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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殷人关于酒的“五齐三酒”的划分上可以看出，五齐系为神而制，三酒则为人而制。为人制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酒养生。《礼记·射义》：“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先秦典籍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先看饮酒的养老功用。《周礼·天官·酒正》：“凡飨士庶子，飨耆劳孤子，皆共其酒，无酌数。”这是对以酒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孟子·离娄上》：“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诗经·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郑笺：“春酒，陈醪也;眉寿，豪眉也。……又获稻而酿酒，以助其养老之具。”《诗经·大雅·行苇》便是一篇具体的向老人献酒，以祈其长寿的诗篇。毛序云：“《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诗末云：“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维祺，以介景福。”郑笺：“养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甚至年龄愈长，愈可以得到更多的酒的祝福。《周礼·天官·酒正》：“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贾公彦疏：“秩，常也。谓若老臣年九十已上，常与之酒云。以书契授之者，谓酒正授使者酒，书之多少以为契，要而与之。故云以书契授之。”
再来看酒的养病功用。前已引述，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看来有疾时饮酒食肉并不仅仅是一种临时的照顾，还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和保健方法。《礼记·檀弓上》：“曾子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也。’”郑注：“增以香味。为其疾不嗜食。”可知古人已经明白如何用酒肉的香味来刺激因病无食欲者的食欲，以有利其健康。《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同书《疡医》也说：“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郑注：“五味，醢、酒、饴、蜜、姜、盐之属。”因为五味中酒属苦味，而中医认为苦味可养气。可见饮酒可以有助于养气，从而有益于人体健康。另外酒正所掌管的四饮之中，第二项便是“医”。这个“医”正与酒有关。郑注：“医之字，从殹从酉者也。”贾公彦疏：“二曰医者，谓酿粥为醴则为医。”说白了就是用酒酿来治病。所以吕思勉先生在《原酒》一文中猜测“醫”字的本意就是指以酒为养。
此外，古人还认为酒具有养神补气的作用。《礼记·郊特牲》：“饮，养阳气也，故有乐;食，养阴气也，故无声。”孔颖达疏：“饮是清虚，养阳气，故有乐;而食是体质，养阴气，故无声。”《周礼·天官·酒正》：“共宾客之礼酒，共后之致。”贾公彦疏：“王致酒，后致饮，夫妇之义者，酒是阳，故王致之;饮是阴，故后致之。是阴阳相成，故云夫妇之义。”这似乎又是在暗示饮酒对于夫妇房事的积极作用。
因为饮酒有以上所说的养生作用，所以古人往往用赌博胜负之法，或争胜得饮，或礼让他人。《诗经·小雅·青蝇》：“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礼记·射义》释此云：“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者，辞养也。”因为酒可养老养病，所以射中的者有权将此好处让给对方。后代饮酒行令，输者被罚喝酒，其源盖从此来。此所谓将养生之用让于他人者;《战国策·齐策二》中著名的“画蛇添足”故事，正告诉我们当时人们是如何赌胜争饮的。可见饮酒的养生作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社会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动荡。战乱的频仍（包括统治者的滥杀无辜）使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也使人们突然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和时光的飘忽。这一点，也正是《古诗十九首》和建安以来许多诗歌的共同主题。这一基本事实是汉末以来人们较多考虑养生问题的基本前提。但由于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观念不同，所以使得他们对养生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道教主张用服食求仙的办法去人为地延长生命，佛教则用轮回之说把问题留到来生当中，更多的人则主张放弃对延长生命的追求，而代之以及时行乐。因为佛教的盛行在东晋以后，所以东晋以前这个问题的分歧主要是道教的服食求仙派和及时行乐派的竞争。