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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六年级男生许阳看来，和美国总统大选相比，自己班里的班干部选举显然更为公平。
“我们班是一人一票，美国总统选举是每个州单独计票，要是算总票数的话，不一定谁能赢呢。”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认为美国总统大选“又浪费时间又花钱”、“没什么意思”的许阳，谈起10多天前班里的那次换届选举，记得几乎每一个细节：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挑战“地位不可撼动”的原生活委员，结果只得了10票；大家都觉得“太崇高”而没人敢竞选的中队长职务，被一个“一般般”的女生轻松摘取；同桌的小姑娘因为落选“想不开”，哭了鼻子。 对待民主的认真态度，实实在在地写在了许阳和他的伙伴们的脸上。
“每个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机会” 被父母强迫上课外辅导班的小学生江林林，认为自己的家“比封建社会还专制”，但是她觉得在学校里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民主，“竞选的时候想选谁就选谁。”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学生中，绝大多数都将“校园选举”作为感受和体现当代民主的惟一指标，而在十几二十年前，民主，还主要是大人们以敏感口吻提到的话题。 谈到班干部竞选，北京某小学六年级的几个男孩子一致认为：“竞选可不是为了好玩，这是件严肃的事情。” 为了让选举更“严肃”，他们所在的班级在不久前的班干部换届选举中，把实行多年的匿名投票改成记名方式。“这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因为老有同学为了选自己的好朋友乱投票，写上名字可以让大家更负责任。”组织这次选举的大队长何天雷说。
在这个有57名同学的班级里，这次有接近一半同学登台参选，竞争卫生委员、班主任助理5名、中队长、小队长等8个职位。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班级里几乎每位学生都有过担任学生干部的经验，而每次选举的激烈程度也都如此。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冯勉老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到开学，就有学生缠着她问什么时候改选班干部。“定期换届、自由竞选，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瞭望东方周刊》在几所中小学收回的173份有效问卷中，100％的小学生和94％的中学生认为班干部轮换和自由竞选理所当然。
“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是大多数受访者的解释。一名中学生表示：“为了防止独裁现象的发生和暗箱操作，一定要自由竞选和轮换。” 虽然熟知“贿选”这种策略，但是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孩子们却否认与自己有关联。
“如果有人给我东西或是玩具让我选他，我不会那样做。因为太假了。一个班长，值得这样嘛。”小学生严军说。
一名参加学生会竞选的中学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请了一些同学帮他拉票，如果竞选成功，肯定要请他们吃一顿饭。“这只是好朋友聚会，应该不算贿选吧。”
长期研究青少年民主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作为校园政治最主要的内容，选举是学生学习和体验民主的重要渠道，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城市中机会100％
中国部分中小学实行民主选举班干部，始于上世纪90年代。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德育处的工作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对于中小学的民主选举情况，目前并没有进行过全国范围的数据统计，比例尚不确定。
石中英正在进行中小学民主意识和民主选举的课题调研，他告诉记者，目前，在城市的中小学中，绝大多数都在进行民主选举，就他目前的实际调查情况，还没有看到不进行民主选举的。
由于课题调研还在初级阶段，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和比例，不过石中英说，就城市的范围来看，机会已经是100％了。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务处的一位老师说，学校的民主竞选已经很普及了，每个班都严格进行干部选举，而且学校要求，每个同学在五年级之前都要有当班干部的经验，如果到时还没有当过的话，可以向年级组长申诉，再不行的话就通过教务处申诉，学校会尽量给安排的。不过班里还是严格采取竞选的形式，每一次都是由学生选举出班干部，并不是轮换进行。
北大附中的程老师也表示，学校注重公益活动，一直以来就倡导进行学生竞选，所有的班级都一样。班委换届选举时会产生班干部的大范围的调整，不过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当班干部，学校也不提倡轮换。
社会剧变促进民主意识
“民主意识强”——这已成了很多老师评价当代中小学生的一个大前提。“他们对自己的利益有明确的要求，不会糊里糊涂。”北大附中的姜民老师说，“即便是几毛钱的收费，学生们也要问清楚，要求老师开出明细单，安排好的活动一定要说到做到。”
