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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妇女选举权的获得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妇女就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在第一代女参政论者频频受挫的情况下,第二代女参政论者采取了新的策略,使广大妇女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并在组织上形成了统一战线,从而赢得了愈来愈广泛的社会支持。受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影响的激进派又加强了这一运动的战斗性。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不懈追求,1920年,美国妇女最终赢得了选举权。
一、第一代女参政论者屡受挫折
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源于内战以前,但在十九世纪未能有所建树。1848年7月19日,在纽约塞内卡福尔斯召开的讨论妇女权利的会议可以说是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开端。内战结束后,在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出现了两个协会,即斯坦顿和安东尼领导的激进派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和露西·斯通领导的温和派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前者企图对国会施加压力以通过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后者希望妇女先在各州取得选举权。这两个协会不仅在争取选举权的手段上存在分歧,而且各自都有局限性。首先,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来自白人中产阶级和专业妇女而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外;其次,两个组织的领导人都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观念;最后,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过于激进,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过于保守和实用。这样,直到19世纪90年代,选举权运动还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妇女仅在四个州获得了选举权。尽管激进派和温和派在1890年合并成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但是仍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二、第二代女参政论者拓展新天地
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在新一代领导人的推动下终于走出了低谷。1900年,卡里·卡特接替了苏珊·安东尼担任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安娜·肖成为副主席。她们感到,教育妇女认识自身选举权的重要性至关重要。另外,必须在公众中树立女参政论者受人尊敬的新形象。基于此,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由过去仅仅依靠少数忠实的上层妇女转而强调大众的运动。卡特等人采取了新的吸收会员的方式,即直接参加中产阶级妇女传统的小型聚会——客厅聚会。这种方式使选举权运动赢得了愈来愈多中产阶级俱乐部女性的支持。
与此同时,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还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将苏珊·安东尼的形象神圣化了,称其为“选举权圣人”,将她尊为整个国家的楷模,从而为选举权运动增添了爱国主义和宗教色彩。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把这方面的宣传资料编辑成书赠送给公共图书馆,还成立了流动的选举权图书馆,把这些书在大学校园和教室里分发。这些活动点燃了女性追求进步和自我实现的理想,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让愈来愈多的人了解选举权运动并逐渐改变了对妇女参政论者原来的印象。
这些新斗争策略很快收到成效。1906年,成员就增至12,000人,到1910年时超过117,000人。1910年之后,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活动迅速展开,一大批富有献身精神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活跃在全国各地,通过入会、游说、广泛宣传建立了地方和州选举权俱乐部的一个稳定网络。1916年,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可以使用的预算达到100,000美元。
在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努力下,妇女选举权运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当时的改革潮流融为一体,成为进步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妇女团体在进步主义改革中不仅自己走向团结,而且也开始寻求与工人阶级、下层人士及少数族裔的联合。在贫民区社会服务站运动中,其成员和下层、少数族裔的妇女建立了一种朋友似的良好合作关系。贫民区社会服务站的工作者和妇女工会同盟的组织者格特鲁德·巴纳姆曾指出:“这些女工会成员已经学会思考和投票,她们对于选举权运动将是一个巨大的新生力量。”事实上,在劳工运动中已经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妇女正在呼吁这种跨越阶级的团结,她们希望“形成真正的姐妹情谊”。另外,黑人妇女也组织了全国性的组织和地方性的俱乐部。许多黑人领导人,包括男子和妇女都支持妇女争取选举权,因为他们希望黑人妇女通过选举权的实践有助于提升种族的水准。
就连曾反对男女平等权利的妇女俱乐部总联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到了1914年,她们中的许多人确信,选举权将有益于社会改革和高尚道德目标的实现,从而最终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该联盟作为最后一个拒绝参加争取选举权运动的组织,转而支持这一运动。
