雨考验的察布查尔县的城墙不仅仅是有形的建筑物，它还是有着文化生命的历史遗产，“古老的城墙弯弯曲曲地向南延伸……从远处看，它跟中国宏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十分相似”（《城墙的记忆》）。赵春生将察布查尔县的城墙比喻为万里长城，在作家心中，城墙早已化身为锡伯家园的“守护者”了。
察布查尔大渠是新疆锡伯族的母亲渠，也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更是锡伯族屯垦开荒的重要历史见证。在小说《啊，我的绿提包》中，“我”散步于察布查尔大渠边上，渠水潺潺流淌，鸟儿袅袅鸣叫，大渠边的沙枣林中，空气清新得令人心醉！察布查尔大渠灌溉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万亩良田，伊犁锡伯族对察布查尔大渠有着特殊的感情。如果说，伊犁河是伊犁人民的母亲河，那么，图伯特领导锡伯族人民从伊犁河引水修建的察布查尔大渠，就是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的母亲渠。察布查尔大渠不仅哺育了两岸的各族人民，也留下了赵春生少时无穷无尽的欢乐记忆。“察布查尔大渠两岸有两道长长的高坡，高坡上长满了荆棘和草木”（《感怀母爱》），整个夏天，孩子们尽情地在察布查尔大渠中玩耍，“渠里和高岸上满是光屁股的孩子们尽情撒欢的身影”（《关于城墙的记忆》）。围绕着察布查尔大渠，赵春生为我们勾描出了一幅温暖清新、情趣盎然的生活风景画。
赵春生在作品中极尽对伊犁河谷优美地域风光和优良生态环境的书写，尤其是不遗余力地表现察布查尔县的两种自然美景——巍峨壮观的乌孙山和蜿蜒流淌的伊犁河。在《山地故事》中，读者可以领略到阿帕尔山地周围西天山沟壑纵横的雄壮环境，“南面是巍峨耸立的乌孙山，乌孙山的一道山沟往下延伸，与山地丘陵地带的大裂沟相连……站在山地往下眺望，是一马平川的山地和芨芨草滩，再往远处遥望，就能看到村庄的位置和伊犁河的走向”。在小说《城墙》中，登高远眺时伊犁河两岸的美景如诗如画：“绿色的田野、低矮的次生林和闪耀着银光的弯弯曲曲的伊犁河尽收眼底。”像水墨画一样的田野美景，令人身心愉悦、如痴如醉。赵春生走遍了伊犁河谷的山山水水，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山水相伴，景物迷人，“远处铁青色的乌孙山一直向西延伸着，那条遥远的伊犁河冒着缕缕蒸汽”（《系在五彩绳端的爱》），通过乌孙山和伊犁河这两种典型地域景观的烘托，赵春生将察布查尔县高大险峻的山地、波光粼粼的河水，绿草如茵的田野风光展现得一览无余！察布查尔县瑰丽动人的景色，在赵春生笔下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摇曳多姿！ 二、独特的民俗文化特色：锡伯风情入眼来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岁时节日活动、民间信仰等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韩少功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赵春生从小在依拉齐牛录受到锡伯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他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将大量的锡伯族民俗文化的内容蕴嵌其中。可以说，赵春生的文学作品就是新疆锡伯族人民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变迁的极好见证。
1.赵春生文学作品中的锡伯族传统生活习俗
公元1764年，锡伯族从东北迁居到新疆伊犁河畔后，不仅从事原有的狩猎捕鱼，而且还开始进行农业生产，他们在伊犁河南岸引水修渠，种植小麦水稻。随着定居日久，锡伯族在保留原有的东北山林时期生活习俗的基础上，积极适应和融入伊犁地区的生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活习俗。赵春生作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里面蕴含了大量的锡伯族生活习俗。