因为求仙派以服药为主要行为特征，及时行乐派又以饮酒为主要行为特征，所以王瑶先生将二者称为“服药派”和“饮酒派”。服药的方法集中代表了道教以人为方式延长物质生命的期冀。但这种方法一来收效较晚，服食求仙需要较长的时间长度才能被验证，这对人的忍耐力要求太高;二来服药成功的例子实在罕见，而相反失败者却大有人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服药一法的怀疑。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就曾针对嵇康在《养生论》中关于服药可以成仙的说法批驳道：“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由对服药的怀疑，又倒向对饮酒的追慕。《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种怀疑服药而推崇饮酒的观念甚至一直持续到隋末唐初。王绩《赠学仙者诗》云：“采药层城远，寻师海路赊。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仙人何处在，道士未还家。谁知彭泽意，更觅步兵那。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
当殷周时期人们向往的以饮酒来养生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时，人们便自然开始想到，以酒来养生是否还有可能性。倘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饮酒又该派上些什么用场？在饮酒派看来，与其以极大的耐心，去等待那成败难料，并无成功把握的仙境（而且还要冒服药失败患病甚至死亡的危险），不如在眼前的瞬间去寻找永恒——及时行乐。他们认为，倘若不能成仙，则人必有一死。况且在汉末以来的社会环境当中，人的生死难料，朝不保夕。“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阮籍《咏怀诗》第六十二），既然如此，就应当加倍珍惜眼前可以实现的快乐。《列子·杨朱篇》集中代表了这种及时行乐和放纵肆志的思想：“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当看破红尘之后，人们便将及时行乐看得高于一切。王瑶先生说：“因为他们更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中古文学史论集·文人与酒》）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酒的味觉刺激，还是醉酒之后所产生的缥缈幻觉，都是及时行乐的最好手段。所以魏晋名士饮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求长生而无望之后，为增强自己的生活质量而采用的普遍方式。 汉末时围绕曹操禁酒的问题曾出现过一场有趣的闹剧，这场闹剧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魏晋名士以饮酒为及时行乐方式的序幕。曹操本人本是酒中豪客，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名句尽人皆知。他不仅在饮酒中发现了人生的短促，而且还找到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说明曹操本人的饮酒是带有相当的及时行乐色彩的。可正因为他本人有过饮酒解忧的切身体验，所以也就十分明白在天下大乱，造酒的粮食十分紧张的年代，如果天下人都如此饮酒，那么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在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时便十分果断地宣布禁酒。他的政策和自己行为的矛盾当然躲不过世人的耳目，所以他的禁酒令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以孔融为代表。孔融也是一位高阳酒徒，常常把“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从他五岁的儿子从其床头偷酒喝的故事，就可知这位父亲的嗜酒程度。曹操的禁酒令直接威胁到他的生活理想，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反对曹操的禁令。耐人寻味的是，孔融选择的反对曹操禁令的理由，恰恰是曹操用来杀死自己的礼教。据《世语》记载，曹操因为年景收成不好，便下令禁酒。孔融认为酒是禮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禁止，便四处宣扬他的看法，以至于被曹操杀害。他先后写了两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以调侃不恭的笔调，对曹操的禁酒令发出责难。在第一篇书中，孔融引经据典，列举众多事实，说明饮酒在若干重要历史事件中的正面作用，从而说明“酒之为德久矣”，“酒何负于治哉”的道理。尤其是他第一次对于历代文人心目中的人格偶像屈原进行了调侃和揶揄：“屈原不糟饮醨，取困于楚。”这就暗示出作者对于屈原过于追求名节，放弃包括饮酒在内的人生享乐的生活观念的不同见解。在第二篇书中，他又针对曹操提出的饮酒可以亡国，故须禁止的说法提出反驳。他指出如果因为什么亡国就禁什么的话，那么徐偃王是因为行仁义而亡国，你为什么不禁仁义？燕哙是因为谦让而失社稷，你为什么不禁谦让？鲁国是因为尚文而亡国，你为什么不禁文学？夏商是因为女人而失天下，你为什么不禁婚？所以禁酒的真正原因“但疑惜谷耳，非以亡王戒也”。其实孔融的本意也未必就是要维护饮酒的礼教意义，他的真正意图还是要给广大士人以自由喝酒来及时行乐的机会，而不是让禁别人酒的人自己去用杜康来解忧。