三、第三代女参政论者赢得胜利
正当美国妇女在选举权问题上结成了统一战线之时,以艾丽丝·保罗为代表的新一代妇女参政论者采取了激进的斗争策略,在选举权运动走向胜利的最后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罗和另一位激进派的代表鲁西·伯恩斯亲身参与了英国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的大示威,并受到了监禁,在狱中绝食和被强迫进食。1910年,保罗返回美国。1913年,保罗和伯恩斯加入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国会联盟,负责游说国会议员进行宪法的修订。她们对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温和以及长期以来没有实质性进展极为不满,乃设法说服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领导人,同意她们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职的前一天组织一场妇女大游行,目的是使公众认识到妇女选举权是一个紧迫的全国的改革问题。保罗等人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了指挥部,展开了争取修正联邦宪法的咄咄逼人的院外活动和公开宣传。当伍德罗·威尔逊3月3日到达就职地点时,许多参加就职典礼的人都跑去看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大游行去了。5000名游行者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力。1916年,以保罗等人为首的激进分子成立全国妇女党。她们在白宫外组织了多次“静站”,打出了尽快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旗帜。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特派被爱国主义所感召,和政府合作,督促妇女为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1917年,政府在国防委员会下设立妇女委员会,目的是在男性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号召妇女为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保罗等人则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她们反对由于战争转移妇女争取选举权的目标,在白宫外的“静站”的规模扩大了,旗帜上也出现了“威尔逊皇帝”和“民主应从家里开始”等反战口号。政府出动警察进行袭击,和妇女发生直接冲突,抢走并毁掉旗帜,解散“静站”队伍。从1917年到1919年,在妇女党组织的纠察线和各种各样的示威中,警察逮捕了500名妇女,其中168人被监禁,刑期从几天到几个月。妇女党的激进分子上了政府的“颠覆破坏分子”名单。被监禁的妇女在狱中团结一致,以绝食来抗议对她们的非法逮捕和虐待,狱方只好实行强迫喂食。当被监禁妇女在狱中被强迫进食的情景曝光之后,政府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快了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步伐。许多妇女积极投身于各种工作领域,得到了公众的高度赞扬。这样,解决妇女选举权的政治时机终于成熟了。1918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次年6月,获参议院批准。1920年8月,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经36个州批准之后成为宪法的一部分。美国妇女最终赢得了争取选举权斗争的胜利。
一、第一代女参政论者屡受挫折
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源于内战以前,但在十九世纪未能有所建树。1848年7月19日,在纽约塞内卡福尔斯召开的讨论妇女权利的会议可以说是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开端。内战结束后,在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出现了两个协会,即斯坦顿和安东尼领导的激进派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和露西·斯通领导的温和派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前者企图对国会施加压力以通过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后者希望妇女先在各州取得选举权。这两个协会不仅在争取选举权的手段上存在分歧,而且各自都有局限性。首先,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是来自白人中产阶级和专业妇女而把工人阶级排斥在外;其次,两个组织的领导人都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观念;最后,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过于激进,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过于保守和实用。这样,直到19世纪90年代,选举权运动还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妇女仅在四个州获得了选举权。尽管激进派和温和派在1890年合并成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但是仍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二、第二代女参政论者拓展新天地
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在新一代领导人的推动下终于走出了低谷。1900年,卡里·卡特接替了苏珊·安东尼担任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安娜·肖成为副主席。她们感到,教育妇女认识自身选举权的重要性至关重要。另外,必须在公众中树立女参政论者受人尊敬的新形象。基于此,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由过去仅仅依靠少数忠实的上层妇女转而强调大众的运动。卡特等人采取了新的吸收会员的方式,即直接参加中产阶级妇女传统的小型聚会——客厅聚会。这种方式使选举权运动赢得了愈来愈多中产阶级俱乐部女性的支持。