生活习俗一般包括衣食住行等习俗。民以食为天，锡伯族是一个美食民族。迁居新疆后，锡伯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发展形成了种类丰富的特色传统美食。如用韭菜、芹菜、莲花白、胡萝卜、青红辣椒腌制的“花花菜”，用晾干的豇豆和牛肉烩制的“萨斯恒”，还有烧茄子、烧辣子等美食，都令食客赞不绝口。在赵春生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两种锡伯族闻名天下的美食。在《没有度完的蜜月》中，女主人公梅子對鱼炖子这道菜产生了特殊的嗜好。鱼炖子，锡伯语称“尼穆哈鱼炖子”，是新疆锡伯族的一种特色饮食，其做法与众不同，堪称锡伯族美食之最。它是将伊犁河的鱼放入红辣椒等佐料清煮，待鱼快做熟时，再放入椒蒿、韭菜、麦面糊糊等煨炖成糊状鱼汤。鱼炖子喝起来味道鲜美，回味无穷。在小说《猫头鹰叫了》中，阿文的父亲将马饲料带回来磨成面粉做成发面饼吃。其实，用马饲料磨成面粉做发面饼只是困难岁月的特殊情况，锡伯族正宗的发面饼是用白面做成，这种发面饼是锡伯族的传统饮食，锡伯语称之为“发拉哈额芬”，它是以土硷作为引子发好面，烙成既薄又圆的饼子，其特点是酥软可口，喷香诱人，每个锡伯族家庭的主食都离不开它，一日三餐必备。
民居建筑中浓缩的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各民族根据自身的自然气候环境、人文历史、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审美观念等，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富有本民族传统的特色民居建筑。赵春生在小说《老房子》中，细致精当地描述了新疆锡伯族传统民居的平面布局、建造原料、建筑工艺、造型特征，“整个房屋建筑以粗壮的乌孙山松木为原料，这些松木经过全镇有名的木匠的巧手，搞成一个巨大的框架，然后用土块砌成四面墙，再用掺和着麦薏子的黄泥糊上墙面而盖成。室内垒有南、西、北三面炕——南面炕是长辈人的歇息场所，北面炕是下辈人睡觉的地方，而西炕呢，因为锡伯人尊崇西天的缘故，装有神祇或家谱的神盒和神桌均置于西炕。每逢过年过节，拿出家谱，摊开在西炕的小桌上，族人们前来烧香磕头……南面的两扇巨大的条木窗户和北面的一扇条木窗户相对应，均由浅黄色的纸糊着，显得屋里宽敞而明亮”。这番描述既写出了锡伯族传统房屋的建筑格局，又介绍了锡伯族风俗中长辈和晚辈的居住讲究。锡伯族为有这般结实亮堂的房屋而自豪。多年的“在地式”生活体察经验，使赵春生将锡伯族民居建筑的结实、美观、实用等特点展示得十分到位。通过赵春生的小说，读者能够领略到锡伯族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唯衣食住行，赵春生的作品，可以说全方位地呈现了锡伯族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习俗。散文《生命的摇篮》展示了锡伯族摇篮的制作技艺：“先将薄木板烤弯成壳，再用皮线镶接成椭圆形，底部用撑木固定。使用时，摇篮四角用绳索套住，吊挂在屋梁的松椽上。”锡伯族对摇篮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一般把婴儿包裹好放在吊起的摇篮里，年轻的母亲一边荡着摇篮，一并唱着锡伯族儿歌《摇篮曲》，使孩子在有节奏的摇荡中甜蜜地进入梦乡。此外，锡伯人家在娶了儿媳妇后，便会在“喜利妈妈”上挂一个小摇篮，表示希望早生儿女。“喜利妈妈”是锡伯族非常富有特色的习俗，又称作“希林妈妈”，她是锡伯族传统文化中崇拜的女神。该习俗的仪式是在一根丝绳上，谁家若生了男孩就挂一张小弓箭，生了女孩就挂一条彩色布条。在锡伯语中，“喜利”意为“延续”“繁衍”，所谓“喜利妈妈”，就是保佑锡伯族子孙繁衍、人丁兴旺的“子孙妈妈”。
2.赵春生文学作品中的锡伯族传统婚丧习俗
赵春生在小说创作中，融入了锡伯族传统的婚丧礼仪习俗，这是其小说的亮点之一。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婚姻礼仪习俗种类繁多，花样迭出。在新疆锡伯族的传统民俗生活中，婚俗文化极具特色。锡伯族的婚礼是婚姻活动中最为隆重和喜庆的仪式。锡伯族的传统婚礼，有很多烦琐礼节，也有很多特殊风俗，如“奥父、奥母”“打丁巴”等。在《舅舅的故事》中，赵春生极尽笔墨，对锡伯族传统的婚礼过程做了十分详尽的描述。
