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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现象，随之产生经济波动加剧、收入差距扩大、市场秩序混乱、金融体系脆弱、社会保障缺乏等问题。本文结合中国当前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分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对当前的挑战与政策进行思考，提出鼓励创新，深化金融改革、土地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政府财政和税收制度改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换档调速 经济转型 深化改革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突破6089美元，处在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面对淡水资源缺乏、国内资源有限、粮食增长瓶颈、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经济增长带来的矛盾与问题，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最终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如Eeckhouk &Jovanovic（2007）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劳动者具有技术优势，低收入国家具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而中等收入国家的两类优势均不明显。Garrett（2004）研究认为高收入国家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财富效应，低收入国家能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发展，而中等收入国家则踌躇不前。Athukorala&Woo（2011）采用购买力平价法，估算各国人均GDP指数，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Eichengreen et al.（2011）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增长速度将明显下降。
国内学者如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问题，是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时遇到的问题，实际是增长模式的选择问题。胡鞍钢（2011）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出现的“发展悖论”。刘伟（2011）则认为，一个国家能够突破“贫困陷阱”的发展战略，不可能完全复制用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迈进。郑秉文（2011）表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采取原有发展战略而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境况。李扬（2011）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不匹配，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经济发展停滞。蔡昉（2011）详细地论述“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比较优势真空论”，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如果后一跨越有着巨大的难度，导致一些经济体滞留其间长期不得突破，即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第一，金融体系脆弱，如东南亚国家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固定汇率与有效货币政策的冲突，监管当局能力有限，导致经济泡沫化；拉美国家则主要是政局不稳定，外债负担重，央行缺乏独立性，滥发货币干预经济，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收入差距过大。如拉丁美洲各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5，远高于高收入国家0.35的平均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均不可避免面对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或将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民生问题突出。诸如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资源没有合理配置，中心城市对优质资源的过度占有，都制约着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持续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分析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尽管难以剔除周期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年均潜在增长率也达到8%左右。但从中期来看，增长速度放缓仍将继续，中国经济将开始换挡调速，去产能、调结构，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期经济增长将呈现“L型”。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贸易角度看，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美市场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高的缺点逐渐显现。特别是，贸易顺差过大，进出口结构不合理，造成国内产业内部的“二元化”、地区间经济社会分化加剧，技术上更是沦为跨国公司的廉价工厂，没有将先进的技术消化吸收再创造。贸易增长形成了典型的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中间品进口投入、低技术附加创造、外资加工与生产支撑的程式化特征，外资企业主导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高储蓄率支持下的工业主导、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缺乏稳定性，加大了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进”的可能性。
其次，从消费角度看，一方面，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加，消费能力显著提高。但另一方面，我国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人们对生活品质和产品质量的重视上升到空前高度，人民有能力、有意愿进行高品质的消费。无效的、低端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很难满足收入稳步增加的人民群众，大家纷纷出国旅游，购买高档商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增加了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陷进”的可能性。
再次，从投资角度看，我国一直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扭曲了市场中的生产决策，进而形成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同时形成了资源环境恶化的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大多数流向钢铁、水泥、房地产、能源、建筑行业，大量超发货币进入实体领域，无效供给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有效需求的增长，重复建设与重复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冲击效应和资源浪费，使得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
此外，进一步从储蓄和人口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增产率已经开始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工資增长率（楼继伟，2015），依靠过去的高储蓄和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优势逐渐降低。最后，从经济体制层面来说，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司法制度不够完善，难以全面、有效地规范市场行为，漏洞的存在总是伴随权利寻租，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应对措施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但却有助于引导更多学者关注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在这个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市场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在对各种市场价格管制逐渐放开的过程中，政府应着重引导与创设良好的经济环境，适度控制市场风险。
（一）鼓励创新
随着低成本比较优势的消失，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改善价值链上游研发、设计、制造关键零部件和下游的营销、品牌和客户服务部分，这将会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和层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附加值。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不同，中国有快速成长的广阔市场，这使得参与到国际跨国公司分工体系的中国企业能够将相应的技术知识在中国进行本土化转换。政府需要为企业创新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减少行政干预，改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促进产学研的结合。
（二）深化金融改革
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资本流向生产力更高的领域，尽管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已颇具成效，但正是管制的放松为利用不同金融市场监管差别进行制度套利提供了机会，这种暂时的高回报率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种套利催生了银行表外业务的繁荣，进而引发了对银行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坏账比率的担忧。此外，还有一些监管套利会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如大量的产业资本进入期货、股票市场进行价格投机，信用级别较高的国企可以向银行借款并通过信托公司管理以获取更高的回报。由于影子银行缺乏足够监管，部分金融机构提供所谓的财富管理基金和信托产品，在市场层面空转，逐步提升资金成本，稀释实体经济利润。我国政府应该逐步建立“全能央行”的监管概念，根据金融业态现状，改革多头指导、分业监管的弊端，防范系统性风险，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三）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探索土地市场改革
