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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厌倦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过于频繁的理论更迭，这些年的西方文学批评界多有些返璞归真的意思。书市上风行一时的作品，大多收敛起孤冷高傲的学院姿态，不约而同地回到原点、重归文本。这里面有资深学院派托马斯·福斯特开授《教你读懂文学的27堂课》（Howtoreadliteraturelikeaprofessor，2003），有批评界当家花旦詹姆斯·伍德评点《小说机杼》（Howfictionworks，2008），更有理论巨擘特雷·伊格尔顿奉上《文学阅读指南》（Howtoreadliterature，2013），要知道这类关切“如何读，为什么读”的小册子不久前还是作家俱乐部的限量品，从毛姆（《大师与巨匠》）、福斯特（《小說面面观》）到纳博科夫（《文学讲稿》）、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大卫·洛奇（《小说的艺术》）和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显然，与理论的翻新和经典的排序这样的“正经事儿”相比，阅读这门手艺活已经被学院遗忘得太久，以至于大量训练有素却缺乏语言敏感度的年轻心灵，“能对一首诗的背景深入了解，却不知该如何就诗论诗”。怎样挽救正在消逝的“细读传统”，正是伊格尔顿和他的同僚们忧心忡忡、重操旧业的原因。
同样的场景，其实也一直在当下的中国复现，只是情况或许更糟。想要专业地谈论文学，通常的套路，得先吞下名目繁多的文学史塞给你的海量剧情、逸闻和背景，然后试着在理论作坊里假装玩弄术语、阐释意义。如此这般，很多人错以为拥有了一份伟大作品的清单或是说得出一堆概念、流派和主义，就取回了文学的真经。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你与文学如何发生化学反应，他们口口声声地承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非是要带你重回历史的灵柩，将百多年来“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贩卖的五色石拿出来见见太阳。不得不承认，当西方文学批评界大佬集体缅怀逝去的传统时，这里的大多数人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对他们而言，“文本细读”从来没有在实践的层面活过，它活在诸如“张力”“悖论”“陌生化”一类的观念里。更让人担忧的是，学院话语的无所作为，助长了普罗大众避重就轻的天性，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乐于将阅读的私人性夸大为一种片面的真理，这也意味着在文本的花园中能走多远，全然仰赖经验、天赋甚至运气。这种对阅读的复魅，不啻对解读的驱逐，它蛊惑我们迷信自己短暂的激情和朦胧的诗意，并引诱你我将文学偷换为熬制鸡汤的容器。面对文本，难道只能在形上的臆说和感觉的指引中，二选其一？青年海归学者王敦的新作《打开文学的方式》，就要和你谈谈解读这回事。
一
《打开文学的方式》是一本极具实验性的书，它来自作者王敦在中山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一门公选课《文学文化解读》。课程的听众不只来自专业对口的文史系，更有大量跨专业的普通文学爱好者。为了拉近他们与文学的距离，这门课避免将听众带入有关文学本质一类的形而上讨论，而是将切入点放在了人人都曾体验过的“阅读”（解读）一事上，通过对“阅读何谓”的思考和“阅读何为”的实践，展现当代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了达到服务于实践的目的，作者不仅在讲述的方式上下了一番功夫，更将文学理论史上各门各派的争论和观点“掰开了”“揉碎了”融入各种“解读”的实际问题。书中提供的大量尚未引入国内的理论选文，以及展示的包括作者自己和学生在内的多篇文学批评范本，都可视为“文本细读”在中国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本土化实践。