孔融虽然因酒被杀了，但他的死却让人们看清了曹操禁酒的真实目的。他们越发毫无顾忌地去饮酒，去及时行乐了，而全然不把饮酒的养生作用放在心上。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共识。张翰放任不拘礼节，人称“江东步兵”，以和阮籍相媲美。有人说：“你怎么能只顾一时的放纵舒适而不考虑死后的名声呢？”张翰回答说：“与其让我有死后的名声，还不如现在来一杯酒！”（见《世说新语·任诞》）及时行乐的最大障碍就是它与人的社会名誉的矛盾。其实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的对立。礼法之士将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所以要以彻底牺牲自己的个人欲望和享乐为代价;及时行乐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个人享乐视为第一追求，而不肯用社会角色作为束缚自己的绳索。对于这个观点，《列子·杨朱篇》曾有过清楚的表述：“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观此可知张翰的回答，正是援引杨朱的这一观点。事实上他这一番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反倒使他留下了身后之名。张翰还在另一场合表达了这一观点。当张翰在洛阳就任齐王司马冏的东曹属官时，见到秋风吹起，想到家乡吴中的莼菜羹和鲈鱼脍，便说道：“人生最宝贵的就是能够顺适心意，怎么能够为了一顶乌纱帽而不远千里来做官求名求位！”于是就让人备好车马，返回了家乡（见《世说新语·任诞》）。以眼前的享乐来取代身后的虚名，这就是他们对于这一社会矛盾的选择。不过在前一故事中张翰表述更加明确的是他直截了当地宣布愿意用眼前的一杯酒去换来那虚伪的身后之名。这样，他们也就扫除了拦在及时行乐前的最大障碍，从而无所顾忌地尽情饮酒，尽情享乐：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
《晋书·毕卓传》记此作：“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毕卓的话及其被误认为盗酒者的故事典型地反映出他们以及时行乐为目的的饮酒活动。为此，他们便将饮酒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周“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桓温和卫永为一对酒友，温“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见《世说新语·任诞》）。这就是他们以饮酒的方式来“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这种及时行乐的观念在六朝时期众多的咏酒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晋张载《酃酒赋》云：“故其为酒也，殊功绝伦。……备味滋和，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遗忧消患，适性顺情。于是纠和同好，以遨以游。嘉宾云会，矩坐四周。设罍樽于南楹，酌浮觞以旋流。备鲜肴之绮错，进时膳之珍馐。礼仪攸序，是献是酬。咸得志以自足，愿栖迟于一丘。”
至于古代饮酒的养生作用，在魏晋名士的眼中已经完全淡化。在前述刘伶不顾妻子劝告，以发誓戒酒之名再次骗酒，一饮而醉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刘伶妻的劝告完全出于养生的目的。而刘伶的欺骗行为说明他已经全然不把饮酒与养生联系在一起，甚至是调侃了所谓饮酒的养生作用。类似的情况多有，如孔群也喜爱喝酒，王导对他说：“喝酒可没什么好处，你没见酒店里盖酒坛的布，时间长了就腐烂了吗？”孔群说：“错了。你没见到用酒糟过的肉，更能耐久吗？”他还曾经给亲友写信说：“今年田地里收了七百斛高粱米，还不够我做酒引子用的呢！”（见《世说新语·任诞》）王导是以酒精对酒家覆瓿布的腐蚀作用向孔群提出饮酒有害养生的警告，而孔群却荒唐地以糟肉为喻，说明饮酒不但无害，反而有益。这并非是以严肃的态度来探讨饮酒的养生作用，而是玩笑的态度为酒鬼嗜酒寻找理由。所以这与其说是肯定饮酒的养生作用，不如说是对饮酒养生作用的亵渎和揶揄。后面一句七百斛秫米尚不够他做酒引子的话，可谓对其这种初衷的注脚。按酒可烂肠为汉晋间人们的普遍看法，《吕氏春秋·本生》：“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但名士并不以此为戒，不以养生为重，反而以其味美而乐此不疲。葛洪《神仙传·王远》：“远谓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又王嘉《拾遗记》记载，张华做了一种“九酝酒”，味道醇美，可含在嘴里久了就会使人牙齿松动。如果酒后大醉，不会大喊大叫，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而且还能令人肝肠糜烂，所以俗称为“消肠酒”。