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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国化，民族形式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69－04
在对抗战文化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响亮地喊出“世界化”的口号，盛行“世界主义”，向着“世界化”的目标迈进。然而“好景不长”，到抗战时期则不再有“世界化”旗号，代替它的只有“中国化”、“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似乎这种“中国化”中断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化”进程。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拟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化”、“民族化”：中国抗战历史实际的必需
在上世纪90年代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有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抗战文化的著作，该书以较强的理论性，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思潮、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与艺术、抗战时期的中国宗教、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等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诸问题。提出和论述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对人们研究抗战文化有重要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其中对“中国化”和“民族形式”的有些论述，笔者认为有失偏颇。然而至今抗战胜利60周年又已过去，笔者尚未见学界有人提出不同观点，有鉴于此，想在这里谈谈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
该书关于“中国化”问题的基调是，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贯穿的时代精神是“世界化”，那么，抗战时期的时代精神便是“中国化”。中国现代文化从五四时期到抗战时期，便是沿着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发展，这是一段悲怆的回归之路。
该书认为，有着辉煌过去的中华民族在近代悲惨地落伍了，要拯救中国的命运、复兴中华民族的辉煌，唯一的出路便是彻底改造中国文明并将它提到世界水平。由此，五四时期的三大潮流，即反传统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目标都是指向“世界化”。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辈，对“世界化”的渴求更为热切。作者以满怀喜悦的心情称颂说：五四时期的“世界化”思潮如同排空巨浪，锐不可当。任何西方的学术和思想都在引进、讨论、批判和接纳之列。“那确是一个‘世界主义’盛行的时代”。作者盛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世界化”是有意义的。中国应该走向世界，应该从封闭转向开放，应该努力向“世界化”迈进。但笔者觉得不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将“中国化”、“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世界化”及思想解放对立起来，似乎“中国化”、“民族形式”就是保守、封闭，似乎“追求文化的民族化”就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好景”“迥然异趣的文化现象”，进而发出“好景不长”的感叹呢!
该书作者一方面肯定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世界化”的积极意义，赞赏封闭的中国对“世界主义”的追求，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世界化”也是值得努力追求的。但其另一方面，作者又明显贬低了“中国化”、“民族化”，对它实际上持否定甚至批判的态度，这就有些脱离中国当时的实际了。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实际上已涉及了这个问题，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以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为中心源泉、还是以大众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为中心源泉来创造“民族形式”的问题。但其基本前提都是肯定“民族形式”、肯定“中国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该说这种肯定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抗战时期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讨论“大众化”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和深入的，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开展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这实际上就是要使文艺“民族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这种“中国化”、“民族化”是否必须，回答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其理由主要如下：
其一，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足以战胜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文化工作、文艺宣传就是动员广大民众的最有效的措施和途径之一。
其二，文化工作、文艺作品要能使广大民众易于接受，就必须通俗易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不仅要求文艺工作者植根于民众之中，从群众丰富生动、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中获取创作源泉，而且要顾及老百姓的生活境况差、文化程度低的具体情况，创作大众化的作品，为广大抗战民众服务。而如果硬要不切实际的追求“世界化”，把中国人画成金发碧眼，把方块字变成勾勾字，便只会远离老百姓，脱离社会实际，起不到宣传动员作用，当然就起不到为抗战服务的作用。这样的排除“中国化”、追求“世界化”有何积极意义呢?
