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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荣尧的《西夏陵：王朝的见证》以西夏陵为切入点对西夏王朝做多元揭秘，娓娓道来历史长河中白高大夏国政权的缘起与终结，以及西夏陵的建造、遗弃与重生，呈现出一个可触、可观、可读、可思的世界。
关键词：西夏 文学 史学
西夏始于1038年，终于1227年，是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以党项族为主体，融合了汉、吐蕃、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的“白高大夏国”政权，前期和辽、北宋共存，后期与金并立，历经十帝一百八十九年，创立了多民族融合的独特文化。然而，二十四史并未为西夏修史，当代文学作品多把西夏描写为神魔玄幻的国度，于是，西夏被贺兰山麓与玄秘文字遮挡，成为诸多人心中传奇而隐秘的王朝。唐荣尧的《西夏陵：王朝的见证》（以下简称《西夏陵》）以西夏陵为切入点对西夏王朝做多元揭秘，娓娓道来历史长河中白高大夏国政权的缘起与终结，以及西夏陵的建造、遗弃与重生，呈现出一个可触、可观、可读、可思的世界。
一、系谱视野中的西夏建构
唐荣尧书写西夏的第一个独到之处是走出中心论，在流动的历史中寻找动态的、微观的本真西夏。《西夏陵》由“党项人走近贺兰山”“山看见一项工程”“时间的拐点，山下的差异或突兀”“终结者带来的血与痛”“考古者开启的曙光”“通往申遗之路的足迹”六部分组成，以西夏陵为主体，发掘被世人忽略的历史的复杂与差异。没有任何历史的源起无端且纯粹，每一段历史的发生与终结必然负载着其他元素的因果。第一部分“党项人走近贺兰山”落笔于公元636年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让堪舆师在九嵕山规划了日后的昭陵陵园。唐太宗去世三百多年之后，党项人从遥远的贺兰山悄然来到九嵕山进行考察借鉴，开始建造西夏陵。这个独特的切入点充分彰显了唐荣尧哲学家式的思维与诗人的想象，相似又相异的重重陵墓中隐藏着同质的历史情节与异质的历史细节，象征死亡的陵园成为一个王朝奠基式的开始，也成为这部著作最坚实的立足点。
西夏兴盛在王陵兴建中得到验证，王陵被摧毁令西夏陨灭的悲剧愈发沉重。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大地上沉默的王陵成为王朝沉浮兴灭真实的见证，墓园厚重土层中隐藏的秘密是西夏王朝悲壮的挽歌。西夏陵成为全书开始的楔子，也成为贯穿全书的脉络，以西夏陵书写西夏的历史，以如今存在的真实映照过往的想象，陌生与熟悉、虚拟与现实巧妙结合。唐荣尧于《隋书》中找到最早的相关史料是拓跋宁丛于公元585年被隋文帝封为大将军，成为“第一位被中原王朝授予将军一职的党项人”；他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整理出了党项羌的主要活动区域——“岷江上游、黄河上游的甘南大草原、河湟谷地，以及巴颜喀拉山以北、祁连山以南的高地”，并通过这些事件踪迹搭建出党项部族崛起的动态空间；他追溯到在“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和大唐帝国之间，党项羌蛰居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地带，一度因吐蕃的侵扰面临灭亡的危险。党项羌和拓跋，这两个词汇至此出现”，探知到“党项部族能够同宋朝抗争，主要依赖的是辽的支持与辽、宋之间冲突带来的生存空间”；他还填补了西夏王朝灭亡后故土上的历史空白，描绘了西夏之后这片土地上的沧海桑田，“昔日的西夏国都变成了一座废墟；昔日繁华富庶的宁夏平原也变得人烟稀少，了无生气”，宁夏平原也曾在郭守敬的领导下，重新“焕发了生机”，甚至在元明交替时，“成为一个大战场”。
唐荣尧耐心寻找历史中的微小转换与细腻轮廓，进行广泛的知识积累，视线不局限于西夏王朝起止的一百八十九年间，而是在历史长河中钩沉出尽可能早的史料，考量西夏发生的更多可能空间与多重解释。唐荣尧在《西夏陵》中呈现出系谱的视野与建构性的原则，既关注重大事件，也记录事件中的细枝末节、种种插曲和偶发事件，进行生命政治的解剖与微观权力的光谱分析。他试图描绘出流动的历史，每一个阶段、每一次选择、每一个结果背后隐含着不同力量的博弈，混合着不同的机遇，最终融合成立体的西夏王朝。
