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我为人父时。
　　在我的故乡湾村，父亲是外乡人，因为来赡养他的外婆而留下。
　　父亲矮小粗壮，他不合作的样子并不能吓阻来犯者，摩擦和冲突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我是在惊惧中长大的。记得对门盖房子时，将屋基挪到我家屋檐边，干活回来的父亲见此情景，决眦欲血，怒发冲冠。虽然对方有十多个人高马大的汉子，但他毫无惧色，站到了锄头、洋镐之下，让他们退回原地。
　　这是一次流血事件，父亲用不惧一死的意志捍卫了自己。这事惊动了外公和奶奶，他们不约而同地劝说父亲学会妥协，尽快融入，父亲拒绝了。他选择了只与土地打交道的活法。我们越来越被边缘化。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兴起了打工风潮，村里盖起了楼房，电视机开始出现，而我们还住在漏雨穿风的老屋里。小伙伴穿着海魂衫和涤卡裤来我家玩时，母亲说：我儿也要有海魂衫。她劝父亲外出，父亲不为所动：“和别人比干什么？庄稼人要本分！”
　　眼见村里一家接一家富裕起来，他更加埋头苦做，精耕细作，他要在土地上找回尊严。但这个愿望一直没实现，土地是慢的、从容不迫的。随着三个孩子入学，仅靠卖粮维持的家庭经济达到崩溃边缘。
　　母亲决定自己出去。她假扮僧尼出去化缘，一个月后，带着300元回来了，还有一大袋又大又红的西红柿。那是我第一次吃西红柿，酸甜酣畅的滋味，至今记得。那年，我们没有卖粮救急。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我没再去外婆家打秋风。
　　由母亲主持的家，开始有人来串门，或借东西。天井边的磨子，常常有人来磨豆子、面粉，他们总会留下一地笑声、一瓢粉或一碗豆腐脑。母亲不理会父亲的气恼，挂在墙壁上父亲的农具，常被母亲慷慨地借出。
　　越来越好的日子，让我更加亲近母亲质疑父亲。言语的不逊不屑，加深了我与父亲的矛盾，我们的冲突层出不穷。他曾拿着铁叉追赶我，我曾站在悬崖上要跳下去。这样的冲突有三四年吧，直到有一天，看他搛好菜，一个人蹲在天井漏下的长方形明亮里，不声不响地吃饭，我心中蓦然一痛。40多岁的父亲，开始以遗老的身份退到阴影里了。
　　父亲不再过问家里任何事情，除了庄稼。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里。他信拙不信巧，相信土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朴素的因果。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理解他说的是对的。他的话只会引起我的鄙夷和怜悯。
　　他越发孤独了。寒风如刀的日子，他不再坐在火桶里，和我们讲徐文长的故事。他顶着夹雪的风，在铅灰的云霭下，牵着牛，踯躅在荒凉的田野上。他与他的牛一起，看天，发呆，拍打前来骚扰的蚊虫。暮色里，他们一起归来，牛角上挂着鲜红的夕阳。
　　母亲的外交并没换来真正的友谊。那年，家山的界碑被移动了，几十米宽的山变成几米。讼诉决案中，没人为母亲说话。母亲一脸惊骇、愤怒和无奈。她与父亲商议，决定迁回父亲的老家。他们开始了极为艰巨的迁徙，几乎一草一木都要带走。来到故乡后，父亲已经60多岁了，世界依然没有验证他对事物的评判和预言。
　　我看着衰老的父亲，想着我一直抵御他，反抗他，甚至厌憎着他。我甚至把自身的遭遇归结于他，将家庭的没落问责于他。直到有一天，女儿哭着回来，责问我“为什么你不在市政府、银行上班”，时光倏忽回来，穿过三十年光阴，看到一脸戾气的自己，也曾这样问父亲：“为什么我们家没电视，住在漏雨的破屋里？”
　　我蹲下来，告诉女儿得多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就像把种子种在土地里，辛勤劳作，一定会有收获；不要取巧，要拙一点，要有硬骨头，要正，正了就勇敢坚定；要坚信，一定会有“春华秋实”这样的公平。说出这些话时，我猛然想起父亲。类似的话，父亲一生都在说。
　　我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却终于平淡庸常。我终于懂得了作为一个父亲的艰难，理解了他的挣扎、他的孤独。我常被朋友劝告，放弃一些古板的教条，就可以改变处境。很多年后，我竟成了父亲的样子。因为潜意识中，我是认同他的。而母亲外交带来的虚假繁荣，原来在内心深处，我是深以为耻的。
　　父亲教给我的是平安和淡静，就像老屋明瓦投下的微凉光斑，就像缓缓的静静的流水，就像绵延的瓜瓞。
　　每次父亲在门口目送我回城时，都会说：“注意安全，平安是福啊。”到了中年，我才明白，这种貌似苟且的人生观里，需要怎样的勇敢、坚持和拒绝，甚至比积极要付出更多的担当。
　　每一次离别，我总想抱抱他，但每一次伸出手，都变成了向他挥别。我不回头，却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路跟随。
　　编辑 赵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