其三，时局发展的紧迫，战争的残酷，使为之服务的文化更需要大众化、民族化。在那为民族解放而喋血战斗的年代，无数将士和武装民众，正在面对着焦毁的城市，血染的山河，进行最艰苦的斗争。更有无数同胞，家园破碎，流离失所，经常尝着人生最苦难的境遇。文艺应该表扬他们、鼓励他们，充实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的情感。而且这些苦难主，这些血战，并非局部的地方和偶尔的时候，而是普遍的、全国性的。在这种时候，无视救亡图存和无数生命代价，高谈那些人们并不急迫需要的外国思潮、西方文学，有什么更大的实际意义呢?而且，对于90％以上的文化程度低的工农大众来说，处在生死关头的他们，有几人去关心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化”呢?所以，抱怨、慨叹抗战年代的“中国化”使中国现代文化遭遇挫折，只不过是自作多情而已，历史的事实并非那么一回事!对此，著名画家丰子恺在自叙中的一段抗战时期《宜山遇炸记》的记叙，当是有力的证明：丰子恺说的是他在山洞中躲避日机轰炸时，遇见一个对飞机轰鸣声特别神经质的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在一次轰炸中，他们挑着被子、背着孩子、提着饭篮去躲山洞，尚未躲好，日机炸弹落了下来，惊魂甫定，他突然发现妻子背上孩子的脑袋没有了，接着又发现饭篮子盖的布上一个血糊糊的软东西，仔细一看，正是孩子的半个脑袋，他的妻子见此惨状，当即晕死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了，这位男子从此特别敏感飞机的轰响……请问，在这种惨绝人寰的轰炸中，还有多少人会去追求那种几近象牙塔中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化”、“世界主义”呢!也许这个例子有点极端、有点罕见，但当时的中国战争烽火连天、时局激烈动荡、人们颠沛流离，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极少数几个以研究为职业的象牙塔中的高层知识分子外，又有几个人去向往那种“世界化”和“世界主义”呢?即使是那些高层研究者，其实也无法像和平年代那样去潜心研究了。华北事变的1935年就已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何况在战火纷飞的全面抗战年代呢!人们保命、保家、保国要紧，教给人们如何保命、保家、保国，如何抗日，才是最紧要也最受大众欢迎的，而要做到这些，离开了“大众化”、“中国化”、“民族形式”，又如何能 奏效，如何能为大众接受呢?因此，贬低全民抗战年代中国文化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是不科学、不合时宜的。
二、抗战文化并未中断中国文化“世界化”的进程
也许主张“世界化”、“世界主义”者会说，这里所说的“世界化”、“世界主义”指的是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接轨与结合，指的是引进西方文化与输出中国文化，即时尚所说的“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如果说的是这种“世界主义”，其实它并非”好景不长”，而是在整个抗战时期自始至终都存在。早在抗战初期，作为中国抗战文化中心的武汉，就受到了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关注和支持。一些外国进步文艺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先后来到武汉的外国文艺家中，有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日本作家绿川英子、鹿地亘、池田幸子；荷兰电影艺术家、导演伊文思一行；苏联电影艺术家卡尔曼；新西兰作家威尔金笙；英国作家伊粟伍特、欧脱莱，诗人奥登，女作家何登等。到过长沙的有英国著名作家阿特丽、何登；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白得恩；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等，这些作家、记者、电影艺术家等，写下了不少具有文献价值的作品，及时向世界报道了中国艰苦抗战的真实情况。他们的作品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成为武汉、长沙抗战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伊文思一行拍下了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国》)，该片在美、法、荷兰等国放映，反应强烈。与此同时，引进国外优秀文学和反法西斯作品也蔚然可观。英、美、法、俄、德、意、西班牙、捷克、挪威、匈牙利、保加利亚、加拿大、日本、朝鲜等国的从古代到现代的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电影等无所不有。八年中共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达850余种，仅苏联作品总字数就在600万上下。
中国文化界也主动走向世界。如全国文化界热烈响应伦敦世界反日援华大会，欧阳山的《我们要和全世界文化人联合起来》一文即是证明。在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全国“文协”大会上，周恩来也明确指示文艺界要与世界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南方局设立的文化统战工作部门的任务之一即是要开展文化界的国际交往。“文协”、“三厅”及后来的“文工会”均专门设立管理国际宣传的机构。“文协”还委派林语堂、肖三等七人分别为驻法、英、苏及日内瓦的代表。一批对外文化交流的杂志和刊物，如《中苏文化》《东方呼声》《中国作家》《中国怒吼》《东方使者》等活跃于世界文坛。中苏文协、中美文协、中英文协、中波文协、中捷文协、中印文协、中泰文协、中缅文协等中国国际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且送往迎来，活动频繁。“文章出国”、“电影出国”运动也有声有势，许多优秀抗日歌曲在国外广为流传。桂林抗战文化更是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化与世界接轨(即所谓“世界化”、“世界主义”)的典型。桂林抗战文化走向世界主要有如下体现：