二、跨界陈述中的西夏王朝
唐荣尧书写西夏的第二个独到之处在于不仅探索历史的本质，还运用多种陈述方式呈现历史风貌的多姿多彩。唐荣尧的书写不仅由复调式语言构成，还有各种实物或景观的图片以及地图。具有史学、新闻学、文学多重跨界性质的陈述展开了新的思维视域，如德勒兹所言，陈述犹如拓扑学，好像无调性音乐。唐荣尧用拼图的方式重现过往，以巨大的耐心與倔强的探索精神，积累了广泛的原始材料；用行走地图的方式印证过往，不仅追踪着西夏王朝演进的渐进曲线，同时重新找出西夏王朝年轮中各类事件的不同角色、不同立场、不同情感，并用记者的敏锐勾连中外同质事件，标示出西夏历史中智慧、本能、机遇的独特性。
唐荣尧考据出原始的史料碎片，并将其编织到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里，隆重的葬礼、英雄的荣光、恐怖的阴谋，史料证据与合理想象杂糅在一起，描绘出一个王朝鲜活的容颜。例如元昊被刺一段：“那柄带着儿子深深仇意的剑，斜斜地刺过来，伸到鼻尖下时，它的主人将手向上轻轻一挑，随着一声惨叫，一生征战沙场的元昊，被儿子削去了鼻子。”唐荣尧以审美主义与创造精神描写消逝的过去何其精彩！接下来，唐荣尧转入诗性哲思：“这样的刺杀方式，在中外的刺客手法中确实独树一帜，是宁令哥遇到了父亲的抵抗后剑尖偏离了方向，还是他特意选择了这种巧妙但致命的一招？总之，刺者和被刺者，在一刹那亮出了各自人生最后的答案。”更有意味的是，唐荣尧又进一步搜索，捡拾出元昊对战俘进行劓刑的怪癖，表现出历史意识的自反性。灰暗如生铁的规律构成了历史的骨骼，而精致生动的细节构成了历史丰满的肉体，令历史更为动人。
唐荣尧描述西夏王朝的皇位更迭、权力中枢运作，也描绘权力产生的背景与土壤，不仅关注权力延伸的样态，更分析权力的流动变化与支脉微观运行，如物资的贸易、先进的武器装备、先进的农业技术、丝绸之路的地域优势，其中，帝陵与兴州城的建设，彰显出其独立抗衡宋辽的野心。唐荣尧关注文化的脉络延展，如恢复党项姓氏“嵬名”，职官体系有对应的党项名称，在外在装束上实行秃发并改革服饰制度，创制西夏文字，引入佛教文化，无不体现出党项部族独特的精神文化向度。 唐荣尧对王朝遗迹进行了诗意而扎实的考证，他行走于大夏河流域、黄河玛曲大拐弯处、洮河两岸、岷江流域、黄土高原腹地进行考察。“如果没有对隐在历史事件深处的事实的洞悉能力、对斑驳史料的辨认能力以及对崎岖山路和高山峡谷的穿行能力，是无法走近‘拓跋’背后的圈乃至核的。”唐荣尧的实地调查使人们对西夏历史遗迹现存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对西夏王朝当年的行迹与主要活动空间有了较直观的感性认识，并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志资料，从而大大拓展了学术眼界。
怀特认为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是诗性语言，唐荣尧每个章节前一首灵动的诗篇与正文中严谨的考据、非虚构叙事以及灌注于文本中的个性化情感混合成充满温度的历史张力。文本中流动着情绪和力量，用真诚的细节使历史不可复原的不确定性形成了确定的信任，剥离各种权力话语以呈现出历史被遮蔽的本真面貌。
三、现在与未来时空中的西夏命运
唐荣尧书写西夏的第三个独到之处是用道德关怀、审美向往与信仰承诺拥抱历史。西夏灭亡后，一直处于被正史忽略的地位，唐荣尧为此悲叹：“寥寥几句塞在一部地方志书的角落中，便是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亡后数百年的命运写照。”唐荣尧在贺兰山巅俯瞰的不仅是西夏王朝寥落的背影，还要沟通古今，“为往圣继绝学”，让曾经破碎的文化在新时代中重生。