来看看《打开文学的方式》这个书名所提供的场景吧！文学（书籍）静静等待、缄默无声的设定，几乎占据了这幅无声画的中心，这很可能会让你以为作者要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文学本身。然而，稍稍留心，就会发现，可见的画面之外，始终站着一个虚位以待、不在场的主体，没有他的出场，画面中的文学永远不会被打开，这个缺席的在场就是“你”———读者。事实上，本书所谈的“解读”正是以读者为支点进而打开文学的一种方式，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个无须论证的定义，然而或许因为本书源自一线教学的经验，作者面对过太多的读者，见识了因为读者的“名存实亡”而招致的“解读”的不幸夭折。因而，与“解读”的技术相比，本书对读者的关怀丝毫不逊，尤其是两类重症患者，他们要么过于谦卑，要么毫无敬畏。
如果你看看本书课堂实录部分学生提出的问题，会发现读者普遍对阅读中自己作为主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缺乏信心。比如有人担心读不出作者的原意，有人时刻怀疑自己“想多了”，有人甚至搬出“反对阐释”的时髦理论质疑“解读”的必要性……如此五花八门的担忧，不禁让人唏嘘，即便“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已成为人人口中的咒语，今天的读者仍然深陷“把阐释意识局限于避免误解的艺术”这个19世纪的迷信。这样的读者大多有专业的背景，因为见过理论的世面、熟悉大师的演绎，而逐渐丧失了自信，他们说得出各门各派的答案，却害怕亲自上场献艺，最终，文本成了《圣经》，理论成了牧师，他们自己则当了教徒，甘于乏味的安逸。这是谦卑的读者，他们知道承认阐释的多元，并不等于就能自动学会如何绕过荆棘、避开陷阱。而给予阐释的自由，也不意味着阐释就能不分上下高低。因而，一旦拒绝“权威”（作者、传统、专家，等等）既定的意义，阅读就成了漆黑暗夜中未知的孤独行旅。谦卑的读者，不仅需要激情和勇气，他们的自信最终仰赖于是否真正手握求生的技艺。
搅扰“解读”课堂的另一类读者，数目要庞大得多，他们时常念叨“看小说也需要那么投入吗”“文学也需要研究吗”“阅读怎么能这么费劲”。这样的读者或许嗜书如命，却对严肃阅读文学的倡议心怀疑虑，他们甘愿止步于阅读时“无意识”的沉溺，却无意直面内心隐隐的猜疑。他们对阅读的渴求，总给人一种假象，即文本是“透明”的、工具性的，因而也是实用主义的。即使在现代教育体系和文化常识中，为了区别于其他更加实用的语言组织形式，文学常常被视作一种高级的语言形态，却仍逃不过实用主义式阅读将其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厄运。实用主义的阅读套路，教出了傲慢的读者，他们将“娱乐”和“消遣”挂在嘴边、以一己之好恶定夺作品高低，终使阅读变成了“自恋和意淫”，也让自己落入文本编织的陷阱。傲慢的读者，唯有亲眼看见文本背后的秘密和运作的规律，才可能警惕感性的情绪、远离享乐的游戏。 显然，“解读”这项事业，既蔑视懦夫更谢绝狂人。要如本书所期望的那样打开文学，当务之急，乃在于激活身为读者的自觉。
二
对理想读者的渴求，往往隐含着“什么是理想阅读”的设定。在本书反复引用的美国结构主义批评大师希利斯·米勒眼中，阅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第一种是全然浸入其中的“忘情式”阅读，它要读者将全部的经历用于倾听和体验，以狂热且毫无保留的信任，将书中冷冰冰的词语持续不断地转化为鲜活的想象世界。因而，“忘情式”的阅读又是一种“快读”，它创造出“癫狂”的读者，以掌控他们的欲望和哀乐。阅读的第二种状态，是“慢读”，确切地说是一种“批判式”的细读，这“意味着在文义转折的每一个关口存疑，对作品的每一个细节发问，试图找出作品魅力的锻造工艺为何物”[1]，并对阅读效果的产生机理给予阐明。“快读”赋予文本魔力，“慢读”则让魔法失灵。事实上，我们大多都从“快读”中获得过乐趣，却只有少数人体验过“慢读”的惊喜。
“快读”是对文学语言中事实信息的提取，完成这个环节，你大概会知道一本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是故事的前因后果和结局。这就相当于听了一条早间新闻，你只是“了解”事情的经过而已。当然，某些时候，“快读”平淡无奇，某些时候则可能招来排山倒海的情绪。这样的阅读大概就是美国学者莫提默·J.艾德勒眼中“小学六年级”的水平，他在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曾悲观地指出，“我们教育体系里的人才，金钱与努力，大多花在小学六年的阅读指导上。超出这个范围，可以带引学生进入更高层次，需要不同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则几乎少之又少”[2]。遗憾的是，在高等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绝大多数人的阅读能力仍徘徊在六年级水平，因而在大多数时候阅读不过是通过识文断字获取资讯。与之相应，读者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解决生僻词句、掌握基本的语法规律和说理逻辑，最好还能了解一些时代背景。一旦扫除上述障碍，只需翻开第一页，语言的解码就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程序。如果说这样的阅读还需要技巧，那就是回头夯实基础语文的能力。