1、大批外国文化人来到桂林。世界各国进步作家和文化人来桂林的有：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与夫人池田幸子以及坂本秀夫；美国记者与作家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格兰姆·贝克、白修德、贾安娜、戏剧评论家爱金生，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编辑主任裴克、史学家费正清；越南革命家与文化人胡志明、范文同、黄文欢、武元甲；朝鲜作家李斗山、李达、编导金昌满、表演艺术家金炜；苏联塔斯社总社副社长诺米洛斯基、苏联《消息报》记者卡尔曼、苏联亚洲影片公司总经理谢雅法；法国记者兼东方问题专家李蒙及其夫人郭士美；英国技术专员艾黎；德国记者与作家王安娜等等。他们与中国文化界及其领导人相互交流切磋，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如史沫特莱与周恩来在桂林广泛探讨中国抗战及前途，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在桂林建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合作；爱泼斯坦考察《救亡日报》社；德国作家王安娜向李克农采访中国的抗日和民主运动等等。在这些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成立了外国在中国的各种进步文化团体，如越中文化工作同志会、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朝鲜义勇队和朝鲜东方战友社等都竞相成立，国际文化友人与中国文化战士共同战斗。
2、强调“经常吸收世界的新知识”。翻译和出版世界各国的进步书刊尤其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国家的反战文学，吸收这些作品的营养，是桂林文化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翻译杂志》在桂林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就说到：“世界天天变动着。在当前的大战期间，这变动的急剧尤其是空前。……我们必须经常吸收世界的新知识。我们必须经常关心当代各国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的思想和活动。我们必须从当前的变动中间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研究。”如秦似与人合办了《文学译报》杂志，译载了苏联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法捷耶夫等人及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夏衍翻译了鹿地亘的反战剧本《三兄弟》并在桂林公演；冯乃超等人则翻译鹿地亘的反战作品《和平村记》，还有德国作家的《地下火》也被翻译出版等，通过翻译和出版外国作品，“经常吸收世界的新知识”，使中国作家获得了不少政治的、文学的宝贵营养。
3、中国作品走向世界。由于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要和环境的优越，许多国家在桂林出版发行报纸杂志和建立新闻机构。如英国、美国、苏联都在桂林建立新闻处并分别出版《国际新闻周报》和《中英周报》《新闻简报》《新闻类编》；还有英国的《国际知识丛刊》、日本的《人民之友》、朝鲜的《东方战友》等。这些杂志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逐步介绍到国外。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爱金生满腔热情地介绍了中国的“西南剧展”。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专门介绍了夏衍等主编的《野草》杂志，新安旅行团的“岩洞教育”被拍成纪录片介绍给苏联许多作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如司马文森的《雨季》、艾芜的《山野》、陈残云的《今日马来亚》等都被译成英文或俄文介绍到英国、美国、俄国等国家，这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而与世界文化渗透。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野草》杂志由于刊登了多篇声援苏联卫国战争的文章而在苏联反法西斯营垒里流传，战后又被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遗产而留藏于苏联博物馆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抗战文化中的反法西斯艺术作品，也是留给世界人民的珍贵财富。
重庆、成都等地的抗战文化也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有着多种多样的密切联系，此不一一赘述。以上可见，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或“世界主义”并未中断，并非“好景不长”。相反，由于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它已以中国的“民族形式”而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紧密连成一体。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正如作家刘白羽在论述中国抗战文学时所说的：“中国的抗战文学，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斗文学的一翼，中国抗战文学，也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反法西斯文学的滋养。中国抗战文学的巨大成就是和全世界进步的文学的 影响分不开的。”更进一步说，不仅文化上如此，军事上、政治上乃至经济上，这时的中国也是开放性的，是与世界浑然一体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竟然还会存在一个封闭的中国，竟然中断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世界主义”进程，这是根本不可能和不可思议的，这种说法也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三、关于“中国化”、“民族化”的理性思考
在抗战特殊年代的中国，提倡“中国化”、“民族化”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因而是完全必要的。对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需要动员全国民众起来抗战。正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所说的：“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优势的敌人，唯有广大的激励人民的敌忾，发动大众的潜力。文艺者是人类心灵的技师，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说抗战文化是动员人民大众起来抗战的最有力的武器。
第二，抗日文艺宣传必须从人民大众的实际出发。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所以在旧中国这个农民众多的国度里，文化的“民族形式”，实质上就是为最大多数农民服务的形式，就是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才能为抗日民众所接受，才能起到抗日宣传的作用。