第五部分“考古者开启的曙光”记录了对西夏陵进行考古的过程与成果，“那一处没有得到历史尊重的文化遗产，注定要和考古学者相遇”。西夏陵这座宏伟的被埋在地下的艺术宝库构建了时代的辉煌，时刻以强大的文化符号功能彰显着西夏的价值。西夏陵也遭遇了被盗与损毁的命运，“损坏者是谁”的谜团亦被推理破解。第六部分“通往申遗之路的足迹”记录了现代视野下国家对待西夏陵的态度，“这种关怀和态度，决定了这座辉煌建筑群的现代命运”。唐荣尧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了拓展性重估，寻找保护西夏陵的有效方法以及西夏陵未来的美学、史学、社会学价值。唐荣尧不仅书写西夏历史事件及变化，也关注西夏灭亡后风雨剥蚀的当下现实，构建了由过去、现在与未来组成的完整的真歷史。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唐荣尧推动着时光尘埃中的西夏历史进入我们的实际生活，体现了历史的当代性这一内在特性。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有扎实的史料为凭借，浓厚的兴趣为契机，还要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为基础。作者的精神世界往往与他致力探究的历史世界融为一体，一个缺乏拯救情怀与博爱胸襟的人，无法写出真正的历史。唐荣尧用自己的精神世界拥抱西夏王朝，把历史与生活相统一，感受部族崛起、兴盛、衰亡过程中的生命跃动，体会战争硝烟中民生颠沛流离的艰辛，感知历史长河中文化的厚重与多彩，把过去、现在、未来编织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关系，活在当下，认知过去并预见未来，用自身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创新来感受与理解历史的荒凉，并赋予西夏历史内在的生命力。
19世纪以来，西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已经两百年。在诸多研究著作中，唐荣尧的《西夏陵：王朝的见证》把文学与史学相结合，以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展示历史遗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把西夏扑朔迷离的起源与沉重的落幕一一呈现，在陈述中实现了主体性、客观性和历史本真性、艺术审美性的统一，在多元化哲思中给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更加全面、谨慎而新鲜的观察历史的方式。
作 者： 于昊燕，文学博士，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评论。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西夏 文学 史学
西夏始于1038年，终于1227年，是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以党项族为主体，融合了汉、吐蕃、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的“白高大夏国”政权，前期和辽、北宋共存，后期与金并立，历经十帝一百八十九年，创立了多民族融合的独特文化。然而，二十四史并未为西夏修史，当代文学作品多把西夏描写为神魔玄幻的国度，于是，西夏被贺兰山麓与玄秘文字遮挡，成为诸多人心中传奇而隐秘的王朝。唐荣尧的《西夏陵：王朝的见证》（以下简称《西夏陵》）以西夏陵为切入点对西夏王朝做多元揭秘，娓娓道来历史长河中白高大夏国政权的缘起与终结，以及西夏陵的建造、遗弃与重生，呈现出一个可触、可观、可读、可思的世界。
一、系谱视野中的西夏建构
唐荣尧书写西夏的第一个独到之处是走出中心论，在流动的历史中寻找动态的、微观的本真西夏。《西夏陵》由“党项人走近贺兰山”“山看见一项工程”“时间的拐点，山下的差异或突兀”“终结者带来的血与痛”“考古者开启的曙光”“通往申遗之路的足迹”六部分组成，以西夏陵为主体，发掘被世人忽略的历史的复杂与差异。没有任何历史的源起无端且纯粹，每一段历史的发生与终结必然负载着其他元素的因果。第一部分“党项人走近贺兰山”落笔于公元636年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让堪舆师在九嵕山规划了日后的昭陵陵园。唐太宗去世三百多年之后，党项人从遥远的贺兰山悄然来到九嵕山进行考察借鉴，开始建造西夏陵。这个独特的切入点充分彰显了唐荣尧哲学家式的思维与诗人的想象，相似又相异的重重陵墓中隐藏着同质的历史情节与异质的历史细节，象征死亡的陵园成为一个王朝奠基式的开始，也成为这部著作最坚实的立足点。