然而很多时候，阅读的畅快并不能掩盖书页中一个陌生的比喻、一个反复出现的词语、一个突兀插入的场景对我们的吸引。此时，一旦停顿片刻，追问一下这些细节存在的合理性和原因，就已经切换到“慢读”的频道，是在对文本的召唤进行回应了。也是在这种自觉的时刻，文学褪去了神秘的外衣。可以说，“慢读”致力于抵抗文本的魔力，它关注的不是作品打开的那个神奇世界，而是这个世界如何被打开的秘密。这才是本书所谓“解读”的核心要义。在当代阅读传统中，则表现为两种相互关联的模式：
其一可以称为“修辞性”阅读，意思是说对营造出魅力的语词结构予以密切关注：探查隐喻性手法、视角转换和反讽是如何运用的。
另一种形式是对文学作品所灌输的观念———诸如阶级、种族、性别等———予以质问。人们通常认为这些观念传达给我们有关思想、评判和行为的客观真实，实际上它们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戴上了真实性指涉的面具的词语虚设。这种“反煽情”的工作在当今被唤作“文化研究”，有时也称为“后殖民研究”。[3]
“修辞性”的阅读，大抵可以在西方修辞学传统及新批评以来的细读（closereading）实践中找到一整套规模庞大的技术性话语，其主要目的是考察语言手段如何促成阅读效果的施行。这种文本细读的洞察力，在本书向读者推荐的几篇批评文本（如罗伯特·奥尔特《在阅读中体会狄更斯的风格》，作者本人的《再利用与再创造———细读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的第一回》，以及经作者转译的宇文所安对杜甫《旅夜书怀》的细读）中获得了精彩的演绎。其中自然涉及多重隐喻、复杂词（complex word）、反讽、张力、阐释循环等具有操作性质的术语，但按作者王敦的看法，文本细读本质上乃是一项实践、一门技术，不可能抽象为固定的技巧或僵化的程序，这种技艺基于体验、耐性、灵活性，还有即兴的感受力，最终通过实践内化为经验的灵性。为此，本书拒绝将“解读”的讲授庸俗化为操作指南或速成捷径，而是通过具体的批评范例，向读者展示敏感性如何演变为细密的分析，至于读者该在怎样的文意转折处联想停顿、翻检玩味，还得结合自己的经验去琢磨演习。这种论述策略，或许并不能满足某些读者实用主义的预期，却与英美细读传统中的两部经典作品《小说鉴赏》（UnderstandingFiction）和《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Poetry）构成了微妙的呼应。
学会“修辞性”阅读是重要的，它告诉你文本花费了多大的力气设置人物的出场、调配时间的切换、摆布场景和道具的安放、炮制独白的腔调与长短，它甚至还要顾及衣着和配饰、食物和风景、植物和器械、名字与职业，乃至墙上的一幅画、飞驰而过的火车、漫无边际的浓雾或是音乐会上的选曲……是的，为了成为一个看似前后呼应的严密整体，文本是如此苦心经营，生怕一个疏忽，就遭遇了“穿帮”的厄运。这个用语言营造的小世界看似自足、封闭，俨然就是新批评巨匠布鲁克斯所說的那个“精致的瓮”（TheWellWroughtUrn）。
然而，当代理论早已证明文学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有机体，即便从实践上来看，也如王敦自己所言“在英美人基于经验主义式思维的文本细读传统中，所谓‘新批评’的那种‘文本之内’的细读，其实只能算是特定时期的一股势力而已，反而不具备代表性”[4]。《打开文学的方式》就从符号学角度，将文学视作一种精深的符号产品，将“解读”的过程视为符号解码的劳作，也因此极大地拓宽了“解读”的可能及其对读者的意义。对此，作者王敦借用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笔下“夜行火车的玻璃窗”这个隐喻，向我们揭示了符号的秘密。这实在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意象：茫茫宇宙中，一辆载着人类的列车在黑夜中穿行，车内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车窗作为玻璃是透明的，但在黑夜的灯光中却化身为折射车厢内部和乘客自我形象的镜子，乘客们对此毫无察觉，以为玻璃窗上的镜像就是车窗外的自然；有时，玻璃恢复了透明的本性，自然透过玻璃，一览无余，却也因为这玻璃和人类永远地隔离。