中国幅员辽阔，然而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较少，国土面积中住房和农业土地使用的比例过低，这客观上要求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推动城镇化进程，将有限的土地资源合理规划，统一开发，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抑制城市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减少房地产对人民财富的掠夺，能够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进”。同时，要降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深化土地市场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经济的换挡调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
（四）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经济增长促进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市场自发调节劳动力资源，推动人才向发达地区自由流动。户籍制度的存在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这迫切需要政府对户籍制度和其他人口迁移制度进行改革，协调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从效率上讲，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形成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缺口，需要外来务工人员迁入填补。只有增加城市公共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有效供给，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后，才能有效整合人才资源，促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五）积极推进政府财政和税收制度改革
在1994年的财政改革，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权得到加强，而财政支出则更为分散化，这使得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这种依赖性以及特殊财政支出项目的审批限制了地方政府作为的能力，使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和负债。这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一致的问题。提高地方政府（主要指省级政府）税收收入的比例，注重省际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从税制上来说，全面落实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部署，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减小企业的实际负担，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虽广泛存在，但绝对不是不能逾越的。“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经历了从战后经济复苏到经济飞速发展阶段，随后也曾陷入过短暂的“中等收入陷阱”，最终纷纷通过科技创新、经济改革、对外开放、自由贸易促进经济二次飞跃，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深化改革开放，吸取发达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换挡转型，早日迈入发达高收入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1] 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6-8.
[2] 高杰，何平，张锐.“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2（3）：83-85
[3] 周文，孙懿中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解构：本质、挑战与对策[J].经济学动态，2012（7）：43-46.
[4]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1）：4-7
[5] 江时学.“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J].国际问题研究，2013（2）：129-131
[6] 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J].南风窗，2011（16）：77-78
[7] Eva Paus. Confront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insights from small latecomers[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2（2） ：115—138
[8] 郑秉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1）：3-5
[9] 馬晓河. 迈过 “中等收入陷阱” 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J]. 宏观经济研究， 2010 （011）： 3-11.
作者简介：李帅（1989--），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面：金融风险管理。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换档调速 经济转型 深化改革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突破6089美元，处在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面对淡水资源缺乏、国内资源有限、粮食增长瓶颈、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经济增长带来的矛盾与问题，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最终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如Eeckhouk &Jovanovic（2007）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劳动者具有技术优势，低收入国家具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而中等收入国家的两类优势均不明显。Garrett（2004）研究认为高收入国家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财富效应，低收入国家能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促进本国经济持续发展，而中等收入国家则踌躇不前。Athukorala&Woo（2011）采用购买力平价法，估算各国人均GDP指数，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Eichengreen et al.（2011）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增长速度将明显下降。
国内学者如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问题，是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时遇到的问题，实际是增长模式的选择问题。胡鞍钢（2011）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出现的“发展悖论”。刘伟（2011）则认为，一个国家能够突破“贫困陷阱”的发展战略，不可能完全复制用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迈进。郑秉文（2011）表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采取原有发展战略而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境况。李扬（2011）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不匹配，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经济发展停滞。蔡昉（2011）详细地论述“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比较优势真空论”，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如果后一跨越有着巨大的难度，导致一些经济体滞留其间长期不得突破，即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第一，金融体系脆弱，如东南亚国家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固定汇率与有效货币政策的冲突，监管当局能力有限，导致经济泡沫化；拉美国家则主要是政局不稳定，外债负担重，央行缺乏独立性，滥发货币干预经济，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收入差距过大。如拉丁美洲各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5，远高于高收入国家0.35的平均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均不可避免面对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或将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民生问题突出。诸如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资源没有合理配置，中心城市对优质资源的过度占有，都制约着中等收入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持续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分析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尽管难以剔除周期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年均潜在增长率也达到8%左右。但从中期来看，增长速度放缓仍将继续，中国经济将开始换挡调速，去产能、调结构，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期经济增长将呈现“L型”。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贸易角度看，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美市场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高的缺点逐渐显现。特别是，贸易顺差过大，进出口结构不合理，造成国内产业内部的“二元化”、地区间经济社会分化加剧，技术上更是沦为跨国公司的廉价工厂，没有将先进的技术消化吸收再创造。贸易增长形成了典型的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中间品进口投入、低技术附加创造、外资加工与生产支撑的程式化特征，外资企业主导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高储蓄率支持下的工业主导、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缺乏稳定性，加大了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进”的可能性。