西夏兴盛在王陵兴建中得到验证，王陵被摧毁令西夏陨灭的悲剧愈发沉重。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大地上沉默的王陵成为王朝沉浮兴灭真实的见证，墓园厚重土层中隐藏的秘密是西夏王朝悲壮的挽歌。西夏陵成为全书开始的楔子，也成为贯穿全书的脉络，以西夏陵书写西夏的历史，以如今存在的真实映照过往的想象，陌生与熟悉、虚拟与现实巧妙结合。唐荣尧于《隋书》中找到最早的相关史料是拓跋宁丛于公元585年被隋文帝封为大将军，成为“第一位被中原王朝授予将军一职的党项人”；他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整理出了党项羌的主要活动区域——“岷江上游、黄河上游的甘南大草原、河湟谷地，以及巴颜喀拉山以北、祁连山以南的高地”，并通过这些事件踪迹搭建出党项部族崛起的动态空间；他追溯到在“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和大唐帝国之间，党项羌蛰居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地带，一度因吐蕃的侵扰面临灭亡的危险。党项羌和拓跋，这两个词汇至此出现”，探知到“党项部族能够同宋朝抗争，主要依赖的是辽的支持与辽、宋之间冲突带来的生存空间”；他还填补了西夏王朝灭亡后故土上的历史空白，描绘了西夏之后这片土地上的沧海桑田，“昔日的西夏国都变成了一座废墟；昔日繁华富庶的宁夏平原也变得人烟稀少，了无生气”，宁夏平原也曾在郭守敬的领导下，重新“焕发了生机”，甚至在元明交替时，“成为一个大战场”。
唐荣尧耐心寻找历史中的微小转换与细腻轮廓，进行广泛的知识积累，视线不局限于西夏王朝起止的一百八十九年间，而是在历史长河中钩沉出尽可能早的史料，考量西夏发生的更多可能空间与多重解释。唐荣尧在《西夏陵》中呈现出系谱的视野与建构性的原则，既关注重大事件，也记录事件中的细枝末节、种种插曲和偶发事件，进行生命政治的解剖与微观权力的光谱分析。他试图描绘出流动的历史，每一个阶段、每一次选择、每一个结果背后隐含着不同力量的博弈，混合着不同的机遇，最终融合成立体的西夏王朝。
二、跨界陈述中的西夏王朝
唐荣尧书写西夏的第二个独到之处在于不仅探索历史的本质，还运用多种陈述方式呈现历史风貌的多姿多彩。唐荣尧的书写不仅由复调式语言构成，还有各种实物或景观的图片以及地图。具有史学、新闻学、文学多重跨界性质的陈述展开了新的思维视域，如德勒兹所言，陈述犹如拓扑学，好像无调性音乐。唐荣尧用拼图的方式重现过往，以巨大的耐心與倔强的探索精神，积累了广泛的原始材料；用行走地图的方式印证过往，不仅追踪着西夏王朝演进的渐进曲线，同时重新找出西夏王朝年轮中各类事件的不同角色、不同立场、不同情感，并用记者的敏锐勾连中外同质事件，标示出西夏历史中智慧、本能、机遇的独特性。
唐荣尧考据出原始的史料碎片，并将其编织到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里，隆重的葬礼、英雄的荣光、恐怖的阴谋，史料证据与合理想象杂糅在一起，描绘出一个王朝鲜活的容颜。例如元昊被刺一段：“那柄带着儿子深深仇意的剑，斜斜地刺过来，伸到鼻尖下时，它的主人将手向上轻轻一挑，随着一声惨叫，一生征战沙场的元昊，被儿子削去了鼻子。”唐荣尧以审美主义与创造精神描写消逝的过去何其精彩！接下来，唐荣尧转入诗性哲思：“这样的刺杀方式，在中外的刺客手法中确实独树一帜，是宁令哥遇到了父亲的抵抗后剑尖偏离了方向，还是他特意选择了这种巧妙但致命的一招？总之，刺者和被刺者，在一刹那亮出了各自人生最后的答案。”更有意味的是，唐荣尧又进一步搜索，捡拾出元昊对战俘进行劓刑的怪癖，表现出历史意识的自反性。灰暗如生铁的规律构成了历史的骨骼，而精致生动的细节构成了历史丰满的肉体，令历史更为动人。
唐荣尧描述西夏王朝的皇位更迭、权力中枢运作，也描绘权力产生的背景与土壤，不仅关注权力延伸的样态，更分析权力的流动变化与支脉微观运行，如物资的贸易、先进的武器装备、先进的农业技术、丝绸之路的地域优势，其中，帝陵与兴州城的建设，彰显出其独立抗衡宋辽的野心。唐荣尧关注文化的脉络延展，如恢复党项姓氏“嵬名”，职官体系有对应的党项名称，在外在装束上实行秃发并改革服饰制度，创制西夏文字，引入佛教文化，无不体现出党项部族独特的精神文化向度。 唐荣尧对王朝遗迹进行了诗意而扎实的考证，他行走于大夏河流域、黄河玛曲大拐弯处、洮河两岸、岷江流域、黄土高原腹地进行考察。“如果没有对隐在历史事件深处的事实的洞悉能力、对斑驳史料的辨认能力以及对崎岖山路和高山峡谷的穿行能力，是无法走近‘拓跋’背后的圈乃至核的。”唐荣尧的实地调查使人们对西夏历史遗迹现存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对西夏王朝当年的行迹与主要活动空间有了较直观的感性认识，并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志资料，从而大大拓展了学术眼界。