第三，接受“世界化”的新文化应有一个过程。推动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向世界化的方向发展固然是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但它毕竟不是一蹴而就或一道命令即成的。老舍在谈到通俗文艺与新文艺时指出：“新文艺与一般人中间隔着一层板。新文艺会描写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这些人都会握手，吃大餐，喝汽水……于是一般人看了，就如同看了外国电影，即使热闹，而无所关心，遂失去文艺的感染力。”由此造成新文学与大众隔离的现象。巴人指出：“大众没有可能把新文学当作他们精神的食粮。三四年前一折八扣的标点旧小说的盛行，张恨水的小说还始终是商人、小职员、家庭妇女的读物，小说租借处的最流行的作品，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新文学的悲剧的命运。抗战以还，这现象是改变了点，但像高尔基的《母亲》那样的作品，没有出现于暴风雨时代的中国的今天。这总值得我们思索的吧!建立文艺上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因之该是十分必要的吧。而这一运动我以为应该是新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一阶段必须负起的任务。”这两段话不仅说明：我们作了普及新文学运动的努力，但真正要在人民大众中推广和普及新文学很不容易。同时也说明：抗战以来，新文学的运动不是“好景不长”，而是悲剧命运有了改变；然而盲目推广新文学运动造成与大众隔离的悲剧现象却值得我们思索。总之是说，建立文艺上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是十分必要、必须负起的任务。
第四，“中国化”和“民族形式”是必需的。历史事实也早已说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文艺确是老百姓喜闻乐见、深受大众欢迎、最能起教育鼓舞激励作用的，是西方舶来品的效果所远远不及的。如40年代初，延安有限的几家剧院里，经常上演的是欧美、俄国等国的一些名剧，从各大城市来延安的学生和文化人，是这些剧目的热心观众，而一般老百姓和八路军战士是几乎不看的。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延安城，这种演出给人以“曲高和寡”的感觉。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掀起的秧歌热，却受到延安民众的热烈欢迎。往往是锣鼓一响，立即有潮水般的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一边围着观看，一边高声叫好。他们说：新秧歌演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看了“一满都解得下”(意思是都能看得懂)。有的老百姓怀揣着干粮从几十里外跑来看秧歌，秧歌队一路演，他们一路跟，屡着不厌。由延安鲁艺创作，王大化、王昆等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是第一部成功的秧歌剧。此后，这种在陕北秧歌小场子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秧歌剧，由于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表现群众的斗争生活，很快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群众欢迎新秧歌剧的情景十分动人：鲁艺秧歌队出去演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围满了人，以至于有的老百姓不说去看秧歌剧，而是亲热地高兴地嚷嚷“看王大化去!”其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除《兄妹开荒》外，反映抗日、生产、除奸、扫盲等运动的《一朵红花》《牛永贵受伤》《夫妻识字》《周子山》《钟万财起家》等，都是抗战时期深受延安群众欢迎的秧歌剧。秧歌剧后来还由周恩来从延安介绍，推广到重庆，同样深受国统区老百姓的欢迎。一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形式、民族风格。
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能产生那么大的反响，也是由于它是一部来源于抗日斗争实际，活脱脱地刻画了一个老百姓十分熟悉的、压制和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党地方官员形象的作品。谷斯范的《新水浒》、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郭沫若的历史话剧《屈原》、巴金的《第四病室》、老舍的《忠王李秀成》等等，都是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十分浓郁的杰作，都对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宣传、教育作用。
在中国的国度里，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大力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是必需的，也是天经地义的，是发挥文化对抗战作用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是发动民众抗战的有力武器。
第五，“中国化”“民族形式”并不排斥“世界化”。前面所述的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密切联系，就充分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意义，说明五四以来传播外国先进思想文化即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并未中断，并非“好景不长”，不必自作多情地感叹“中国现代文化”“遇到挫折”，不必感慨“救亡压倒了启蒙”。而相反，如脱离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文化程度、即使工人阶级也是文化低这样的国情，不切实际的、空洞而抽象地侈谈“世界化”、“世界意义”，或者以防止复古为理由，盲目地排除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将小孩与脏水一起倒掉”，而代之以广大老百姓接纳不了的洋东西充斥中国思想文化阵地，那就真会是邯郸学步，那就真会于抗战有害而无益，于中国百姓有弊而元利。因此，不切实际地抬高文化的“世界化”、“世界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和不切实际地贬低“中国风格”、“民族形式”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不是科学的态度。如果我们从抗日的历史条件出发，将“中国化”和“民族形式”放到当时具体的抗日的历史条件中去考察，便可发现倡导“中国化”和“民族形式”在当时不但应该，而且必须。所以，不应贬低甚至讥喻抗战年代的“中国化”和“民族形式”。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69－04