石中英教授分析说，今天的中国青少年对于民主的要求比较高，自主意识大大增强。他们常常会说“这是我的权利”、“我应该知道”等等。“对程序民主要求更高，提倡什么事情当面说清楚，当面质疑，有的甚至会走上法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石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青少年参与公共生活愿望强烈，他们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追求自治和自主。一般中学生80％参加过社团，几乎100％有意愿参加社团。
石中英分析说，社会整体的背景和大环境的巨变，带动和影响了青少年民主意识的变化。中国家庭结构从大家族、大家庭发展为三口之家，这种核心家庭客观上有助于孩子个性的彰显，民主的要求和呼吁会加强；国家制度的变化，如问责制、听证会等的实行都会给青少年造成深刻影响。当然，目前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自由度也随之增大，自由和风险的代价越来越低，这都是重要因素。
近年来，中国政治文明的实际进程，包括广泛开展的基层直选，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很大。
成都市新都区正在进行干部公推直选的实验。区委书记李仲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成都市新都区所有的学校校长都直选了，校长层面的直选倒是对学生影响非常大。
他说，“以前新都学校的学生干部就不是选举的，而是任命的，后来，学生提出抗议，说连校长都可以直选，为什么班一干部不能选举?所以，他们的学生干部也i都选举了。”
不过，石中英指出，仍有许多青少年对民主的实质理解“很肤浅”，甚至几乎完全不懂，因此在追求民主的策略选择上有时会失当。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学者刘海波，更愿一意把青少年的民主意识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观察。
他认为，目前不少人对政治的表现呈现出两个极端：政治冷漠和政治激烈，“这两种态度都是非理性、不审慎的，不是一个成功民族的政治心态”。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青少年必然会耳濡目染成人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很可能导致民主教育言行不一，与实践脱节。”
“为了今后有更好的出路”
专家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实际上，中小学生的民主理想并非如大人们想像的那样单纯。
何天雷说：“每个学生担任过的职务都记在档案里，职务越多越高，考中学时就越有竞争力，上中学以后也更容易当干部。”
一位有l5年教龄的老师告诉记者，她刚工作时经常有家长找来，要求不要让自己的孩子担任班干部，怕影响学习。“现在正好反过来，家长都明白当干部能提高综合素质，对那些打算出国留学的孩子来说，具有这种工作经验在申请时肯定能加分。” 在前述某小学的班级竞选中，最热门的职位竟然是卫生委员。《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班所做的调查问卷显示，将近60％的孩子都认为“卫生委员”这个职位最重要。
何天雷说，“以前同学们都不太喜欢竞选卫生委员，因为每天要监督同学做值日，课间、午休不能休息，脏、累又麻烦，还常常得罪人。”
“后来老师告诉我们，卫生委员选上市级三好生的几率很大。往届有一名学生虽然没上奥林匹克数学班，但因为当卫生委员贡献大就被评上了市级三好，上了实验中学。从那以后，大家对竞选这个职务就积极了。”他说。
“有人当干部是为了给同学服务，也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也不能说不好，美国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打伊拉克吗!”何天雷说。
冯勉老师并不讳言，有些孩子有官位意识，盯着那些抛头露面、威风的职务，小队长这样的职务竞选者就很少；有些孩子讲哥们义气，有私心。
提前进入成人世界 据北京媒体报道，北京东城区分司厅小学的一个班级，干脆将例行的大队委选举变成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模仿秀”。票仓”、“贿选”、“倒戈”，这些颇为专业的名词不仅在学童中朗朗上口，而且在白热化的“选战”中一一兑现。
“原本老师看好的人选早早就被淘汰，而老师眼中非常‘散’的学生却留了下来。”这似乎是个令人兴奋的“民主教育”的样本，很能让自认为思想解放的大人们欣慰，但是一些亲身经历了“竞选”的学生却觉得“不公平”。
“我觉得能不能选上80％靠人缘。”一位落选的同学说。一位男生这样描述“随大流”投票的心态：“当竞选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我们根本顾不上想哪个同学更适合。”
成人社会的民主试验已被引进了学校，比如，北京市有几所中学实行了“处分学生听证制”。学校在给予学生处分前，必须由学生本人及其监护人、学校负责人、知情学生代表、教师代表甚至社区知情人参加听证，是否处分将综合各方意见，学校不再享有绝对权威。 但这也引起了“多数人暴政”的批评。江苏省盐城市某中学曾对一名学生的去留举行了一次“民主表决”——班主任组织全体同学投票，在“大多数学生不同意其再进班读书”的“公决”后，就将一名“差生”拒之门外。这名学生被驱逐出课堂后，在校外游荡，丧生于车祸。
小学生齐峰的考虑则更像个大人。“老师经常说，不同意的同学请举手，可是我不会举。”他说，“班主任是一班之君，一锤定音。”齐峰的父亲是大学教授，“那些研究生要是哪个敢给我爸提意见，肯定玩完。”
而大人使用的“民主技术”也被学生们加以练习。何天雷说，很多同学竞选之前都会四处打听，尽量不和实力相当的人“撞车”，游说、拉票的现象也很普遍。至于很多同学在竞选演讲时大谈自己的缺点，“那是一种策略，谁会喜欢骄傲自大的人呢!”