老百姓流传的歌谣说：“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可见不顾养生的以及时行乐为目的的饮酒确乎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这样，古代饮酒的养生作用在《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眼里就已经完全被其及时行乐的需求所取代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先看饮酒的养老功用。《周礼·天官·酒正》：“凡飨士庶子，飨耆劳孤子，皆共其酒，无酌数。”这是对以酒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孟子·离娄上》：“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诗经·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郑笺：“春酒，陈醪也;眉寿，豪眉也。……又获稻而酿酒，以助其养老之具。”《诗经·大雅·行苇》便是一篇具体的向老人献酒，以祈其长寿的诗篇。毛序云：“《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诗末云：“曾孙维主，酒醴维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维祺，以介景福。”郑笺：“养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甚至年龄愈长，愈可以得到更多的酒的祝福。《周礼·天官·酒正》：“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贾公彦疏：“秩，常也。谓若老臣年九十已上，常与之酒云。以书契授之者，谓酒正授使者酒，书之多少以为契，要而与之。故云以书契授之。”
再来看酒的养病功用。前已引述，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看来有疾时饮酒食肉并不仅仅是一种临时的照顾，还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和保健方法。《礼记·檀弓上》：“曾子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也。’”郑注：“增以香味。为其疾不嗜食。”可知古人已经明白如何用酒肉的香味来刺激因病无食欲者的食欲，以有利其健康。《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同书《疡医》也说：“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郑注：“五味，醢、酒、饴、蜜、姜、盐之属。”因为五味中酒属苦味，而中医认为苦味可养气。可见饮酒可以有助于养气，从而有益于人体健康。另外酒正所掌管的四饮之中，第二项便是“医”。这个“医”正与酒有关。郑注：“医之字，从殹从酉者也。”贾公彦疏：“二曰医者，谓酿粥为醴则为医。”说白了就是用酒酿来治病。所以吕思勉先生在《原酒》一文中猜测“醫”字的本意就是指以酒为养。
此外，古人还认为酒具有养神补气的作用。《礼记·郊特牲》：“饮，养阳气也，故有乐;食，养阴气也，故无声。”孔颖达疏：“饮是清虚，养阳气，故有乐;而食是体质，养阴气，故无声。”《周礼·天官·酒正》：“共宾客之礼酒，共后之致。”贾公彦疏：“王致酒，后致饮，夫妇之义者，酒是阳，故王致之;饮是阴，故后致之。是阴阳相成，故云夫妇之义。”这似乎又是在暗示饮酒对于夫妇房事的积极作用。
因为饮酒有以上所说的养生作用，所以古人往往用赌博胜负之法，或争胜得饮，或礼让他人。《诗经·小雅·青蝇》：“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礼记·射义》释此云：“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者，辞养也。”因为酒可养老养病，所以射中的者有权将此好处让给对方。后代饮酒行令，输者被罚喝酒，其源盖从此来。此所谓将养生之用让于他人者;《战国策·齐策二》中著名的“画蛇添足”故事，正告诉我们当时人们是如何赌胜争饮的。可见饮酒的养生作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社会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动荡。战乱的频仍（包括统治者的滥杀无辜）使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也使人们突然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和时光的飘忽。这一点，也正是《古诗十九首》和建安以来许多诗歌的共同主题。这一基本事实是汉末以来人们较多考虑养生问题的基本前提。但由于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观念不同，所以使得他们对养生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道教主张用服食求仙的办法去人为地延长生命，佛教则用轮回之说把问题留到来生当中，更多的人则主张放弃对延长生命的追求，而代之以及时行乐。因为佛教的盛行在东晋以后，所以东晋以前这个问题的分歧主要是道教的服食求仙派和及时行乐派的竞争。因为求仙派以服药为主要行为特征，及时行乐派又以饮酒为主要行为特征，所以王瑶先生将二者称为“服药派”和“饮酒派”。服药的方法集中代表了道教以人为方式延长物质生命的期冀。