在对抗战文化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响亮地喊出“世界化”的口号，盛行“世界主义”，向着“世界化”的目标迈进。然而“好景不长”，到抗战时期则不再有“世界化”旗号，代替它的只有“中国化”、“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似乎这种“中国化”中断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化”进程。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拟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化”、“民族化”：中国抗战历史实际的必需
在上世纪90年代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有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抗战文化的著作，该书以较强的理论性，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思潮、抗战时期的中国学术、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与艺术、抗战时期的中国宗教、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等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诸问题。提出和论述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对人们研究抗战文化有重要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其中对“中国化”和“民族形式”的有些论述，笔者认为有失偏颇。然而至今抗战胜利60周年又已过去，笔者尚未见学界有人提出不同观点，有鉴于此，想在这里谈谈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
该书关于“中国化”问题的基调是，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贯穿的时代精神是“世界化”，那么，抗战时期的时代精神便是“中国化”。中国现代文化从五四时期到抗战时期，便是沿着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发展，这是一段悲怆的回归之路。
该书认为，有着辉煌过去的中华民族在近代悲惨地落伍了，要拯救中国的命运、复兴中华民族的辉煌，唯一的出路便是彻底改造中国文明并将它提到世界水平。由此，五四时期的三大潮流，即反传统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目标都是指向“世界化”。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辈，对“世界化”的渴求更为热切。作者以满怀喜悦的心情称颂说：五四时期的“世界化”思潮如同排空巨浪，锐不可当。任何西方的学术和思想都在引进、讨论、批判和接纳之列。“那确是一个‘世界主义’盛行的时代”。作者盛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世界化”是有意义的。中国应该走向世界，应该从封闭转向开放，应该努力向“世界化”迈进。但笔者觉得不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将“中国化”、“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世界化”及思想解放对立起来，似乎“中国化”、“民族形式”就是保守、封闭，似乎“追求文化的民族化”就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好景”“迥然异趣的文化现象”，进而发出“好景不长”的感叹呢!
该书作者一方面肯定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世界化”的积极意义，赞赏封闭的中国对“世界主义”的追求，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世界化”也是值得努力追求的。但其另一方面，作者又明显贬低了“中国化”、“民族化”，对它实际上持否定甚至批判的态度，这就有些脱离中国当时的实际了。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实际上已涉及了这个问题，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以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为中心源泉、还是以大众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为中心源泉来创造“民族形式”的问题。但其基本前提都是肯定“民族形式”、肯定“中国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该说这种肯定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抗战时期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讨论“大众化”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和深入的，并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开展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这实际上就是要使文艺“民族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这种“中国化”、“民族化”是否必须，回答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其理由主要如下：
其一，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足以战胜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文化工作、文艺宣传就是动员广大民众的最有效的措施和途径之一。
其二，文化工作、文艺作品要能使广大民众易于接受，就必须通俗易懂，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不仅要求文艺工作者植根于民众之中，从群众丰富生动、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中获取创作源泉，而且要顾及老百姓的生活境况差、文化程度低的具体情况，创作大众化的作品，为广大抗战民众服务。而如果硬要不切实际的追求“世界化”，把中国人画成金发碧眼，把方块字变成勾勾字，便只会远离老百姓，脱离社会实际，起不到宣传动员作用，当然就起不到为抗战服务的作用。这样的排除“中国化”、追求“世界化”有何积极意义呢?