这透明的玻璃车窗，就是符号建构起来的人类文化。透过它，看到的不是车窗外冷漠的自然，而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以及我们对自然的想象。王敦想要提醒读者的是，作为一种符号表述的文学，永远不可能只指向自身，它更折射出人类的欲望及其赋予自己和世界的意义。因而，将符号作为对象的“解读”，就“绝不仅仅是对‘文本’的细读，而是从文本里面的符号能指出发，通达文本之外的符号所指，包括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物质文化”[5]，以此破解文学中那些看似神秘的“价值”“信念”“真理”背后的意图和逻辑。 不难发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惕文学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性，专业的研究甚至告诉你，从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它就肩负着价值灌输的使命，大至国家想象、小到自我塑造，甚至连文学自己都忍不住炫耀其对社会人生的这种影响力，不时拿出几个堂吉诃德或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给你提点醒。对文学危险性的这种忧虑，使得当代理论将文学研究变成了政治分析，文学从业者纷纷成了布鲁姆眼中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6]，因为他们谈论文学居然可以完全不涉及作品。可是，文学毕竟不是政治纲领、行为规范和道德指南，它从不直白地坦露来意，而是借助符号修辞的魔力营造氛围、伪装身份、煽动情绪，进而征服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小说和道德训诫没有根本差别，然而人们不喜欢赤裸裸的说教，却对小说和连续剧没有抵抗力。可以说，文学的魔力，就是符号修辞的魔力，除非你已祛除了词语的魔力，否则在“解读”的意义上抵抗文学意识形态的侵袭，就永远无从谈起。简言之，“解读”可以让你免于被骗、免于灾祸，然而正确的打开方式不是硬给文学套上一个罪名，而是搜集线索、推理论证，找出犯罪的证据。
这让人想到韦伯的那篇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在文中，韦伯始终坚信，教师可以教授给学生的不是那些炫目的信仰和主义，而是“知识上的诚实”“是去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关系和数字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7]。韦伯当然不是对“价值”的问题全然失去兴趣，只是在他所处的那个价值纷乱的时代，太多人在讲台上冒充先知与偶像，包摄和吞并青年人的理性，因而他所做的那些看似冷静、实证的科学剖析，实在是要教人保持头脑清醒，抵抗各种神秘主义的肆意侵袭。这或许也是《打开文学的方式》的要旨所在：解读即解毒。
三
乔纳森·卡勒曾说，触摸文学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诗学的和阐释学的。诗学的方式力图搞清作品是怎样收到现有效果的，而阐释学的方式则追问文本到底有何意义。在理想的情况下，“文学批评著作常把诗学和阐释学结合起来，不仅研究一个具体的效果是如何达成的，或者为什么某种结尾显得更适宜（这都是诗学的要点），而且还研究具体文字的意义，以及某一首诗就人类境况向我们揭示了什么（阐释学）”[8]。遗憾的是，在当今这个一边将文学无限神秘化、边缘化，一边又将其低俗化、消费化的时代，天平的两端严重失衡，阅读本身成了一个问题。太多人将文学当作思想的容器，以为倒出里面盛满的液体，就可以轻易将其丢弃。然而，面对如此粗暴的意义索取，文本往往也置下天罗地网，诱你跳进符号、修辞和语言魔术伪装的陷阱。这似乎是在警告你，在将文学读作其他的“什么”之前，请先将其读作文学。
如此看来，当作者王敦在《打开文学的方式》一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解读”关心的不是“作品表达了什么”（what），而是“作品如何表达以及为何如此表达”（why、how）时，其实是在回应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学开端处就设下的本源问题———诗学（poetry）是探讨“制作”的学問，它是一门技艺。像工匠打磨器物那般，抚慰文本的每一个细节，这才是打开文学的正确方式，又或者说，是一种阅读的自觉。
注释