石中英教授指出，校园竞选中，拉选票者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大学，请客吃饭、拉老乡关系、送礼物等方式并不鲜见；有些父母也为孩子竞选跑前跑后，甚至出面请其他同学的父母吃饭；“这些现象使青少年的民主意识形成过程相当复杂。”
面对西方模式和中国国情 接受记者采访的不少老师、学生和专家都注意到了西方民主对中国中小学班干部选举的影响。 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张祖桦对于在欧美学校看到的场景印象十分深刻：课桌分散摆放，学生自由发言；小孩子经常参加慈善组织、基金会的活动，义务卖东西、做宣传。
“这些比竞选丰富得多的活动，让他们经常处在实践的氛围里，自然而然会受到教育。”他说。
对国内一些青少年更关注美国大选，而不是本国的重大政策，刘海波认为，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民主认知的表面化程度，“人们对于美国制度的理解很肤浅，美国成了民主教育的范本，这就很片面了。”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也指出：“在中小学搞民主训练不能照搬美国或欧洲模式，更不要过早地给学生 灌输哪个国家的民主是什么什么样子。民主教育更应该要贯彻一些普适的民主价值和观念，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我选择。”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民主启蒙重在训练意识，不要拘泥于形式。“不管学生有怎么样的民主概念，公民教育应该告诉学生，他们可以自我做主，自我监督。”这位倡导全民民主与法制启蒙工程的学者，认为“民主演习”形式多样：实行简单的多数票原则，在小团体里制定运行规则，管理班费开支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校园民主也面对着城乡差距。面对居高不下的失学率和辍学率，有没有钱上学念书，是农村孩子关心的首要问题。
“在乡镇的中小学，民主选举情况就要差很多了，大部分班干部还是由老师指定，许多学生对于海选、演说闻所未闻。”石中英教授说。
“在农村，读书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最终获得城市户籍。”来自湖北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吴波说。
而在城市，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一些学校和班级，为选举而设置的学生干部职位太多，有的一个班几乎90％的学生都是干部，有媒体批评，“民主”在这里，成了“官本位”的代用语，权力意识过早进入了孩子们的心灵。
民主是校园童话吗
专家指出，热火朝天的校园选举，在学生内部实现了局部的平等与公平。而就整个学校的民主环境来看，选举更像一个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童话”。
北师大教育学专业的一些研究生，近期对中小学的教学民主进行了专门调研。问卷调查以某市中小学为样本，选择城市、农村不同区域的中小学进行，共发放问卷900多份。
调查者发现，虽然在口头上、教学理论考试中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认为“师生应该是平等的”、“学生与学生也是平等的”，但现实中更为普遍的现象却是“不平等”。
石中英教授将师生关系形容为一架“失衡的天平”。
在“请你形容一下你们老师课堂上对待学生的态度”的调查中，回答认为老师“严厉、凶狠、讽刺挖苦、伤学生自尊心”的比例达到64.4％；而形容老师“亲切、和蔼”的仅有44．6％。
对于“课堂上，学生是不是一定要服从老师?为什么?”62.3％的学生和61.1％的教师认为“一定要服从”，因为“在学校不听老师的听谁的”、“只有听老师的才能学会”(学生语)；“学生不服从老师，那不无法无天了”、“现在的学生受社会影响太深，很难管，不树立教师权威，他们就会觉得老师好说话，可以随随便便”(教师语)。
研究者据此分析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思想观念上处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教师是教学的中心”，学生处于被支配地位。