其三，时局发展的紧迫，战争的残酷，使为之服务的文化更需要大众化、民族化。在那为民族解放而喋血战斗的年代，无数将士和武装民众，正在面对着焦毁的城市，血染的山河，进行最艰苦的斗争。更有无数同胞，家园破碎，流离失所，经常尝着人生最苦难的境遇。文艺应该表扬他们、鼓励他们，充实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的情感。而且这些苦难主，这些血战，并非局部的地方和偶尔的时候，而是普遍的、全国性的。在这种时候，无视救亡图存和无数生命代价，高谈那些人们并不急迫需要的外国思潮、西方文学，有什么更大的实际意义呢?而且，对于90％以上的文化程度低的工农大众来说，处在生死关头的他们，有几人去关心这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化”呢?所以，抱怨、慨叹抗战年代的“中国化”使中国现代文化遭遇挫折，只不过是自作多情而已，历史的事实并非那么一回事!对此，著名画家丰子恺在自叙中的一段抗战时期《宜山遇炸记》的记叙，当是有力的证明：丰子恺说的是他在山洞中躲避日机轰炸时，遇见一个对飞机轰鸣声特别神经质的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在一次轰炸中，他们挑着被子、背着孩子、提着饭篮去躲山洞，尚未躲好，日机炸弹落了下来，惊魂甫定，他突然发现妻子背上孩子的脑袋没有了，接着又发现饭篮子盖的布上一个血糊糊的软东西，仔细一看，正是孩子的半个脑袋，他的妻子见此惨状，当即晕死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了，这位男子从此特别敏感飞机的轰响……请问，在这种惨绝人寰的轰炸中，还有多少人会去追求那种几近象牙塔中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化”、“世界主义”呢!也许这个例子有点极端、有点罕见，但当时的中国战争烽火连天、时局激烈动荡、人们颠沛流离，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极少数几个以研究为职业的象牙塔中的高层知识分子外，又有几个人去向往那种“世界化”和“世界主义”呢?即使是那些高层研究者，其实也无法像和平年代那样去潜心研究了。华北事变的1935年就已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何况在战火纷飞的全面抗战年代呢!人们保命、保家、保国要紧，教给人们如何保命、保家、保国，如何抗日，才是最紧要也最受大众欢迎的，而要做到这些，离开了“大众化”、“中国化”、“民族形式”，又如何能 奏效，如何能为大众接受呢?因此，贬低全民抗战年代中国文化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是不科学、不合时宜的。
二、抗战文化并未中断中国文化“世界化”的进程
也许主张“世界化”、“世界主义”者会说，这里所说的“世界化”、“世界主义”指的是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接轨与结合，指的是引进西方文化与输出中国文化，即时尚所说的“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如果说的是这种“世界主义”，其实它并非”好景不长”，而是在整个抗战时期自始至终都存在。早在抗战初期，作为中国抗战文化中心的武汉，就受到了世界进步文艺家的关注和支持。一些外国进步文艺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先后来到武汉的外国文艺家中，有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日本作家绿川英子、鹿地亘、池田幸子；荷兰电影艺术家、导演伊文思一行；苏联电影艺术家卡尔曼；新西兰作家威尔金笙；英国作家伊粟伍特、欧脱莱，诗人奥登，女作家何登等。到过长沙的有英国著名作家阿特丽、何登；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白得恩；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等，这些作家、记者、电影艺术家等，写下了不少具有文献价值的作品，及时向世界报道了中国艰苦抗战的真实情况。他们的作品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成为武汉、长沙抗战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伊文思一行拍下了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又名《1938年的中国》)，该片在美、法、荷兰等国放映，反应强烈。与此同时，引进国外优秀文学和反法西斯作品也蔚然可观。英、美、法、俄、德、意、西班牙、捷克、挪威、匈牙利、保加利亚、加拿大、日本、朝鲜等国的从古代到现代的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电影等无所不有。八年中共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达850余种，仅苏联作品总字数就在600万上下。
中国文化界也主动走向世界。如全国文化界热烈响应伦敦世界反日援华大会，欧阳山的《我们要和全世界文化人联合起来》一文即是证明。在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全国“文协”大会上，周恩来也明确指示文艺界要与世界进步文化界联合起来。南方局设立的文化统战工作部门的任务之一即是要开展文化界的国际交往。“文协”、“三厅”及后来的“文工会”均专门设立管理国际宣传的机构。“文协”还委派林语堂、肖三等七人分别为驻法、英、苏及日内瓦的代表。一批对外文化交流的杂志和刊物，如《中苏文化》《东方呼声》《中国作家》《中国怒吼》《东方使者》等活跃于世界文坛。中苏文协、中美文协、中英文协、中波文协、中捷文协、中印文协、中泰文协、中缅文协等中国国际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且送往迎来，活动频繁。“文章出国”、“电影出国”运动也有声有势，许多优秀抗日歌曲在国外广为流传。桂林抗战文化更是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化与世界接轨(即所谓“世界化”、“世界主义”)的典型。桂林抗战文化走向世界主要有如下体现：
1、大批外国文化人来到桂林。世界各国进步作家和文化人来桂林的有：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与夫人池田幸子以及坂本秀夫；美国记者与作家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格兰姆·贝克、白修德、贾安娜、戏剧评论家爱金生，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编辑主任裴克、史学家费正清；越南革命家与文化人胡志明、范文同、黄文欢、武元甲；朝鲜作家李斗山、李达、编导金昌满、表演艺术家金炜；苏联塔斯社总社副社长诺米洛斯基、苏联《消息报》记者卡尔曼、苏联亚洲影片公司总经理谢雅法；法国记者兼东方问题专家李蒙及其夫人郭士美；英国技术专员艾黎；德国记者与作家王安娜等等。他们与中国文化界及其领导人相互交流切磋，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如史沫特莱与周恩来在桂林广泛探讨中国抗战及前途，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在桂林建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合作；爱泼斯坦考察《救亡日报》社；德国作家王安娜向李克农采访中国的抗日和民主运动等等。在这些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成立了外国在中国的各种进步文化团体，如越中文化工作同志会、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朝鲜义勇队和朝鲜东方战友社等都竞相成立，国际文化友人与中国文化战士共同战斗。
