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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甚至是大部分学者，都赞同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相互依赖的确是一个关键的因果要素，能够大大降低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然而，有些学者却认为，这种观点的论据比较模棱两可;其实，与引起冲突的其他原因相比，经济相互依赖是微不足道的，或者非但不会降低发生战争的概率，反倒往往使战争更容易发生。于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变成了这样：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纽带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带来和平，或引起军事冲突？
这里必须引入一个因果变量，也就是国家对于未来贸易与投资环境的预期。假如一个经济上依赖他国的国家对于这种未来环境的预期是正面的，那么它往往能够对维持当前和平的种种好处，以及开战带来的机会成本一览无余。这样一来，经济相互依赖就成了促进和平的力量。然而，如果这样的国家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是负面的，认为自己将无法与外国进行贸易，也得不到外國的投资，或认为外国贸易和投资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中断，那么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会起作用。这样的国家往往认为，如果不能得到关键的原料和投资，进入不了重要的出口市场，其经济将无法健康发展，和抵抗力较强的行为主体相比，就要开始衰落。假如该国预计自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其领导人就会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战争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说，与其听凭国家衰落，日后在崛起的国家面前被动挨打，或被迫顺从，倒不如打上一仗。这种论点，我称之为“贸易预期理论”。
直至20世纪初，德国数十年来一直依赖大英帝国为核心的贸易体系为其提供原料和市场，但到了1914年却决定向该体系发动攻击。德国领导人很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想慢慢地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遏制德国，比如纷纷对德国提高关税，以及通过在北非协调行动将德国从中东排挤出去，限制其与欧洲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能力。因此德国需要对现行体制开战，在俄国进一步扩张之前将其摧毁，并控制欧洲西北部和东部的重要领土，使其成为德国长期安全的稳定经济基础。
1904年日本进攻俄国，1941年日本袭击美国，与之密切相关的原因，都是日本担心今后得不到东亚地区的原料，也无法与该地区国家进行贸易。日俄战争前，日本见俄国不断深入满洲和朝鲜半岛的经济重镇，便反复劝其后撤，却总是劳而无功。于是日本政府发现，要缓解日本关于经济军事长远前景的担忧，只有打一场预防性战争。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原因与此相似，只是日本在1930年至1941年间遇到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1929年之后，大国均采取封闭式经济政策，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也让日本对未来贸易环境的看法深受打击。日本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担心俄国在远东壮大，因此想要巩固其在满洲和华北的经济势力范围，结果与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发生冲突。1938年，美国参与纷争，开始对日实行一系列禁止贸易措施，打击日本经济。于是，日本关于未来贸易的预期更加悲观，决定孤注一掷，力争从东南亚获得石油和原料。最终的结果就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长达四十五年的冷战。学术界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要解释冷战局势的起伏状况，经济相互依赖是毫无用武之地的。主要原因就是超级大国集团之间的贸易往来实在微乎其微。然而，即使不存在实际贸易，经济因素仍然可以对大国关系产生因果影响。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贫穷国家可能有理由认为，其他大国将来会与之开展贸易往来。简而言之，即使当前的贸易往来很少，但如果贫穷的行为主体对未来贸易有正面预期，那么也有可能缓和其外交政策行为，因为这个行为主体会期待今后获得高额经济利益，而且有理由希望对方兑现承诺，提高总体贸易水平。反过来，假如贫穷国家有某种需要，对方依旧决定不予满足，那么当前的敌对状况就可能恶化，因为这样一来，就表明对方想要压制贫穷国家，阻止其经济发展。
从1950年到冷战结束，美国关于对苏贸易的决定，往往能够显著影响苏联对美合作的水平。20世纪50年代末，艾森豪威尔不愿放松严格的经济制约措施，疏远了赫鲁晓夫，造成1960年至1962年两国关系极其紧张。然而，到了70年代初，以及80年代末，美国政府却比较愿意承诺今后与苏联增加贸易往来。结果表明，这一举措起到了关键作用，先是缓解了紧张关系，后来完全结束了冷战。但冷战时期两国之间不稳定的紧张关系，却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对苏政策。
追根溯源，冷战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美国担心无法与西欧、中东、东亚地区进行贸易和投资往来。早在1943年至1944年间，这种担忧就已经开始变得根深蒂固。于是，罗斯福和杜鲁门就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政策，以巩固美国的战后势力范围。这样一来，苏联就只得加强自己对外围地区的控制。这种争夺战后经济地位的早期策略，直接导致冷战中的敌对状况不断升级。