[1]王敦：《打开文学的方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2]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郝义明、朱衣译，商务印书馆，第2页。
[3]同[1]，第95页。
[4]同[1]，第128页。
[5]同[1]，第128页。
[6]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7]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页。
[8]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研究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同样的场景，其实也一直在当下的中国复现，只是情况或许更糟。想要专业地谈论文学，通常的套路，得先吞下名目繁多的文学史塞给你的海量剧情、逸闻和背景，然后试着在理论作坊里假装玩弄术语、阐释意义。如此这般，很多人错以为拥有了一份伟大作品的清单或是说得出一堆概念、流派和主义，就取回了文学的真经。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你与文学如何发生化学反应，他们口口声声地承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非是要带你重回历史的灵柩，将百多年来“形式主义”和“新批评”贩卖的五色石拿出来见见太阳。不得不承认，当西方文学批评界大佬集体缅怀逝去的传统时，这里的大多数人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对他们而言，“文本细读”从来没有在实践的层面活过，它活在诸如“张力”“悖论”“陌生化”一类的观念里。更让人担忧的是，学院话语的无所作为，助长了普罗大众避重就轻的天性，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乐于将阅读的私人性夸大为一种片面的真理，这也意味着在文本的花园中能走多远，全然仰赖经验、天赋甚至运气。这种对阅读的复魅，不啻对解读的驱逐，它蛊惑我们迷信自己短暂的激情和朦胧的诗意，并引诱你我将文学偷换为熬制鸡汤的容器。面对文本，难道只能在形上的臆说和感觉的指引中，二选其一？青年海归学者王敦的新作《打开文学的方式》，就要和你谈谈解读这回事。
一
《打开文学的方式》是一本极具实验性的书，它来自作者王敦在中山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一门公选课《文学文化解读》。课程的听众不只来自专业对口的文史系，更有大量跨专业的普通文学爱好者。为了拉近他们与文学的距离，这门课避免将听众带入有关文学本质一类的形而上讨论，而是将切入点放在了人人都曾体验过的“阅读”（解读）一事上，通过对“阅读何谓”的思考和“阅读何为”的实践，展现当代文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了达到服务于实践的目的，作者不仅在讲述的方式上下了一番功夫，更将文学理论史上各门各派的争论和观点“掰开了”“揉碎了”融入各种“解读”的实际问题。书中提供的大量尚未引入国内的理论选文，以及展示的包括作者自己和学生在内的多篇文学批评范本，都可视为“文本细读”在中国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本土化实践。
来看看《打开文学的方式》这个书名所提供的场景吧！文学（书籍）静静等待、缄默无声的设定，几乎占据了这幅无声画的中心，这很可能会让你以为作者要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文学本身。然而，稍稍留心，就会发现，可见的画面之外，始终站着一个虚位以待、不在场的主体，没有他的出场，画面中的文学永远不会被打开，这个缺席的在场就是“你”———读者。事实上，本书所谈的“解读”正是以读者为支点进而打开文学的一种方式，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个无须论证的定义，然而或许因为本书源自一线教学的经验，作者面对过太多的读者，见识了因为读者的“名存实亡”而招致的“解读”的不幸夭折。因而，与“解读”的技术相比，本书对读者的关怀丝毫不逊，尤其是两类重症患者，他们要么过于谦卑，要么毫无敬畏。