对于“老师在课堂上最常用的、最有代表性的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学生的回答中排在前三位的是：“不许说话，再乱就给我(滚)出去”，“再考不好就加倍布置作业”，“好好学习才能考上好学校，对得起你们的家长”。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机会也不平等。在全部受调查学生中，认为“教师提问优先考虑学生学习成绩”的有740人，占到了81.3％。
学生们认为，老师对待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多比较“民主”，而对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往往表扬少、批评多，对他们的意见不屑一顾，用命令代替协商。
调查还发现，教师的课堂教学基本上是以“强势”群体(即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一部分学生)的价值取向(接受程度)为标准来预设的，教师更为关注他们的课堂反应。
在这种标准下，20.9％的学生在跟上老师节奏方面感到吃力，而11％的学生只能当“观众”。“‘差生’就是这样人为造成的。”石中英教授说。
调查还显示，部分教师还因学生家庭背景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学生，如：家长有权的、有钱的、外表可爱的、与教师有特殊社会关系的学生，易于得到教师的青睐和关照。
专家们认为，这后面反映的实质问题是，应试教育仍然是主导目前中国校园的基本模式，面对升学率的巨大压力，虽然学生们普遍具有了比前几代人更强的民主意识，但民主的实践还只能是点缀。
而学校是激烈竞争社会的缩影。随着学生们的长大，他们少年时代对民主的认真，又会带上什么样的变异涂影呢?
倡导在全社会实施民主与法治知识普及工程的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一代学生成长后肯定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模式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他认为，青少年普遍具备的民主意识前景将很可观，但是在纷繁的现状下，矛盾的趋势必须加以引导和调整。
“我们班是一人一票，美国总统选举是每个州单独计票，要是算总票数的话，不一定谁能赢呢。”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认为美国总统大选“又浪费时间又花钱”、“没什么意思”的许阳，谈起10多天前班里的那次换届选举，记得几乎每一个细节：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挑战“地位不可撼动”的原生活委员，结果只得了10票；大家都觉得“太崇高”而没人敢竞选的中队长职务，被一个“一般般”的女生轻松摘取；同桌的小姑娘因为落选“想不开”，哭了鼻子。 对待民主的认真态度，实实在在地写在了许阳和他的伙伴们的脸上。
“每个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机会” 被父母强迫上课外辅导班的小学生江林林，认为自己的家“比封建社会还专制”，但是她觉得在学校里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民主，“竞选的时候想选谁就选谁。”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学生中，绝大多数都将“校园选举”作为感受和体现当代民主的惟一指标，而在十几二十年前，民主，还主要是大人们以敏感口吻提到的话题。 谈到班干部竞选，北京某小学六年级的几个男孩子一致认为：“竞选可不是为了好玩，这是件严肃的事情。” 为了让选举更“严肃”，他们所在的班级在不久前的班干部换届选举中，把实行多年的匿名投票改成记名方式。“这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因为老有同学为了选自己的好朋友乱投票，写上名字可以让大家更负责任。”组织这次选举的大队长何天雷说。
在这个有57名同学的班级里，这次有接近一半同学登台参选，竞争卫生委员、班主任助理5名、中队长、小队长等8个职位。事实上，在过去的5年里，班级里几乎每位学生都有过担任学生干部的经验，而每次选举的激烈程度也都如此。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冯勉老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到开学，就有学生缠着她问什么时候改选班干部。“定期换届、自由竞选，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瞭望东方周刊》在几所中小学收回的173份有效问卷中，100％的小学生和94％的中学生认为班干部轮换和自由竞选理所当然。