但这种方法一来收效较晚，服食求仙需要较长的时间长度才能被验证，这对人的忍耐力要求太高;二来服药成功的例子实在罕见，而相反失败者却大有人在。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服药一法的怀疑。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就曾针对嵇康在《养生论》中关于服药可以成仙的说法批驳道：“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由对服药的怀疑，又倒向对饮酒的追慕。《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种怀疑服药而推崇饮酒的观念甚至一直持续到隋末唐初。王绩《赠学仙者诗》云：“采药层城远，寻师海路赊。玉壶横日月，金阙断烟霞。仙人何处在，道士未还家。谁知彭泽意，更觅步兵那。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
当殷周时期人们向往的以饮酒来养生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时，人们便自然开始想到，以酒来养生是否还有可能性。倘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饮酒又该派上些什么用场？在饮酒派看来，与其以极大的耐心，去等待那成败难料，并无成功把握的仙境（而且还要冒服药失败患病甚至死亡的危险），不如在眼前的瞬间去寻找永恒——及时行乐。他们认为，倘若不能成仙，则人必有一死。况且在汉末以来的社会环境当中，人的生死难料，朝不保夕。“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阮籍《咏怀诗》第六十二），既然如此，就应当加倍珍惜眼前可以实现的快乐。《列子·杨朱篇》集中代表了这种及时行乐和放纵肆志的思想：“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当看破红尘之后，人们便将及时行乐看得高于一切。王瑶先生说：“因为他们更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中古文学史论集·文人与酒》）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酒的味觉刺激，还是醉酒之后所产生的缥缈幻觉，都是及时行乐的最好手段。所以魏晋名士饮酒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求长生而无望之后，为增强自己的生活质量而采用的普遍方式。 汉末时围绕曹操禁酒的问题曾出现过一场有趣的闹剧，这场闹剧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魏晋名士以饮酒为及时行乐方式的序幕。曹操本人本是酒中豪客，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名句尽人皆知。他不仅在饮酒中发现了人生的短促，而且还找到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说明曹操本人的饮酒是带有相当的及时行乐色彩的。可正因为他本人有过饮酒解忧的切身体验，所以也就十分明白在天下大乱，造酒的粮食十分紧张的年代，如果天下人都如此饮酒，那么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在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时便十分果断地宣布禁酒。他的政策和自己行为的矛盾当然躲不过世人的耳目，所以他的禁酒令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以孔融为代表。孔融也是一位高阳酒徒，常常把“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从他五岁的儿子从其床头偷酒喝的故事，就可知这位父亲的嗜酒程度。曹操的禁酒令直接威胁到他的生活理想，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反对曹操的禁令。耐人寻味的是，孔融选择的反对曹操禁令的理由，恰恰是曹操用来杀死自己的礼教。据《世语》记载，曹操因为年景收成不好，便下令禁酒。孔融认为酒是禮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禁止，便四处宣扬他的看法，以至于被曹操杀害。他先后写了两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以调侃不恭的笔调，对曹操的禁酒令发出责难。在第一篇书中，孔融引经据典，列举众多事实，说明饮酒在若干重要历史事件中的正面作用，从而说明“酒之为德久矣”，“酒何负于治哉”的道理。尤其是他第一次对于历代文人心目中的人格偶像屈原进行了调侃和揶揄：“屈原不糟饮醨，取困于楚。”这就暗示出作者对于屈原过于追求名节，放弃包括饮酒在内的人生享乐的生活观念的不同见解。在第二篇书中，他又针对曹操提出的饮酒可以亡国，故须禁止的说法提出反驳。他指出如果因为什么亡国就禁什么的话，那么徐偃王是因为行仁义而亡国，你为什么不禁仁义？燕哙是因为谦让而失社稷，你为什么不禁谦让？鲁国是因为尚文而亡国，你为什么不禁文学？夏商是因为女人而失天下，你为什么不禁婚？所以禁酒的真正原因“但疑惜谷耳，非以亡王戒也”。其实孔融的本意也未必就是要维护饮酒的礼教意义，他的真正意图还是要给广大士人以自由喝酒来及时行乐的机会，而不是让禁别人酒的人自己去用杜康来解忧。