2、强调“经常吸收世界的新知识”。翻译和出版世界各国的进步书刊尤其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国家的反战文学，吸收这些作品的营养，是桂林文化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翻译杂志》在桂林创刊时所写的发刊词就说到：“世界天天变动着。在当前的大战期间，这变动的急剧尤其是空前。……我们必须经常吸收世界的新知识。我们必须经常关心当代各国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的思想和活动。我们必须从当前的变动中间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研究。”如秦似与人合办了《文学译报》杂志，译载了苏联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法捷耶夫等人及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夏衍翻译了鹿地亘的反战剧本《三兄弟》并在桂林公演；冯乃超等人则翻译鹿地亘的反战作品《和平村记》，还有德国作家的《地下火》也被翻译出版等，通过翻译和出版外国作品，“经常吸收世界的新知识”，使中国作家获得了不少政治的、文学的宝贵营养。
3、中国作品走向世界。由于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要和环境的优越，许多国家在桂林出版发行报纸杂志和建立新闻机构。如英国、美国、苏联都在桂林建立新闻处并分别出版《国际新闻周报》和《中英周报》《新闻简报》《新闻类编》；还有英国的《国际知识丛刊》、日本的《人民之友》、朝鲜的《东方战友》等。这些杂志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桂林的抗日文化活动逐步介绍到国外。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爱金生满腔热情地介绍了中国的“西南剧展”。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专门介绍了夏衍等主编的《野草》杂志，新安旅行团的“岩洞教育”被拍成纪录片介绍给苏联许多作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如司马文森的《雨季》、艾芜的《山野》、陈残云的《今日马来亚》等都被译成英文或俄文介绍到英国、美国、俄国等国家，这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而与世界文化渗透。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野草》杂志由于刊登了多篇声援苏联卫国战争的文章而在苏联反法西斯营垒里流传，战后又被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遗产而留藏于苏联博物馆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抗战文化中的反法西斯艺术作品，也是留给世界人民的珍贵财富。
重庆、成都等地的抗战文化也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有着多种多样的密切联系，此不一一赘述。以上可见，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或“世界主义”并未中断，并非“好景不长”。相反，由于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它已以中国的“民族形式”而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化紧密连成一体。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正如作家刘白羽在论述中国抗战文学时所说的：“中国的抗战文学，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斗文学的一翼，中国抗战文学，也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反法西斯文学的滋养。中国抗战文学的巨大成就是和全世界进步的文学的 影响分不开的。”更进一步说，不仅文化上如此，军事上、政治上乃至经济上，这时的中国也是开放性的，是与世界浑然一体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竟然还会存在一个封闭的中国，竟然中断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世界主义”进程，这是根本不可能和不可思议的，这种说法也是与历史事实相悖的。
三、关于“中国化”、“民族化”的理性思考
在抗战特殊年代的中国，提倡“中国化”、“民族化”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因而是完全必要的。对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以下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需要动员全国民众起来抗战。正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所说的：“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优势的敌人，唯有广大的激励人民的敌忾，发动大众的潜力。文艺者是人类心灵的技师，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说抗战文化是动员人民大众起来抗战的最有力的武器。
第二，抗日文艺宣传必须从人民大众的实际出发。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所以在旧中国这个农民众多的国度里，文化的“民族形式”，实质上就是为最大多数农民服务的形式，就是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样的形式才能为抗日民众所接受，才能起到抗日宣传的作用。