如果你看看本书课堂实录部分学生提出的问题，会发现读者普遍对阅读中自己作为主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缺乏信心。比如有人担心读不出作者的原意，有人时刻怀疑自己“想多了”，有人甚至搬出“反对阐释”的时髦理论质疑“解读”的必要性……如此五花八门的担忧，不禁让人唏嘘，即便“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已成为人人口中的咒语，今天的读者仍然深陷“把阐释意识局限于避免误解的艺术”这个19世纪的迷信。这样的读者大多有专业的背景，因为见过理论的世面、熟悉大师的演绎，而逐渐丧失了自信，他们说得出各门各派的答案，却害怕亲自上场献艺，最终，文本成了《圣经》，理论成了牧师，他们自己则当了教徒，甘于乏味的安逸。这是谦卑的读者，他们知道承认阐释的多元，并不等于就能自动学会如何绕过荆棘、避开陷阱。而给予阐释的自由，也不意味着阐释就能不分上下高低。因而，一旦拒绝“权威”（作者、传统、专家，等等）既定的意义，阅读就成了漆黑暗夜中未知的孤独行旅。谦卑的读者，不仅需要激情和勇气，他们的自信最终仰赖于是否真正手握求生的技艺。
搅扰“解读”课堂的另一类读者，数目要庞大得多，他们时常念叨“看小说也需要那么投入吗”“文学也需要研究吗”“阅读怎么能这么费劲”。这样的读者或许嗜书如命，却对严肃阅读文学的倡议心怀疑虑，他们甘愿止步于阅读时“无意识”的沉溺，却无意直面内心隐隐的猜疑。他们对阅读的渴求，总给人一种假象，即文本是“透明”的、工具性的，因而也是实用主义的。即使在现代教育体系和文化常识中，为了区别于其他更加实用的语言组织形式，文学常常被视作一种高级的语言形态，却仍逃不过实用主义式阅读将其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厄运。实用主义的阅读套路，教出了傲慢的读者，他们将“娱乐”和“消遣”挂在嘴边、以一己之好恶定夺作品高低，终使阅读变成了“自恋和意淫”，也让自己落入文本编织的陷阱。傲慢的读者，唯有亲眼看见文本背后的秘密和运作的规律，才可能警惕感性的情绪、远离享乐的游戏。 显然，“解读”这项事业，既蔑视懦夫更谢绝狂人。要如本书所期望的那样打开文学，当务之急，乃在于激活身为读者的自觉。
二
对理想读者的渴求，往往隐含着“什么是理想阅读”的设定。在本书反复引用的美国结构主义批评大师希利斯·米勒眼中，阅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第一种是全然浸入其中的“忘情式”阅读，它要读者将全部的经历用于倾听和体验，以狂热且毫无保留的信任，将书中冷冰冰的词语持续不断地转化为鲜活的想象世界。因而，“忘情式”的阅读又是一种“快读”，它创造出“癫狂”的读者，以掌控他们的欲望和哀乐。阅读的第二种状态，是“慢读”，确切地说是一种“批判式”的细读，这“意味着在文义转折的每一个关口存疑，对作品的每一个细节发问，试图找出作品魅力的锻造工艺为何物”[1]，并对阅读效果的产生机理给予阐明。“快读”赋予文本魔力，“慢读”则让魔法失灵。事实上，我们大多都从“快读”中获得过乐趣，却只有少数人体验过“慢读”的惊喜。
“快读”是对文学语言中事实信息的提取，完成这个环节，你大概会知道一本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是故事的前因后果和结局。这就相当于听了一条早间新闻，你只是“了解”事情的经过而已。当然，某些时候，“快读”平淡无奇，某些时候则可能招来排山倒海的情绪。这样的阅读大概就是美国学者莫提默·J.艾德勒眼中“小学六年级”的水平，他在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中，曾悲观地指出，“我们教育体系里的人才，金钱与努力，大多花在小学六年的阅读指导上。超出这个范围，可以带引学生进入更高层次，需要不同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则几乎少之又少”[2]。遗憾的是，在高等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绝大多数人的阅读能力仍徘徊在六年级水平，因而在大多数时候阅读不过是通过识文断字获取资讯。与之相应，读者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解决生僻词句、掌握基本的语法规律和说理逻辑，最好还能了解一些时代背景。一旦扫除上述障碍，只需翻开第一页，语言的解码就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程序。如果说这样的阅读还需要技巧，那就是回头夯实基础语文的能力。
然而很多时候，阅读的畅快并不能掩盖书页中一个陌生的比喻、一个反复出现的词语、一个突兀插入的场景对我们的吸引。此时，一旦停顿片刻，追问一下这些细节存在的合理性和原因，就已经切换到“慢读”的频道，是在对文本的召唤进行回应了。也是在这种自觉的时刻，文学褪去了神秘的外衣。可以说，“慢读”致力于抵抗文本的魔力，它关注的不是作品打开的那个神奇世界，而是这个世界如何被打开的秘密。这才是本书所谓“解读”的核心要义。在当代阅读传统中，则表现为两种相互关联的模式：