“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是大多数受访者的解释。一名中学生表示：“为了防止独裁现象的发生和暗箱操作，一定要自由竞选和轮换。” 虽然熟知“贿选”这种策略，但是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孩子们却否认与自己有关联。
“如果有人给我东西或是玩具让我选他，我不会那样做。因为太假了。一个班长，值得这样嘛。”小学生严军说。
一名参加学生会竞选的中学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请了一些同学帮他拉票，如果竞选成功，肯定要请他们吃一顿饭。“这只是好朋友聚会，应该不算贿选吧。”
长期研究青少年民主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作为校园政治最主要的内容，选举是学生学习和体验民主的重要渠道，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城市中机会100％
中国部分中小学实行民主选举班干部，始于上世纪90年代。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德育处的工作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对于中小学的民主选举情况，目前并没有进行过全国范围的数据统计，比例尚不确定。
石中英正在进行中小学民主意识和民主选举的课题调研，他告诉记者，目前，在城市的中小学中，绝大多数都在进行民主选举，就他目前的实际调查情况，还没有看到不进行民主选举的。
由于课题调研还在初级阶段，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和比例，不过石中英说，就城市的范围来看，机会已经是100％了。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务处的一位老师说，学校的民主竞选已经很普及了，每个班都严格进行干部选举，而且学校要求，每个同学在五年级之前都要有当班干部的经验，如果到时还没有当过的话，可以向年级组长申诉，再不行的话就通过教务处申诉，学校会尽量给安排的。不过班里还是严格采取竞选的形式，每一次都是由学生选举出班干部，并不是轮换进行。
北大附中的程老师也表示，学校注重公益活动，一直以来就倡导进行学生竞选，所有的班级都一样。班委换届选举时会产生班干部的大范围的调整，不过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当班干部，学校也不提倡轮换。
社会剧变促进民主意识
“民主意识强”——这已成了很多老师评价当代中小学生的一个大前提。“他们对自己的利益有明确的要求，不会糊里糊涂。”北大附中的姜民老师说，“即便是几毛钱的收费，学生们也要问清楚，要求老师开出明细单，安排好的活动一定要说到做到。”
石中英教授分析说，今天的中国青少年对于民主的要求比较高，自主意识大大增强。他们常常会说“这是我的权利”、“我应该知道”等等。“对程序民主要求更高，提倡什么事情当面说清楚，当面质疑，有的甚至会走上法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石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青少年参与公共生活愿望强烈，他们积极参加社团活动，追求自治和自主。一般中学生80％参加过社团，几乎100％有意愿参加社团。
石中英分析说，社会整体的背景和大环境的巨变，带动和影响了青少年民主意识的变化。中国家庭结构从大家族、大家庭发展为三口之家，这种核心家庭客观上有助于孩子个性的彰显，民主的要求和呼吁会加强；国家制度的变化，如问责制、听证会等的实行都会给青少年造成深刻影响。当然，目前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自由度也随之增大，自由和风险的代价越来越低，这都是重要因素。
近年来，中国政治文明的实际进程，包括广泛开展的基层直选，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很大。
成都市新都区正在进行干部公推直选的实验。区委书记李仲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成都市新都区所有的学校校长都直选了，校长层面的直选倒是对学生影响非常大。