第三，接受“世界化”的新文化应有一个过程。推动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向世界化的方向发展固然是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但它毕竟不是一蹴而就或一道命令即成的。老舍在谈到通俗文艺与新文艺时指出：“新文艺与一般人中间隔着一层板。新文艺会描写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这些人都会握手，吃大餐，喝汽水……于是一般人看了，就如同看了外国电影，即使热闹，而无所关心，遂失去文艺的感染力。”由此造成新文学与大众隔离的现象。巴人指出：“大众没有可能把新文学当作他们精神的食粮。三四年前一折八扣的标点旧小说的盛行，张恨水的小说还始终是商人、小职员、家庭妇女的读物，小说租借处的最流行的作品，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新文学的悲剧的命运。抗战以还，这现象是改变了点，但像高尔基的《母亲》那样的作品，没有出现于暴风雨时代的中国的今天。这总值得我们思索的吧!建立文艺上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因之该是十分必要的吧。而这一运动我以为应该是新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一阶段必须负起的任务。”这两段话不仅说明：我们作了普及新文学运动的努力，但真正要在人民大众中推广和普及新文学很不容易。同时也说明：抗战以来，新文学的运动不是“好景不长”，而是悲剧命运有了改变；然而盲目推广新文学运动造成与大众隔离的悲剧现象却值得我们思索。总之是说，建立文艺上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是十分必要、必须负起的任务。
第四，“中国化”和“民族形式”是必需的。历史事实也早已说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文艺确是老百姓喜闻乐见、深受大众欢迎、最能起教育鼓舞激励作用的，是西方舶来品的效果所远远不及的。如40年代初，延安有限的几家剧院里，经常上演的是欧美、俄国等国的一些名剧，从各大城市来延安的学生和文化人，是这些剧目的热心观众，而一般老百姓和八路军战士是几乎不看的。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延安城，这种演出给人以“曲高和寡”的感觉。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掀起的秧歌热，却受到延安民众的热烈欢迎。往往是锣鼓一响，立即有潮水般的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一边围着观看，一边高声叫好。他们说：新秧歌演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看了“一满都解得下”(意思是都能看得懂)。有的老百姓怀揣着干粮从几十里外跑来看秧歌，秧歌队一路演，他们一路跟，屡着不厌。由延安鲁艺创作，王大化、王昆等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是第一部成功的秧歌剧。此后，这种在陕北秧歌小场子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秧歌剧，由于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表现群众的斗争生活，很快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群众欢迎新秧歌剧的情景十分动人：鲁艺秧歌队出去演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围满了人，以至于有的老百姓不说去看秧歌剧，而是亲热地高兴地嚷嚷“看王大化去!”其受群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除《兄妹开荒》外，反映抗日、生产、除奸、扫盲等运动的《一朵红花》《牛永贵受伤》《夫妻识字》《周子山》《钟万财起家》等，都是抗战时期深受延安群众欢迎的秧歌剧。秧歌剧后来还由周恩来从延安介绍，推广到重庆，同样深受国统区老百姓的欢迎。一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形式、民族风格。
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能产生那么大的反响，也是由于它是一部来源于抗日斗争实际，活脱脱地刻画了一个老百姓十分熟悉的、压制和包办救亡运动的国民党地方官员形象的作品。谷斯范的《新水浒》、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郭沫若的历史话剧《屈原》、巴金的《第四病室》、老舍的《忠王李秀成》等等，都是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十分浓郁的杰作，都对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宣传、教育作用。
在中国的国度里，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大力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是必需的，也是天经地义的，是发挥文化对抗战作用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是发动民众抗战的有力武器。
第五，“中国化”“民族形式”并不排斥“世界化”。前面所述的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密切联系，就充分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意义，说明五四以来传播外国先进思想文化即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并未中断，并非“好景不长”，不必自作多情地感叹“中国现代文化”“遇到挫折”，不必感慨“救亡压倒了启蒙”。而相反，如脱离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文化程度、即使工人阶级也是文化低这样的国情，不切实际的、空洞而抽象地侈谈“世界化”、“世界意义”，或者以防止复古为理由，盲目地排除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将小孩与脏水一起倒掉”，而代之以广大老百姓接纳不了的洋东西充斥中国思想文化阵地，那就真会是邯郸学步，那就真会于抗战有害而无益，于中国百姓有弊而元利。因此，不切实际地抬高文化的“世界化”、“世界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和不切实际地贬低“中国风格”、“民族形式”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不是科学的态度。如果我们从抗日的历史条件出发，将“中国化”和“民族形式”放到当时具体的抗日的历史条件中去考察，便可发现倡导“中国化”和“民族形式”在当时不但应该，而且必须。所以，不应贬低甚至讥喻抗战年代的“中国化”和“民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