孔融虽然因酒被杀了，但他的死却让人们看清了曹操禁酒的真实目的。他们越发毫无顾忌地去饮酒，去及时行乐了，而全然不把饮酒的养生作用放在心上。这一点，已经成为许多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共识。张翰放任不拘礼节，人称“江东步兵”，以和阮籍相媲美。有人说：“你怎么能只顾一时的放纵舒适而不考虑死后的名声呢？”张翰回答说：“与其让我有死后的名声，还不如现在来一杯酒！”（见《世说新语·任诞》）及时行乐的最大障碍就是它与人的社会名誉的矛盾。其实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的对立。礼法之士将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所以要以彻底牺牲自己的个人欲望和享乐为代价;及时行乐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个人享乐视为第一追求，而不肯用社会角色作为束缚自己的绳索。对于这个观点，《列子·杨朱篇》曾有过清楚的表述：“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观此可知张翰的回答，正是援引杨朱的这一观点。事实上他这一番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反倒使他留下了身后之名。张翰还在另一场合表达了这一观点。当张翰在洛阳就任齐王司马冏的东曹属官时，见到秋风吹起，想到家乡吴中的莼菜羹和鲈鱼脍，便说道：“人生最宝贵的就是能够顺适心意，怎么能够为了一顶乌纱帽而不远千里来做官求名求位！”于是就让人备好车马，返回了家乡（见《世说新语·任诞》）。以眼前的享乐来取代身后的虚名，这就是他们对于这一社会矛盾的选择。不过在前一故事中张翰表述更加明确的是他直截了当地宣布愿意用眼前的一杯酒去换来那虚伪的身后之名。这样，他们也就扫除了拦在及时行乐前的最大障碍，从而无所顾忌地尽情饮酒，尽情享乐：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
《晋书·毕卓传》记此作：“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毕卓的话及其被误认为盗酒者的故事典型地反映出他们以及时行乐为目的的饮酒活动。为此，他们便将饮酒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周“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桓温和卫永为一对酒友，温“每率尔提酒脯就卫，箕踞相对弥日;卫往温许亦尔”（见《世说新语·任诞》）。这就是他们以饮酒的方式来“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这种及时行乐的观念在六朝时期众多的咏酒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晋张载《酃酒赋》云：“故其为酒也，殊功绝伦。……备味滋和，宣御神志，导气养形。遗忧消患，适性顺情。于是纠和同好，以遨以游。嘉宾云会，矩坐四周。设罍樽于南楹，酌浮觞以旋流。备鲜肴之绮错，进时膳之珍馐。礼仪攸序，是献是酬。咸得志以自足，愿栖迟于一丘。”
至于古代饮酒的养生作用，在魏晋名士的眼中已经完全淡化。在前述刘伶不顾妻子劝告，以发誓戒酒之名再次骗酒，一饮而醉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刘伶妻的劝告完全出于养生的目的。而刘伶的欺骗行为说明他已经全然不把饮酒与养生联系在一起，甚至是调侃了所谓饮酒的养生作用。类似的情况多有，如孔群也喜爱喝酒，王导对他说：“喝酒可没什么好处，你没见酒店里盖酒坛的布，时间长了就腐烂了吗？”孔群说：“错了。你没见到用酒糟过的肉，更能耐久吗？”他还曾经给亲友写信说：“今年田地里收了七百斛高粱米，还不够我做酒引子用的呢！”（见《世说新语·任诞》）王导是以酒精对酒家覆瓿布的腐蚀作用向孔群提出饮酒有害养生的警告，而孔群却荒唐地以糟肉为喻，说明饮酒不但无害，反而有益。这并非是以严肃的态度来探讨饮酒的养生作用，而是玩笑的态度为酒鬼嗜酒寻找理由。所以这与其说是肯定饮酒的养生作用，不如说是对饮酒养生作用的亵渎和揶揄。后面一句七百斛秫米尚不够他做酒引子的话，可谓对其这种初衷的注脚。按酒可烂肠为汉晋间人们的普遍看法，《吕氏春秋·本生》：“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但名士并不以此为戒，不以养生为重，反而以其味美而乐此不疲。葛洪《神仙传·王远》：“远谓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又王嘉《拾遗记》记载，张华做了一种“九酝酒”，味道醇美，可含在嘴里久了就会使人牙齿松动。如果酒后大醉，不会大喊大叫，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而且还能令人肝肠糜烂，所以俗称为“消肠酒”。老百姓流传的歌谣说：“宁得醇酒消肠，不与日月齐光。”可见不顾养生的以及时行乐为目的的饮酒确乎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这样，古代饮酒的养生作用在《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眼里就已经完全被其及时行乐的需求所取代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