关于1790年之后大国政治的档案材料表明，要研究经济相互依赖和战争的问题，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都不如贸易预期理论。我将指出，在经济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促使各国走向破坏局势稳定的危机，或使各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几乎总是商贸依赖与贸易预期日趋悲观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
（摘自《经济互相依赖与战争》）
这里必须引入一个因果变量，也就是国家对于未来贸易与投资环境的预期。假如一个经济上依赖他国的国家对于这种未来环境的预期是正面的，那么它往往能够对维持当前和平的种种好处，以及开战带来的机会成本一览无余。这样一来，经济相互依赖就成了促进和平的力量。然而，如果这样的国家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是负面的，认为自己将无法与外国进行贸易，也得不到外國的投资，或认为外国贸易和投资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中断，那么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会起作用。这样的国家往往认为，如果不能得到关键的原料和投资，进入不了重要的出口市场，其经济将无法健康发展，和抵抗力较强的行为主体相比，就要开始衰落。假如该国预计自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其领导人就会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战争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说，与其听凭国家衰落，日后在崛起的国家面前被动挨打，或被迫顺从，倒不如打上一仗。这种论点，我称之为“贸易预期理论”。
直至20世纪初，德国数十年来一直依赖大英帝国为核心的贸易体系为其提供原料和市场，但到了1914年却决定向该体系发动攻击。德国领导人很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想慢慢地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遏制德国，比如纷纷对德国提高关税，以及通过在北非协调行动将德国从中东排挤出去，限制其与欧洲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能力。因此德国需要对现行体制开战，在俄国进一步扩张之前将其摧毁，并控制欧洲西北部和东部的重要领土，使其成为德国长期安全的稳定经济基础。
1904年日本进攻俄国，1941年日本袭击美国，与之密切相关的原因，都是日本担心今后得不到东亚地区的原料，也无法与该地区国家进行贸易。日俄战争前，日本见俄国不断深入满洲和朝鲜半岛的经济重镇，便反复劝其后撤，却总是劳而无功。于是日本政府发现，要缓解日本关于经济军事长远前景的担忧，只有打一场预防性战争。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原因与此相似，只是日本在1930年至1941年间遇到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1929年之后，大国均采取封闭式经济政策，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也让日本对未来贸易环境的看法深受打击。日本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担心俄国在远东壮大，因此想要巩固其在满洲和华北的经济势力范围，结果与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发生冲突。1938年，美国参与纷争，开始对日实行一系列禁止贸易措施，打击日本经济。于是，日本关于未来贸易的预期更加悲观，决定孤注一掷，力争从东南亚获得石油和原料。最终的结果就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二战之后，美国和苏联长达四十五年的冷战。学术界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要解释冷战局势的起伏状况，经济相互依赖是毫无用武之地的。主要原因就是超级大国集团之间的贸易往来实在微乎其微。然而，即使不存在实际贸易，经济因素仍然可以对大国关系产生因果影响。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贫穷国家可能有理由认为，其他大国将来会与之开展贸易往来。简而言之，即使当前的贸易往来很少，但如果贫穷的行为主体对未来贸易有正面预期，那么也有可能缓和其外交政策行为，因为这个行为主体会期待今后获得高额经济利益，而且有理由希望对方兑现承诺，提高总体贸易水平。反过来，假如贫穷国家有某种需要，对方依旧决定不予满足，那么当前的敌对状况就可能恶化，因为这样一来，就表明对方想要压制贫穷国家，阻止其经济发展。
从1950年到冷战结束，美国关于对苏贸易的决定，往往能够显著影响苏联对美合作的水平。20世纪50年代末，艾森豪威尔不愿放松严格的经济制约措施，疏远了赫鲁晓夫，造成1960年至1962年两国关系极其紧张。然而，到了70年代初，以及80年代末，美国政府却比较愿意承诺今后与苏联增加贸易往来。结果表明，这一举措起到了关键作用，先是缓解了紧张关系，后来完全结束了冷战。但冷战时期两国之间不稳定的紧张关系，却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对苏政策。
追根溯源，冷战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美国担心无法与西欧、中东、东亚地区进行贸易和投资往来。早在1943年至1944年间，这种担忧就已经开始变得根深蒂固。于是，罗斯福和杜鲁门就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政策，以巩固美国的战后势力范围。这样一来，苏联就只得加强自己对外围地区的控制。这种争夺战后经济地位的早期策略，直接导致冷战中的敌对状况不断升级。
关于1790年之后大国政治的档案材料表明，要研究经济相互依赖和战争的问题，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都不如贸易预期理论。我将指出，在经济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促使各国走向破坏局势稳定的危机，或使各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几乎总是商贸依赖与贸易预期日趋悲观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
（摘自《经济互相依赖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