其一可以称为“修辞性”阅读，意思是说对营造出魅力的语词结构予以密切关注：探查隐喻性手法、视角转换和反讽是如何运用的。
另一种形式是对文学作品所灌输的观念———诸如阶级、种族、性别等———予以质问。人们通常认为这些观念传达给我们有关思想、评判和行为的客观真实，实际上它们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戴上了真实性指涉的面具的词语虚设。这种“反煽情”的工作在当今被唤作“文化研究”，有时也称为“后殖民研究”。[3]
“修辞性”的阅读，大抵可以在西方修辞学传统及新批评以来的细读（closereading）实践中找到一整套规模庞大的技术性话语，其主要目的是考察语言手段如何促成阅读效果的施行。这种文本细读的洞察力，在本书向读者推荐的几篇批评文本（如罗伯特·奥尔特《在阅读中体会狄更斯的风格》，作者本人的《再利用与再创造———细读晚清小说〈新石头记〉的第一回》，以及经作者转译的宇文所安对杜甫《旅夜书怀》的细读）中获得了精彩的演绎。其中自然涉及多重隐喻、复杂词（complex word）、反讽、张力、阐释循环等具有操作性质的术语，但按作者王敦的看法，文本细读本质上乃是一项实践、一门技术，不可能抽象为固定的技巧或僵化的程序，这种技艺基于体验、耐性、灵活性，还有即兴的感受力，最终通过实践内化为经验的灵性。为此，本书拒绝将“解读”的讲授庸俗化为操作指南或速成捷径，而是通过具体的批评范例，向读者展示敏感性如何演变为细密的分析，至于读者该在怎样的文意转折处联想停顿、翻检玩味，还得结合自己的经验去琢磨演习。这种论述策略，或许并不能满足某些读者实用主义的预期，却与英美细读传统中的两部经典作品《小说鉴赏》（UnderstandingFiction）和《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Poetry）构成了微妙的呼应。
学会“修辞性”阅读是重要的，它告诉你文本花费了多大的力气设置人物的出场、调配时间的切换、摆布场景和道具的安放、炮制独白的腔调与长短，它甚至还要顾及衣着和配饰、食物和风景、植物和器械、名字与职业，乃至墙上的一幅画、飞驰而过的火车、漫无边际的浓雾或是音乐会上的选曲……是的，为了成为一个看似前后呼应的严密整体，文本是如此苦心经营，生怕一个疏忽，就遭遇了“穿帮”的厄运。这个用语言营造的小世界看似自足、封闭，俨然就是新批评巨匠布鲁克斯所說的那个“精致的瓮”（TheWellWroughtUrn）。
然而，当代理论早已证明文学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有机体，即便从实践上来看，也如王敦自己所言“在英美人基于经验主义式思维的文本细读传统中，所谓‘新批评’的那种‘文本之内’的细读，其实只能算是特定时期的一股势力而已，反而不具备代表性”[4]。《打开文学的方式》就从符号学角度，将文学视作一种精深的符号产品，将“解读”的过程视为符号解码的劳作，也因此极大地拓宽了“解读”的可能及其对读者的意义。对此，作者王敦借用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笔下“夜行火车的玻璃窗”这个隐喻，向我们揭示了符号的秘密。这实在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意象：茫茫宇宙中，一辆载着人类的列车在黑夜中穿行，车内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车窗作为玻璃是透明的，但在黑夜的灯光中却化身为折射车厢内部和乘客自我形象的镜子，乘客们对此毫无察觉，以为玻璃窗上的镜像就是车窗外的自然；有时，玻璃恢复了透明的本性，自然透过玻璃，一览无余，却也因为这玻璃和人类永远地隔离。这透明的玻璃车窗，就是符号建构起来的人类文化。透过它，看到的不是车窗外冷漠的自然，而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以及我们对自然的想象。王敦想要提醒读者的是，作为一种符号表述的文学，永远不可能只指向自身，它更折射出人类的欲望及其赋予自己和世界的意义。因而，将符号作为对象的“解读”，就“绝不仅仅是对‘文本’的细读，而是从文本里面的符号能指出发，通达文本之外的符号所指，包括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物质文化”[5]，以此破解文学中那些看似神秘的“价值”“信念”“真理”背后的意图和逻辑。 