怀特认为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是诗性语言，唐荣尧每个章节前一首灵动的诗篇与正文中严谨的考据、非虚构叙事以及灌注于文本中的个性化情感混合成充满温度的历史张力。文本中流动着情绪和力量，用真诚的细节使历史不可复原的不确定性形成了确定的信任，剥离各种权力话语以呈现出历史被遮蔽的本真面貌。
三、现在与未来时空中的西夏命运
唐荣尧书写西夏的第三个独到之处是用道德关怀、审美向往与信仰承诺拥抱历史。西夏灭亡后，一直处于被正史忽略的地位，唐荣尧为此悲叹：“寥寥几句塞在一部地方志书的角落中，便是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亡后数百年的命运写照。”唐荣尧在贺兰山巅俯瞰的不仅是西夏王朝寥落的背影，还要沟通古今，“为往圣继绝学”，让曾经破碎的文化在新时代中重生。
第五部分“考古者开启的曙光”记录了对西夏陵进行考古的过程与成果，“那一处没有得到历史尊重的文化遗产，注定要和考古学者相遇”。西夏陵这座宏伟的被埋在地下的艺术宝库构建了时代的辉煌，时刻以强大的文化符号功能彰显着西夏的价值。西夏陵也遭遇了被盗与损毁的命运，“损坏者是谁”的谜团亦被推理破解。第六部分“通往申遗之路的足迹”记录了现代视野下国家对待西夏陵的态度，“这种关怀和态度，决定了这座辉煌建筑群的现代命运”。唐荣尧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了拓展性重估，寻找保护西夏陵的有效方法以及西夏陵未来的美学、史学、社会学价值。唐荣尧不仅书写西夏历史事件及变化，也关注西夏灭亡后风雨剥蚀的当下现实，构建了由过去、现在与未来组成的完整的真歷史。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唐荣尧推动着时光尘埃中的西夏历史进入我们的实际生活，体现了历史的当代性这一内在特性。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不仅要有扎实的史料为凭借，浓厚的兴趣为契机，还要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为基础。作者的精神世界往往与他致力探究的历史世界融为一体，一个缺乏拯救情怀与博爱胸襟的人，无法写出真正的历史。唐荣尧用自己的精神世界拥抱西夏王朝，把历史与生活相统一，感受部族崛起、兴盛、衰亡过程中的生命跃动，体会战争硝烟中民生颠沛流离的艰辛，感知历史长河中文化的厚重与多彩，把过去、现在、未来编织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关系，活在当下，认知过去并预见未来，用自身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创新来感受与理解历史的荒凉，并赋予西夏历史内在的生命力。
19世纪以来，西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已经两百年。在诸多研究著作中，唐荣尧的《西夏陵：王朝的见证》把文学与史学相结合，以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展示历史遗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把西夏扑朔迷离的起源与沉重的落幕一一呈现，在陈述中实现了主体性、客观性和历史本真性、艺术审美性的统一，在多元化哲思中给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更加全面、谨慎而新鲜的观察历史的方式。
作 者： 于昊燕，文学博士，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评论。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