首先，锡伯族要选择自己认为吉祥的日子为婚礼日。其次，婚礼前夕，男方家必须要聘请一男一女作为“奥父、奥母”，“奥父、奥母”在锡伯族婚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代表男方家到女方家应酬和办理迎娶事宜的人。锡伯族对“奥父、奥母”的选择很有讲究，要求能歌善舞、能言善辩、礼仪周全且子女较多的人担任“奥父、奥母”。“奥父、奥母”在为期三天的婚礼活动中，起到精心策划并组织实施婚礼，协调联婚两家的关系，将婚礼办得热热闹闹、宾客满意的作用。在《舅舅的故事》中，阿庆的婚礼前夕，母亲何妈就聘请了亲戚中较有声望，而且善于辞令，同时属相与女方相同的男女各一名，作为“奥父、奥母”，主持迎亲事宜。
锡伯族的婚礼一般要举行三天。第一天是男方给女方家送去食物和彩礼，谓之“送喜车”习俗。婚礼第二天是在女方家举行婚礼仪式并宴请宾朋，锡伯语叫“阿吉萨林”（大宴）。在小说《舅舅的故事》中，婚礼第二天，兰英家举行嫁女大宴，盛情招待亲朋好友。阿庆穿着婚礼服，对兰英的长辈行跪礼和敬喜酒。晚上，在“奥父、奥母”主持下，阿庆带来的朋友们与兰英的亲朋好友对歌对舞，热热闹闹地举行“打丁巴”活动。“丁巴”指迎亲队，所谓“打丁巴”，是指在新娘家举行婚宴的傍晚，由“奥父、奥母”操持，在娶亲队伍中邀请五至七名能唱会道或能操持乐器的年轻人，在新娘家举行迎亲晚会。“打丁巴”的青年同新娘的女友分成两排，对歌对舞，按传统，“丁巴队”是不能认输的。通过“打丁巴”，婚礼的喜庆氛围被推向高潮。 婚礼第三天，是在男方阿庆家设宴招待亲戚朋友，并举行结婚仪式，锡伯语叫“安巴萨林”。锡伯族婚俗中，新郎要在破晓之前将新娘接到家里。新郎阿庆接新娘兰英回家时，“打丁巴”的人们骑着高头大马，前后簇拥着喜篷车，一路上呐喊欢呼，鸣枪壮势，将新娘迎到阿庆家。
锡伯族将婚姻和丧葬视为人生礼仪中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锡伯族对待丧葬极其认真。在锡伯族葬俗中，必须夫妻合葬。在小说《莫里多和他的妻子》中，莫里多和他的妻子“在阳间是夫妻，到阴间仍然是夫妻，不合葬哪能成啊”。另外，西迁伊犁后，锡伯族仍然保留着整个家族聚族而葬的传统丧葬习俗。坟茔地是按照哈拉昆莫制度（锡伯族氏族制度）建立的。哈拉为锡伯族“姓”的意思，昆莫是锡伯族“氏族”之意。每个哈啦有数个昆莫组成。锡伯族每个哈拉都有一个固定的茔地。所以在锡伯族聚居区内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家族茔地，锡伯语称为“厄衣夫华然”。每个坟茔地都修建土墙围绕。在小说《我的小镇》中，就出现了一个锡伯人两百多年来埋葬族人的古老坟场。因为聚族而葬，所以锡伯族中如果有人在异地故去，就应该尸归族茔。在《舅舅的故事》中，按照锡伯族的传统族规，在外战死的二舅阿明的尸体就被要求迁回并收进家族坟茔地。
3.赵春生文学作品中的锡伯族传统信仰习俗
赵春生是一个文化学者，他对锡伯族的传统民俗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基于多年对锡伯族民族文化的田野调查，以及对锡伯族古代信仰观念的熟稔，将旧日锡伯族的祈年树崇拜、萨满教信仰等内容融入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在清代，新疆锡伯族曾有祈年树崇拜的习俗。新疆锡伯族崇拜的祈年树为两棵老榆树。锡伯语称这两棵老榆树为“苍祖哈林”。这两棵老榆树在赵春生家乡依拉齐牛录的农田中，树冠呈伞状，主干直径4米，高15米，树冠覆盖面积约600平方米。锡伯族迁居察布查尔县后，每年农历四月，乌珠牛录、依拉齐牛录的锡伯族就会供奉活羊，祭祀这两棵老榆树，祈求五谷丰登。在小说《系在五彩绳端的爱》中，每年五月端午，锡伯族男女老少都会来到祈年树下进行一番祭祀活动，以图庄稼丰产和子孙繁衍，“男人们把最好的羊牵至祈年树前，然后在羊脊背上倒上凉水，如果羊用尽力气颤动身子，那么就说明老榆树已经接受了羊”。在锡伯族人民心中，祈年树是保佑族人平安和农业风调雨顺的神圣的树。两百年来，锡伯族虔诚地祭祀着祈年树。
锡伯族先民早期还信仰过萨满教。在《舅舅的故事》中，当“我”因经常梦见二舅阿明而精神恍惚时，母亲便不得不请来萨满为我诊断病根，诊断的结果显示“我”的这种症状确实与二舅阿明有关：因为阿明长期被抛弃在荒野，无人为他扫墓。在小说《老房子》中，“我”的奶奶被青蛙惊吓后，家里也请来了小镇上最有名望的萨满为奶奶跳神治病。