不难发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惕文学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性，专业的研究甚至告诉你，从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它就肩负着价值灌输的使命，大至国家想象、小到自我塑造，甚至连文学自己都忍不住炫耀其对社会人生的这种影响力，不时拿出几个堂吉诃德或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给你提点醒。对文学危险性的这种忧虑，使得当代理论将文学研究变成了政治分析，文学从业者纷纷成了布鲁姆眼中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6]，因为他们谈论文学居然可以完全不涉及作品。可是，文学毕竟不是政治纲领、行为规范和道德指南，它从不直白地坦露来意，而是借助符号修辞的魔力营造氛围、伪装身份、煽动情绪，进而征服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小说和道德训诫没有根本差别，然而人们不喜欢赤裸裸的说教，却对小说和连续剧没有抵抗力。可以说，文学的魔力，就是符号修辞的魔力，除非你已祛除了词语的魔力，否则在“解读”的意义上抵抗文学意识形态的侵袭，就永远无从谈起。简言之，“解读”可以让你免于被骗、免于灾祸，然而正确的打开方式不是硬给文学套上一个罪名，而是搜集线索、推理论证，找出犯罪的证据。
这让人想到韦伯的那篇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在文中，韦伯始终坚信，教师可以教授给学生的不是那些炫目的信仰和主义，而是“知识上的诚实”“是去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关系和数字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7]。韦伯当然不是对“价值”的问题全然失去兴趣，只是在他所处的那个价值纷乱的时代，太多人在讲台上冒充先知与偶像，包摄和吞并青年人的理性，因而他所做的那些看似冷静、实证的科学剖析，实在是要教人保持头脑清醒，抵抗各种神秘主义的肆意侵袭。这或许也是《打开文学的方式》的要旨所在：解读即解毒。
三
乔纳森·卡勒曾说，触摸文学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诗学的和阐释学的。诗学的方式力图搞清作品是怎样收到现有效果的，而阐释学的方式则追问文本到底有何意义。在理想的情况下，“文学批评著作常把诗学和阐释学结合起来，不仅研究一个具体的效果是如何达成的，或者为什么某种结尾显得更适宜（这都是诗学的要点），而且还研究具体文字的意义，以及某一首诗就人类境况向我们揭示了什么（阐释学）”[8]。遗憾的是，在当今这个一边将文学无限神秘化、边缘化，一边又将其低俗化、消费化的时代，天平的两端严重失衡，阅读本身成了一个问题。太多人将文学当作思想的容器，以为倒出里面盛满的液体，就可以轻易将其丢弃。然而，面对如此粗暴的意义索取，文本往往也置下天罗地网，诱你跳进符号、修辞和语言魔术伪装的陷阱。这似乎是在警告你，在将文学读作其他的“什么”之前，请先将其读作文学。
如此看来，当作者王敦在《打开文学的方式》一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解读”关心的不是“作品表达了什么”（what），而是“作品如何表达以及为何如此表达”（why、how）时，其实是在回应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学开端处就设下的本源问题———诗学（poetry）是探讨“制作”的学問，它是一门技艺。像工匠打磨器物那般，抚慰文本的每一个细节，这才是打开文学的正确方式，又或者说，是一种阅读的自觉。
注释
[1]王敦：《打开文学的方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2]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郝义明、朱衣译，商务印书馆，第2页。
[3]同[1]，第95页。
[4]同[1]，第128页。
[5]同[1]，第128页。
[6]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7]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页。
[8]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研究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