他说，“以前新都学校的学生干部就不是选举的，而是任命的，后来，学生提出抗议，说连校长都可以直选，为什么班一干部不能选举?所以，他们的学生干部也i都选举了。”
不过，石中英指出，仍有许多青少年对民主的实质理解“很肤浅”，甚至几乎完全不懂，因此在追求民主的策略选择上有时会失当。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学者刘海波，更愿一意把青少年的民主意识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观察。
他认为，目前不少人对政治的表现呈现出两个极端：政治冷漠和政治激烈，“这两种态度都是非理性、不审慎的，不是一个成功民族的政治心态”。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青少年必然会耳濡目染成人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很可能导致民主教育言行不一，与实践脱节。”
“为了今后有更好的出路”
专家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实际上，中小学生的民主理想并非如大人们想像的那样单纯。
何天雷说：“每个学生担任过的职务都记在档案里，职务越多越高，考中学时就越有竞争力，上中学以后也更容易当干部。”
一位有l5年教龄的老师告诉记者，她刚工作时经常有家长找来，要求不要让自己的孩子担任班干部，怕影响学习。“现在正好反过来，家长都明白当干部能提高综合素质，对那些打算出国留学的孩子来说，具有这种工作经验在申请时肯定能加分。” 在前述某小学的班级竞选中，最热门的职位竟然是卫生委员。《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班所做的调查问卷显示，将近60％的孩子都认为“卫生委员”这个职位最重要。
何天雷说，“以前同学们都不太喜欢竞选卫生委员，因为每天要监督同学做值日，课间、午休不能休息，脏、累又麻烦，还常常得罪人。”
“后来老师告诉我们，卫生委员选上市级三好生的几率很大。往届有一名学生虽然没上奥林匹克数学班，但因为当卫生委员贡献大就被评上了市级三好，上了实验中学。从那以后，大家对竞选这个职务就积极了。”他说。
“有人当干部是为了给同学服务，也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也不能说不好，美国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打伊拉克吗!”何天雷说。
冯勉老师并不讳言，有些孩子有官位意识，盯着那些抛头露面、威风的职务，小队长这样的职务竞选者就很少；有些孩子讲哥们义气，有私心。
提前进入成人世界 据北京媒体报道，北京东城区分司厅小学的一个班级，干脆将例行的大队委选举变成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模仿秀”。票仓”、“贿选”、“倒戈”，这些颇为专业的名词不仅在学童中朗朗上口，而且在白热化的“选战”中一一兑现。
“原本老师看好的人选早早就被淘汰，而老师眼中非常‘散’的学生却留了下来。”这似乎是个令人兴奋的“民主教育”的样本，很能让自认为思想解放的大人们欣慰，但是一些亲身经历了“竞选”的学生却觉得“不公平”。
“我觉得能不能选上80％靠人缘。”一位落选的同学说。一位男生这样描述“随大流”投票的心态：“当竞选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我们根本顾不上想哪个同学更适合。”
成人社会的民主试验已被引进了学校，比如，北京市有几所中学实行了“处分学生听证制”。学校在给予学生处分前，必须由学生本人及其监护人、学校负责人、知情学生代表、教师代表甚至社区知情人参加听证，是否处分将综合各方意见，学校不再享有绝对权威。 但这也引起了“多数人暴政”的批评。江苏省盐城市某中学曾对一名学生的去留举行了一次“民主表决”——班主任组织全体同学投票，在“大多数学生不同意其再进班读书”的“公决”后，就将一名“差生”拒之门外。这名学生被驱逐出课堂后，在校外游荡，丧生于车祸。
小学生齐峰的考虑则更像个大人。“老师经常说，不同意的同学请举手，可是我不会举。”他说，“班主任是一班之君，一锤定音。”齐峰的父亲是大学教授，“那些研究生要是哪个敢给我爸提意见，肯定玩完。”
而大人使用的“民主技术”也被学生们加以练习。何天雷说，很多同学竞选之前都会四处打听，尽量不和实力相当的人“撞车”，游说、拉票的现象也很普遍。至于很多同学在竞选演讲时大谈自己的缺点，“那是一种策略，谁会喜欢骄傲自大的人呢!”