在封建社会，锡伯族还有过蹲拜巫术，以求保佑子孙安康。在《舅舅的故事》中，阿春的妻子生的前三胎都不幸夭折，所以在她生第四胎时，何妈在临产前请来了生过十二个孩子的阿珍妈，认认真真地举行了保佑婴儿成活的蹲拜仪式。所谓蹲拜仪式，就是请一位多子多孙的女性，将产妇生下的孩子抱走，不让产妇见上婴儿面，等七天过后，产妇家给抱走孩子的女性缝制一套衣服送过去，然后抱回婴儿，在家里举行一次蹲拜仪式，这样就能保住婴儿的性命。关于蹲拜巫术，笔者认为应该是早年锡伯族婴孩死亡率较高而产生过的一种萨满教的迷信和巫术。
在过去，察布查尔县锡伯族中还有迷信的“灵魂附体”观念，它是一种在特定的场合借人的昏厥还魂的巫术，这是锡伯族古代萨满教灵魂观念的一种体现。在小说《莫里多和他的妻子》中，莫里多的儿子没有按照其父亲生前的遗愿将莫里多和他的妻子分开埋葬，结果在莫里多的葬礼上，莫里多的儿媳妇突然像是着了魔似的躺在地上疯癫哭泣，还不时地发出怪叫声。参加葬礼的老人们认为这是莫里多在借尸还魂，于是便在莫里多的儿媳妇的胳肢窝里夹上梳子和镜子，臀部底下垫上扫帚，脸上蒙上黑布。小说中这种“灵魂附体”现象的主要特征是某个逝者的“亡魂”会暂借一个家庭成员的“身體”，来告诉人们他的遭遇和为难之事，以表达冤屈。赵春生在小说中就详细描述了萨满教的这种“灵魂附体”现象中的身体表现及其镶解巫术。
赵春生的文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锡伯族民俗文化内容，它们包括锡伯族生活习俗、婚丧习俗以及传统信仰民俗。阅读赵春生作品，实质上就是对锡伯族的民俗文化进行一番巡礼。
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蕴：锡伯族西迁戍边的爱国精神
赵春生在中年以后，开始大量搜集锡伯族的历史资料，并深入到锡伯族聚居的八个牛录开展社会历史调查，收集民间保存的锡伯文资料，研究锡伯族历史。对锡伯族历史的书写，是赵春生小说和散文创作中的文化自觉。
正因为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所以赵春生的文学作品展现出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内蕴。散文《遥望图尔根》主要叙写了清中叶以来驻守伊犁河北岸的索伦营和锡伯营的情况。在清代，索伦营主要为鄂温克族同胞组成，他们主要负责驻守卡伦、管理游牧、稽查逃犯、监督贸易、防范沙俄入侵等事宜。赵春生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创造性地将19世纪50年代锡伯营镶白旗骁骑校何叶尔·文克津所写的驻防见闻《辉番卡伦的来信》中记载的索伦营西四旗图尔根、萨玛尔、齐齐罕、策济的风土人情与戍边实况写进了作品《遥望图尔根》中，如“图尔根地方，地广水丰，草木茂盛，为西四旗第一沃野也”。在《遥望图尔根》中，赵春生还写到了在《中俄伊犁条约》《中俄塔城议定书》签订后，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孱弱和负责勘界的中方官员的昏庸无能，使中国许多领土落入沙俄手中。在清朝中俄勘界过程中，由于锡伯营民众的极力反对和坚决抵制，沙俄的野心军官不得不在原有的界限上做出了改动，这才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锡伯营的大片土地。而被划归到沙俄的部分锡伯族，也不愿意充当沙俄的庶民，他们迁徙到霍尔果斯以东安家落户，成为今日霍城县依车嘎善乡的锡伯族。赵春生写《遥望图尔根》是有深刻寓意的。赵春生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痛恨清朝丢失了大片的中国领土，他激愤地写道：“这是何等沉痛的教训啊！这血与泪的历史教训警告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要警惕发生暴乱，而暴乱的根源正是清政府的无能和官吏的腐败！” 赵春生是一位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锡伯族作家，他热爱锡伯族的历史，深情讴歌祖先从东北远赴新疆伊犁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的历史。