与此同时,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还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将苏珊·安东尼的形象神圣化了,称其为“选举权圣人”,将她尊为整个国家的楷模,从而为选举权运动增添了爱国主义和宗教色彩。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把这方面的宣传资料编辑成书赠送给公共图书馆,还成立了流动的选举权图书馆,把这些书在大学校园和教室里分发。这些活动点燃了女性追求进步和自我实现的理想,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让愈来愈多的人了解选举权运动并逐渐改变了对妇女参政论者原来的印象。
这些新斗争策略很快收到成效。1906年,成员就增至12,000人,到1910年时超过117,000人。1910年之后,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活动迅速展开,一大批富有献身精神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活跃在全国各地,通过入会、游说、广泛宣传建立了地方和州选举权俱乐部的一个稳定网络。1916年,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可以使用的预算达到100,000美元。
在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努力下,妇女选举权运动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当时的改革潮流融为一体,成为进步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妇女团体在进步主义改革中不仅自己走向团结,而且也开始寻求与工人阶级、下层人士及少数族裔的联合。在贫民区社会服务站运动中,其成员和下层、少数族裔的妇女建立了一种朋友似的良好合作关系。贫民区社会服务站的工作者和妇女工会同盟的组织者格特鲁德·巴纳姆曾指出:“这些女工会成员已经学会思考和投票,她们对于选举权运动将是一个巨大的新生力量。”事实上,在劳工运动中已经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妇女正在呼吁这种跨越阶级的团结,她们希望“形成真正的姐妹情谊”。另外,黑人妇女也组织了全国性的组织和地方性的俱乐部。许多黑人领导人,包括男子和妇女都支持妇女争取选举权,因为他们希望黑人妇女通过选举权的实践有助于提升种族的水准。
就连曾反对男女平等权利的妇女俱乐部总联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到了1914年,她们中的许多人确信,选举权将有益于社会改革和高尚道德目标的实现,从而最终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该联盟作为最后一个拒绝参加争取选举权运动的组织,转而支持这一运动。
三、第三代女参政论者赢得胜利
正当美国妇女在选举权问题上结成了统一战线之时,以艾丽丝·保罗为代表的新一代妇女参政论者采取了激进的斗争策略,在选举权运动走向胜利的最后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罗和另一位激进派的代表鲁西·伯恩斯亲身参与了英国妇女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的大示威,并受到了监禁,在狱中绝食和被强迫进食。1910年,保罗返回美国。1913年,保罗和伯恩斯加入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国会联盟,负责游说国会议员进行宪法的修订。她们对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温和以及长期以来没有实质性进展极为不满,乃设法说服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领导人,同意她们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职的前一天组织一场妇女大游行,目的是使公众认识到妇女选举权是一个紧迫的全国的改革问题。保罗等人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了指挥部,展开了争取修正联邦宪法的咄咄逼人的院外活动和公开宣传。当伍德罗·威尔逊3月3日到达就职地点时,许多参加就职典礼的人都跑去看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大游行去了。5000名游行者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力。1916年,以保罗等人为首的激进分子成立全国妇女党。她们在白宫外组织了多次“静站”,打出了尽快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旗帜。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特派被爱国主义所感召,和政府合作,督促妇女为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1917年,政府在国防委员会下设立妇女委员会,目的是在男性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号召妇女为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做出贡献。保罗等人则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她们反对由于战争转移妇女争取选举权的目标,在白宫外的“静站”的规模扩大了,旗帜上也出现了“威尔逊皇帝”和“民主应从家里开始”等反战口号。政府出动警察进行袭击,和妇女发生直接冲突,抢走并毁掉旗帜,解散“静站”队伍。从1917年到1919年,在妇女党组织的纠察线和各种各样的示威中,警察逮捕了500名妇女,其中168人被监禁,刑期从几天到几个月。妇女党的激进分子上了政府的“颠覆破坏分子”名单。被监禁的妇女在狱中团结一致,以绝食来抗议对她们的非法逮捕和虐待,狱方只好实行强迫喂食。当被监禁妇女在狱中被强迫进食的情景曝光之后,政府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快了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步伐。许多妇女积极投身于各种工作领域,得到了公众的高度赞扬。这样,解决妇女选举权的政治时机终于成熟了。1918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次年6月,获参议院批准。1920年8月,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经36个州批准之后成为宪法的一部分。美国妇女最终赢得了争取选举权斗争的胜利。