其次，从消费角度看，一方面，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随着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加，消费能力显著提高。但另一方面，我国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人们对生活品质和产品质量的重视上升到空前高度，人民有能力、有意愿进行高品质的消费。无效的、低端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很难满足收入稳步增加的人民群众，大家纷纷出国旅游，购买高档商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增加了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陷进”的可能性。
再次，从投资角度看，我国一直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扭曲了市场中的生产决策，进而形成高投入、高物耗、高耗能产业比重过大，同时形成了资源环境恶化的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大多数流向钢铁、水泥、房地产、能源、建筑行业，大量超发货币进入实体领域，无效供给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有效需求的增长，重复建设与重复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冲击效应和资源浪费，使得经济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
此外，进一步从储蓄和人口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增产率已经开始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工資增长率（楼继伟，2015），依靠过去的高储蓄和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优势逐渐降低。最后，从经济体制层面来说，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司法制度不够完善，难以全面、有效地规范市场行为，漏洞的存在总是伴随权利寻租，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应对措施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但却有助于引导更多学者关注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在这个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市场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在对各种市场价格管制逐渐放开的过程中，政府应着重引导与创设良好的经济环境，适度控制市场风险。
（一）鼓励创新
随着低成本比较优势的消失，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改善价值链上游研发、设计、制造关键零部件和下游的营销、品牌和客户服务部分，这将会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和层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附加值。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不同，中国有快速成长的广阔市场，这使得参与到国际跨国公司分工体系的中国企业能够将相应的技术知识在中国进行本土化转换。政府需要为企业创新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减少行政干预，改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条件，促进产学研的结合。
（二）深化金融改革
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资本流向生产力更高的领域，尽管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已颇具成效，但正是管制的放松为利用不同金融市场监管差别进行制度套利提供了机会，这种暂时的高回报率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这种套利催生了银行表外业务的繁荣，进而引发了对银行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坏账比率的担忧。此外，还有一些监管套利会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如大量的产业资本进入期货、股票市场进行价格投机，信用级别较高的国企可以向银行借款并通过信托公司管理以获取更高的回报。由于影子银行缺乏足够监管，部分金融机构提供所谓的财富管理基金和信托产品，在市场层面空转，逐步提升资金成本，稀释实体经济利润。我国政府应该逐步建立“全能央行”的监管概念，根据金融业态现状，改革多头指导、分业监管的弊端，防范系统性风险，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三）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探索土地市场改革
中国幅员辽阔，然而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较少，国土面积中住房和农业土地使用的比例过低，这客观上要求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推动城镇化进程，将有限的土地资源合理规划，统一开发，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抑制城市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减少房地产对人民财富的掠夺，能够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进”。同时，要降低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深化土地市场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经济的换挡调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
（四）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经济增长促进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市场自发调节劳动力资源，推动人才向发达地区自由流动。户籍制度的存在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这迫切需要政府对户籍制度和其他人口迁移制度进行改革，协调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从效率上讲，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形成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缺口，需要外来务工人员迁入填补。只有增加城市公共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有效供给，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后，才能有效整合人才资源，促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五）积极推进政府财政和税收制度改革
在1994年的财政改革，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权得到加强，而财政支出则更为分散化，这使得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这种依赖性以及特殊财政支出项目的审批限制了地方政府作为的能力，使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和负债。这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一致的问题。提高地方政府（主要指省级政府）税收收入的比例，注重省际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从税制上来说，全面落实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部署，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减小企业的实际负担，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虽广泛存在，但绝对不是不能逾越的。“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经历了从战后经济复苏到经济飞速发展阶段，随后也曾陷入过短暂的“中等收入陷阱”，最终纷纷通过科技创新、经济改革、对外开放、自由贸易促进经济二次飞跃，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深化改革开放，吸取发达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换挡转型，早日迈入发达高收入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1] 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6-8.
[2] 高杰，何平，张锐.“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2（3）：83-85
[3] 周文，孙懿中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解构：本质、挑战与对策[J].经济学动态，2012（7）：43-46.
[4]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J].经济学动态，2011（11）：4-7
[5] 江时学.“中等收入陷阱”：被“扩容”的概念[J].国际问题研究，2013（2）：129-131
[6] 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J].南风窗，2011（16）：77-78
[7] Eva Paus. Confront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insights from small latecomers[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2（2） ：115—138
[8] 郑秉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1）：3-5
[9] 馬晓河. 迈过 “中等收入陷阱” 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J]. 宏观经济研究， 2010 （011）： 3-11.
作者简介：李帅（1989--），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面：金融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