赵春生在散文《关于城墙的记忆》中写道牛录里矗立的城墙在锡伯族保家卫国的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沙俄军队入侵伊犁时，顽强的锡伯人坚持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崇高信仰，凭借着牛录城墙的优势，与沙俄殖民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赵春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用饱蘸情愫的笔表达了对城墙的崇高敬意，“城墙凝聚了一代又一代锡伯族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辉煌历史，记录着一代又一代锡伯族人反对民族分裂、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故事”。从赵春生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两百多年来，锡伯族城墙围起来的城堡就是锡伯族的家园，它们无言地诉说着锡伯族戍守边疆的历史。数百年来，一代代锡伯族儿女就像他们修建的察布查尔县城墙一样，深深扎在了祖国的西北边陲，本着“守土有责”的担当精神，“用胡杨精神戍边”，牢牢守护着中国西北的边境。
四、结语
赵春生是一位怀揣着文化使命创作的锡伯族作家。综览赵春生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可以凝练为以下三点。
首先，赵春生文学作品是对伊犁地域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演奏”。“一方水土，一方风景”，赵春生文学作品给读者描绘的察布查尔县的自然环境和地域风光，美得像是一幅诗情画意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不唯自然景观，赵春生作品中的人文景观——察布查尔县的牛录、城墙、大渠，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锡伯族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保家卫国的厚重的地域历史与文化。
其次，坚持对锡伯族民族文化的书写，是赵春生一生的文学追求。赵春生在文学创作中，有机地嵌融了他本人熟稔于心的大量锡伯族民俗文化知识，这使其作品体现出浓郁的“锡伯味”。经过赵春生感情投射后的锡伯族的风俗习惯、民俗信仰，极大地提升了其文学作品的审美品位。
最后，赵春生在文学创作中所选取的历史素材非常具有正能量，如锡伯族西迁的历史，锡伯族戍守卡伦、屯垦戍边的历史，锡伯族反抗沙俄侵略的历史等，它们在增强作品厚重感的同时，也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赵春生用他的文学作品，书写着锡伯族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无私奉献守卫边疆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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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度伊犁师范大学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合作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中国新疆与中亚文化的交流与联系研究”（编号：2016ZBGJYB017）；2017年新疆社科基金项目“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现代转型研究（编号：17BZW074）”階段性成果
作 者： 赵洁，文学硕士，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丁玲，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