石中英教授指出，校园竞选中，拉选票者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大学，请客吃饭、拉老乡关系、送礼物等方式并不鲜见；有些父母也为孩子竞选跑前跑后，甚至出面请其他同学的父母吃饭；“这些现象使青少年的民主意识形成过程相当复杂。”
面对西方模式和中国国情 接受记者采访的不少老师、学生和专家都注意到了西方民主对中国中小学班干部选举的影响。 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张祖桦对于在欧美学校看到的场景印象十分深刻：课桌分散摆放，学生自由发言；小孩子经常参加慈善组织、基金会的活动，义务卖东西、做宣传。
“这些比竞选丰富得多的活动，让他们经常处在实践的氛围里，自然而然会受到教育。”他说。
对国内一些青少年更关注美国大选，而不是本国的重大政策，刘海波认为，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民主认知的表面化程度，“人们对于美国制度的理解很肤浅，美国成了民主教育的范本，这就很片面了。”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也指出：“在中小学搞民主训练不能照搬美国或欧洲模式，更不要过早地给学生 灌输哪个国家的民主是什么什么样子。民主教育更应该要贯彻一些普适的民主价值和观念，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自我选择。”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民主启蒙重在训练意识，不要拘泥于形式。“不管学生有怎么样的民主概念，公民教育应该告诉学生，他们可以自我做主，自我监督。”这位倡导全民民主与法制启蒙工程的学者，认为“民主演习”形式多样：实行简单的多数票原则，在小团体里制定运行规则，管理班费开支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校园民主也面对着城乡差距。面对居高不下的失学率和辍学率，有没有钱上学念书，是农村孩子关心的首要问题。
“在乡镇的中小学，民主选举情况就要差很多了，大部分班干部还是由老师指定，许多学生对于海选、演说闻所未闻。”石中英教授说。
“在农村，读书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最终获得城市户籍。”来自湖北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吴波说。
而在城市，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一些学校和班级，为选举而设置的学生干部职位太多，有的一个班几乎90％的学生都是干部，有媒体批评，“民主”在这里，成了“官本位”的代用语，权力意识过早进入了孩子们的心灵。
民主是校园童话吗
专家指出，热火朝天的校园选举，在学生内部实现了局部的平等与公平。而就整个学校的民主环境来看，选举更像一个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童话”。
北师大教育学专业的一些研究生，近期对中小学的教学民主进行了专门调研。问卷调查以某市中小学为样本，选择城市、农村不同区域的中小学进行，共发放问卷900多份。
调查者发现，虽然在口头上、教学理论考试中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认为“师生应该是平等的”、“学生与学生也是平等的”，但现实中更为普遍的现象却是“不平等”。
石中英教授将师生关系形容为一架“失衡的天平”。
在“请你形容一下你们老师课堂上对待学生的态度”的调查中，回答认为老师“严厉、凶狠、讽刺挖苦、伤学生自尊心”的比例达到64.4％；而形容老师“亲切、和蔼”的仅有44．6％。
对于“课堂上，学生是不是一定要服从老师?为什么?”62.3％的学生和61.1％的教师认为“一定要服从”，因为“在学校不听老师的听谁的”、“只有听老师的才能学会”(学生语)；“学生不服从老师，那不无法无天了”、“现在的学生受社会影响太深，很难管，不树立教师权威，他们就会觉得老师好说话，可以随随便便”(教师语)。
研究者据此分析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思想观念上处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教师是教学的中心”，学生处于被支配地位。
对于“老师在课堂上最常用的、最有代表性的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学生的回答中排在前三位的是：“不许说话，再乱就给我(滚)出去”，“再考不好就加倍布置作业”，“好好学习才能考上好学校，对得起你们的家长”。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机会也不平等。在全部受调查学生中，认为“教师提问优先考虑学生学习成绩”的有740人，占到了81.3％。
学生们认为，老师对待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多比较“民主”，而对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往往表扬少、批评多，对他们的意见不屑一顾，用命令代替协商。
调查还发现，教师的课堂教学基本上是以“强势”群体(即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一部分学生)的价值取向(接受程度)为标准来预设的，教师更为关注他们的课堂反应。
在这种标准下，20.9％的学生在跟上老师节奏方面感到吃力，而11％的学生只能当“观众”。“‘差生’就是这样人为造成的。”石中英教授说。
调查还显示，部分教师还因学生家庭背景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学生，如：家长有权的、有钱的、外表可爱的、与教师有特殊社会关系的学生，易于得到教师的青睐和关照。
专家们认为，这后面反映的实质问题是，应试教育仍然是主导目前中国校园的基本模式，面对升学率的巨大压力，虽然学生们普遍具有了比前几代人更强的民主意识，但民主的实践还只能是点缀。
而学校是激烈竞争社会的缩影。随着学生们的长大，他们少年时代对民主的认真，又会带上什么样的变异涂影呢?
倡导在全社会实施民主与法治知识普及工程的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一代学生成长后肯定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模式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他认为，青少年普遍具备的民主意识前景将很可观，但是在纷繁的现状下，矛盾的趋势必须加以引导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