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经纶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公共政策分析年报执行主任。2004年离港，正式执教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现为中山大学副教授。他深谙两地异同，关于两地的比较视角颇为新颖，也值得深思。
　　
　　两地师生大相径庭
　　
　　《同舟共进》：2004年您正式离开香港城市大学，受聘于中山大学，媒体称之为“弃高薪北上”，请问为何会有这样的选择？
　　岳经纶：不能说是“弃高薪”吧。相对于内地，香港教师的工资是要高一点，不过内地的待遇现在也在改善，课题费、讲课费这类“增加收入”的机会很多，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最关键的是内地现在的“学术机会”多、学术前景广，它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许多新出现的问题值得学者挖掘、研究。再者，内地比较重视学者的声音，大学也急需教师，让人感觉更有“用武之地”。
　　《同舟共进》：像您这样从香港来内地教书的教师近几年越来越多，中山大学就有15位，这一独特现象是否说明回归之后两地的“融合”？
　　岳经纶：对，尤其是学术上的“融合”。香港与内地教育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两地学者通过学术会议、教学交流等活动不断加深彼此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原有的观念、做出新的选择是很自然的。随着两地交流程度的加深，“内地人到香港工作，香港人到内地工作”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同舟共进》：您觉得香港学生与内地学生有什么差别？
　　岳经纶：差别很大。任意挑两个学生的简历看一下，就会发现：内地学生的简历千篇一律，都是小学、中学、大学……按部就班，沿着读书的道路一直走上来，除了读书好像什么都没做过；香港学生的简历却“复杂”得很：考上大学之后忽然选择休学，中间跑出去工作或是干别的事情，过了几年回来接着读书；毕业之后本应该马上工作的，可是在简历上发现空了两年，这在内地简直不可想象，一定会遭遇一次次追问：“这两年你干什么去了？”
　　内地有“一考定终身”之说，香港也有，两者却大相径庭：香港的“一考定终身”说的是你的高考成绩可以发挥许多作用，读硕士，拿出高考成绩来，填申请表就行了；读博士，照样拿高考成绩来申请。所以有人说“香港是一个学习社会，内地是一个考试社会”。
　　香港的大学不乏国际名师，不过它毕竟是弹丸之地，生源有限，而且优秀学生都被几所名校如港大、中文大学等吸引走了，所以在香港的其他高校，会感到“教师强，学生弱”。这和内地情况似乎有点相反，内地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教师弱，学生强”，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但高素质的老师却不多。在香港，学校的行政部门都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一切以师生的方便为主，行政部门人员的职称评定，也须向教授“靠拢”；而在内地，一切是以行政的方便为主，教师的职称评定，也开始向“官级”靠拢，要讲究“相当于处级”还是“相当于厅级”。
　　
　　港人参政意识觉醒是好事
　　
　　《同舟共进》：港英政府时期，大家都说港人是“经济动物”，不关心政治，但从回归10年看，港人的政治意识明显增强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变化？
　　岳经纶：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过去“英人治港”，香港市民没什么“发言权”，对政府也没有太大的期望。现在是“港人治港”，自己当家作主了，自然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参政意识觉醒，对政府的要求也就高了。香港在殖民地时代没有培养本地的政治人才，现在要落实“港人治港”，普通民众的参政意识提高是好事。
　　回归之后港人心态确实发生很大变化，之前因担心“回归”而移民国外的港人，这几年看到香港依然稳定，很多人又“移”回来了。有人说是“政权回归易，心态回归难”，但回归后的事实对港人来说最有说服力。也有港人依然担心被内地“淹没”，刻意与内地拉开距离，这其实是“去殖民化”初期的一种特殊心理，因为害怕“新”、“陌生”，反而更愿强调原有身份，就像养在别人家里的孩子，刚回到亲生父母身边，难免有一点退缩，甚至躲避，但相处一段时间，完全熟悉之后就好了。
　　解放军驻港部队刚进港时，也曾引起“恐慌”，但10年后的今天，没有一个港人再“怕”解放军。他们纪律严明，又非常低调，以前英国兵经常在酒吧里闹事，但驻港解放军从来不会。除了重大节日在仪式上出现一下外，平日难得见到他们，以致于市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香港的“祖国认同感”还是比较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最新的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满意温家宝总理的表现，53%的受访者信任中央政府，这些数据创下有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
　　
　　两地都需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同舟共进》：您的研究方向是社会公共政策，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下两地的异同？
　　岳经纶：香港是“小政府，大社会”， “小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型的政府，相对于公民社会，它并不强势。这一点值得内地学习，内地现在仍是“强势政府”，但公共服务的提供明显不足。
　　以前有种说法叫“民不聊生”，但在香港，现在则有“官不聊生”的说法。做官压力很大，人人都可以挑他的毛病，事情处理不好，就要辞职走人。相对于其他行业，香港公务员的待遇是不错，但官员的薪水并不算高，所以有人说“政治催人老”。官员辛苦了，民众却有“福”了。
　　人们戏说在香港“穷人易做”，其实反映了香港社会政策的特点。香港的社会保障制度目的是提供一个完善的安全网，协助不能自助的人。在香港，真正的穷人不用担心，政府会给你救济金、公屋，吃住问题不用发愁，生病了又可以享受公费医疗。
　　《同舟共进》：虽然“穷人易做”，但贫富差距问题已是今日港府关心的主要社会问题。
　　岳经纶：对。就整个趋势来看，香港与内地都面临这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全球化趋势下，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富”与“穷”都很多，本应是“支撑”的中产阶层却越来越少，出现缺口，呈现“M型社会”的特征。而且更关键的是，穷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现在社会上不是有关于“知识能否改变命运”的讨论声音吗？上世纪90年代内地掀起“下岗潮”时，很多人担忧，其实没什么问题，因为下岗的多是中年人，年轻人前途并未受到影响。现在的情况倒是需要担心，当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时，这个社会是真正出了问题。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中央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两地都需要解决贫富差距，香港虽然社会保障建设较好，但“养起”穷人不是办法，重要的是要给穷人以出路，给他们机会和希望。就两地发展来看，现在需要的是“跨境治理思维”。 例如粤港两地，香港的优势在于资讯自由，政治相对开放，民间资源比较丰富；广东的优势在于政策研究体制比较完善，研究人员比较多。如果两地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加强合作和协调，把优势结合起来，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积极主动地应对一体化的挑战，才能达致“良治”。
　　香港与内地都不应固步自封，回归之后已是一个整体，很多问题两地需要共同面对，采取“跨境治理思维”。只有全盘考虑，找准定位，突破“小圈子”，才能有“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